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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茉莉[“波兰革命”的中国后遗症]想到[第二次掠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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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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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胡安宁按]
随着[公民议政]的"第二次结束"(两次都是垮在MCX及那个夺权急先锋TBQ手中),
这十年来我推动实践的"对话"也临近无疾而终,逐步解密的一天快要到来了.
这件事的"鲜克善终"虽然可以归罪于美东美西坏份子的破坏,前中国人权主
席的不争气,但总体而言却是大中小气候一系列事件恶性互动的自然结果.
今日读到茉莉发来的[“波兰革命”的中国后遗症],难守"让我安静一会儿"
的初衷,因而仅就一个主题,来展开点议论.
我是十年前提出"第二次掠夺论"的,所涉的并非仅仅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
是全体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中国各民族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八年前,
这意见为时任民联阵自民党主席的王策所接受,后来由此衍生的"对话互动策",
又为时任21世纪基金会主席杨建利所接纳.严格说来,98组党潮以浙江王有才
为代表的"筹备申请路线",也是"对话互动思维"的产物.然而,这二王一杨都
在"98北京小阳春"中身陷囹逜而全盘失败,其中教训值得总结.现在,我欣慰
地看到,海外"政党联席会议宣言"已把"反第二次掠夺"列入.然而,策略路线
仍然不明.
王炳章/彭明所代表的"暴力革命"既被MCX定为"冒险/盲动","对话互动"又
被目为"叛徒/内奸投降路线",那么就只有"等待大庆典"了.然而,大庆典并
非凭空而降,物质力量要积累,和平转型的物质承担者更须有人去组织为物质
力量;这就要正确估量形势,寻找突破口和杠杆,选择正确及时到位的策略.
众所周知争议很大的法轮功问题和"统独"等选项,就是在这情况下提出来的.
近年"郎咸平旋风"所提出的问题,也还是个"第二次掠夺"的问题,但却派生出
诸多争议.譬如:吾人当依靠工农民工还是"中产阶级"?是国退民进~国进民退
的"资社之争"还是法治/公正之争?江朱的"资产阶级专政"与胡温的"无产阶级
专政"间,有多少老百姓的活动空间?民富国强科学发展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
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中共的"16届五中全会"只留下更多的困惑,而朝野的"
对话互动"又为"两岸和亲互动"所取代,则"和平转型"的曙光又在哪里?
于是我想到[“波兰革命”的中国后遗症],其中若隐若现地提到了来自下层的
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茉莉写道:"作为中共开明派，胡耀邦显然是以
正确的态度认识团结工会，他认为民主是世界潮流，应该给人民更多的自由，
以避免团结工会式的集体反抗。"可是,上层的决心(甚至"分化")全来自于下层
的推力,正象没有"四五运动"就没有"金秋十月"一样.
中国当前的"民运",应当就是"公民维权运动".要维权,就须有形,这就要工会农会.
可共产党是把任何"异己"的组织都打成"邪教",无所不用其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
快的.知识阶层无法接受"黄天当立"的那套,海外中国人权又变成"美国人权",HK
的中国劳工还为美国劳联产联"代言",这就是今日大陆维权运动变成"能量的熵"
的原因.
犹忆西太后尚且插手"杨乃武小白菜案"来整肃吏治,可今日中共在太石村的联手
镇压,却是在主动堵塞空口奢言"法制"的和合们的和平合法维权之路.和谐的基准面何在?!
于是问题又回到这里:被千夫所指的李敖所疾呼的以法律为武器的抗争,
究竟是对还是错?假如一切法律救济社会不公之路都被共产党颟頇堵死,
岂非只有"非法抗争"才能实现修恶宪改恶法的"法治之路"?!象是怪圈,象是悖论.
那么,兜了一个圈子,问题还是回到先要有言论/新闻及出版的自由,即维护公民权(即人权)
上来.可网上最最激进的"民运之友",就连建立个"网络保护联盟"也不干,连雅虎公然
违法出卖客户资料的恶行都不能同害敌忾地去抵制......
口水手淫派可以休矣.
理论也许早已变成再三咀嚼过的馍,现在的问题却在操作.
从"捍卫网络法权"开始,从太石村做起,而后才能谈得上"团结工会"!
