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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国政治平稳转型的途径--与王力雄先生等关心的人士共同探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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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政治平稳转型的途径--与王力雄先生等关心的人士共同探讨（上）   
徐建新






加入时间: 2004/07/05
文章: 157

经验值: 1627
文章标题: 中国政治平稳转型的途径--与王力雄先生等关心的人士共同探讨（上） (325 reads)      时间: 2005-9-24 周六, 上午8:39
作者：徐建新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政治平稳转型的途径
--与王力雄先生等关心的人士共同探讨（上）

徐建新（江西）




附录：《王力雄：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的途径（公民半月谈系列讲座）》部分内容


引言：

从英国、美国、欧洲等国历史包括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历史来看，民众自己进行完全的 地方自治，却不能够决定中央政府的政治状态，是一个相当可以、很稳定、能够安定地 延续比较长时间的政治状态。既有利于民生、国家的长治久安、未来的自由民主化，也 对中国共产党有利。

一、缘起

在关天茶舍看了王力雄的《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的途径》，公民半月谈系列讲座记录稿 后，由于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政治平稳转型的途径，对于王力雄清楚阐述的四个问题： “大坝僵局”、“政党乱局”、“胜负定局”、“清算结局”，我认为要么存在疑问、 要么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重要性不高，或者是有办法解决的，关键问题其实不在于那四 个问题。对于中国政治平稳转型的关键问题和解决办法，我去年的文章《政府执政能力 问题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平稳过渡到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做了阐述，本文可 以说是从另外的思路进行论证和补充讨论，请读者对照阅读。

王力雄所说的“大坝僵局”是：“民主的表达方式必然是一种得寸进尺的，只要给它开 了一个口子，就必然会不停地扩张。把专制权力比作大坝，中国的大坝是没有闸门的， 水位涨高的时候，只能不停地继续垒坝，严防死守，如果这个大坝出现一个小的缝隙， 挡不住就会越冲越大，最后一溃千里。”

其实中国的“大坝僵局”并不存在。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理性渐进地推动政治自由民主 化的力量小，但不自由民主产生的恶果极其严重，民怨沸腾，在政治、经济、治安、教 育、卫生、医疗等各方面都很明显，实行自由民主化能够带来的好处很大，而且越来越 明显。例如温铁军在《李昌平的悲剧和胡温的难题》中说：“平均每天报到中央的大型 的群体性治安事件，象包围政府、堵塞交通、掀翻警车等等，中央平均每天接到两位数 以上，一年这样的事情大约在六万起左右。”而且共产党的历史欠债很多。当然，可以 肯定王力雄的下列估计是正确的：如果突然全面开放新闻自由和组党自由、实行民主直 接选举，确实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几十个到几百个的政党，出现大众、媒体和精英 三者互动，比赛着通过抨击反对共产党来树立形象等而趋向极端，当然，这种情况一旦 出现，胜负早就可以判断，最终结局必定是全面清算中国共产党。

二、中国大陆实行地方民主自治是逐步自由民主化的核心，此方案的巨大优点和困难

王力雄所说的四个问题，前提都是中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民主化的巨变，但是，中 国能够出现时间相当长的稳定的逐步自由民主化阶段。国民党人依照孙中山先生的“军 政、训政、宪政”设计思路（时间拖得太长，远远超过孙中山先生的设计）在台湾早就 走通了一条平稳转型的道路：通过长期的地方自治而最终全面自由民主化。因此，如果 大陆也这样做，王力雄提到的这四个问题应当不会出现。在我看来，很明显，共产党人 完全能够在不全面开放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即禁止自由组党，只放开农民自由组织农 会和NGO的情况下（是否开放工人或农民工自由组织工会，很难说，可能会在试点后确 定），逐步、全面实行地方自治。地方民众的自治，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是自由民主 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或者说是萌芽，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也应当在2006或2007年进行乡镇 长的直接选举，2007年进行县长、考核长、人民监察委员包括监察长的直接选举，2010 年或2013年进行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甚至直辖市）的行政长官、考核长、人民监察委 员的直接选举。当然，如果这个时间表推迟一年，也还是正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一般会小心不要让自己被选下去，注意争取民心包 括约束下属。参加乡镇长、县长等直接选举的非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十分清楚自己几 乎没有正式的组织资源，又缺乏舆论资源，力量很小，而共产党的力量很大，唯一可以 依赖的是多年努力所创立的声誉人望或非正式的相互之间通过各种关系和联系所建立的 人脉，因此，在地方自治的直接选举中，独立候选人就不会当众通过煽动反对共产党来 树立形象，应当会是以理智、有能力、负责任的形象出现，以求当选。而普通百姓平常 必须忙于自己的生计问题，若没有许多人的重大利益被伤害，激起民愤的事情，或没有 领头者在背后组织安排，一般是没办法形成强大势力和组织主动与政府对抗或长期对抗 的。这样，中国的自由民主化一开始就是走在理智、负责任的道路上了，应当不会出现 “广场效应”和“政党乱局”等问题。

