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
加入时间: 200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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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共史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共史注：不管中国大陆对待外国移民是好是坏，外国移民都不能对中国平民施暴。欢迎异见者反驳。
中越边境“难民村”现状调查：越南难民想当中国人
2004年08月27日19:23深圳新闻网
中国还有约30万印支难民
当地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有关规定，很多难民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加入中国国籍的资格和条件。《国籍法》规定：父母无国籍或国籍不明，定居在中国，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但是，“越南不承认，中国也不承认，这些人的身份问题就悬着了，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决定的”。
“这个‘难民村’并不是边境上唯一的‘难民村’。”云南省一熟悉难民事务的官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外交部的网站上也有这样一组数据：“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先后接收28.3万印支难民,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接收印支难民最多的国家。”
联合国难民事务署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受难民署关注的难民及子女接近30万人，大部分是1978年至1979年被越南当局驱赶到中国来的印支难民。
记者从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了解到，中国政府按照“一视同仁，不予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为在华难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和必要的就业机会，扶持和鼓励难民发展生产，提高自食其力的能力，促进其在安置的过程中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为大部分印支难民及其子女发放了居民身份证，但是并没有给予他们中国国籍，还有一些连身份证也没有发放。
让越南难民成为国民？
难民问题由来已久，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目前，国际上解决难民主要通过归化和遣返的方法。中国政府对难民的态度是先启动自愿遣返，把愿意回去的送回去，再把愿意留下来的归化入籍。从1991年至1997年，中国政府实施了在华老挝、柬埔寨难民的自愿遣返。3500多名老挝、柬埔寨难民返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家园，从而使在华老挝、柬埔寨难民的问题得到永久解决。
对于在华越南难民，作为调解中间人的联合国难民署表示，愿意传达中越双方的声音，但是，越南既不愿意让“难民村”这些人留在中国，也不接受难民署的调解，且坚持这是中越两国之间的事情，应由两国政府解决。这使中国方面难以对越南的不明朗态度给予明确回应。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近30万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难民的“身份悬念”，是始终无法绕过去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政府早日给予他们中国国籍。”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一位官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在香港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越南难民问题。当时香港政府决定向越南船民、难民发放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并提供综援金、公屋时，曾经引起部分香港市民的异议。但实践证明，解除对难民长期封闭的管理，让他们投身社会、自食其力，成为在正常社会环境和法制约束下遵纪守法的社会公民，是解决难民问题最简捷可行的办法。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编辑:叶青
