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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李慎之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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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李慎之整人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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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经验值: 5282
文章标题: ZT李慎之整人 (596 reads)      时间: 2005-12-22 周四, 上午3:03
作者：资料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东柏坡记事


发布日期： [2004-11-5 10:57:25]
□沈容（北京）

●沈容:江苏人，1922年生，初中时期开始做抗日地下工作。后在中央大学读外国文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任编译。曾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翻译。建国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副处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厂导演、首席责任编辑。“文革”后，任广东电视台台长、北京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

刘邓大军在准备过黄河南进时（编者注：刘邓大军渡黄河在1947年7月），考虑到渡河以后进入新区的艰险，司令部决定把所有的女同志除医务人员和电务人员以外，统统撤退到后方。我也在撤退之列。

那时，新华总社已从延安撤出。在太行一个叫陈家峪的村子又成立了新华社，称临时总社。新华社必须靠近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转移到了西柏坡，总社就从陈家峪搬到东柏坡。社长是廖承志，编辑部主任是石西民。我到了陈家峪临时总社，石西民见我穿了一件军装，瘦瘦小小的个子，以为我身体不行，被部队赶回来了，就叫我到另外一个村子去休息。那个村子住的都是带着喂奶的孩子或身体不好、不能工作的女同志。我说我撤退到后方是来工作的，我想不到石西民也“歧视”女同志。经不住我死缠硬磨，他就叫我到外文部去。

外文部的主任叫陈适五。他看了我一阵，那样子好像是说：从前线回来的女兵，能干这工作吗？他说：“你是分配来外文部的？”我说：“是。”他就拿出一份塔斯社的英文消息稿让我译。那是一张方桌，他坐在一边，让我坐在他对面。他大概是要看我译，他在校对别的稿子。在所有外国通讯社的英文消息稿中，就数塔斯社的最容易译了。这好像又是一次考试，我顺利通过了，留在外文部工作。

那时新华社的国外消息都是由报务员收听电台，用手抄下来的，错漏甚多。初看时的确不好认，我们叫它“天书”。习惯了可以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出抄错的地方。还有一个方法，是知道电码。如“滴、达”，即一短一长，是A。“达、滴滴”，即一长两短，是B。知道这，也容易看出抄错的地方。

新华总社当时的业务部门除总编室外有解放区部、蒋管区部、国际部、口播部以及外文部等。就数外文部人数多。除了陈适五夫妇，从延安来的还有肖希明等好几位，以及从华北联大来的年轻人，还有李慎之的夫人张贻。我们的工作也比别的部门重。天不亮就要起床，点上油灯翻译一批消息，供国际部上班时用，然后才吃早饭。晚饭后一般都在外面散散步，或洗洗衣服，做点家务。天黑，点上灯，我们又得坐下来译。工作紧张，同志们相处极好，日子过得很愉快。

新华总社搬到东柏坡以后，同中央所在的西柏坡相距约六七里路。

这时，我们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节目，就是每逢星期六女同志都到西柏坡去参加中央的舞会；男同志不能全部去，是发票去。

西柏坡的舞会在一个像打麦场那样的空地上举行。乐队是拉二胡。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空地，一头是首长席，放着藤椅、茶几，茶几上有茶、香烟。其他三面都是条凳。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坐在首长席的藤椅上。我们随便坐在条凳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我和其他同志一样，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跳起舞来，我们都愿和新华社的同志跳，或和其他跳得好的人跳，比如周恩来。我也和朱德跳过舞，他跳得很好。我和外文部的女同志，跳舞时总要绕到首长席那边转一下，随手拿一根香烟做出要抽烟的样子，转过身就把香烟放在口袋里，把香烟带回办公室给大家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烟少人多，只能轮着一人一口。轮到谁，谁都会憋足劲猛抽一口，一根烟三两个人就抽完了。