当然，这样做，可以预计，独立候选人要依靠自己的声望，甚至要借重家族的力量，家 族势力的影响恐怕会进一步加强。而且，由于候选人（特别是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还 要依靠广泛的人脉，因此必须实行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支撑乡绅自治，实行信息全 面公开化，实行权力分立并相互制约，而且还必须实行土地私有化以减少官吏们侵占民 众利益并获取重大利益的机会（民众所拥有土地的贱买贵卖是地方政府收入和官员非法 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否则，当选者为了再次当选等个人利益或行使权力更有效果、 方便等原因，有可能利用权力把所掌管的大量公共资源不正当地给予一些有关系者，这 样，进行直接选举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剧腐败和效率低下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国民党几乎是很顺畅地走通了的道路，共产党不一定能够同 样轻松自如。关键在于能够使得国家长治久安也能够延续共产党统治的几件重大事情， 共产党做得让民众很不满意。首先是国民党一直执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使得官吏数量 和官吏腐败都被控制在一个还不错的限度中，但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行五权宪法（现在也 没有进行省、直辖市级的试点），仅仅十几年，官吏太多、官吏腐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 重，这导致或加剧了中国许多重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出现了一个政治经济的恶性循环 ，官逼民反，群体性的暴力事件大幅度增加，我曾经看过的一个网上帖子说， 1993年 到2004年，群体性的暴力事件从大约六千多件增加到了七万多件，从前面提到的温铁军 在安徽某县的演讲来看，应当是真实的。而且中国出现了一个极度可怕的预示治乱循环 的征兆：能够代表中国农田土地价格的土地转包租金在不断下降中，2003年秋季突然出 现了粮食价格急剧上涨。

在土地的起点公正与执行公正规则方面，当年国民党在台湾是采取赎买地主土地的办法 ，平分土地，并降低租金，实行的是公正的政策，获得了民众普遍拥护并尽可能地减少 了对经济以及对个人的伤害。但共产党人的“打土豪、分田地”充满了血与火的暴力， 当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历史欠债还会产生影响，但可以肯定因为已经是久远 的过去而不重要，那段历史留下了现在很重要的遗产：土地使用权是平均分配的。但因 为土地的所有权没有分给个人，带来了两个重大问题。（张五常认为产权关键是： “一、私有的使用权（有‘权’私用，但不一定私用）；二、私有的收入享受权；三、 自由的转让权。”没有所有权无关紧要。张五常没有想到，它有两个重大缺点，）中国 的情况已经证明了：一是由于所有权的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中国的官吏有极大权力， 导致了个人运用这三权都容易受到限制或破坏，官吏却能够因此获得利益。二是这些还 导致了使用权的再度调整等问题，导致了个人的短期行为等，对土地等资源的破坏性开 发，生态系统的破坏严重，而且浪费大，而我国是人口最多，人多地少的国家。与这些 问题密切相关，新近产生暴力拆迁问题对国家和社会都产生了极大伤害。拆迁之所以成 巨大问题，常常是地方政府不是执行公正的规则，是劫贫济富。中国的拆迁纠纷是一个 大难题，任何地方都有漫天要价的人，因为这样的阻碍就影响公共利益是不应当的，所 以，拆迁争议最终由法院裁决解决是很好的办法。但这至少要求县级进行民主选举，司 法独立，才能够保障司法公正。

教育上的起点公正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土地的所有权分给个人，不能够再进行无偿 调整的情况下，教育上的起点公正能够让刚踏入社会的青年有一技之长，自己谋生并成 为对自己、家庭、社会负责的公民，这一点对实现自由民主和制度的良好运行，怎么强 调重要性都不过分。因此，必须首先确保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资金投入，而且，未来的 发展趋势应当是普及免费的高中和职业教育。但在这方面，政府的教育投入始终太低下 ，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的数字，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GDP的 2%。而且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由于六四问题和官员、制度等问题，水平低下， 中国产业提升转型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大障碍。