我们渴望归宿──生活在中国的越南难民们
人民网>>生活>>生活报道>>生活写真2001年10月29日09:55
杨治宜
据有关资料记载:1978至80年代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批印支难民涌入中国，共达28万人之多。中国政府紧急安置了这些难民，除了云南省外，他们还被安置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联合国难民署迅速配合中国政府开展了救援工作，从1979年底至1994年，共发放了8500万美元的无偿救援款，兴建了一系列难民生产生活急需的工程项目。
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记者来到云南省安置难民最多的地区──金平县进行了采访。这些难民当中有的已经在中国繁衍了后代。年轻一代的难民甚至已经不再掌握他们的母语。但是在他们身上仍然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联合国难民署认为中国是相当人道主义的
云南省现有四万五千名难民，他们或者生活在专门的国营农场，或者像金平（孟力）桥乡的难民那样分布在农村。与其他国家相比，联合国难民署认为中国的难民安置方式是相当人道主义的，尤其是国营农场的难民生活状况据说十分良好。但是这些难民的国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难民署的官员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叁种方式，或者自愿遣返，或者归化入籍，或者转到第叁国安置。1991至1997年，根据中国和老挝政府签订的《关于遣返在华老挝难民的议定书》，3000多老挝难民分17批十分顺利地返回了家园。一些柬埔寨难民也在中国政府和难民署的帮助下自愿遣返。
知情人士声称，像金平那样没有身份的难民只是个别现象。事实上，我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时也是依照《难民公约》规定，大多数地方都为难民暂时发放了身份证，登记了户口，使得他们能够像中国公民一样享受教育、工作和婚姻的机会。
难民一般靠种玉米、养猪维持生活
攀枝花秧口村位于云南省金平县（孟力）桥乡，全村人口200多，其中180余人是1979年至1981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逃亡到中国境内的越南难民及其后裔。这些难民以蓝靛瑶为主。村民们自己选举的村组长和副组长都是难民。
当我们在一大群孩子的簇拥下，找到村里的副组长李团忠时，这个精壮的汉子正在磨镰刀，准备第二天上山割草。他告诉我们，村里一般人家的经济收入都是靠种点玉米、香蕉，养猪养鸡凑合着。附近农村都实行承包责任制了，难民的土地不多；李团忠家五六亩地，一年收一两千斤玉米，都是喂猪用的。并且由于附近冶炼厂的污染，今年玉米、香蕉的收成都不太好。又因为没有电，猪饲料都得手工剁，也喂不了几头。
夜幕很快就降临了，李团忠家亮起了电灯，虽然极其昏暗，甚至看不清桌上的菜。一边吃饭，李团忠一边告诉我们，电是村里人自己凑钱发的，一共只有两个小电机，按股份点灯泡。虽然一台电机才300多块钱，可穷的人家连“一个灯泡”都点不起。李家算好的了，点了叁个灯泡，还有一台黑白的17寸电视，1987年买的。隔着公路，对面的人家里也有一台，每天晚上，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幼便聚集在了李家。
这里曾实施“难民就业”工程
这里的难民中多数人都只是在种植园里帮工，每天收入只有十块钱。
第二天早晨，我们见到了村组长李文。他才26岁，也是瑶族。李文一年只能挣千把块钱，包括种地和打临时工，要养活这个叁口之家并不容易。他是村里走得最远的人之一。1993到1995年期间，他曾经在昆明的一家制鞋厂打工。他说，是民政局的人带他们去的，叫做什么“难民就业”工程，省民政厅组织的。金平县一共去了20多个年轻人，试用了叁个月后，每人每月工资是105块。厂里80%都是难民，来自金平、河口、马关、富林、麻栗坡、西畴等五六个县，1993年共有100多人，1994年达到200多人。因为经营不善，厂子1995年就倒闭了。李文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金平。
人均年收入少于本地居民
