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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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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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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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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五）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上节贴出后，网友none先生笑话我是“纯忽悠”，令我哑然失笑：所谓海外精英，完全成了居住在文明黑洞里的井蛙，海外方七日，国内已千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孤陋寡闻到了令人扼腕的地步，还要以自己的无知笑话别人介绍的常识。
其实连我党自己现在都开始承认历史真相了。这里原文照抄由《解放军报》办的“中国军网”刊载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专辑中某篇文字的有关段落：
【为了“消除互相间的猜疑”，稳定两国关系，苏联政府曾先后于
1931年12月、1932年11月、1933年1月，多次建议日本缔结苏日互不
侵犯条约，但都被日本政府以“时机还不成熟”为由加以拒绝。
1936年，苏日关系急剧恶化。8月，广田内阁把北进政策列为日本国
策。《帝国和外交方针》明确指出“目前把外交重点置于粉碎苏联
侵犯东亚的企图，特别消除军备上的威胁，阴止赤化的扩展。”11
月，日本和法西斯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产国际的
旗号下，对苏联构成包围的态势。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进”的声浪日高。法西斯
德国在英法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加快了侵略步伐，国际形势的变化，
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有利时机。1938年5月，近卫内阁改组，7月，
朝鲜驻屯军在位于临近朝鲜的中苏边界的张鼓峰挑起武装冲突。同
月，日本参谋本部下达的《战争指导要点》规定，“要尽快抓住结
束(对华)战争时机下一期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1939年5月到8
月，关东军在中蒙边境制造了诺门坎事件，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军
事挑衅。日苏关系空前紧张。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苏联的远东战略作了必要的调整。一方面，本
著“以打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打击”的原则，对日军两次大规模武
装进攻给予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
助，以牵制日本的“北进”。1937年8月，苏联同中国政府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给“日本蛮牛的颈项上插入了第一支利箭。”
同时，在物质、财政和军事人员等方面扩大了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这一时期苏联对日本仍然奉行避免冲突、力争和平相处的方
针。苏联拒绝在英美不参加集体行动的条件下单独对日本进行制裁。
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曾说过，“苏联不可能也不会独自加入中国
一边，只有作为集体安排，获得其它大国的支持下，才会采取行动。”
1939年秋，苏日关系发生新的转机，开始由紧张对抗转向缓和妥协。
诺门坎战斗的惨败和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给日本的北进政
策以沉重打击。8月28日，在一片混乱中日本内阁改组，出现了“停
止原定的政策，另行制定新政策”的呼声。9月1日，德国发动对波
兰的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0年，德日意三国同盟的建立进一步形成对苏联的夹攻态势，苏
联的战略地位严重恶化。1941年春，德军大量东调，德国对苏联的
武装进犯已箭在弦上。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西方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
德国，苏联在东方迫切要求稳住法西斯日本。这一时期苏联采取了
两个重要行动来改善其远东战略地位。
第一，进一步援助中国抗日斗争，防止日蒋媾和。“积极利用中国
来对付日本人”，使日本陷于中国战场而无力北上。
第二，利用日本南进的意向，缓和日苏关系，通过缔结双边条约来
束缚日本的行动。 】