医疗卫生方面是特殊的起点公正，在这方面，中国的缺陷是明显的：政府资金投入太少 ，而且这些资金投入的分配也不公正，城市人少但获得的份额多，乡村人多但获得的份 额太少。

总之，中国共产党历史欠债不少，能够加固国之根本，化解民众不满，使国家长治久安 的事情做得不好，问题很多，民众有“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的说法，逐步实 行地方自治，难度很大。但不实行地方自治并逐步化解民众不满，就更不行，现在官吏 太多，腐败严重等问题继续发展下去，一旦危机累积到总爆发，就是天下大乱，军阀混 战，血流成河。

当然，国民党当年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也存在巨大的问题和困难：首先是国民党在大 陆全面失败，是败逃到台湾的，而且共产党人统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在朝鲜与世界上 最强大的美军打成了平手，而且，国民党统治台湾也有一个二二八血案问题。

三、解决办法讨论

从目前的“科学的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提法，以及取消农业税、宣布2006年开始 在农村逐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等来看，我估计新的中央集体是在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民 众的教育、医疗、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一步步地做，如果是这样，即向政府保障起 点公正和执行公平规则的方向努力，那也不错。

但是，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共产党不把土地、房屋的所有权公平地分给个人，这是 能够让城市居民和农民都满意的事情，也是让共产党很得民心的事情，尤其是在粮食涨 价的情况下。这也是能够大幅度提高平稳过渡机会的办法。当然，土地、房屋的所有权 分给了个人，征地拆迁的难度就大幅度上升了，官员的政绩表现、搞工程包括房地产的 回扣、地方政府的收入等都会下降，做这些事情的难度上升。利弊如此明显，共产党人 真的看不出来？如果说是因为什么意识形态的理由不把土地、房屋的所有权公平地分给 个人，也不成立。

以中国的现状，在整治腐败，整顿吏治、裁减官吏，减少吃喝消费、公车消费、旅游、 出国等行政等开支，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医疗、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的同时，把 土地、房屋的所有权分到个人，尽快在农村逐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并推行全面的 县、乡两级地方自治，能够相互促进，取得更好的效果。地方自治有两种办法，一是完 全的地方自治，即民众自己选举官员和代议士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二是部分的地 方自治，即一些由地方民主选举产生，一些由上级任命，如法国大革命前城市部分议员 由省长任命，部分议员民众选举产生等。

从英国、美国、欧洲等国历史包括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历史来看，民众自己进行完全的 地方自治，却不能够决定中央政府的政治状态，是一个相当可以、很稳定、能够安定地 延续比较长时间的政治状态。既有利于民众、国家的长治久安、未来的自由民主化，也 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原因当然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由民众投票授予，能够比现行的制 度使他们更好地为地方民众负责。地方政府直接面对民众，了解当地情况，制订规则、 具体执政等对民众生活影响大，民主自治能够更公平，效益明显，有利于地方治理、有 利于地方民众生活和中央政府的威信，而中央政府远离地方民众，中央的法律、规则甚 至命令等基本上是一般性的、抽象的，要靠地方政府执行。

根据网上所知道的消息，在取消农业税后，共产党会在2006年给予适当补偿的情况下大 幅度裁减乡镇机构人员，这是让民众为共产党以前执政的遗留错误付钱，应该进行，但 不能够让民众反复为共产党的错误付学费。需要与此同时或这样做后应当立刻进行全面 的乡镇自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乡镇长的办法，依靠民主避免乡镇官吏再次膨胀，而且 ，这些乡镇干部被裁减后将从事服务业等各项行业，将被迫也应该能够成为各行业的专 业人士，他们熟悉县、乡政府机关的规定、办事程序包括利益关系、政府运行机制等， 再加上农民自由组织农会的力量和乡村中小学教师的力量，也许能够在制约乡镇官吏方 面起重要作用，而且，通过乡镇自治，如果留下的乡镇官吏真正成为了民众的公仆，这 对中国乡村在各方面的发展都能够起推动作用。