桥头街边村所属的桥头村委会管辖着13个自然村，其中有6个是难民村。据村委会主任陆正勇介绍，本地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800多元；难民土地少，比如桥头街边村，人均占有土地2亩，是本地人的1/4，打工收入也比本地人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多元。而且，由于难民们没有土地承包权，本地人常常与他们争夺土地，这种情况下只能请乡里依据有关管理办法进行调解。
21岁的李小河，十五六岁就和李文一起去了昆明做皮鞋，回来以后呆了一两年，1999年又去了弥勒县彩色理石厂打工。这也是一个“难民就业”工程。他说，在那里，难民工人一个月只有叁四百块钱。厂里23个工人，难民有7个。李小河在那家工厂干了一年，应该得到的工资是叁千多，但至今还只拿到一半。
芭蕉林村还没有人上过初中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总是有一大群孩子围绕在我们身边，尤其是摄影师身旁。李文说，村里大多数孩子只读到小学叁四年级，中学学费太贵了，第一个学期就要花四五百块钱，因此村里至今还没有人读过中学。孩子们上学的地方原本是秧口村附近的难民小学。一年学杂费虽然不多，但也得40来块钱，对境况不好的人家已经是咬牙坚持了。只有一年级、一个老师，老师不会说普通话，用方言教学，一年级基本的汉语拼音便不教了。即便如此，这所小学也不能维持，今年就要被撤消。孩子们只有到4公里以外的小马店小学去上学。几岁大的孩子，4公里坎坷的山道，路途遥远，来回不便，伙食费又要增加。
至于上中学，大家摇头笑着说不可能。乡里虽然有一个（孟力）桥难民中学，是联合国难民署拨款修建的，难民孩子入学也得达到一定分数，学杂费也一样，一年大概叁四百块。据乡干部介绍，学校里难民孩子有40个，占全校总人数的8.6%，远低于难民占全乡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在桥头街边村，我们遇上了一个叫杨玉梅的女孩，13岁，在乡里的中心小学读六年级。这或许是采访中我们见到的最有“学生气”的孩子。她说，自己就读的班级有30多个人，自己的成绩还不错，期末考试平均功课有80多分。杨玉梅想上中学。
难民主要是瑶族和壮族
有关官员声称，虽然难民已经在我国生活二十余年了，但目前尚未出台一部关于难民管理的成文法规或条例。
（孟力）桥乡原称难民管理区，近几年才改称乡，金平县的难民主要都生活在这里。乡里设了一个难民助理员，专门管理难民事务。难民们也有自己的户口登记，据统计，全乡共有难民村19个，572户，2965人，主要是瑶族和壮族，也有苗族、彝族、哈尼族和汉族。
秧口村的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却能自力更生建立起一个小小的水电系统。在到达秧口村的第二天上午，我们随两位村组长爬下800米深的谷底，查看他们村仅有的两台小电机。电机300多块钱一台，而“拉大电”一户人家就得出800块钱，他们用不起。电机有专人看守，给的报酬就是允许他家免费点一个灯泡。水管则是联合国难民署80年代的时候援助修建的。
二十年中开展了一系列救援工作
据有关资料记载，1978至80年代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批印支难民涌入中国，共达28万人之多，其中91%的逃离者是华裔。中国政府紧急安置了这些难民，除了云南省外，他们还被安置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联合国难民署迅速配合中国政府开展了救援工作，从1979年底至1994年，共发放了8500万美元的无偿救援款，兴建了一系列难民生产生活急需的工程项目，比如我们在攀枝花秧口村看到的灌溉水池、饮水系统、（孟力）桥难民中学等。由于难民署特有的救急原则，到了1994年大多数难民已经具备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后，援助工作便主要采用了周转金的方式，也就是说把无偿拨款变成了贷款，并且确认贷方有能力按时还贷，把归还的贷款转化为新的投资，以促进难民生产自救的能力。1994至1999年，这一笔资金总额达780万美元。
我们前面提到的李文及其他难民曾经工作过的制鞋厂和彩色理石厂，便是用难民署的周转金兴建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北京青年报》2001年10月29日
从丹东说到北朝鲜
曹小跟（中国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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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人祸连着天灾，为了活命不饿死，朝方先是用废钢废铁换粮食，以后就整个机器设备搬过来，不要大米只要玉米，这样换得多一些。显然是有组织行为。再往后是原木、矿石、水产品……。入夜江上的走私活动开始了，交易铜，金沙和别的东西，后来发展到假钞，毒品。
