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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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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纪念抗战六十周年
第一共和
加入时间: 2005/05/01
文章: 371
经验值: 3670
标题:
纪念抗战六十周年
(295 reads)
时间:
2005-8-18 周四, 上午7:30
作者:
第一共和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转王雍罡好文章 纪念抗战六十周年
同志们,今年八月,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60周年,我们每一个爱党爱国的人士,必须对此进行认真地回顾和纪念,以此不忘我党当年抗战的伟大胜利;尤其在今天特殊的日子里,我党不但向全世界“纪念抗战六十周年”,而且要向全世界人民重述我党当年抗战的历史真相,以此教育大家,提醒民众;揭露一贯篡改历史真相的【华夏复国】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让人民看清他们的丑恶面目。
大家是否还记得:1937年的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为了保卫苏维埃连锁政权的『第一个新中国』,即中华苏维埃瑞金共和国;他率领由当时军阀、土匪、强盗、痞子、流氓等农民无产者所组成的农民起义军,即苏维埃连锁部队的‘中国工农红军’,向资产阶级共和的‘旧中国’——中华民国,发起了第五次最猛烈的大反攻,就在我党快要攻下和解放‘大西南’时;躲在满洲的日军,突然向中国北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把所有的军事目标,直指我远隔千山万水的——正在‘西南长征’的红军。我党、我军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
然无耻、卑鄙的蒋介石,就在此时此刻的关键之际,他不顾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第一个带头逃进了四川峨眉山,企图让我们的伟大红军,作抵抗日军的挡箭牌;同时他还恶毒地叫嚣“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真是汉奸透顶。
什么是“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就是抵御,而安内,则指的就是“剿共”。蒋介石认为,只有剿共成功,才能整合他所收编的各路军阀,然后可以步调一致地进行“攘外抗战”。但他完全打错了算盘。请问国民党五次剿共,成功了没有?反而让我党从江西打到了西南。即是我党被消灭了,请问哪个军阀会愿意去抗战?当年的张学良军阀,面对二万三千日寇的入侵,为了保存他自己的军事力量,当然不愿意替蒋介石保卫‘旧中国’的中华民国。于是他在一夜之内,就带领四十五万东北大军,连夜弃诚逃跑,使日军几乎不战而胜。
所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假,消灭共产党是真,企图逃跑不抗日是真。历史证明,蒋介石退守四川,利用四川的天然摒障,对日本进行顽强抗战,这就是逃跑的最好见证。如果国民党为了民族的利益,应该进行一城一池的决战,直到把所有的国军人马,统统战死打光为止,这才是真正的抗战。然而蒋介石却退守四川,这是贪生怕死的军事逃跑。
再反观我红军,在当时山穷水尽之下,看到日本的入侵,反而产生了希望。我党领袖毛泽东笑了,周恩来笑了,朱德笑了,而且笑得非常自信和得意;因为由于抗战的来临,使我红军绝处逢生的机会来了。国民党在前方激烈抗战,我们在后方高喊抗战;国民党退守四川,我们就退守延安。延安是什么地方,延安是穷山恶沟的地方,使日本鬼子听了都会摇头、看了都会害怕的地方。我们就选择延安,让日军望而却步;始终没敢踏入过延安一步。这就是我党、我军取得抗战胜利的伟大见证。然四川是天府之国,不仅国民党要去,日本鬼子同样要争前恐后、不择手段地去。所以蒋介石退守天府之国,就是根本不想抗日。人民也因此而永远不会原谅他。
蒋介石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却最后把国民党“安内”在天府之国;虽然国民党在那里,坚守了阵地,重创了日军,最后反败为胜,取得了抗战胜利;但能说明蒋介石是抗战英雄吗。真正的英雄,应该走出来打。就像我党敢于走出来,而且敢于走到穷山恶沟的延安;连鬼子都不敢去那里与我们决战。这才是真英雄。请问国民党敢这样而为吗?