在利益多元化的这个时代，只有民主自治制度能够整合各方力量，把各方面的各种利益 追求和冲突引导到利国利民的道路上来，并得到公平执政的结果。在给予适当补偿裁减 乡镇官吏后，如果不迅速实行乡镇自治和县级自治，地方政府官吏还是老爷，能够通过 合法伤害权和各种办法制造障碍来获得利益，伤害民众利益，那么官吏数量将迅速回升 ，而且这些被裁减的人得到的补偿是有限的，坐吃山空，就会在不长的时间后又产生重 大问题的。可以肯定，如果这些被裁减的人成了被欺压的老百姓，他们当过官吏，在当 地有人脉，有威信、有组织资源即地方领导力量，那就会引起或明或暗的许多重大问题 ，如群体性暴力冲突加剧等。这样，中央花了民众的一大笔钱的结果是民众不满意（官 员数量和腐败不久又迅速上升了），被裁减的人不满意（重新当官吏要花钱）可能都是 小事情。历史上，李自成就是被裁减的驿卒，在我的记忆里，满清裁减漕运人员，其中 不少人变成了土匪。所以，尽快实行乡镇、县两级地方政府的直接选举（地方自治）， 让地方官吏为民众负责，减少各种吃喝消费等行政费用、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腐败， 为民众创造良好的创业和发展环境，是对地方民众和官吏负责，也是对被裁减的人员负 责。

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依据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状况、经济、社 会、民情风俗等情况，安排制度、推行政策，确保得到公正的结果。在去年的文章中， 我曾经担心在乡村精英纷纷进城的情况下，乡村缺乏道德高尚、目光远大的乡绅，缺乏 足够的约束乡镇、县地方政府官员的力量来保证得到公平的结果。农会或许缺乏理性的 领导，中小学教师一般缺乏地方政治、经济经验，但乡村中增加了这些当过乡镇官吏的 老百姓，也许就加强了有行政经验、讲求实际的制约力量。

最近网上还透露，温家宝总理说，几年内将进行乡镇的民主自治。这个消息总比看不到 乡镇民主自治的一点影子好，但是，我觉得步调缓慢了。由于中国的地方，县级政府是 乡镇的主导，所以，乡镇自治一旦推行，县级自治就必须在一年内进行。村、乡镇主要 是由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经验不足的农民组成的，他们大多很难理解制订公正规则、制 度包括政务信息、资金使用信息情况公开等的重要性和意义，因此，村、乡镇自治是很 艰难的，出现各种问题乃是非常正常的，难于运用好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这四大民权是毫不奇怪的(我不喜欢中国流行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这些术语，这些术语很空泛，缺乏易于理解、可操作性强的特性)，当然，民主自 治本来就是在实行中学会的。而一个县里面，一般会拥有一定数量受过良好教育、有经 验、道德高尚的公民，幅员又不算很大，相互联系、了解比较容易，县级自治很可能收 效更明显。中国未来的地方自治是以乡镇自治为中心还是以县级自治为中心，最好是让 民众在行动中自己决定，从台湾的情况看，可以预计应当会是以县级自治为中心，推行 县级自治才能够得到良好收效，因此，必须尽快进行县级自治。而且，这对于凝聚人心 （让民众满意、知识分子保有希望，对共产党有信心并有耐心接受共产党稳固国本、长 治久安的政策，并为未来的自由民主化选择逐步打扎实基础）、发现人才（县比较大 ）、提供上升空间让有政治雄心的人有奔头等有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乡村政府欠债几千亿，县级政府欠债恐怕也不少，部门、个人利益纠结复杂已经 变成在目前政治体制下完全不可能解开的死结的情况下，中国是在艰难环境中实行地方 自治，实行全面的县、乡两级地方自治，意味着采取新的制度，把制度的根本点从对上 级负责改为实现公正，对地方民众负责，在制度上引入新的政治力量，即民众自由组织 的农会、工会，包括NGO等，应该能够为解决巨大债务问题提供良好制度和政治力量环 境。

总之，推行全面的县、乡两级地方自治是目前最不坏的办法，裁减乡镇机构人员，意味 着时间更加紧迫。如果不进行县、乡两级地方政府的直接选举，这件事情有变成乡镇、 县未来危机的极大可能。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三年内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先实行加固国本的一些政策，包括两 三年后再实行地方自治。问题在于现在的情况是民众遭遇的重大灾难不少、各种痛苦不 少、民怨沸腾，这个体制是导致这一切的重要原因，不改革这个体制，无法从制度上、 利益格局上保证资金用于这些方面，不被挪用，可以预计结果是推行的速度慢，而且收 效不大。二是加固国本的一些政策与乡镇、县的地方自治明年就开始进行试点，同时实 施，相互促进。这个选择更能够从制度上、利益格局上保证资金用于这些方面，不被挪 用，是两全其美的，收效大，但恐怕实施难度也大，因为这意味着地方（乡镇、县）权 力、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地方政府存在、运行目标的根本性改变，另外党内高层 能否形成共识，都是大问题。

