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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大胆假设，轻率立论──再评思云的“政治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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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胆假设，轻率立论──再评思云的“政治打假”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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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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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大胆假设，轻率立论──再评思云的“政治打假” (698 reads)      时间: 2005-9-13 周二, 下午9:45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大胆假设，轻率立论

──再评思云的“政治打假”


芦笛


昨天阿随拿我作例子证明大饥荒不可怕，其势不可能再保持沉默，于是厚颜再作冯妇。既然如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话说完。

思云昨天那帖子我看了两次，第一次只花了不到５分钟的时间，才看了不到三分之一，便赫然见到了那“人口自然增长率＝妇女怀孕能力”的笑话，当即停止阅读，跟帖评论了一番。晚上再度进坛来，看见湘君坚持赞扬他的图三与图四对比说，这才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打开图三和图四看了一番。其他图表则一律没兴趣看，因为那并非思云“假造”说的关键证据。

正因为第一次没看完全文，我才在跟贴评论时胡乱指责思云没有给出中共的作案动机。第二次阅读时才发现，其实思云说了此事。据他说，国家统计局之所以要造假，乃是邓小平为了提高他的威信，突出他和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的历史性贡献，指示国家统计局在纸上制造出了个虚构的大饥荒，云云。

看完那文字后，我只能废然长叹，其强烈印象有四：

第一、思云对自己亲历的历史竟然毫无印象，连起码的记忆都没有。

在我印象中，他似乎也是８０年代初期上大学的，正值三中全会开过之后，按理说应该非常熟悉当时的官方宣传，何以闹出这种惊天动地的笑话来？老邓什么时候鼓吹过他和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的历史功绩？什么时候敢诉大饥荒的苦？

我在此附上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链接（http://www2.zzu.edu.cn/history/bbs/dispbbs.asp?boardID=12&ID=94&page=1），其中谈到大饥荒的就轻描淡写的这么一句：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
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
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难道是人为渲染不存在的大饥荒的语调？除了实事求是地肯定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和反右倾，这里仍然因袭了过去的无耻说法，亦即“自然灾害＋苏修卡脖子”。连大量人口丧生都不敢承认，用什么“严重困难”、“重大损失”胡混过去。

《决议》对救灾工作是这么写的：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
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
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
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
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
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
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
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

这里究竟何处提到了起决定性作用的“三自一包”？

更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并没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老毛：

“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
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
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
同志个人。”

这岂是思云病态想像出来的那个“老邓文过饰非、贬低老毛、吹嘘自己”的图景？

凡是过来人都该知道，《决议》是老邓主持制定的，当时党内民间存在着强烈的反毛情绪，主张把老毛推倒，但老邓顶住了这潮流，首先在接见外宾时说什么如果没有毛，中国革命胜利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接着又提出“四个坚持”，并多次在党内强调不能否定毛和毛思想。邓主持制定《决议》的根本动机就在于保毛而不是“砍旗”，客观说一句，如果不是老邓违背党心民心当铁杆保毛派，老毛那破旗早就给砍倒了。

凡是过来人也该知道，老邓上去靠的是实力和在党内和民间的崇高威望，而这威望主要是文革中老毛重用四人帮、胡作非为衬托出来的，他何必去吹“三自一包”的业绩？又在何时何处这么吹嘘过？相反，他复出后，绝口不提大饥荒中的个人贡献，对文革中痛加批判的“三自一包”、“白猫黑猫”论讳莫如深，这一点连西方记者都注意到了，所有具有长期记忆的过来人也能为此作证。

总的来说，老邓乃是共酋中唯一没有搞个人崇拜的同志。对他的崇拜是他临终前匆忙搞起来的，那原因外国观察家早就指出了，乃是改革派怕他死后保守派翻案，“为了打鬼，借助钟馗”（ＮＮＤ，新版南极星没有那“钟”字），不得不神化他而已。

这些历史事实，思云这过来人何以全然不知？这对于不问政治的理工科干面包也倒无可厚非，可思云的爱好正是中国的近现代史，专门在网上写史论，以《真实的汪精卫》扬名天下。真难想像一个连自己亲历的历史都拎勿清的同志，还会有什么能力写出自己未曾亲历的真实的历史来。

第二、思云丝毫不懂文科学术考证那一套（其实基本方法和理科科研也是一样的，当然，干面包们绝对悟不出这点来，中国从不进行通才教育）。在作出“大胆假设”后丝毫不知道“小心求证”。

如果他有点这方面的起码常识，就会在作出“邓小平指示国家统计局造假，虚构大饥荒”的惊人假设之后，立即推出“如果该假设成立，则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公开资料应在１９７９年前后互相矛盾，而这就是支持该假设的过硬证据”的结论来，据此去调阅国家统计局在老邓当国前发表的所有公开资料，看看情况是否确实如此。如果不是，则任何一个有点学术道德的知识分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扬弃自己的假设。

即使做不到这点，最起码他也可以和老芦一样，去网上把《决议》钩出来，看看老邓主持制定的正式文件是否支持他的假设。这些最起码的考证工作他都丝毫没作，居然也就有那胆子公开提出那惊人发现，当真是唯无知者始能无畏。难道老邓能想到去百姓根本不会注意的统计图表上作假，却会偏偏放过全民必读的《决议》？

第三、思云立论之轻率大胆，甚至超过老马，堪称网上第一勇士。

一个对自己亲历的历史毫无记忆、对学术考证和科研的基本功夫一窍不通、缺乏基本理性思维能力的同志，居然敢作出“大饥荒是国家统计局虚构出来的”惊人发现，这不但说明了他的胆子和智力成惊人的反比，而且丝毫不懂什么叫学术道德。