在舞会上，还有一件使我们觉得有趣的事是刘少奇找王光美跳舞。王光美那时常穿一件雪白衬衣，外加一条蓝色工装裤，在我们一伙女同志中很突出。刘少奇总是从首长席走到斜对角王光美面前，鞠一个躬请王光美跳舞。这在这种舞会中是少有的礼节，所以显得特别有趣，甚至很好笑。我们从东柏坡到西柏坡要走几里路，爬一个山头，晚上回来还要摸黑走山路，但那时我们年轻，又没有别的娱乐，所以从不放过这样的舞会。

后来，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了。廖盖隆和他的情人、李普的妹妹李蓬茵，坚持要去祝贺。经不住他俩劝说，我和李普一起去了。新房很简单，外面是会客室，放了几张板凳、一张藤椅。廖盖隆代表我们两家说了几句祝贺的话，刘少奇送我们每人一包骆驼牌香烟。不久，廖盖隆和李蓬茵也结婚了。那时每逢同志结婚，同志们总要千方百计送点小礼物，一块手帕，一双袜子，那时都是很贵重的礼物。新婚夫妇，都把这些礼物放在新房里展览。王光美也来参加了廖盖隆和李蓬茵的婚礼，她送的礼物最特别，是几个避孕套。

我在临时新华总社和我的同乡吴小为曾被人称为“红白干事”。因为我们是单身，李普在前方，吴小为还没有结婚。遇到有同志要结婚了，总是我和吴小为去老乡家号房子，打扫房子，布置新房。石西民的妻子吴伟早产了，生下的孩子太小，是我和吴小为轮班为小孩换热水袋暖身子。有一次三位女同志同时生孩子，医生蔡乃平忙不过来，又是我和吴小为去帮忙，给炭盆添炭，烧热水等等。还有一次有一位叫陈野静的女同志，婴儿死在肚子里，送医院来不及了，蔡医生当机立断，决定用手把婴儿拿出来。她叫我当助手，让我按着产妇的肚子和身子。没有麻药，产妇痛得哇哇叫。大冬天，只生了一只炭盆，我紧张得一身大汗，棉袄都湿透了。我不敢看，蔡医生最后确认死婴没有遗漏才结束了手术。产妇终于得救了。听说她后来身体很不好，但这次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我的同学蒋琳琳，改名魏琳，她当时也在临时总社。她是第一个英语广播员，由美国人李登白辅导，后来和李登白结了婚。她怀孕后，要流产了，又是我自告奋勇送她去医院。医院很远，她是用担架给抬去的，我是走去的。谁叫她是我的同窗好友呢。

我对所有的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我觉得别人对我也很亲切。谁知就在这时，我遭到了自入党以来第一次群众性的批判。

1947年在平山召开的党的土地会议之后，在农村搞起了群众运动，在机关里也进行了整风。外文部的整风重点竟落在我和石风两人的头上。对石风的批判，大都是关于作风问题。对我的批判，主要同家庭出身有关。有的说我是个大小姐，有小姐派头，盖两条被子等等。我心里想，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要改造，我认账。说我盖两条被子，那也不是大事。你们盖的是五斤的棉被，我的棉被两斤一条，加起来比你们还少一斤。

最使我受不了的是李慎之和他妻子张贻对我的批判。日本投降后我调到八路军办事处当翻译，李慎之进新华日报接替我的工作。张贻这时又在外文部和我同事，有这一层关系，我们就时不时在一起聊聊天。李慎之夫妇对延安来的人十分看不惯，说他们没本事，对人不热情，还吃中灶，他们夫妇俩吃大灶（我那时也吃中灶）等等。我那时并没有那些感觉，因为我和李普一到解放区就去了部队，部队的同志对我们特别热情。因而到了后方我对延安来的同志也觉得十分亲切。