附录：

以下是《王力雄：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的途径（公民半月谈系列讲座）》与作者文章相关 部分的内容。在关天，找 作者 糊涂的旁观者，能够找到全文。

王力雄：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的途径（公民半月谈系列讲座）

时间：2005年7月2日下午 地点：三味书屋 主讲：王力雄（独立作家）

我想讲的题目是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的途径。中国社会需要政治转型大家基本都有共识 ，不光在座的有共识，执政者，包括利益集团也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这样说。不管是真是 假，能反映整个社会人心所向——中国社会需要政治方面的转型。

政治转型究竟怎么转？向哪个方向？走什么途径？这是一个问题。目前很多国家在实行 的一种制度，我把它叫做西方民主制（有人认为民主制度不分东西方，是一个天然的一 种存在，合理的方式，不能分东方西方。为了表述方便，这里暂且叫做西方民主制）。

西方民主制几个特点：全民直选；多党竞争；分权制衡。我在这里不讨论这种制度作为 目标本身的价值是如何？西方民主制的理念我们都是认可的，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讨论的 只是：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以西方民主制为途径，是不是最合适的？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避免它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者先采取别的方式来实现社会转 型，然后再决定社会采取什么制度，也许那时再决定采用西方民主制？

我作为一家之言，跟大家进行讨论。我们做一个日常的很小的工程都会有多种方案，进 行比较，反复论证，社会转型这么大的工程，只有一种方式显然是不够的，还是可以多 想一些方案。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可能和目前的主流方式不太一样，但是作为多种方案 之一，提供大家作为参考，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这是我的希望。

以西方民主制在中国社会进行政治转型，我把可能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四个局。第一个局 我称为“大坝僵局”。西方民主制是一个总体性框架，不是从社会细胞开始转型，必须 首先完成总体的框架转型，比如全民直选，只要是实行的话，就是全民总体性的行动； 比如说开放党禁，即使做很多准备，用很多时间过渡，但是只要开放党禁，就必须在法 律上宣布在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实行，从那一天开始，社会允许多党竞争，马上就会有很 多政党成立、注册，进行政党活动；言论自由也是一样，言论自由的标志是开放报禁， 民间办报，取消审查，这些东西尽管可以用很长的时间酝酿，但是只要是付诸实行，就 像99度水温再升高一度就会沸腾，就是一个质变，整个社会就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而 这种状态会是带来什么后果呢？

在我看来，民主的表达方式必然是一种得寸进尺的，只要给它开了一个口子，就必然会 不停地扩张，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一点不奇怪，并不是说民主是暴烈的，不 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民主制度的整体框架没有形成时，民主的元素之间不会形成平 衡和制约，不会出现一种约定和一种共谋，那些单独的因素是多元的，互动的，互动结 果是每个元素不断地要表达自己，而且是各自表达。就会形成得寸进尺。

专制权力有时是可以企图利用民主的，比如说历史上可以看到，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 到民主墙，到六/SI，都会有看到这种现象，专制当局出于内部斗争需要也好，或者处 于某种想法也好，或者是想从别的角度达到某种目的。然而只要它开了口子，最后就会 变成挡不住的，而不是它开放多少，民主的步伐就到那儿为止，民主必然要不停地往前 走。最后就会变成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就是专制，专制到底，要么就会抵挡不住的民 主的勃发。因此我们看到每一次结局都是反复，从专制者开始企图做出的开明姿态和让 步，最终都要重新收回，甚至进行镇压，有时镇压会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

把专制权力比作大坝，中国的大坝是没有闸门的，水位涨高的时候，只能不停地继续垒 坝，严防死守，如果这个大坝出现一个小的缝隙，挡不住就会越冲越大，最后一溃千 里。

在九十年代以来各国民主转型当中也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种所谓的“一夜革命”， 是一种“剧变”，东欧、苏联、菲律宾、印尼的革命，都会是在很短的时间完成的。所 以这种模式要么是大坝一下子被推倒，要么就是大坝的严防死守，中间状态是很难达到 的。

糊涂的旁观者

状态 离线? 另外一个局我叫做“政党乱局”。一旦形成多党竞争的环境的时候，在中 国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的政党，六/SI之后，仅在美国就成立了八百多个中国 的民运组织，当然很快就多数烟消云散了，多数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将来中国开放党 禁的一天，很多人会以各种不同的目标、带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来成立政党，进行政党活 动。

