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中国国际互联网高手名人名篇榜（二） |
 |
徐建新
加入时间: 2004/07/05
文章: 157
经验值: 1627
|
|
|
作者：徐建新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国际互联网高手名人名篇榜（二）
徐建新
在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缺乏一个自由言说的良好环境，部分导致了文科学术和报纸、杂志水准的低下，结果是相对自由的网络，在宪政、教育、时事评论等方面水平更高，网络文章影响了国家大事，部分承担起了引领媒体——公共舆论的作用，在学术研究等方面也起了部分引领作用，因此，我不得不首先看重文章的水准特别是学术水准，看重是否达到一种境界，至于才华，那是次要的。
一、引言
本人的《中国国际互联网高手名人名篇榜（一）》在网络上发表后，一些网友希望我早日拿出难度很大的男性国际互联网高手名人名篇榜。虽然它得到的基本是好评，也有网友提出一个缺陷是女性中高水准而又对网络有巨大或较大影响力的人物中缺少了崔卫平教授，她的文字视角独特，清新优雅流畅，逻辑严密，确实不应当遗漏。
当然，由于本人阅读、关注范围的限制，本文出现诸如遗漏之类错误的情况恐怕在所难免。
由于我熟悉国内文科网上高手，而且中国文科水平低下，缺乏创新，明确地说，我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从多年前没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到现在有一定的空间但还受到限制，中国文科职业学术界，是一个没有在思想、学术上成熟的职业学术界，因此，本文首先对中国文科著名学者和（包括网络上的）业余爱好者拿出一个我个人的评价与比较，并详细阐述评价依据即本人对思想学术的标准。
中国网上业余爱好者与中国职业一流学者水准相比情况如何？中国职业学术界有几个一流职业学者在中国国际互联网上很有影响力，此外几个业余爱好者如吴思、胡平、任不寐也是一流学者的水准。职业学者若有其他学者的同行评价的就用同行之间的评价，若没有就用本人自己的看法，以学术水准与影响力为标准，大致排列如下：茅于轼、秦晖、许纪霖、朱学勤、甘阳、吴思、胡平、任不寐，对他们的研究本人能够评论的做点简单评论，至于国外的程晓农，国内的徐友渔、袁伟时、刘军宁、胡星斗等人，他们的论文、文章都很不错，但由于本人不清楚也未阅读过标志他们水准的代表作，难于判断。另外，不清楚是哪些人把朱学勤、甘阳这两年发表在报纸上的某些文章放到了网络上，平心而论，大部分网络文字水准比网络论坛的精品文章要高一点，但明显低于秦晖、许纪霖、徐友渔、袁伟时、刘军宁等人的网络文章水准，朱学勤有的文章绕来绕去的文字多了些，甘阳讨论北大改革的后三篇文章大失水准，甚至低到有损甘阳声誉的地步。
对这些人以及网上名人，在学术界或网络上声誉很高，名气已经很大的，本人就主要叙述本人个人对他们的研究与研究成果所存在的缺陷的评论，做些点名道姓、真实、甚至凶猛、得罪人的学术批评，名气不大的，就主要评价他们的研究、文章的意义与价值。此外还有许多在网络上活跃的学者，如刘大生，何兵等人，因本人时间精力有限，无法多介绍。
二、国内以及海外网上独立知识分子的大致概况：
依据网络文章是否具有创新以及水平、影响情况，国内以及海外网上独立知识分子的大致名单如下：文章理智，阐述客观事实，进行理论讨论机制、实际结果和意义，并推论未来必然的发展等，破除以前的理论或观念错误，产生了思想、学术创新或者有新意，让读者看后觉得很不错，获益不少，真正学到了一点新的知识，或者读者发现从一个新角度研究熟知的现象，居然也能够看出新的意义或产生了理论新进展，或严密论证原有政策、办法等的结果事与愿违，提出了新的解决办法、开启了新思路等的高手，属于理性型的：胡平、任不寐、陈子明（王思睿）、张祖桦、方是民（方舟子）、杨支柱、林达（丁林）、易大旗、唐散宜（皇甫茹）、傅国涌、顾则徐、萧瀚等人。
另外有一些其他很不相同的作家，几乎无法放在上面这种类型当中的：国内外还有一些作家，文学作品水平高，也撰写并在网络上发表水平高的学术性论文、文章甚至著作，这些人如写出高水准著作《中国之毁灭》的郑义，还有张远山，王力雄等人。
国内依旧是能够产生鲁迅这种人物的社会环境，在令人压抑的政治力量下，一些人理智地进行阐述，有思想、有独到的新见解，但他们才华横溢，容易超出学问，立论角度独特，做评论容易文笔或尖锐或泼辣，或笔下流露出的一种悲伤之后的孤愤、控诉，或是自己抒发愤其不争等的一种感觉等，剑走偏锋，读者读后特别容易受感染引起一种震动，在我国这样一个学术上不成熟，思想靠美国、欧洲出口，水平低下的国家，这种有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写法与文章，作者与文字的名气本来应该最大，但由于网络封杀等原因，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名气远低于能够达到的情况。网上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有：刘晓波，余世存，余杰、摩罗、廖亦武（老威）。
至于海外四大“汉奸”：芦笛、马悲鸣、林思云、赵无眠，他们讨论的问题一般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也由于网络封锁等的缘故，对大陆网络几乎没什么影响，而林达（丁林）、易大旗、唐散宜（皇甫茹）对大陆网络则有实实在在的影响。
李健、何永勤（温克坚）、杨银波、张大军（糊涂的旁观者）等人，默默工作，踏踏实实地维护人权，在喧嚣炒作是常事而且时常有口水大战的中国大陆国际互联网上，在众人看不到的情况下，联系网友，有时也大声呼吁，努力促进国家、民族的进步。还有赵岩、李柏光、俞梅荪、张耀杰等人，把自己的知识与理性的力量与农民的力量结合，依照法律途径，规范化地努力帮助农民捍卫自己的土地等财产权利，还有郭国汀、高智晟、张思之、郑恩宠、李建强等律师，接受了政治敏感案件，也敢于在网络上公开发布案情，满足民众的知情权，维护政治敏感人物的人权，这些人是中国国际互联网上不受注目的真正脊梁。
所谓名人，一般是文章多，名气大的人如王怡、余樟法（东海一枭）、郭飞熊、杜导斌、秋风、赵达功、张三一言、秦耕（心不太急）、翟羽佳、滕彪、许志永、黎明、梁卫星、孟庆德、海军上将、朱寅年、五岳散人、陈永苗、（石地）、安替、（敌人韦小宝）、张英红、宋先科等人。
老左、左愤在中国网络上几乎是文明的用来骂人的字眼，指的是政治上精明甚至狡诈，政治上永远正确，学术上却动辄出现硬伤之类的错误的一些人，左派得此恶名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左派们的行为有关，左派们为了实现某些个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政治理念，导致了许多无辜者的悲惨死亡和一生凄惨，国家民族走进了奴役之路，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左派们也居然继续认为正确。
