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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尔开希告诉记者：曾在港星梅艳芳闺房里过夜，关系非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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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海外奇闻】 病态的“出名癖”是如何侵蚀“另类人群”的？
我们经常在海外的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
某“民运分子”因为被纽约一家报社开除，就召开记者会，指责那家报社歧视他是“民运分子”；某“民运分子”为了得到李登辉接见和获取二百万美元资助，便到台湾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某“民运分子”因为在召妓时被警察拘留，他便通过记者为自己澄清，说当时他是在替外国友人来找妓女；某“民运分子”拿了捐款之后，在饭店摆龙虾宴，酒足饭饱；某“民运分子”从法国返回美国时在机场被扣留，过了两星期不见美国给予关照，于是他就找来记者指责美国政府；某“民运分子”跑到台湾，在记者会上说“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而他自己却又是以“民运分子”身份去找资助的；某“民运分子”与另一“民运分子”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高声对骂，然后转身接受记者专访，说刚才被他痛骂的那一位“一出道就是流氓，从来就不是民运”；某“民运分子”在“六四”纪念日去酒吧泡三陪女，他向记者说，自己意识到这件事将给家庭带来伤害；某“民运分子”不断向记者说，向法庭控告遭他殴打的女佣都有精神病；某“民运分子”要台湾某杂志道歉，因为他们报道他在美国的学历是假的，而且还搞同性恋，结果引起那家杂志社刊登声明反驳，强调那些报道绝非空穴来风，并有多位知名人士提供了“非常确切的消息”；某“民运分子”指责另一“民运分子”贪污，去超市购物和下酒馆的钱都是贪污的，并说他们办杂志的经费来自台湾；某“民运分子”向记者说，台湾“军情局”要他每年收集250件情报，如果台湾不再给钱，他就撕开黑幕；某“民运分子”携家眷逃到泰国，而美国迟迟不给签证，他呼吁海外“民运分子”声援他；某“民运分子”在香港经营一家书店，专门卖同性恋黄色杂志，后来被人乱刀砍死，抛尸荒郊；某“民运分子”偷渡到台湾，被关在难民所里将近半年，请求别的“民运分子”替他向台湾求情；某“民运分子”向各大媒体发出新闻稿，说美国基金会决定停发他们办报的经费；某“民运分子”获悉香港某女歌星病逝，马上打电话告诉记者，当年他曾在死者闺房里过夜，关系非常；等等。
乌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民运分子”唯恐被社会遗忘，不管什么屁大的事都去找记者。更令人作呕的是，他们老是盯住记者不放，还请记者吃吃喝喝，滔滔不绝地自吹自擂。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记者的兴趣所在，以为公共新闻媒体也会象他们自己的杂志一样，一味往自己脸上贴金，黄婆卖瓜，自唱自弹，文过饰非，或者诽谤他人。他们只想到公共新闻媒体的发行量和收视率大，可借以出名。有时候“民运分子”还因为相互都抢先约见记者而吵作一团，甚至还为了报纸上的名单排列顺序产生猜忌和纠葛。还有的“民运分子”逢人便自称“学运领袖”、“主席”、“会长”、“访问学者”、“博士”，递上写有一大堆头衔的名片，总算过了一把瘾。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也很少有人认识他。
好多“民运分子”在他们被政府抓起来之前，没有人知道他或她是谁？干了什么？后来只听外国的电台里，某境外组织指出，该“民运分子”是因为干了什么或准备干什么而被囚禁的。有些“民运分子”则是在“逃离中国”之后才不断向记者声称中国政府如何如何把他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他是很了不得的人物。还有一些“民运分子”完全依赖境外组织把他列入“政治犯”名单向中国提抗议，并为他争取什么奖之类的提名，渐渐才得以出名。于是“民运分子”觉得，出名程度大小完全取决于境外组织刻意提到谁或者省略谁。甚至以为，谁在被捕前与境外组织配合程度越深越默契，日后就一定会越出名，拿的钱也越多。