这种政党活动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我所称的“广场效应”——就是大众、媒体和精英三者 互动而趋向极端。在六/SI广场能看到这种现象。当时我常去旁观，给我印象很深的是 ，每一个人在讲话时，都在揣度着广场上大众的情绪，很少能够按照理性明确地表达自 己的观点。广场上的情绪是以起哄或鼓掌或嘘声来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重量级的 人物，听他们在广场讲话，听得出他们内心对广场情绪的揣度，自觉不自觉要去迎合广 场上的声音。而广场上群众的欢呼或喝倒彩会导致人的成败，比方学生领袖如果能够得 到广场上的欢呼，地位马上能确立起来，如果他在广场上得到的是一片倒彩，昨天是大 家围绕的核心，今天马上就没有人理睬他了，可以说广场上学生领袖的轮换很大程度上 就是靠群众态度决定的。一些有理性的声音，企图说服广场人群能按比较理智、策略的 方式去做的，一茬一茬被淘汰，而走马灯换上来越来越激进——你绝食我就绝水，你绝 水我就自焚，就这样一层一层拔高，我不是在判断这些事情是好是坏，只是说明它会导 致一种状态，使得道德拔高、抢占道德制高点成为广场上最有效果的策略。

将来如果在一个突然开放的民主化环境中，大量政党涌现，那些政党很大的程度上也会 像六/SI的知识分子精英、学生领袖，以迎合群众情绪来为目标。反过来群众情绪很大 程度上又被他们所煽动。其中还有一个媒体，媒体、大众和精英构成三角关系。当年在 天安门广场会看到，很多外国记者、各种各样的摄像机对准着那些精英人物、领袖人物 ，那些人的声音通过媒体被放大，扩散到整个社会，而群众又被媒体影响，反过来群众 要影响精英，形成一个互动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理智的声音是很难被大家所接受的， 甚至不能存在，完全被淹没。

我说第三个局叫“胜负定局”，未来的社会转型如果能得到有执政当局的配合，主动地 转型，我觉得是最理想的转型方式，应该是中国的大幸，但是如果用西方民主制方式转 型，目前的执政党首先就会落到非常被动的状态——胜负的格局实际上事先早已经决定 了，它已经无法通过主动转型掌握胜负，让自己成为赢家，而是只要按照这个途径转型 ，它天然已经成为输者。

我们目前的执政力量和台湾、南韩、菲律宾，甚至和印尼等当年的执政力量都不一样， 那些尽管也是专制、独裁的，但是从说法上、理念上，它们总体上还是接受西方民主制 的，以西方民主制的理念为意识形态，尽管是口是心非的，挂羊头卖狗肉，像国民党标 榜自己从军政、训政到宪政，但是它可以走下去，最终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并不意味自己 失败，甚至可以夸耀就是按照自己原来制定的步骤，走完军政，走完训政，最后又是自 己主动走向宪政，但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从共产党开始建党、开始夺 取政权那一天，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敌的，是要彻底否定的。如果 有一天他们要全盘采纳原来他们一直视为敌对的西方民主制，只能说是它已经成为输家 ，它承认自己失败，那么多年的斗争、所作所为成为徒劳，绕了一大圈，回到起点，向 一生斗争的敌对力量投降，不管采取什么变通方式，这一点都是掩盖不了的。我想这是 他们很难接受的。

这种失败不仅仅是面子问题，不仅仅是主义和信仰的问题，对目前的执政者，主义和信 仰已经不是那么强烈了，有很多实用主义，甚至是机会主义，它可以按照对自己最有利 的方式去做。但是既然承认失败，全盘接受了过去认为是错误和敌对那些东西，就意味 着你这么多年所作所为是错的，是欠了帐的，你的改造社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历 史的事件，你就都要负责任。过去可以在冠冕堂皇，义正词严的意识形态旗帜之下把那 些都摆脱掉，你可以说为了建设一个共产主义天堂，为了让三分之二人民翻身解放，去 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中，所以你要消灭一些人，要一些阶级失败一些阶级胜利，因为阶级 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搞各种运动都有理，但是你现在的道理是什么呢？大量的历史的旧 帐会翻出来，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就知道，历史的陈帐太多了，没有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如果有一天所涉及的人们都起来要一个说法的话，执政集团承担得起吗？我想他们会 非常不愿意面对的那样的状况。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按照西方民主制进行转型，首先遇到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六/SI，如 何评价六/SI。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内民主变革的力量，都认为这是衡量是不是进行政 治改革基本的标准？执政当局按照西方民主制道路转型，六/SI就是第一道槛，绕不过 去。但是它如果给六/SI平反，它就会发现，政治改革的旗帜绝对不会在他的手里，而 是会在六/SI代表人物的手里头。因为六/SI代表人物——天安门一代、天/安/门/母/亲 等——就是以西方民主制为基本追求的。他们才是正宗，是理所当然的民主运动代表人 物。当局永远比不过这些人，在民主的诉求方面也不可能再超过他们的，他们的激进永 远会超越当局的步伐，当局只能显得亦步亦趋地跟随，是被逼着、被拉着往前走，不会 有功，只会有过，我想执政者是不会情愿这样做的。面对已经定下来的胜负格局，他们 会抵制这种转型。