在西方，左派一般指关注平等的人，西方是已经实现了自由的地方，左翼的思想、学术一直是文科学术、思想的另一翼，据说西方左派信誉不错。所以，某些被国内人列名中国“新左派”的人很讨厌这个称呼，被西方人称为“左派 ”则笑纳。因而，中国国际互联网上的“左派”这个概念很麻烦，按西方标准还是按中国的实际来定义网络上的左派？既然是国际互联网上的“左派”，宜用西方标准。但由于历史情况、中国共产党左派等遗留的问题，网上左派比起自由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不管是衡量水平、比影响力、论信誉名气，都相差比较大。但为了表示对网络上身体力行的左翼人士的尊重，特此列出网上左派：
网上左派大约有这么几个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李槟（槟榔）名气最大，特点是文笔好，文字特别锐利，能煽情，缺陷是有点失之于情绪化，总的说来还不错。石勇的学术水平相对最高，还有湘山居士、萧武（泪眼看人）等人，文字也有一定的影响。雅科夫灵动的才华文笔可能是左派中最高的，但被转载多的文章扎实不够，有一些偏激文字。
在海外网络上，写文章看帖子一般是玩一把潇洒，抒发一点感慨，或者消遣，没人想在网络上做坚实、硬碰硬的学术研究或者通过影响公共舆论、权力机构等而产生作用，只是说点有趣的事情，对某件事情说点道理，所以最被看重的是才华的体现，如知识丰富，幽默有趣，文笔流畅，文采生动，灵气闪耀，思路连贯之类的，易往崇的《点评中文网十大高手》（指海外），除掉胡平、方舟子外（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也是例外），芦笛、马悲鸣、林思云、赵无眠、易大旗、图雅、唐散宜、王伯庆全部如此。国内网络其实也不例外，最受欢迎和追捧的也是这类文章，由于报纸版面的限制，最容易赚稿费也容易出名的还是这类文章。
但在中国大陆，由于缺乏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缺乏一个自由言说的良好环境，部分导致了文科学术和报纸、杂志水准的低下，结果是相对自由的网络，在宪政、教育、时事评论等方面水平更高，网络文章影响了国家大事，部分承担起了引领媒体——公共舆论的作用，在学术研究等方面也起了部分引领作用，因此，我不得不首先看重文章的水准特别是学术水准，看重是否达到一种境界，至于才华，那是次要的。
文章要有水准，要有新思想，要把新思想（创新）阐述清楚，一般没有六千字以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是一万字以上才好，但在网络上，写这样的文章，读这些文字很需要时间和耐心，很难，三千字以内的文章，基本上只能写个别的小专题，往往只是蜻蜓点水。所以，中国网络论坛言论比较自由，水平比较高的有世纪沙龙、以前的读书网站还有关天茶舍，猫眼看人，但高手一般还是出现在世纪沙龙、以前的读书网站还有关天茶舍。
三、简要评论部分网上高手和国内重要学者
（一）、李健
作为公民维权网的站长，李健完全是一个维护公民权利，默默做实事，几乎不写一般意义上文章的人。我只到看过他写了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里面细致述说母亲对他的爱和他自己儿时的脾气暴躁、不懂事。其他的文字全都是网络呼吁书或者是案情报告和分析。公民权利受到损害的案子，公民维权网上基本会有。李健这个人非常仔细谨慎，重要案情亲自核实，很精明，但在公民维权网被无理封掉后，他忍无可忍，居然还是去打他早就清楚会被驳回的官司，还是要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利。
黄静案能够成为2003年中国网络第二大案，从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变成了一个全国瞩目的司法公案，黄静案居然成了“女权”的标志（艾晓明语），以其鉴定次数之多，争议之大，全国媒体、民众关注之广泛，延续时间之长，肯定能够写入中国法治史。一些人在报纸上甚至称之为2003年中国网络第一大案，原因自然是与大家认为是网络第一大案的孙志刚案有所不同，孙志刚案是首先由南方都市报报道引起强烈关注，不象黄静案那样，网络言论的巨大影响力贯穿始终。在黄静案中，学者和媒体朋友、网上网民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杨支柱（主动提出把我的呼吁书在他的学而思网站上置顶，为此被北京公安局找去问话）、张世君、萧瀚、沈亚川等人，但有三个人的作用是不可被替代的：本人徐建新、李健、艾晓明。
李健在本人和朱寅年发起网上呼吁后，就主动帮助我们扩大影响，到处转载和顶帖子。在公安部派出法医，得出结论依旧是排除他杀后，我不太相信，而李健不信，关键是找法医复查，李健说：我去找为孙志刚做尸检的法医再做检查，于是，就有了艾晓明、李健、茅于轼、秦晖、徐建新、朱寅年联名发起的募捐活动，实际上是要用于支付陈玉川等法医做检查的费用，艾晓明说服了陈玉川等法医，再做检查的结果是否定了公安方面的尸体检查结果，进一步引起了极大震动和反响。而后，李健又写了呼吁书，邀请我再次发起网络呼吁，并提出希望解决法医鉴定公安部门自侦自鉴的问题，继续辛苦地做签名网页，发帖子、顶帖子、用EMAIL转发等。
在黄静案中，大部分的关键实事是李健和艾晓明做的。这案子牵涉民众对公安、以及司法制度等的信任，因此产生了许多波折，但这些问题之所以解决，以本人为代表的中国中小学教师对黄静案决不后退的立场，也始终是政府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
在高智晟律师发出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的公开信后，李健发出网络呼吁，呼吁中国公民签名支持。呼吁书中说：“我们认为，高智晟律师在这封公开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黄伟案的范围，鲜明、深刻的体现了我们国家司法现在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对相当多公民的神圣权利的粗暴践踏。我们认为，长期以来、大范围的、有组织的利用国家公权，使用包括劳动教养等非法手段，对众多公民（包括信奉法 轮 功的公民）所进行的超越司法的非法拘禁和管制是一种政治迫害，已造成了严重的人道灾难。我们认为，类似侵权行为的大量存在及其继续发生，是对人类基本文明的践踏，是有悖于联合国宪章及其有关的国际人权公约的，是反人道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是我们国家司法的耻辱，是我们所有中国公民的耻辱，是我们所绝不能坐视和接受的，是需要立即纠正的。
为此，我们呼吁中国公民签名支持《高智晟律师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的公开信》。同时，我们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立即关注这封公开信所反映的问题，废除严重侵犯人权且违宪违法的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制度，重新检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及其司法实践，采取有效措施立即阻止和纠正对公民权利的有关侵犯，以切实实现和落实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李健这样一个精细的人，又一次勇敢非凡地站了出来。我在网上看到消息，因为去北京悼念赵紫阳，他被警察带回大连了。