境外组织要某些“民运分子”干什么，或者某些“民运分子”向境外组织索取什么，结果没什么都没干成就被抓了。凡有这种“背景”的“民运分子”刚被警察带走，境外组织不到几小时就会提抗议，接着是美国政府也出面严正交涉。只消看看魏京生、吴弘达、沈彤、远志明、李少民、高瞻、王丹、程翔、杨建利、徐泽荣、刘念春等“民运分子”的案例，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国外那边为他们折腾得厉害。总之，造成他们被捕的直接原因总是非常神秘的，总要牵扯到“情报”、“资助”之类的指控。人们渐渐怀疑这些“民运分子”跟“民主人权”没多大的关系。
如果“民运分子”觉得自己所干的一切都名正言顺，那就应该堂堂正正去做，天不怕地不怕，难道当今中国政府还会象满清皇朝那样砍你们的头吗？“民运分子”那么怕死，动不动就往外国大使馆里躲，就往边境逃，还搞什么政治？心里没有民众，没有祖国，光想着美钞台币，自然就壮不起胆来。狗屁“英雄”！张春桥就能对法庭不屑一顾，听宣判泰然处之，那才显出政治家的素养。就连江姐、张志新、刘胡兰、秋瑾等柔弱女子，也敢蔑视屠刀。令人遗憾的是“民运分子”身上完全看不到这种英风豪气和智慧胆识。
“民运分子”到了外国之后，个个都自吹如何“反共”，尽管前无所闻，尽管一事无成，却还争功劳大小，深信“英雄”可以硬吹出来。这里举一事例，有个叫唐柏桥的“民运分子”，“六四”那会儿偷走“高自联”捐款开溜，被捕后只关了一年半劳教就怕得要命，检举同伙争取立功，终获“保外就医”。正是这个姓唐的，在某旅馆地下室里与雷某密谋，打算向境外组织诈称他们成立了“民自联”，领导着一百多个反抗团体。接着唐便抛下雷某，独自偷渡到香港，把只有几个人的“民自联”吹成了三十多万人，如此才得到外国资助，此后每年靠编写“经费申请报告”骗钱度日，台独、藏独、法轮功什么都沾，有奶便是娘，而原先那个所谓的“民自联”则再也不见了。
比起唐某人，我们可爱的徐水良先生就非常不幸，“民主墙”时期他在南京被判了十年刑，出狱后做点小生意，欠了一屁股债，不断跑上海、跑北京，并给国外朋友打电话，请各路“重量级”的“民运分子”为他写证明信给美国领事馆，经多番努力才获得签证。徐老先生到了美国之后，不象唐某那么敢吹，结果始终出不了名，才拿到几千块钱，年逾花甲还得辛苦打工，业余时间当“民运理论家”，编辑《网路文摘》。
天理何在？吴弘达、魏京生、万润南、王丹都捞了几百万美元，徐水良为什么只拿到这么一点点接济？该怨“知名度”不够吗？薛伟、刘青、徐邦泰、廖大文也没什么名气，却也个个钱多得不耐烦往赌场里扔。可怜的徐水良毕竟拉不下脸面去骗，去贪污，他觉得实在开不了口，于是，只好以“清流”自居。思前想后，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徐先生认定自己没有被报纸、电视台捧，一定是“共产党特务”作梗。他感慨万千，仰天长叹，吐出内心的满腔悲愤：“《世界日报》捧谁，谁就一定有问题；《世界日报》贬谁，谁才是真朋友”。
虽然“民运分子”都知道徐水良有满腹苦水，却没有丝毫的怜悯和恻隐之心，没一个人肯把家产拿出来分他一些，而且总是不许他往镜头前站，不许他坐主席台，也从不为他做任何宣传。相反，一些用心险恶的人（比如唐柏桥、张菁、刘青、陈破空等）还不断挑唆徐水良去诽谤名气比他大的“民运分子”，说他们是“中共特务”。如此年复一年，最后所有的“民运分子”都被他说过是“特务”了。于是，“徐水良现象”渐渐成为这个“另类人群”里的公害。这怨谁？总不该完全怪罪徐老先生吧。
出了名的“民运分子”按道理都应该对境外组织感恩戴德，然而他们出国之后往往恩将仇报。出不了名的“民运分子”，其实没必要怀疑媒体的立场，没必要觉得别人总压着自己。说到底，“民运分子”争着想出名，无非是想引起外国及台湾某些机构对自己的重视，从而获得资助，象吴弘达、魏京生那样穷奢极欲，象刘青、王丹那样挥金如土。于是，无形之中海外“民运分子”都传染上了“出名癖”，整天围着记者转，不管私事丑事全都抛给记者，唯恐自己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病态的“出名癖”最后导致海外“民运分子”成为社会“公害”，到处遭人唾骂和厌恶。
“出名”靠什么？这个问题确实学问很深。“民运分子”大多缺乏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洞察力和特有的敏锐，徐水良、唐柏桥等人看问题还停留在“非黑即白”的低层次思维结构，总以为出名一定得依赖外国机构出面捧，总以为记者为谁写报道是出于同情心、交情或政治立场一致，总以为一定得自吹自擂和夸大事实。其实这种思维逻辑大错特错。
这里以鲍戈为例，可以解开政治人物如何驾驭新闻媒体之谜。
跟大多数“民运分子”不一样，鲍戈通常都躲记者，没事从不与记者碰面。为什么呢？他深知记者的职业特点，喜欢猎奇，挖根由，捅内幕，找岔子。魏京生啥乎乎地把记者领进家门，让他们看到满地的烟头和刻意摆放着的那些他完全看不懂的书，从这两点他们便会察觉了魏京生生活懒散，精神错乱，以及有意掩饰自己知识不足。接着，记者又发现他超速行驶和在超市购物时与店员发生争执。在采访他之前，记者已从刘青等人那儿听到魏的不少坏话，是来探个究竟的。耳闻为虚，眼见为实，于是一篇彻底毁掉魏京生政治前途的报道就这样出笼了。