蒋介石说“用空间换取时间”。难道延安的空间不大吗?我党就利用了这里的空间,换来了时间,使我军当初只剩下二万七千人马的部队,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大规模牺牲后,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人民解放军”;不但有国民党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美式装备,而且有苏俄的苏式准备,以及从苏俄那里送来的日式准备,使我们有了名副其实的“小米加步枪”的部队。并且我们还发展了“召之即来、来自能战”的一百万民兵。我们就用延安的空间,换来了推翻中华民国的时间,把蒋介石打到台湾;重新创建了苏维埃连锁政权的、属于苏俄最大卫星国的『第二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此可见,当初的蒋介石,根本不懂“用空间换时间”的军事理论;日本人也是如此。所以日本人才跟蒋介石抢四川的空间和时间。如果当时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聪明,带领几百万大军,抢夺延安的空间,不但我们无路可走,就连日本兵也不敢进军延安——打国民党。反之当时的日本人也和毛泽东一样聪明,第一步抢先延安,利用那里荒无人烟的空间和时间,最终赢得打败国民党,打败美国盟军,取得大东洋共荣圈的最后胜利。但日本兵和国民党,都是军事空间的白痴,所以他们都败在了我党、我军的手里。
之后发生雪中送炭的“西安事变”。因为逃跑之后的张学良,怕蒋介石清算,怕人民反对,所以准备亲自剿共,将功赎罪。但当时我地下党员——杨虎城将军,按周恩来的指示,对之及时劝阻,并唆使张学良,把“不抵抗的责任”,全部推卸在蒋介石头上。因为当时的蒋介石,有过这样的讲话:这一仗一定会打(指日本侵华),但我们的准备还不够;所以我们先不能开枪,即是日军故意挑衅,我们也要克制——让国际社会知道真相后,我们再作反应,以此赢得更多的备战时间。
张学良对杨虎城的唆使下,等时茅塞顿开,开始装疯卖傻,故意把蒋介石的“克制命令”,歪曲成“不抵抗命令”;引发西安等地的‘抗日救国’学生示运动。张学良非常紧张,要求下令镇压,又被杨虎城劝阻,告诉他这一切是我党的巧妙安排,目的“替你少帅擦屁股,让世人以为老将不抵抗,而非你张将军的罪过”。张学良再次心领神会,故意拜访闹事的学生,使之脸上更加贴金,反而成了当时公开主张抗战的第一将军。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施计,非常感恩戴德,所以他至死不忘。于是他投桃报李,放弃围剿共产党的计划,同时按照杨虎城的意思,逮捕了蒋介石,发生了所谓的“西安事变”。
由于共产党的施计,让一个逃跑的、千夫指的、要遭军事审判的“不抵抗”将军,在他沉浸于鸦片吐雾的烦恼和恐惧之中的张学良,瞬时成为一个口气比力气还大的抗战将军;共产党不仅为他隐瞒了历史真相,而且为他赢得了国人的尊敬,导致有理说不清的蒋介石,再也无法对之进行任何的军事处置。所以张学良为了报答共产党的知遇知恩,就不希望蒋介石再剿共,更担心蒋介石命令他去剿共或抗战;所以他先用所谓的抗战名义,对来访而安慰他的蒋介石,进行别有用心的‘兵谏’,以此迫使蒋介石改变剿共的想法。
这样一来,他不仅可以知恩图报共产党,同时也把自己抄炸为‘号召中国抗战的第一将军’。只有等到这样的事成之后,他才愿意安心地跟蒋介石回去——接受延享天年的软禁。因为张学良非常明白自己的能力:即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更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只是靠父亲张作霖的名气,在抽抽鸦片、包包二奶中的无能少帅。所以他在西安事变后,就带着二奶赵四姐,主动跟随蒋介石回南京。目的就是不想留下来‘剿共’,更害怕留下来‘抗战’。这就是张学良‘兵谏’的别有用心。
所以当时的杨虎城、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极力挽留他不要跟老将回南京;而且告诉他回去之后,最轻的处罚就是软禁。但他装听不懂。其实张学良早已胸有成竹。我党等人被他骗了。所以他至死不反共;但也不与我党作任何合作的原因。