（二）、胡平
海外中文网上第一高手胡平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成名，一直坚持“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而且，他到美国后，写政论文章依旧是晓畅清晰，依据事实讲清楚道理，把新的思想很浅显、平和、扎实地表达出来，论证逻辑严密，文章绝大多数都不错，都有价值。胡平写文章的类型基本上是一样的，面对问题，都是一招“力劈华山”，直接提出并面对关键真问题，深入浅出，做出真学问。但胡平的文章，道德评判比较多，我的文章从不写道德评判，只阐述相应后果和未来发展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胡平基本上是写政论文章的，缺陷在于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方面太少。
（三）、秦晖
秦晖有些什么历史学贡献本人并不太清楚，秦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6，4之后，忧心于中国的未来，从关心自己历史学、职业的前途变成了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一直关注中国社会转轨的中心问题：公正，仔细研究苏联、东欧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转轨情况，主张起点公正和程序的公正，实质是要求政治自由民主以保证经济改革的公正（缺点是秦晖对这一切也是保证了国家的经济运行高效率方面的具体阐述太少），力图避免要求公正的反竞争革命扑灭不公正竞争的改革。秦晖注重讨论真问题，主张“左”“右”两派在基本底线上如权力与义务、自由竞争与平等福利保障等方面达成共识。
秦晖文章逻辑严密，文字清楚明白，在我看来，如果我和别人因为观点不同进行辩论，国内最难对付的对手恐怕是张五常、秦晖。但做文科学术研究，最好是能够同时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这三个问题，秦晖的研究“是什么”，“为什么”阐述不错，但缺陷在于缺乏“怎么做”的阐述，虽然阐述“怎么做”，拿出一个切实可行（不是指官员愿意采纳）的有效解决办法并不是一般学者的义务，但如果不阐述这个问题，学术文章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力会大大降低。例如，在我看来，朗咸宁的讨论国企改革文章之所以影响远超过秦晖十多年前类似文章的影响力，原因除了现在国企改革的腐败严重、负面效果十分明显这个最重要原因外，也与朗咸宁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走回头路这个必定引起巨大争议的糟糕解决办法有关。
我猜想，秦晖之所以对国企改革不阐述他自己的解决办法，或许是认为苏联、东欧的办法拿来就是了。但我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采取那样的每个人平均分配证券的私有化办法（据秦晖的网上文章说，苏联的效益好的企业转轨类似于中国，没有这样做，带来了许多问题），这实际上对那些效益显著国有企业中辛苦多年的管理者和员工并不公正，苏联、东欧的民主派明知官员会利用权力化公为私甚至进行盗窃也要这样做，原因恐怕是苏联的8，19政变导致那些掌握了权力的民主派，害怕政治上走回头路，不得不如此做，谋求官员和民众的政治支持，避免政治复辟，主要是算政治帐，这样，对俄罗斯、东欧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一定的有害影响。这样的结果，就不如共产党在全党团结的情况下领导政府与民众进行自由民主化的转型，全党团结的情况下这样做就更少考虑政治支持顾虑、走回头路之类的顾虑而能够更有效地制约腐败与不公正。当然，东欧、苏联的那套改革办法和结果，总体上比起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更公正的。
（四）、吴思
社会中的个人是生活在政府强制权力之下的，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对中国历史上和现代政府权力性质的明晰确定是历史研究的基点之一。西方政府权力是强制权，是执行公正规则和事后根据结果执行规则的权力如惩罚等的权力，法律是公正规则、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吴思的“合法伤害权”对中国政府权力进行了重新界定，在理论上阐述了中国政府官吏的权力是一种能够合法祸害相关同僚（甚至官位更高者）、下级特别是合法祸害民众的权力以及对民众和国家政府的意义；吴思的“潜规则”研究，把不受注意、未阐述明确的“潜规则”放进了普通人看历史、研究历史的中心，明确了隐含在背后、真实的历史真相和机制的重要部分，而且实际上阐述了中国历朝历代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吴思有其独创性的学术贡献。经济学上，在土地上的投资回报递减律是农民熟知的常识，但在经济学中，首先在理论上提出这一条的仍然是对经济学不大不小的贡献，吴思的学术贡献大致如此。
权力行使与法规密切相关，吴思的研究缺陷是缺乏中国的“法律”实际上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来源于行使权力者所做规定的阐述，对中国官吏“合法伤害权”行使情况的阐述我觉得应该能够更深入全面，还应当增加探讨它的来源、行使情况发展、现在的真实行使情况和原因等。
（五）、张五常
张五常对现代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本人缺乏起码经济学水准对他进行同行评议，也不重复别人的话了。值得一提的是：张五常毕竟曾经受教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大师，科学素养堪称我所知道的中国经济学家中第一，但还有不明显的不足。本人曾经读过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在第一次阅读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的错误，张五常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传说，认为月蚀是一只很大的天狗把月亮吃掉。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中国人曾以这无稽的假设，准确地推测了月蚀所发生的时刻！这个月蚀时刻理论是错了的，但却大有解释（推测）能力，算是有用的理论了。我们今天的月蚀时刻理论代替了中国古时的，不是因为今天的对而昨天的错，而是今天的有较大的一般性，可以解释天体中的其他现象。说不定到了明天，今天的月蚀时刻理论也可能被证实是错了的。”