鲍戈常说，“同情”和“理解”，不是新闻记者职业道德所要求的。新闻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割伤你自己。新闻记者的使命是让公众知道他们所感兴趣的事件，包括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秘密。鲍戈抗议日皇访华的新闻震动了世界舆论，唐柏桥、陈破空等“民运分子”却以为是记者出于“人道同情”帮他才报道的。这种思维方式会被新闻界人士认为愚昧无知和精神不正常。“民运人士”被《北京之春》、《苹果日报》、“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作正面宣传式的报道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公共传媒却没有这个义务，而且他们在报道新闻事件的过程中还要注意避免流露自己的政治倾向。
接下来我们剖析鲍戈抗议日皇访华事件，专门讲解那些轰动世界的新闻所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借以启发徐水良、唐柏桥、陈破空等“民运分子”。
1992年是中日建交20周年，日本天皇将自战后五十年多年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政府为了排除来自日本国内的干扰，做出不要求日皇向中国谢罪的外交让步。4月间，日本首相表示，如果天皇在中国遇到示威活动，就取消访华。这样，矛盾的焦点便浮现了。8月间，鲍戈和另外三人在上海接受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发表一封要求日皇公开谢罪的公开信。他们告诉记者，那三个人将去北京的日本大使馆递交这封抗议信，然后去各地串联。那三人是事件的主角（信也不是鲍戈所写），他们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履历，有的还递上自己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过的医学论文及私人像片。记者耐心听完这一切之后准备送客，出于礼貌回头看了看一直默不作声坐在一旁的鲍戈，问他是否与他们同行。鲍回答说，学校马上要开学，他走不开，不过，他会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请在日皇访华时游行的。
结果，大家都没料到，后来共同社在报道这条新闻时，只提到鲍戈，没提另外三人。为什么？记者与鲍戈非亲非故，而且是日本人。唐柏桥先生可能会以为那个记者对鲍戈情有独钟，或者是鲍戈暗地里讨好了记者，或者这位记者同情“民运分子”。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那是有史以来中国平民第一次向政府申请游行示威（当时《示威集会游行法》才颁布不到三个月）。鲍戈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便给日本媒体注入强烈的兴奋剂。就这样，鲍戈先声夺人地拉开了各地对日索赔风潮的序幕，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
一个月后的“九.一八”纪念日，鲍戈一早准备离家，去公安局递交游行申请报告，不料刚打开门，十几名穿制服的警察便突然上前粗暴地把他拖进警车。鲍戈猛力撞开车门，向行人大喊：“我要求日本向中国道歉赔偿，他们就来抓我。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允许任何人出卖这个国家的利益！”围观者看到这一幕，纷纷问警方怎么回事，有的指责警察粗暴抓人。鲍戈一跨进公安局大门，就把申请游行的报告呈上，然后说，如果他们不把他放了，他就开始绝食。这一整天里警察们跑进跑出向上汇报，忙得焦头烂额，到了晚上才决定开车把鲍送回家。 “鲍戈被捕”的消息当天就已经被传了出去，使警方感到棘手。
那么，警方和记者是如何知道鲍戈的行动计划呢？当然是事前周密安排的结果。
各国驻华记者站两天前便已收到鲍戈申请游行报告的复印件，张伟国先生还把它转给《中国时报》等台湾媒体，使它提前一天见了报。为了加强新闻的刺激性，鲍戈在新闻稿上特别强调，他要对新颁布的《游行法》以身“试”法，考验这部法律是否出于保障公民游行集会的合法权利。公安局本来想把鲍吓住，不料捅了马蜂窝。南京、福建、山西、河北、北京各地活动人士闻讯纷纷行动起来，酝酿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如此一来，鲍戈便成为媒体和各界关注的焦点。公安人员几乎天天登门劝说鲍戈放弃活动，每当鲍出门，他们就紧随跟踪。校长、系主任、保卫处长也找鲍谈话，规定他在日皇访华时必须每天准时上下班。面对这一切，鲍戈每次都心平气和地听对方讲完话，和颜悦色地寒暄，避而不谈政治。这样，对方在向他们的上级汇报时，都会说一些“经我们劝导，鲍戈态度不错”之类的话。