中国提出抗议后收敛多了。同时人员外逃一年多过一年，朝鲜边防军开枪打、放狼狗、埋地雷，仍挡不住饥饿的人群。中国边防抓住送回去，那边用刺刀穿锁骨拿铁丝穿一串，后来为了节约只用半尺多长的铁丝穿掌心，双手合拢铁丝穿过后拧成死结。受难者每每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每每把中国边防的新兵小战士吓得够呛。他们问长官这是怎么回事？当官的无法回答这种纳粹集中营里都没见过的刑罚，而且是发生在边界交接的时候，押回去以后还不知下一步怎么收拾他们呢。
这些事在国际社会是广为人知的，只有关内的亿万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媒体从来不报道，也是不敢报道。怕人们产生联想，这些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就出在伟大的兄弟党、兄弟国家手里。
当然，私下里中国提出了严肃的抗议，一般的说朝方是给中国面的。２００２年外逃人数达到八千余人，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回去不枪毙了，但要判刑，每天给一个窝头二两重，但要干重活，许多人几个月就死去了。至于听到的集中营里惨不忍睹、耸人听闻的故事，因得不到相互印证不往下说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里的真实情况不会亚于当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可那是德国日尔曼人对犹太人异族之间的行为，而这里干的可是对待自己同胞呀。
有些情况可以佐证，举个例子，鉴于难民潮的主要通道是在图们江长白山一线（难民过来后可就地依托朝鲜族同胞得到一些救助），公安部下拨专款在图们市外高速公路口旁的山坡上修建了专用的朝鲜难民收容转运站（归吉林省边防总队代管但真正的领导在北京），粉红色的围墙有两层半楼高，从外部看扣除办公警卫用房最多容纳七、八百人，但实际上经常是一千多人，由吉林省各地抓来的朝鲜难民都押送到这里集中，体检、治病、甄别、学习，更重要的是了解情报，在号里不能抽烟，饭吃得饱，据说质量还可以，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国际收容所。
管教人员态度不错，没有打骂，把人提出来到审讯室点上烟聊吧，朝鲜男人普遍爱喝酒，不行再上白酒，什么都说了。很多人表示希望到韩国去或去西方国家，也有更多的人坚定的表示要求留在中国，无论去那里，干什么活都行，但没有一个人愿被遣返回去。他们许多人的哭诉和悲惨遭遇深深的感动了看守和审讯人员。
看守被麻疲了，终于爆发了一千多人的“炸狱”，他们把一个看守骗进号里捆起来当人质，与狱方谈判三个多小时反对遣返，他们提出的条件（留在中国安置或去第三国）狱方无法答应，最后只好无情镇压了……。随后自然是强制遣返。
这两年据说不穿铁丝了，但回去后的首要程序是要交代对中方说了什么，在交代中免不了大刑伺候。在长期的逃亡与遣返的持久战中，仍有上万的人实现了胜利大逃亡，其真实数字将永远是个迷。成为一个社会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由于延边地区和其它朝族自治县实行了严格的连坐政策加大了打击力度，这样就把逃亡的“蓄水池”变成了“转运站”。这个“转运站”是被社会科学研究遗忘的“角落”，本来是可以出几个博士生的，因为“转运站”的水太深了，有当地人的地下组织，有韩国人的地下组织，有欧洲的×权组织背景，也有中央情报局，比当年抗日战争中的“５１号兵站”，比“胡志明小道”复杂多了。
对此中央高层又气又恼，一直拿不出系统而有效的良策（这个良策我们下岗职工可以拿）。朝鲜边防军是能花钱买通的，韩国有“阳光政策”的人道主义援助，“转运站”地区实际上是远早于“六国会谈”的“六国会谈”，或叫对朝和平演变的第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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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环球报道：平安夜，朝鲜偷渡者在延边
http://www.rednet.com.cn2003-01-0110:12:06红网
2002年12月24日晚上，平安夜。数千朝鲜族基督教徒和汉族教徒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的基督教大教堂分开礼拜，庆祝他们自己的宗教节日；同时，延吉以及延吉周围还有很多朝鲜偷渡者存在，他们有的正在冰上跨过中朝边界期待另一种生活，有的在韩国人的地下教会中受到保护，有的在歌厅中隐姓埋名，有的成为农民的妻子，有的则被关押在国际监狱等待遣返。当天，《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顺着他们的路线，体会了他们的旅途。