天狗吃月亮这种解释完全丧失了科学所要求的真实性，太空中有天狗这种实体吗？“天狗”根本不能够与人的经验形成对应，概念与经验丧失了对应，因此，这种解释丧失了真实性即科学性，更何况它所能够作出的预见能力基本上与经验规律相等，人们完全能够依据某地月食出现的时间间隔而得到经验规律，这个经验规律的有效基本预见能力，与“天狗吃月亮”的假设相同。理论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原因）的能力与预见（推测未来将要发生什么）的能力并不是一回事。在解释方面，它比经验规律强，能够解释为什么出现月食，但它具有解释力和额外的预见能力（预言能够找到天狗）也只是将后继研究导入歧途，引导人们去寻找绝对不存在的“天狗”。而现代公认的月食之所以形成的解释是：月亮的发光来自它对太阳光的反光，月食形成是因为地球遮挡了太阳所发出的光，这个解释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真实可靠，有预见力，解释力，所提供的额外信息丰富而且得到了验证。我们今天的月食时刻理论代替了中国古时的，就是因为今天的对而昨天的错，而且精密度更高。
（六）、方舟子
写《点评中文网十大高手》的易往崇，给他的评论是“在网上成名，走的是一条相对的捷径：批判别人。他自称行文严谨，并非虚言。所谓靠给别人挑错起家的人，自身的错是要少一些。方州子虽然到处挑战，但似乎是他占理的时候多些。虽说他总是得理不饶人，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代表作：《美国电影史话》。他写得最好的是这篇《美国电影史话》。方受过严格的生物学训练，收集材料，整理编辑的功夫是很好的，这篇文章便是证明。”
方舟子的“学术打假”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国内学术界的抄袭剽窃确实太严重了。连本人都被剽窃过，一个新分来的同事看了我的代表作之一《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后告诉我，里面有一节精华部分被她的祖师爷照搬了。在我看来，学术讨论，应当对事不对人，在这方面，方舟子对事也对人，引出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他的科普文章都写得不错，值得推荐。
方舟子虽然树敌不少，但应该说炒作手段很高明，既炒高了自己的名气，又不至于让无关者觉得手段使得他自己丢脸。象有人写了并炒作自己的小说，就被酷评为捂住脸蛋而不是捂住羞处的裸奔。当然，一些国内的人说方舟子就是不敢碰某些对象，倒也不必要求全责备。方舟子此外还不会碰谁呢？比如说在国内互联网上，当然是水准、信誉比他高，国内名气比他小的胡平、任不寐、陈子明、张祖桦，他如果碰这五个人，等于是用自己的名气替别人做广告。
（七）、甘阳
甘阳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引入、介绍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他的《走向政治民族》很被一些人推崇，但有一个结论明显很过分，甘阳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事实上是要解决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问题，亦即使之能直接立足于以全国性大选为杠杆的大众民主基础之上。”甘阳只考虑了德国以及中国情况，但他没有考虑到拉美国家的情况对他的文章这过分结论的经验否定。拉美国家的宪法基本照抄他们北美大哥———美国的宪法，也早就进行了直接选举，政府合法性来源于直接选举，应该算是政治成熟的民族了。但他们的情况明显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军人政变政府屡次出现。这说明政府合法性来源于直接选举，并不是政治成熟民族的标志。我读过一点拉美国家的历史和美国历史，拉美国家的问题是缺乏美国那样的在起点公正和执行公正规则上的不懈努力。
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实际上是起点公正和执行公正规则的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政府官员的权力来源于公正的竞争性直接选举，由民众授权同意（民主）。
从最被人推崇的甘阳论文和其它文章来看，甘阳做研究的习惯思路是从西方的概念理论出发来套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实际情况塞不进概念里面去就砍掉一些，少了就拉长，不知道或者常常不是从经验出发来调整概念和理念，而这是做科学研究最基本的要求。所以，甘阳遇到一切从真实出发的、讲究科学、客观的人看法不同，产生争论的时候，学术水准比他高或者相互接近的人就注定是甘阳的克星，甘阳的某些阐述将显得不堪一击。据说甘阳被称为中国文化的班头，若真是如此，那么落后的现代中国文化，真实情况的确是被清楚地描绘了：缺乏创造，思想学术的方方面面几乎全是来自西方的并被西方所决定，好不容易拿出了一点自己的东西却常有部分内容出问题，容易被驳倒。
甘阳的水准不能够达到大师等级的原因，或许是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就表示清楚了：《将错就错》，钟爱多元论，认为世间本无对与错，不过是将错就错，缺乏坚定的真理一元论的信念。
（八）、王怡
我早就在网上说过：中国国际互联网上的三个重要人物中：任不寐创新水平、学术水准最高，也很有才华，杨支柱的逻辑严密最强，王怡的才气最高，才华横溢，文章常如绣花，五彩斑斓。在2001，2002年我上读书网的时候，那时王怡已经在网络上成名，文章常有灵气闪亮，总是引来许多的关注和回复，但真正有意义、有价值、让人看后学到新东西的文章不多。王怡希望他的文章能够起最大的影响，影响国家和社会，但这方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王怡还未在学术上成熟，依靠才气和比喻是远远不够的，缺乏一种直奔关键问题的穿透力，阐述缺乏坚实和从容不迫，这样难于产生真正的影响，他最有优势的地方是巧妙用比喻，最能够影响的是普通人，也最受普通网友欢迎，中国也很需要这样的人，如果中国有新闻自由，他也许能够成为又一个影响公共舆论的张季鸾，但目前看不到这种可能，而且这个判断至今还不需要改变。相比他在海外媒体上发表、说心里话的文章，王怡在国内发表的文章比较差。
王怡也是一个甘冒坐牢风险捍卫言论自由等人权的人，在杜导斌被捕入狱后，王怡很快写了一篇文章《我愿意陪杜导斌一起坐牢》，并立刻发起了网络呼吁营救，他还和余杰一起发起了6，4十五周年的呼吁。
王怡在影响中国的五十个公共知识分子事件中，和媒体中的朋友进行了一次炒作，过高地拔高了那些人包括自己。加上其它问题，结果是导致了作家张远山对他恨铁不成钢的严厉批评；此外还引起了中宣部的禁止反应，要防止 “公共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争夺话语权力，与此也有点关系，而后还有了吉方平等的陈腐文章，这进一步地在海外媒体上帮助了王怡扬名。中国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本来就是假、大、空的宣传垃圾没人相信，中国现在确实有一定的言论空间，说真话、相对水平高的文章人们愿意读，独立公共舆论正在一点一点地形成，但实际上，还是处在知识分子在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阶段，甚至要冒坐牢风险。如果真有这么多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那就根本不会有南方都市报冤案以及师涛案等冤案。