有些“民运分子”一看到警察，不是吓得惊慌失措，就是显得格外激动，要同他们争辩。其实，根本不必费那么多的劲。鲍戈常说，我从来没把公安干警和其他的国家公务人员当作政治对手，有时候他们还是我不可或缺的道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那么辛苦，理当善待他们，关怀他们。只要自己不触犯法律法规，想镇压他的人最终不会有任何收获，还将陷于被动。
遇事不慌，从容应对，运筹帷幄，是鲍戈行事的特点。傅申奇先生曾撰文《和平理性斗争的楷模----鲍戈》，刊登在《新闻自由导报》上，唐柏桥等“民运分子”不妨找出来仔细阅读，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欠缺些什么。
到了10月23日（那是日皇飞抵北京的日子），鲍戈一早起床梳理干净，栽花弄草，然后，系好领带，穿上西服，擦亮皮鞋，拿起话筒往校长办公室打去，说：“我是鲍戈，今天感到不舒服，请假一天。对，对，我在家里休息一阵子就会好的。你们要来看我？别客气。好吧，那就来吧，谢谢！”就是这么几句话，便引起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上上下下一片忙乱。好多“民运分子”怎么也弄不明白，鲍戈做成这一切，一点都没费劲，仅仅打一个电话而已，而且完全没让境外组织插手，没向任何人要过一分钱。魏京生“二进宫”之前不断向外国要钱，往往一开口就是几百万，甚至说打算买下北京市郊一家银行信用社的一半股权，可是却没有做出一件震动舆论的大事。为了向西方反华机构讨钱，魏还称“西藏是一个国家”。
鲍戈常说，做成大事要先看天时地利人和，违背历史潮流和时代步伐做事，到头来总是行不通。要观察周围的民情，了解公众的兴趣和需要。只要选择在关键的时刻做关键的事，根本不用求任何外人帮忙，一个普通公民照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掀起政治风暴，并且对大国外交产生影响。这种自信和远见卓识，正是海外“民运分子”所缺乏的。
鲍戈平静地坐在书桌前，以医学院红十字会会员的名义，给中国红十字总会写了一封短信。他在信中要求他们，迅速通过外交部转告抵达北京的日皇明仁，在上海，有一个年轻人要求他就日本的侵华罪行向中国道歉。这个青年表示，自日皇踏上中国国土那一刻起，他开始绝食。如果日皇离开中国时仍未道歉，他将自焚。为此他呼吁日皇不要让他年轻的生命为了那场残酷的战争再作无谓的牺牲。最后，鲍戈又加上一句双关语，说“我对政治黑暗已经感到绝望”。
等到校方派人来取走这封信之后，楼下的警察们便上门把鲍戈带走，驶往公安局。鲍戈还是那样，同警察们说说笑笑，象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根本不谈政治。到了傍晚，市局局长走进会客室看望鲍戈，问候一两句便走了。接着，公安人员又把鲍戈带往西郊的一家招待所住下，直到日皇回国三天后，才把他送回家，实行“监视居住”。这期间没有请任何医生来看过鲍戈，因为鲍戈被勒令不得绝食（按公安局的说法，“绝食”属于示威的一种形式，示威需经批准，否则可给予治安处罚）。鲍戈笑着说，一个公民在自己家里不吃不喝，难道也要受到治安处罚？公安人员回答说，这要看事情的性质，如果你没有告诉大家你在家里搞绝食，政府是不会管你的；既然你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鲍戈表示，自己一向是推崇法治的，法律要求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希望政府也能守法。他指出，当初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未经人大表决通过，是违宪的，严重损害了我国利益。公安人员说，只要鲍不搞绝食等过激行动，他们会将鲍的想法如实向上反映的，并希望鲍今后通过“正常的途径”向政府反应意见。
事前，鲍戈悄然接受了美联社、共同社等记者的长时间采访，并约定说日皇访华的第一天，如果他们没有再接到鲍的电话，那就是被公安抓了。与此同时，鲍戈的朋友们也把新闻稿以及鲍戈被公安带走的消息迅速告诉各国驻华新闻机构。包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刘彩品在内的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纷纷给鲍家打电话询问情况，并电告上海市政府，要求他们保护鲍戈。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也在鲍被抓的次日来到鲍家，安慰鲍的家人，表示一定要向政府讨个说法。后来经她热心引荐，《新民晚报》总编辑冯英子先生担任“中国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的总顾问，鲍戈任会长。该组织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消息也被各国媒体报道过，日本NHK电视台还在上海给鲍戈拍了专题片。