任何一个文明人都该知道，你指控老邓作假，这指控非常严重，涉及的可不光是区区一个老邓，而是国家统计局的一大批人。考虑到中国政治局势的险恶多变，如果将来中国出现左派政变，江青之类人物上了台，则这立刻就要变成人家炮制冤案的根据。文革中类似的例子可是实在太多了。可思云就敢如此信口雌黄，时至２１世纪，还毫无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伦理观，凭想当然就在网上制造冤案，当真是生错了年代，错过了文革专案组中大显身手的良机。

其实，要判断大饥荒到底是不是虚构出来的，根本也就用不着什么学术研究功夫，只需注意避免老毛抨击的“有哗众取宠之意，无实事求是之心”，尊重点起码事实就行了。要知道这基本事实毫不困难，因为那不过是昨天的历史，亲历大饥荒的人并未死绝。随便向父老乡亲作点调查，你就会知道饥荒到底是国家统计局受命虚构出来的，还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惨祸。

就算你实行“无罪推定”，根据民间调查也必须确认饥荒确实发生过，顶多只能假定没有饿死一个人，但那也必须接受“人口增长率必然下降”的结论，原因我早就解释过了，只有白吃才看不出这点来：非致死性营养不良导致性欲下降和女性受孕能力降低，造成婴儿出生率骤减。类似地，它也能导致不该死的老弱病残提前丧生（其实精壮饿死也是提前丧生，姑认定老弱病残因营养不良提前丧生不算饿死吧）。这两者的综合效应必然要在人口增长曲线上反映出来。如果图象没有表现出这一变化，那才真的有造假之嫌。思云的“考证”整个满拧了，恰好证明了他想驳斥的论点，堪称中国特有的“反证法”。

第四、思云此作，再次强化了我四年前便产生的印象：他根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只有无条件接受毛货和日货的能力，而且一旦钻进去便永远无法摆脱。

过去我在此坛说，思云写文章是“无一字无出处”，不是毛货，就是日货。这话并非厚诬之词。但凡谈论中日关系，他的唯一灵感来源就是日本右派报刊，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卖。例如前段日本右派翻案，说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单向判决，是事后立法追溯，他立刻就应声在此坛照贩不误，和我激辩了一番。

但凡谈论中国问题，则他无一字不出自当年中学上的政治课。他昨天推出的大作，似乎颇有原创性，其实完全不然。那只证明了此人乃是死不改悔的毛分子，至今相信毛式暴力革命，至今相信毛式“人民解放”，至今相信毛式“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至今看不到邓小平改革的伟大历史功绩，至今认为改革开放是对毛主义的背叛（这倒一点没冤枉老邓），是中国社会的悲剧性大倒退。

敏感的读者不难从思云的大作中看出来他真正想说的话是什么，那便是，毛时代其实是人民欢乐享福的时代，根本没有大饥荒，那是邓小平为了吹嘘自己，不惜弄虚做假制造出来的神话。当然，他没有这么直接说出，但通读全文，我认为这乃是不可避免的结论。

思云愿意相信什么，乃是他的神圣人权，我无从干涉，只有驳斥的权利而无强迫他住嘴或“改造世界观”的权利。不过我想告诉思云，请你去农村作点最起码的调查。如果去不了农村，便向身边的农村出来的同志打听一下也是好的，看看邓时代和毛时代究竟有什么不同。

作为城市亲历者，我完全可以见证：刘邓在大饥荒降临后采取的一系列权宜措施包括“三自一包”在内，确实是救国救民的历史性功绩。如果没有那一套物质刺激，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绝对不会在短期内便刺激出来。最起码的，如果没有自由市场，我就算没有饿死，身体健康也必然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

昨天阿随那文字，对城市“黑崽子”的介绍其实并不客观。城市黑崽子和农村不一样，除了父母被“镇压”者，资本家出身的黑崽子遭受的主要是政治歧视，经济地位并不比其他人差。而且，饥荒时期大家都吃食堂，除了匪干子女外，大夥儿吃的全是一样的苦，并不存在出身不好的吃苦特别严重的问题。

我已经在回忆录《黑崽子》中介绍过，饥荒时期，母亲把“解放”前留下来的金银首饰全都卖出去了，换来的钱全化在自由市场和购买国家出售的“高级点”和“高级饭菜”上。市民出身的同学当然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因此，公平地说，我本人的营养状况和班上普通家庭出身的同学相比，还算是好的。而我之所以能有这幸运，一则靠家里有点老底，再则全靠自由市场和“高级点、高级饭菜”。我已经在回忆录中指出，我一度给饿得迷迷糊糊的，小命几乎断送了，幸亏此时自由市场总算有高价食物出售了。母亲卖了她的金镯子，从自由市场上换回了一袋黄豆，在家里磨成豆浆喂我，这才转危为安。任何非白吃都能看出来，如果没有自由市场，则金镯子毫无用处。所以，肯定“三自一包”并非如思云病态想像的那样，是老邓自吹，而是过来人的自发感受。

农村来的同志就更该知道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功绩。９０年代初我在国外遇到一个访问学者，他也是大学７７级的，和老狼一样是个老陕。据他说，他当初考大学的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想做城里人，吃上白面馍馍。虽然没赶上大饥荒，但他从小实在是饿怕了，吃白面馍馍这种事，在他记忆中也就只有过次把，那在他看来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料改革开放后没几年，他家所在的农村便迅速脱贫致富，不但再没吃返销粮，而且大家都吃上了白面馍馍，当年的梦想再也不算稀罕事了。

说到底，思云和一切相信社会主义理论的白吃一样，乃是永远长不大的儿童，到死也不能理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在１８世纪便作出的发现，那就是，只有社会集团（group）中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付出最大努力时，社会财富才会以最高速度创造出来。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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