四、什么是文科学术
在文科特别是社会科学全面科学化、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的现代，许多想法和毫无学术基础的思想已经不过是胡言乱语或者重复前人。思想必须具有起码的学术基础，那么，与相互区别的、在中国具有无人能够质疑的理性客观权威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相比，什么是文科学术和研究？
所谓学术，一是“学”，即学问，研究所得到的必须是真实的知识，以求真为目的学术研究对应的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是“术”，即发现有效良好地完成任务、达到目标等的实用办法甚至一整套方法，所对应的是工程技术。此外，一项文科基础研究做得是否真实、富于创造性，对此进行评论与自然科学方面相同，也是做学术研究。工程师们造一座桥，设计、施工、质量、技术运用等许多具体事务方面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这是工程师们、管理人员评价讨论的问题，一项在社会上国家内被应用的具体办法（如执政措施等）是以及将会是卓有成效还是有效、无效甚至是导致了与目的相反的结果，这些评论也属于客观的学术研究，文科更不例外。造一座大桥，具体琐碎的工程事务一般不出工程质量事故没什么人关心，但与工程技术所不同的是，政府等组织推行与大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执政措施、包括预先公布的方案等，牵涉许多人的切身利害，不但存在有效、无效的研究评价，还产生了善与恶的评价，这就是价值观（道德）的评价。当然，这种评论与价值研究也是学术的。
在清楚真实情况的前提下才能够找到良好的实用解决办法（也有了解部分真实情况就碰巧或找到良好的实用解决办法的），办法实施以后，清楚了实际结果情况才能够清楚实际收效（当然，也有准确预见实际收效的情况），清楚实际收效的情况下才能够对执政措施情况进行评价包括“善”、“恶”的道德评判；因此，“追求真知”在程序上先于“提出实用办法”和收效评价、道德评判，在认识的重要性上，也是“真知”高于“提出实用办法”和收效评价、价值评判。即客观的考察比伦理的评判在程序上优先，也在重要性上优先。客观认识优先于价值判断。
“知”，而后有“术”，“行”，而后有结果，有“善”、“恶”评判。所以，我向来反对从道德出发来要求政府的施政和评价其他人的学术研究，我认为有了真知，知道了行为结果，价值评判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不愿意也不看重从一个更好的理想目标出发来要求、批评政府和普通人，因为没有真知或不清楚真实结果，道德评判不过是空话，也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始终是有限的。
对于一些“学者”动辄高谈大词“亚洲价值观”、“中国国情决定了不能搞民主”、“保护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文化的多元”、“基本的不可改变的价值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相应的变种思潮与说法，我的总评是：先有真知，后有行动和价值观，重要的是搞清楚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发生相应的社会现象，内在的机制（原因）是什么，政府制订并执行了某项政策，目标是什么，运行情况与效果是什么样的，如何改进。如果是不清楚情况就先用某种价值观或者某种观念决定我们能有什么样的知识，采取什么行动，乱发空议论 ，这些话语不过是表现了这些学者没搞清楚问题、情况就只管发言，也表现了中国文科学术水准的低下。因此，我也很讨厌缺乏真实对应的“左”、“右”之类的大词。
至于对个人、组织而言，从事哪方面活动更能够趋利避害，也就是对自身利益的重要性方面，由于人类社会的分工，个人和组织自有自己的判断。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了，“善”、“恶”的道德评判由于常常牵涉自身的利害，不可能得到一致的评价结果，但具备理性的利益无关者我个人相信他们通过自由的交流是能够得到一致的共识的。
五、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能够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同样客观真实，富于权威
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能否与自然科学同样地科学，能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客观真实，富于权威？西方发达国家的文科学者等所研究、总结出的规律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中国许多学者干脆认为不是，不可能。但在这方面，实际上，这一切是毫无疑问的。
西方自然科学是系统的实验和严密逻辑推理的体系，最基本的共识（或观念）是：一、人类能够通过系统的实验得到确定的可重复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基础，通过直觉产生的概念、原理、规律可以对这些进行清晰的描述，并通过逻辑推理建立、得到真实的知识（概念、原理、规律）。概念、原理、规律必须是与经验形成对应，才是真实的知识（可以通过直觉把握这种对应）。再用演绎推理得到推论（包括预见），推论也能够与经验形成对应（这种对应同样是通过直觉把握的），若推论与经验的对应得到实验观察证实，则概念、规律就是正确的。当然，如果应用了数学，得到的就是定量、准确的知识。二、人类所认识的规律就是自然本身的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自然是可认识的。当然，这是一个信念，是元科学问题，科学本身不能够证实它。
所以，科学必须是真实的知识，所谓“正确”一般是在定性上的正确，概念、原理、规律以及推论和经验的对应是成立的，是真实的，而且还要求得到逻辑推理的证实；当然，习惯上，“正确”有两个意义：一是概念、规律的描述与推论与经验存在定性上的真实确切对应，那就是定性的正确。二是，正确有时还包括定性上正确，定量上准确这个意思。
真实，意味着概念、原理与我们的经验（观察的实体情况等）存在着对应。例如：“书”这个概念是真实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必须与现实中的书形成对应；进化论的原理之一“生物总是过度繁殖的”，首先是概念如“生物”、“繁殖”等必须做到与我们的经验形成对应，而且整个原理必须能够与我们的经验形成确切对应，逻辑严密。这样，这条原理就是真实而且正确的。
因此，中国文科许多论文、专著，在我的眼里，缺乏真实当然也不正确，即概念、原理与经验没有形成对应，不过是空话而已。