厚厚的冰面“方便”偷渡
图们江特别是图们附近的江段，是最方便偷越国境的地方。图们江最浅处只有没膝深，可以趟过来。12月的图们江，气温低于零下20度，江面结了厚厚的冰，这更方便了偷越国境的行为。
12月25日，记者从图们江的中国一侧下岸，在厚厚的冰层上“散步”，冰冷的天气和冰面冻坏了双脚。身后，中国边防军在岸上跑步训练，经过时对记者笑着提醒，“对面就是朝鲜！”
和6月份记者初次来这里的境况不同，由于天气太冷，朝鲜边防军由当时的百米一个暗岗(躲在草丛中)，变成现在的大概一里地一个明岗。站在远远的冰面上，可以看到朝鲜军人烧着火堆取暖。不经意间，记者一直走到离图们江朝鲜一侧江岸很近的地方，再多几十步就能进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却没有看到朝鲜军人来制止可能导致“非法出入境”的行为。空荡荡的江面上，除了记者的脚印，还有一串脚印横穿江面，脚印的背后是朝鲜，脚印的前方指向中国。
解放军边防部队的一位军人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现在每天从漫长的图们江边境逃过来的(朝鲜百姓)不下10人，很令人头痛。因为上面有命令必须阻止偷渡，但又不能使用武力。
粉红色的“收容审查所”
在图们越境的朝鲜人必须经过“延吉——图们”高速公路才能进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或者转道其他城市，因此，高速公路和主要公路的出入道口都有边防军站岗。6月份记者初来这里的时候，每一辆过往车辆都必须接受检查，汉族人必须说几句汉语，朝鲜族人必须出示身份证，外国人则必须出示护照。半年之后，这里的紧张程度看起来大大减轻了。记者在几个城市之间搭车、坐车，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司机告诉记者，在6月份的时候，因为刚刚集中发生沈阳、北京闯馆事件，所以才查得特别严格。
虽然最近道路检查放松，但只要非法偷渡过来的朝鲜百姓被查到，结果只有一个———先收容后遣返。粉红色的建筑“延边边防收容审查所”就在图们往延吉去的高速公路入口。附近加油站的值班军人因为在这个审查所搭伙，更了解一些情况。他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此监狱是中朝边境惟一暂时关押朝鲜非法偷渡者的监狱，里面条件不错，可关押几百个人，每天最少抓进三四人，这些非法偷渡者是从全国各地送到这里的。
记者采访了收容审查所的隋所长，他很热情地帮助记者联系边防部队的领导申请参观采访，但是没有成功。
延边严格的罚款制度
朝鲜偷渡者即使成功地躲避边防军的路卡，来到了延吉和其他城市，也要面临很大的困难。6月份，记者曾在延吉采访过偷渡到中国已经4年的李喜善小姐，她是浴室的按摩师。6个月后，记者再来寻访她时，李喜善小姐已经不知踪影。浴室的负责人和领班都不承认李小姐曾在浴室工作过，但又暗示这些人流动性大，无法知道她的去向。
一个当地司机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现在基本上不可能有朝鲜人还能在城市里生活。因为检查严格，一旦被发现，是允许朝鲜偷渡者打工的店主和收容他们的人都要被罚款。这样的罚款制度在延边自治州的各个城市都有，图们的田小姐还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7月份，图们各街道居委会要求每个家庭签订这样的协议：1)保证不收留任何朝鲜人，男性家长亲笔签字；2)一旦发现，收容者罚款1000元，举报者奖励500元，提供线索者奖励100元。
在这样查身份证制度和罚款制度之下，朝鲜偷渡者很难在城市生存，只能去周边行政管理弱的小镇和农村，但这些地方依然充满被发现的危险。在汪清市走访一家歌舞厅时，里面的人向《21世纪环球报道》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10月10日左右，一位自称“金梅子”说朝语的女人要求在歌舞厅打工。因为特别缺人，所以店主就收留了她。她的汉语很差，只会说“不知道”，接待的客人也都是朝鲜族人。所以周围人感觉她是朝鲜人，虽然她工作很努力，为人也很礼貌，但终于还是被举报了。10月22日，警察来到她的面前，让她拿出身份证，她笑了笑，就被带走了，以后再也没她的消息。
当地人介绍，歌厅、浴室和餐馆遍布延边地区每个城镇乡村，女性提供三陪服务相当普遍，也是偷渡过来的朝鲜人的最可能的选择之一，因为这种工作隐蔽性好，给警察抓到的机会少。