[附件:茉莉正文]
“波兰革命”的中国后遗症
——写在团结工会成立25周年
茉莉
波兰团结工会的胜利是历史上激动人心的一页。8月31日，波兰人民举行盛大节日仪式，庆祝团结工会成立25周年, 欧洲各国纷纷前去祝贺。对于欧洲，波兰团结工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就，它促使了苏东阵营的最后解体、柏林墙的倒塌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垮台，带来了东欧民主化的新潮流。欧洲人因此把1980年兴起的团结工会运动称为“波兰革命”。
但是，波兰革命对于中国的影响，却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课题。回顾近二十几年来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沮丧地承认，由于中国共产党错误地吸取了团结工会运动的反面教训，造成了八十年代以来改革潮流的逆转，以致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停滞，当局实行更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
◎ 赵紫阳一句话透露出的信息
在一篇题为《叩访富强胡同六号》的文章里，作者记录了2004年夏末访问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一次谈话。住在那个苍凉静谧的破旧小院里，赵紫阳（作者称之为“老爷子”）多年耿耿入怀的，仍然是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
赵紫阳说：“搞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是下决心的，他看到中国穷，他要发展经济。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是富国强兵。他多次说，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就有钱壮大军事力量，我们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他希望中国强大。我和他共事这么多年，经济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警惕。“
为什么邓小平如此警惕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认为这是因为他喜欢高度集权。在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邓小平特地打电话来对赵紫阳强调：“你可不要有三权分立的意思呀！一点影子都不要有！”
一般认为，邓小平是曾经有过体制改革的愿望的。例如后来经常引用的一段邓小平的讲话，说：“制度好，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要变坏。”但赵紫阳认为，邓小平“即使想过改革政治体制,但当他看到波兰团结工会闹大了,出了问题,认为不能搞了。”
这一句话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早在八十年代赵紫阳执政时，波兰团结工会的壮大就给当时干政的中共太上皇带来了惊恐。本来就缺乏政治改革意愿的邓小平，在团结工会胜利之际，使用强硬的手段，封杀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一切可能。
◎ 波兰革命影响了中国“六四”
几年前，我在华沙和波兰人民一起纪念“六四”10周年。当时，我惊讶于世界历史上竟然有如此的巧合：1989年6月4日，当中国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的时候，却是波兰人民欢庆他们获得选举权利的日子。“六四”的悲剧震惊了东欧，它促使东欧人民更坚定地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下去。
在八九学运时，有大学生提出向波兰团结工会学习的问题。团结工会运动兴起的起因很简单：1980年8月，格但斯克市列宁造船厂的一名女工抱怨食堂肉价上涨，因此被开除，此事引发了工人中长久郁积的不满，在瓦文萨的领导下，船厂工人罢工抗议，进而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罢工示威活动，波兰一千多万工人加入了抗议的行列，迫使政府坐到谈判桌前，不得不同意工人代表提出的21项条件，签订“格但斯克条约”。8月31日，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成立，标志着共产党政府第一次在人民意志面前让步。
从八十年代起，中共就一直在观察和研究波兰团结工会。早在1985年，胡耀邦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出：为何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却受到了工人群众的反对？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讲，又具有怎样的教训？而对中共来讲，又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胡耀邦还警告说：倘若完全由执政党包办“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国“团结工会”也是可能发生的。
作为中共开明派，胡耀邦显然是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团结工会，他认为民主是世界潮流，应该给人民更多的自由，以避免团结工会式的集体反抗。但是，中共保守派却从反面吸取了团结工会的教训，他们认为，当初波共同意召开圆桌会议，与政治反对派团结工会等组织进行对话，这个让步是错误的，这个口子一开，后来的种种“恶果”就成为不可避免。
于是中共决定不给中国反对派开任何口子，他们以铁腕回答要求民主的人们。一九八九年学生游行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其实并不过分，应该是当局能够包容的，但当局却出人意外地采取铁血镇压的措施。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因素之一，就是团结工会在波兰的发展令中共惊心，他们因此把天安门广场出现的“高自联”、“工自联”等组织视为大忌，必欲彻底铲除之而后快。
在胡平的文章《法拉奇再访邓小平──虚构的对话》中，就在虚构中再现了中共保守派要把任何独立组织扼杀在萌芽中的决心。当著名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指责邓小平“派坦克压死和平的民众，追捕二十岁的孩子们到天涯海角”时，邓小平并不懊悔自己杀人杀错了，只懊悔自己杀人杀迟了。法拉奇不明白为什么邓小平对学生“如此温和的要求都不能容忍”，邓小平提到高自联和工自联，说他们是独立的组织，“像波兰的团结工会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开这个口子。”
◎ 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兰经验的借鉴
十五年过去了。今天，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反思波兰团结工会给中国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官方的喉舌在党课中，一再强调“从东欧共产党的跨台来深刻认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性。”他们总结波共在策略上一错再错，最后导致垮台的教训，指出“亡党必然亡国”的危险。为保住共产党的江山，他们继续不顾一切地压制人权。
而中国民间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思考和借鉴，则是可喜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波兰知识分子在团结工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在波兰访问时，一位原团结工会的老战士、退休的英语教授博古斯拉夫先生曾经指着华沙街头的咖啡馆告诉我，那里过去是波兰知识分子经常聚会讨论的地方。尽管波兰人自嘲说他们有吵吵闹闹的传统，但波兰知识分子无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一。按照米奇尼克的说法：“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者一边的。”
为支持工人运动，波兰知识分子奋不顾身、前赴后继。一九七六年，他们看到许多被政府指控的工人孤立无援，于是成立“保卫工人委员会”（KOR）。当KOR的主要成员被逮捕，另一个知识分子团体“批判的知识界”迅速组织起来，支持罢工工人。促使波兰知识分子全力以赴帮助工人抗争的原因，既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民主的追求，也有摆脱苏联控制的愿望和宗教的因素。
比较而言，今天处于弱势的中国工人情况更加悲惨、更无助。由于中共使用比波共更严厉的高压手段，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性，加上近年来当局对知识分子的拉拢收买政策，现在很少有人关注工人状况。此时，重温波兰革命从维护工人经济要求开始走向全民自由的经历，对中国黯淡的现实，是一个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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