由前面两条最基本的共识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第三个基本共识：界定清晰的概念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是不允许相互矛盾的，即不允许正确与错误共存，即由前两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可以得到结论：对某项事实的某个方面，认识所得到真实的知识只有一个，即“真理只有一个”，而且，通过逻辑推理，真理与真理之间能够相互联系的话，必定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否定相互排斥。（重复一遍：“善”、“恶”的道德评判由于常常牵涉自身的利害，不可能得到一致的评价结果。具备理性的利益无关者通过自由的交流是能够得到一致的评论上的共识，这个评论性的共识不是真理。）
一些人以为：“真理只有一个”，一元化的“真理”观是中国文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受劫难的原因之一，这完全错误。自然科学的坚实基础是 不以实验者为转移的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理论体系的发展需要新理论，这要靠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来保证自由产生和自由传播，文科也不例外，因此，用政治运动、大批判等强制权力进行思想改造，破坏了信息的自由辨析、交流，只是对科学、对真理产生和传播的破坏。
在这三个最基本共识方面，文科学术和自然科学没有区别；唯一的大区别是文科很难象自然科学那样反复做可控制的实验而已，自然科学研究面对的是客观实体，文科学术研究面对的是人的各种行为表现和言说，但这个世界，关于人的行为和言语，却永远不会缺少能够观察到并记录下来可重复的经验，这同样是经验科学的基础。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所研究、总结出的原理、规律当然是真实的，当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因为，人性是相同的。另外，由于很难象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可重复的实验，不可否认，文科学术研究的难度比自然科学大。
六、为什么中国文科学术没有象自然科学那样富于无可争议的客观与理性权威
但是，西方的那一套常常在中国水土不服（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官”土不服），这一点当然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并有了坚定的反对理由，认为文科学术不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那样客观的规律。这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文科不存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那样比较高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一些人说，文科学术从选择材料到写论文进行阐述，都会有个人主观观念、价值观等的影响，因此文科学术不可能是客观的。但在自然科学中，从选择材料、观察到撰写论文，常常同样是理论决定我们的实验（如选择观察对象等），却没人说它不客观。在自然科学中，经常是理论决定了实验，也有实验观察者因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愿望等原因出错误的，但科学家若出了错误、造假、说瞎话，别的科学家指出后，信息广泛传播后，就会被否定，而且声誉、地位等大减，所以一般很少有这样的问题。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多次的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非但没有保证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反而是文科受到的打击极大，政治支配文科学术，把垃圾当学术成果延续了很长时间，一些人靠大批判这样的毒品、以及其它垃圾、假货出名，获得荣誉、地位等是众所周知的，说真话都曾经是可能被杀害的事情，什么才是学术和学术研究都曾经是中国文科学界真正的大问题。这样，中国文科学术怎么可能是真实、客观的？而且在中国，一直都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水平比文科高，仅仅因反右、大跃进而短暂地出现过政治支配学术的情况，却很快恢复了相对正常状况，另外中国的学习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学生也一直比文科学生素质水平高。
所以，真实、发现真理的前提条件是信息的自由交流，关键在于必须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保证学者之间的信息相互交流与辨析真伪，从而保证学者所做研究的真实、客观，这是极其重要的。
一个习惯了被支配着灌输了很多偏见、垃圾和废物的文科学术界，现在还比较缺乏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来获得充分信息和自由交流辨析，水平又低下，能很快相信文科学术也能够是真实、客观的，那才是怪事。
其次，自然科学中，实验现象与概念、原理、规律等的对应，在西方与在中国是相同的，而西方人的文科概念、原理、规律等是与西方人生活中的反复出现的现象存在对应，但很明显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与西方人的情况有一些不同甚至很不相同的地方，这样，就存在西方人的概念、原理、规律在中国是否得到了真实对应，是否被真实理解的问题，“所指”、“能指”都容易出错误，尤其是中国文科学人都喜欢 拿西方那些概念、原理就直接往中国情况上乱套。这样，中国文科理论研究特别容易丧失的是“真实”（的对应），也特别容易丧失客观性，而这是科学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
在这点上，随便拿起一本文科杂志，看看里面的论文，看看有多少文章，里面的概念、原理等定义是否清晰，与中国的情况是否存在严格清晰的对应，而且逻辑是否严密，就能够知道中国文科研究是否谈得上是在“说真话”，做真实、客观的研究。