不料到了整风的时候，李慎之竟把他们自己的看法一股脑儿说成是我说的，还给我扣了一个帽子，说我挑拨离间。李慎之当时在国际部，竟还跑到外文部来给我提意见！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这样造谣、诬蔑、中伤一个一向和他们很好的同志。他们是两个人，我独自一人，有口难辩，有的同志听他们这样说，就加重了对我的批判。我伤心透了，也无心工作。一个人坐在房里，对着火盆直流泪。我想，我从入党以来无论是做地下工作或在新华日报、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以及部队，同志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同志。怎么现在我竟被说得一无是处了，我想不通。

这时，我们外文部主任陈适五走来了。他在我对面坐下对我说：“别哭，没什么了不起。延安整风的时候，开了两千人的大会斗我，怎么样？还不是过来了。”他的话对我精神上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因为他是我的领导，是老延安。他的几句话使我从极度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我开始考虑我的检查。我的检查是真心的。我没有承认那些诬蔑我的话。我检查的大意是说我有优越感。在旧社会，我是大小姐，大学生，比穷苦的人有优越感；到革命队伍，因为16岁就参加革命，在年轻人中又成了老革命，又有了优越感等等。

对李慎之夫妇，从此我是怕了他们，再不敢和他们来往了。解放以后，我也不和他们来往。就是在某些宴会上，或某种聚会中，遇到了，我也是敬而远之。有一段时间，李慎之常常给李普来电话，有时也来我家找李普。想起当年的事儿，我总无法热情接待他，也不参与他们的谈话。我承认他有的文章写得很好，有精辟的思想，也承认他有学问，但是我认为他缺少的是德。我不愿和“缺德”的人来往。李普欢迎他来我们家是李普的事，我不反对，更不干涉。

李慎之去世了，在对李慎之一片赞扬声中，我写这些，似乎不合拍。但是我认为做人，德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还是写下了。更重要的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有他的缺点，在我看来是很大的缺点，我很不喜欢他，这一点我也不隐讳。

对陈适五，我一直真心诚意地感激他。解放后，他一度被派到德国当记者，我们还保持联系，他曾送给我小女儿一个洋娃娃。他被打成右派，我感到十分意外。他是受丁（玲）陈（企霞）案株连被打成右派的。他的冤案平反后，有一次我邀请了所有过去在外文部工作的同志来我家聚餐，陈适五是主要的客人。我和李普都对他十分敬重。我惟独没有请李慎之的夫人。陈适五那天特别高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临时总社的整风，不仅整下面的同志，也给领导提意见。对廖承志同志提的意见也不少，主要是说他太爱开玩笑，太随便，不像个领导。廖承志为人随和，爱开玩笑。他总叫我小姑娘，叫一位广东籍的同志小广东。每逢有人结婚，他总送一幅漫画。李蓬茵和廖盖隆结婚，他画的是头部有点像李蓬茵和廖盖隆，下半身像麻花一样缠在一起，谁看了都要捧腹大笑。廖承志在作整风总结时，讲到最后，他说：“同志们说我爱开玩笑，我告诉大家，当我临终的时候，我一定要讲完一个笑话之后再跳进棺材。”他的话又引得哄堂大笑。我很赞赏廖承志的作风。这正说明他为人豁达、没有架子。30多年后，我又一次在他领导下工作，他还是叫我小姑娘。

大约在1948年冬天，郑州等城市解放了。总社让一批丈夫在前线的女同志先南下，于是我结束了在河北东柏坡临时总社的生活。我和田蔚（王匡的妻子）、陈涛（顾文华的妻子）、陈文珍（张铁夫的妻子）、黄寅（陈笑雨的妻子）结伴，到了郑州。

今年（2004）春天，我和李普以及其他几位同志到西柏坡参观，重游旧地。原来的西柏坡、东柏坡建了水库，已经处于库底。现在的这两个“坡”是重建的，在我看来是面目全非了。当然这不是伤感，建水库是好事。我看到一片空地上种了几行树，安了一张石头的圆桌和几个石头的圆墩。我特意请同行的胡海同志为我们在那里照了一张像，我记忆中那该是当年跳舞的地方。

（原文6500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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