这就是登载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办的网站上的历史介绍文字。上面两条说得无比清楚：斯大林生怕日本人北进去打苏联，便千方百计挑拨中日关系，防止中日媾和，拼命把日本这祸水引向中国，让中国人民去为他们顶灾。而这就是３０年代爱国愤青发起席卷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国际背景，其国外策划人是斯大林，而国内煽动者和组织者则是中共。
这就是为许多人至今称道不已的苏联在抗战初期援助中国的真实动机。诚然，苏联是抗战初期唯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这种援助根本不是什么“无私”的，而是包藏深远的祸心。军网文章已经把这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是为了“‘积极利用中国来对付日本人’，使日本陷于中国战场而无力北上。”
连白吃都能看出来，既然要如此坑人，那当然就只能援助中国抗战。中国坚持得越久，日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要是中国一触即溃，那无非是两种结果：要么日本迅速占领全国；要么政府向日本投降。无论是哪种结果，战争都会迅速结束。日本人挟战胜余威，自然又会去动西伯利亚的脑筋了。所以，这援助是非给不可的，最理想的结果，就是让中日永远缠斗下去，斗个两败俱伤，老毛子则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而这恰好是事变真实发展的结局。斯大林当然是人类几千年才出的一个恶魔，不过他也确实是世界级的战略家，中日当时根本就没有相当的人才。
记得过去思云和我辩论，说美国没有想像的好，援助中国是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我当即反驳说：历史不问动机，历史只看后果。世上没有无私援助，西方国家的援助都是出于本国国家利益考虑的。只有深受我党“大公无私”的蛊惑宣传毒害、至今无法摆脱的同志，才会去因为人家有自己的利害考虑而否定人家的恩惠，毫无理由地离间中美民间感情。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尽管斯大林包藏祸心，把中国当成挡刀的替死鬼，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他仍然还是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帮了中国的大忙呢？
其实我抨击苏联，认为它和倭国一样是中国世仇，正是鉴于客观效果作出的判断。
国人的一个思维定式，就是听信我党鬼话，认定日寇从一开头就制定了灭亡中国的计划，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至今还动不动把“田中奏折”亮出来，动不动就引用“如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其实倭人哪有这般深谋远虑？所谓“田中奏折”已经为日本学者证伪，那理由非常有力，我记得有一条是其中使用的话语根本不符合倭庭上奏的规矩，另有若干事实错误，也是首相断不会犯的。最可疑的还是，该件只有中文译本，从未见到过倭文原文。因为这些原因，中国检察官曾在东京法庭使用该证言而被法庭驳回，我觉得那是应该的。
至今相信田中奏折真实性的人能提出的最有力“论据”，就是说后来事态发展，证实倭人一步不差地展开了那奏折上描述的战略计划，世上还能有什么证据，能比这更有力地证明它的可靠性？
其实那正好说明了斯大林的厉害：他指示特工炮制出来的假情报，成功地煽起了中国民间对倭人的猜疑与仇恨，反过来又刺激日本军阀，使得双方陷入恶性互动循环，最后导致中日全面对抗，以致本来是走向不明的中日苏三角关系按他的设计发展，倭国军阀本来可北可南、毫无通盘规划和深谋远虑支配下的布朗运动，被他巧妙地纳入了自己设计的轨道。这种阴谋诡计本身就够令人骇然了，不意过了半个多世纪，那诡计还在愚弄许多中国学者！
我实在不明白，咱们上了人家的恶当，被人家当猪头卖了，为何至今还要子子孙孙感激涕零，一代接一代地帮人家数钱？
我知道，忠党爱国的同志们又要说我“忽悠”了。其实我早在《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引发的与赵无眠的辩论中就反复指出：日本是战败国，除了细菌战档案被老美捂下来之外，什么档案都公开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为何找不到全面侵略征服中国的战略计划？九一八事变是中下层狂热军官的密谋，上层并不知情，事后只能追认既成事实。而全面侵华战争则连个明确的战略意图都没有，完全是被动因应事态发展的一系列随机事变，和后来日本在南洋发动侵略战争之大手笔完全是两回事。
这结论就是：中日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蒋公千方百计避战备战的战略是无比英明的，乃是贫弱的中国可以采取的唯一正确战略。但战争不幸没有避免而提前爆发，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灾难，罪魁祸首就是斯大林及其走狗中共。
当然，斯大林的罪恶用心，不能株连到来华助战的苏军人士身上去。据我模糊记忆，苏联一共派了约３０００名“志愿”空军人员来华助战，在武汉保卫战中立下了卓越功勋，鲜血洒在了中国上空，还曾轰炸台湾机场，导致倭国空军遭受惨重损失，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感念在心的，但不能因为这些，就忽略了老毛子刻意让中国陷进巨大的民族灾难。
【还没吃午饭，少歇片刻，诸位回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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