第三、自然科学中，科学家报告了一个实验现象，必须把实验条件说清楚，别的科学家在同样实验条件下得到相同结果才得到确认；写论文阐述一个理论成就，必须把推理、计算过程写清楚，别的科学家重复验证无误后才得到确认。因此，自然科学几乎不会出现导致别的科学家产生误会的重要疏漏和忽略。但西方人的文科理论文章论文常常免不了因为在他们那里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导致出现无意疏漏和有意识的略写。我曾经读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感觉有几个章节毫无意义，根本没必要写，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略写了一些，而且，他所关注的问题不是我所关注的问题。我在写《政府执政能力问题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平稳过渡到自由民主体制？》时，看了几篇讨论政府正当性问题的论文，我毫不奇怪地发现，这些论文全部遗漏了我认为政府正当性最重要的部分：从契约的角度来说，民众缴纳了税款支持，政府就必须保护民众个人平等的权利（体现在宪法中），为民众个人提供起点公正和总结、制订公正的规则，遵守、执行公正的规则，包括执行法规的公正（体现在政府日常工作、政策、法规中）。
后来，我偶尔读美国教授所写的《政治科学》，发现这至关重要的部分只是大略地写了一句话，而且是列在政府成立时间久远导致政府正当性理由当中，大约美国人觉得：政府首先必须真正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公正对待民众，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吧，而且，确实政府公正对待民众，时间比较久远（十几年到几十年）后政府就自然具有了正当性。但在中国，做到这一点肯定还需要民众极其艰巨的努力，甚至可能还要付出惨痛的牺牲，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的特点正是不能够公正对待民众，加上人口增加，时间久远后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反而越来越缺乏正当性，因此存在周期律。
另外，自然科学的第三个基本共识（界定清晰的概念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是不允许相互矛盾的，即不允许正确与错误共存）很重要，常常是研究者是否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标志。研究者不能够以为自己运用了科学方法从数据或经验中得到了某个规律或者原理就得到了科学发现，历史上很多情况已经证明：这些很可能是存在自己未考虑的其它原因同样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很可能别的解释才是正确的。所以，研究者还必须运用对照实验以及逻辑推理等，排除能够否定这个规律或原理的其它可能解释，才能够说得到了科学发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如果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发现一个新现象便急忙得到结论并报告，出现错误的话就非常丢脸了。在中国文科方面，由于水平比较低下，出现这种错误没有人认为是令人羞愧的错误，却似乎是非常正常的情况，甚至当成大发现，创新、有思想、有独立思考等。
但由于自然科学和文科学术的相互独立发展，在文科方面，特别容易出这种错误还不容易被发现。如哈耶克曾经提到的在经济学中：“例如，总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可能仅仅有着大约的相关性，但由于这是我们能够得到量化证据的惟一关系，它便成了进行计算的惟一的因果关系。”在自然科学中，存在相关性并不一定是因果证据，把相关性视为因果证据的论点一般是值得听一听或者是可以接受，但不可以被视为已经得到验证的论点，更不能够把这作为施行政策的依据。
自然科学界是隐含地非常看重第三个基本共识的，而且高水平科学家能够运用高水平科学鉴别力清楚评判科学成果是什么情况，从值得一听（未得到证实）到坚实可靠的科学成果，指出其优点缺陷，未来发展潜力等，并在综述、评论论文中阐述。
但中国文科，非常缺乏高水平人士对各种新成果进行高水平的综述评论，却常常看到既不是扎实创新也不是全面总结、评论现有研究成果，只是所谓指明方向的“指路明灯”式假学术显得水平高，非常受追捧。在中国文科，真正的创新难于得到公认和中肯好评，反而是尖锐的观点和评论容易引起巨大轰动和关注。这只能够进一步说明，中国文科职业学术界，是一个没有在思想、学术上成熟的职业学术界。
中国文科学界还因为教育水平低下以及论文撰写水平低下导致了各种困难特别是理解困难和运用、创新困难。所谓理解，必须是学生具备经验性的感觉、事实、抽象化了总结性的事实、经验规律等作为理解的基础，并与抽象（一般性）的概念、原理、规律等形成具有特定知识结构的对应，而且能够从原理规律出发推理得到结论并解释事实，学生把这一切内化，形成经验支撑的相互联系的知识结构，这样才是理解。最好的理解是经验、事实、本学科和其它学科各种原理形成各种对应与推理联系，融会贯通。在中国，自然科学教师对学生教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过程中，谁都知道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因此自然科学的教材与教师的教学中，都有大量的实验与结果的阐述，教师都要让学生尽量做实验。这样，中上水平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是自然而然能够形成对应，有助于形成自己的理解甚至良好的理解。
但文科学生一般是从学校到学校，学习理论往往缺乏相应生活中的感受与经验支撑他们的理解，文科的教材、教学以及论文专著中，非常缺乏经验性的感觉、事实、一般性总结的事实、经验规律等的阐述，基本上通篇都是从概念到概念、原理到规律等，学生缺乏经验性的感觉、事实、抽象化了总结的事实、经验规律等经验基础，支撑学生对概念、原理进行理解，这样，学生很难形成相互联系的知识结构，达到真正理解。这样，毫不奇怪，文科学生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教材上每一个字、词都清楚，但整体上（整段话、整个章节）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有，中国文科学术的不客观真实、水平低下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文科流行（包括被迫流行）晦涩难懂的“黑话”、“大词”或弯弯绕绕的隐喻而雪上加霜，与后现代垃圾潮流进入中国也有关，一些文科青年学人以为这样是有水平，有思想，看不起说清楚、明白的真话，逻辑严密并与我们的经验形成清晰对应的扎实、真实的研究，认为那太常识。这些人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另外，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清晰优雅或清楚明白的阐述，容易影响他人，有错误也容易发现，创新和非凡的洞察用常识的对应真实情况的词语写出来，能够有助于形成新的公共舆论或者共识，产生最有效的影响。
六、为什么中国文科学术的实用部分也没有象工程技术那样客观有效，富于无可争议的权威
在中国，自然科学无可争议的理性、客观权威也与工程技术无可争议的效用有关，各种科学技术的应用已经快速、极大地改变这个世界和改进了我们的生活，而且是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文科学术中可实用的部分所对应的是工程技术，却没有象工程技术那样客观有效，富于无可争议的权威，原因当然主要在于政治经济制度、观念、利益等一系列冲突密切相关，导致西方文科那一套自由民主制度等不可能象西方科学技术那样阻力极小地在中国得到全面推行实施，也与文科学术界自己的 问题有关。