第四个局叫“清算结局”。这个局恐怕是更难超越的。我刚才已经说了，在胜负定局中 ，历史欠帐这么多，清算就是躲不过去。即使不按照历史来论断谁对、谁错、谁有罪、 谁无罪，就是按照现行法律，当前权力集团中也有大量权力持有者涉及贪污腐败等犯 罪。这些犯罪在目前体制内是可以受到保护的，他用各种各样方式保护逃避，各种各样 的网络保护自己，而一旦发生民主转型，所有人都会暴露在民主审判前。

目前的官员不说是每个人，但是有相当比例都有各种问题存在。一旦到了可以进行清算 的时候，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清算，一条路是赎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除了少量老 干部对“三种人”的清算，大量的受害者，知识分子也好，广大基层干部也好，还有出 身不好的，株连上千万人基本上都没有进行清算的。就是因为那时实行了一种赎买方式 ，例如对干部恢复官职，给孩子安排工作，给房子、给车子。对于知识分子平反，提高 地位，补发工资，重新安排工作，右派重新摘帽翻案，工人、农民在文革中不是受害者 ，但是在文革后也得到土地承包、发奖金等实惠，这种赎买方式有效地把社会矛盾消解 掉，达到所谓的“水落石不出”——这是文革之后处理问题时的说法。但是现在再用赎 买，一是手段已经非常少了，不像当年，一个大包干，几亿农民的问题立刻可以摆平， 一个工厂实行奖金制，按劳计酬制，工厂很多矛盾可以摆平，官职、房子、车子，当时 国家都有能力做，但是现在这种手段已经很少了。而受害者比那时候增加了很多。例如 文革时期的工人是“领导阶级”，现在则沦落底层。你说现在能给上亿不满的工人什么 ，才能摆平呢？

所以在无力赎买的情况下，就只能用清算方式解决，加害者必须要得到惩罚，才能够让 那些得不到其他补偿的受害者感到平衡。我个人认为，这种清算可能会在民主化过程当 中会大面积出现，甚至可能群众私刑的方式。比如现在农民和乡村政权对立关系是非常 强的，如果突然有一天民主化了，旧政权被推翻，第一个被冲击就会是乡镇干部，平时 的仇恨就会变成群众暴烈的行为。那种清算有可能像土改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游斗、私 刑、株连、抄家等都会出现。

状态 离线? 我曾经写过一篇《底层毛泽东与经济文革》的文章，很多破产企业，职工 都跟厂方进行很多的斗争，他们认为是被权力集团吞食了。岁数比较大的工人一直对毛 泽东都很崇拜，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他们唯一能够掌握对待不公平、不正义的思想武器， 他们又经历过文革造反，进行过组织，熟知毛泽东当时给予他们的打倒“走资派”的手 段。一旦有一天，旧政权垮了，他们可以追究工厂财产哪去了，他们很有可能重新举起 毛的旗帜，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历程，那时将是造成广泛社会动乱。

另外我还一直在提醒，中国的民主转型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民族问题。这个问题目 前不太进入在内地长期生活的人的视野。但是在新疆和西藏等地，隐患实际上是很大 的。在国家控制力强时，尤其这些年镇压强硬，所以基本能保持稳定，看不出太多的问 题。但是别忘记前些年那些发生在民族地区的所谓“暴乱”，“骚乱”，现在问题并没 有解决。而那些被压制下去的问题，都在等着一个时刻，就是国家控制力衰落之时。我 相信在那个时刻，新疆和西藏一定会问题。