鲍戈从不轻易见记者，即使到了国外也如此，经常隐名埋姓，很多和他交往了六、七年的朋友甚至不知道他是“民运分子”。他这么做，是为了便于自己深入了解社会，以更为自然的方式同周围的人打交道。香港两家电视台的记者两度到旧金山和纽约，拍摄鲍戈在美国生活的镜头，鲍戈本来也予回绝，后来实在情面难却，才让他们拍摄自己在超市买水果、搭乘地铁、喂鸽子、读报等镜头。
很多想出名想得快发疯的“民运分子”向鲍戈请教计策，鲍戈便对他们说：要么闯关回国，要么上法庭打官司，要么象薛伟那样抛出台湾情报机关收买“民运分子”的机密文件，等等，只是千万别再上美国国会吵架就行。
有一个匿名的“民运分子”每天在“东西南北”论坛谩骂鲍戈，不断上贴子造谣说一份叫作《民运分子大开口，台湾被骗十几亿》的材料出自鲍戈之手。既然造谣者是匿名的，鲍戈理所当然未予搭理。经我们多方询问证实，《民运分子大开口，台湾被骗十几亿》的出笼，以及它很快在国际互联网上风行一时，完全与鲍戈无关。鲍戈对该材料所提及的大量内幕，一直是局外人，所知甚少。
我们希望某些因出名无望而造成心理变态的人，不要随便嫁祸诬蔑鲍戈先生，鲍戈其实对他们一点兴趣也没有。那个匿名的诽谤者还不断上网责问，鲍戈为何不在国外搞对日索赔和保钓活动，为何远离他们这些“民运分子”？据我们了解，鲍戈遇事总要审时度势一番，别人能做的，就先让别人做。在某一特定时刻，一旦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形成，他一定会再掀巨浪，举重若轻。大家不妨耐心等待，别打扰他。
据我们分析认为，既然台湾方面始终没有出面否认《民运分子大开口，台湾被骗十几亿》所提及的诸多问题，那就说明台湾官员确实曾在一些场合里说过被该文纪录的话。
其实，人们更看重《民运分子大开口，台湾被骗十几亿》内容的真实性。至少到今天为止，尚无人敢公开提出任何异议，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我们是鲍戈的朋友，替他出面澄清一些谣言，但绝对不是有意袒护他。稍微有些头脑的人，只要细细研读《民运分子大开口，台湾被骗十几亿》的每一细节，便不难捕捉到真正的泄密者的蛛丝马迹。
一些朋友
特此声明
Aug.26, 2005
【惊人内幕】 ★ 民 运 分 子 大 开 口 ， 台 湾 被 骗 十 几 亿 ！
【台北情报】 █ 泄密事件导致恐慌 “海外民运”有特务嫌疑
---- “国安局”、“海基会”官员谈“海外民运”各色人物
【编者按：台湾“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先生和“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先生，是台湾方面主管“海外民运”项目的重要官员。日前，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们谈及“海外民运”极机密的内容。现予择要披露。其中每一事件都已被台湾传媒所证实。】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人权高于主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塞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
（附）
▲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附7号“公共关系室”
▲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email protected]
▲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886-2-27081148
E-mail: [email protected]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巷17弄4号
▲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 886-2-23563542
E-mail: [email protected]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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