中国在一八四０年以后，官员大多乐意看到技术、生产上的进步（船坚炮利），而且船坚炮利自己也能够得利，因此工程技术的实施（如开铁路等）、教育、发展等虽然有阻力，它的阻力和实行西方的政治、经济自由民主制度等所遇到的极大困境相比较，简直算是一帆风顺。原因当然主要是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制度上实行西方那一套，官吏的权力、利益会受到损害甚至极大伤害，另外，老百姓交纳了明税、暗税，却缺乏生活教育卫生等保障，向西方学习总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失，所以注定是阻力重重。读过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都知道，由于利害冲突之大，中国学习、实行西方那一套是付出了无数“血与火”的代价才实现了一部分。
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中华文明的轴心转变为自由、民主、科学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全面向西方学习、走弯路、再西方化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的部分极多，文章可以做得很大。但限于篇幅，只能够做简要讨论。
在一个国家中，要实行任何新的制度、政策等，都必须有权力，因为利益、观念等原因有支持者，这样才可能实行。西方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等，在西方有他们自己的权力、利益格局支持，而且有接近于全社会的共识支持实行他们自己逐步产生的那一套制度、政策，而在中国，权力、利益格局（如支持力量等）与西方相比是大不相同的，更没有全社会的共识。当然，中国向西方学习，不会一模一样，都会有所调整，有所改变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以中国官员的权力之大，官员的利益就会导致与西方不相同的部分有利于自己，而不是国家、民族。但是，这样一个结果是非驴非马，远不能达到西方那样的结果。当然，反对者就更有理由了。
举一个历史上的简单例子：在西方的绝对优势面前，清朝产生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就是用政府的资金开办现代工业企业，本来满清政府就担心秘密会社包括担心私人企业会对他们的腐败统治产生挑战，由于政府的权力大，办了现代工业企业，在利益上必定会与私人企业发生冲突，就自然有限制甚至禁止私人办企业的利益动力，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得不到发展，而且洋务企业的管理者是官僚任用私人，腐败、浪费巨大，效率低下，但却没有把政府资金用于资助能够提高整个国家公正与效率的教育事业。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正相反，当然，相比于日本，洋务运动学习西方，走的是一条最容易走的路，是对官吏有利，对国家民族不利的道路，必定失败。
到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向西方的学习还远远不够。到现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无知话语仍然能够听到。
在古代，儒士们一直在研究治国之道术；法家拿出的治国之术特别精明狡诈，实行得长远后有害于国家民族。现在，中国文科学术界在拿出自己的实用性的解决办法方面特别差，有多种原因。中国文科本身理论水平就低下，理论水平的低下当然会制约理论的运用水平，而且，中国文科并不象科学技术方面那样存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用技术、发明革新那样的心中有数的区分和没有高低贵贱的人员分工。中国文科学术界的传统是重“道”轻“术”，现在也有那么一点分工，理论界是务虚的，有不少人是空对空，有一些也做实地调查，还有一些人包括智囊们是递奏折、务实的，也做实际考察。搞理论的不太看得起做实地调查，更看不起递奏折的，问题是递奏折者的务实，体现在考虑奏折能否被官员采纳超过奏折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的考虑。
比方说：如果一个中国的工程师是成天琢磨如何施工才能够在成本和效能（广义，包括质量、寿命、性能、效益等）上取一个最佳点，那是最好，如果他成天琢磨如何施工才能够提高质量、寿命、性能，没怎么考虑效益等也还受起码的尊敬，但如果是象一些递奏折者的人提出的改革方案那样，建议老板造大桥，只管把钢筋减少，反正没人看得见，老板能够更提高效益，肯定乐意做。如果中国的工程师都这样做的话，中国的工程技术是没有信誉可言的。
中国文科学术，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缺乏高水平的对国家民族切实有效的实用制度设计以及解决办法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方面）。
设计师画图纸，工程师搞工程建设，都必须清楚当地的实际情况，政治经济等方面拿出切实可行的制度、政策等方案也同样要清楚并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本来海外独立知识分子和海外民运在这方面能够起一些作用的，但他们远离国家多年，不太清楚国家现在的情况，很难有针对性地拿出有效办法，而且，他们大多是因为6，4逃往国外甚至坐过牢的，即使他们仔细研究后能拿出来也不相信可能会被采纳，因此，他们几乎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毫不奇怪，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批评远远超过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这样，文科学术在实用性方面怎么可能象工程技术那样树立客观、有效，富于理性、无可争议的权威？
学生都没有做好，是没有指望进行良好运用和创新的。在西方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在中国被有选择地用得乱七八糟，是官员等包括社会环境不行，理解以及运用等方面做得不够，还是理论有问题？当然主要是官员等人不行。
结语：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2005年1月写就，而后有小修改。
徐建新
江西省德兴市一中
邮编：334200
EMAIL: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9/20/2005 12:46)
作者：徐建新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