此外，很多朝鲜女性也通过嫁给当地农民换得在中国的生存。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州，很多乡村完全是朝鲜族村庄，朝鲜女人在其中只要不被举报发现，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旦成为人妻，也自然会得到当地村民的保护。因此，大多能长期留下来的是女人和孩子，男人因为所有能获得工作机会的地方查得都很紧，所以很难长期立足下来。
韩国地下教会依然支持偷渡者
有些朝鲜偷渡者得到了韩国人开的地下教会的支持，有的整个家庭都在中国生存了下来。记者和延吉当地某村的韩国教会一起过了圣诞节，牧师带着在场的韩国基督教徒为一些家庭加入教会祝贺。宋牧师(化名)是这个教会的创立者，他对《21世纪环球报道》表示，延吉及周边地区有很多地下教会愿意收留朝鲜人，但随着当地政府管理日趋严格，他们收留的朝鲜偷渡者越来越少了。
延吉合法的教会严格地接受政府管理。延吉教会负责人全统一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朝鲜族人口占延吉市人口的47%，朝鲜族人口中，基督教徒比例却高达70%，来合法教会参加礼拜的有1.4万朝鲜族人。不过，他认为其中没有朝鲜非法偷渡者，因为他们不会做任何违法政府规定的事情，至于那些韩国牧师办的地下教会，是和中国教会无关的。
在本报6月关于朝鲜人偷渡和闯馆的系列报道中，都指出一些国外非政府组织和韩国基督教会是朝鲜人偷渡背后的组织者。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基督教在韩国的势力很大，由于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基督教和天主教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认为朝鲜人也是同胞，鼓励他们来到韩国并且由此加入基督教。历次闯馆的朝鲜人转道去韩国，机场都有韩国基督教青年会等基督教团体迎接。
新华社12月6日的报道说，中国启动“3·16行动”，利用82天的时间走遍东北3省、内蒙古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逮捕了70名朝鲜偷渡者、18名协助偷渡者和72名藏匿者。吉林省法院从12月6日起对帮助朝鲜人偷渡的韩国人崔奉一牧师等18人进行审判。
中国把他们看作“经济移民”
12月，美国负责难民事务的共和党参议员SamBrownback以个人身份访问了延吉、图们，并且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他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会见了延吉、图们、珲春这些中朝边境重镇的市长和其他官员。
在回答《21世纪环球报道》提问的时候，SamBrownback也承认这些朝鲜偷渡者在中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只是他依然希望中国给予他们难民的地位，并且允许联合国难民署的人进行调查。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的美国官员ShielaPaskman也表示，按照国际对难民问题的规定，只要中国把他们定义成“难民”，那么最终支援他们的钱，大多将由联合国出，也就是美国可能为此买单。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历次对朝鲜人偷渡和闯馆问题发言时，都表示，中国虽然自己不是很富裕，但也从上世纪90年代起接纳了很多朝鲜人，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中国把他们看作“经济移民”，而不是带有政治意味的“难民”，中国反对某些组织利用这些偷渡者冲闯在华外交机构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2002年12月27日，外交部长唐家璇还出席了朝鲜驻华大使崔镇洙举行的新年庆祝活动，加深了中朝之间历史形成的友谊。
在经历了多次朝鲜人冲闯外国驻华外交机构之后，记者观察到，北京警方对使馆区的保安措施进一步升级，干道之外的使馆区街道被封闭，使馆周围的铁丝网过渡到铁栏杆，重点国家使馆门前也再度加强了警力。但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闯馆事件的再度发生，12月17日，两名朝鲜人先是上午11点冲闯马来西亚大使馆失败，然后下午3点闯入德国学校，要求避难。
(稿源：21世纪环球报道)
(作者：安替)
(编辑：莫晓)
作者：中共史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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