我们在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转型当中能看得。民族主义爆发基本上和民主转型是同时存 在的，在不少国家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如苏联解体，先不评价是好是坏，但确实解体了 ；波黑战争打了那么多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手了，印尼也是种族间的冲突造成社会大 混乱。将来对于中国。新疆和西藏虽然与在座的大家相距遥远，平时也很少接触，但是 那两个地方占中国领土的40％多，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像苏联那样用解体方式解决，原 因就在这里。一个社会的民族冲突能够用和平分手的方式解决，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坏事 ，将来需要的话可以再慢慢地联合，但是和平分手是需要前提的。苏联之所以能够和平 分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占50％几的俄罗斯人，在分家的过程当中分得70％几的领 土，分得了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财产、遗产。当时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把周边的国 家不要了是甩包袱。不过仍然有很多人非常痛心，现在更多的人觉得后悔。俄罗斯人不 可能跟中国真正站在一起，这是很大的原因，他们那么多年帝国的经营，他们的帝国梦 ，帝国意识非常强烈，根深蒂固根植于每个俄罗斯人的心中，是普希金之流的文学作品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他们认为苏联解体是中国和美国联合的背后捅刀，使得辉煌光荣的 帝国落到今天地步，这种仇恨深埋在心里，表面跟你的合作都是临时的、战术性的，归 根结蒂肯定把你当作敌人，这个且不说了。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讲，一旦发生民族分裂，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域大概占中国近60％领 土面积，有些民族没有能力分裂，或者不求分裂，但至少一个新疆一个西藏，40％的领 土，从中国割裂出去的话，占91％多的汉族人口，只剩一半多的领土。对很多中国人来 说，是不可接受的，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我不是站在国家主义 角度考虑，我是说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主绝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解 决，有时恰恰是民族问题或民族冲突的开始。因为在非民主化时，国家可以用专制的力 量控制，一旦民主化，有了一个宽松空间，多年受到的压抑能够释放，也必然释放，而 那时恰恰又是控制力松驰，那时就可能发生谁都不愿意见到的情况。

比如台湾问题，现在战争的呼喊也很多，但是真到要打的时候，目前的国家当局会非常 小心谨慎，因为他们都会知道，打台湾会带来多少问题，很多原来被压着的危机会被引 发出来，所以口头尽管强硬，实际上做起来会非常慎重。但是一旦民主化，以多数为决 定的政体，很可能以90％以上的投票要求对台湾动武，收复台湾（我们也知道网上就曾 有调查结果90％的人赞成对台湾动武）。那时的民选政府要么下台，要么就得按照民主 的意愿去做。这对于台湾，对世界都是一个问题，将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以民主程序做出 的一个民主决定，要求攻打另一个民主社会。所以我跟台湾朋友讲，那时可能比现在还 难办，现在还可以说是专制社会对民主社会进行的战争，那时就没有这么黑白分明了。

刚才说一旦到了有清算可能的时候，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清算的可能性非常 大。因为他们这么多年确实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从文化上被破坏。我比较了解西藏 ，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死人，不是说正常死亡，是非正常的死亡，在“平叛”、“民主 改革”、文革，每家都有，有的一家死五六个，真是每家都有一本血泪帐。一旦有了民 主的环境，人们在广场效应下进行趋于极端的互动，最能够得到大众情绪支持的就是诉 说民族迫害，揭开历史的黑箱，然后在新闻自由的状况之下，蓬勃而出的自由媒体跑马 圈地，为了获得最大的读者群，诉诸人们的感情争取读者，互动关系很快会把民族情绪 煽到非常强烈的程度。去过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人都能有这样的体会，进去走一圈， 会觉得以色列人做什么你都能理解，因为那种艺术的感染力太强烈了。未来的西藏做这 些东西太容易了，全世界会有无数的艺术家去帮他做。

我们在美国开族群问题研讨会的时候，少数民族人士理由非常充分地质问我们，你们要 民主，你们是民主派，而我们少数民族的民主就是要求独立，你们怎么办？不能说只有 你们汉人的民主，没有我们的民主吧？你怎么回答他？我只能说，就我个人，如果可以 和平分手我也不反对，但是问题是汉人有这么多，我不能一一说服他们，很可能绝大多 数汉人宁愿用暴力方式解决。我主张的我们不分裂是为了避免战争，这是我的出发点。 但我说服不了他们。

（文章还有讨论递进民主的内容，很长，与本文无关，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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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1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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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建新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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