。
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党多数的核心人物,都主张枪毙蒋介石;尤其是毛泽东和朱德二人。但斯大林却强烈反对,而且连续从莫斯科发来了三分急电,要求我党立刻释放蒋介石;其目的,想利用蒋介石的抗战力量,拖住日军进军西伯利亚的蠢蠢欲动,以此避免苏军腹背受敌的危害。
斯大林作为我党公认的爸爸,在当时的年代里,我党也是这样公开地称呼他和宣传他。所以我们作为斯大林的儿子们,岂有不听爸爸之话的理由。于是我党顺水推舟,威逼蒋介石搞“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执行爸爸的命令,我们不仅公开放弃了自己的新中国——苏维埃瑞金共和国;而且将当时仅有的二万三千红军,重新改为‘旧中国’的国军,被编制为“中华民国第八路军”;号称【八路军】。之后因国军的第四路军,在抗战中不幸被全部战死后;我党准得蒋介石的同意,将江南一带的红军游击队,约一千人马,新编为“中华民国新四路军”;号称‘新四军’。此刻我党的爸爸,被德军打得已晕头转向,根本无法对我党作任何军事援助;但我军在成为旧中国的部队之后,立刻从旧中国的政府那里,得到了国民党的军事援助;由此装备了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只得指出的是,在抗战一爆发时,我党为了“保卫苏维埃”——这一神圣的外来民族,就大无畏地提出了“北上抗战”的革命口号,并下了战书,通报了全国和全世界。我党说到做到,立马带领新中国的红军,所剩下的九千人马,在长征路上,日夜兼程地赶赴“北上”,准备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进行正面抗战。当时的日军,听说‘新中国’的红军来了,吓得惊醒胆颤,抱头鼠窜;连忙急退三十里。为旧中国的国军,创造了一次求存逃跑的好机会。但没良心的国军,反在逃跑之后,追上来打我们‘北上抗战’的红军;被我红军迎头痛击,打得四处逃窜,溃不成军。
由于我军当时‘北上’抗战的心太急,一时错用了军事地图,就象当今的北约,在慌乱之中,错用军事地图,误炸了我大使馆一样;使我们北上的路线,走成了风牛马不相及的“西上”路线;让我们走进了穷山恶沟的延安。这是谁的错?这是陈独秀的错,因为他当时鼓吹‘非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把我领袖毛泽东气得眼冒金星,使其一时没有发现这地图的错误。第二个之错,在于张国涛;因为他害怕抗日,要分裂中央,提出“南上”的逃跑主张,被毛泽东回击后,怀恨在心,故意向我党提供错误的军事地图。第三之错,在于当时的朱德、林彪和彭德怀等将领,因为他们也害怕‘北上抗日’,所以故意装傻,不指出这地图的错误。之后的毛泽东,对此一直记在心里,直到“反右”和“文革”,才清算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没有一个好死的。由此可见,我党是爱憎分明、秋后算帐的政党。
历史证明,我党历次整人、杀人的运动,都是在爱憎分明、秋后算帐下进行的。如果没有爱憎分明、秋后算帐的整人和杀人,我们的党还能继续生存吗?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就是自由主义政党,自由主义政党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也从来不搞这一套,所以它必须被袁世凯的【新中国】——中华帝国所替代,最后被我党的‘新中国’——中华苏维埃瑞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替代;今天被台独帮所替代。如果国民党懂得‘爱憎分明、秋后算帐’,就不可能收编军阀,让李宗仁、冯玉祥、吉鸿昌等军阀,在最后的关键之时,投奔我共产党;也不可能出现第二次“容共合作”的放虎归山;更不可能被没枪、没炮、没钱的台独帮赶下政坛。
虽然我党因地图问题,由‘北上’而走成了‘西上’,但我们把‘新中国’带到了延安,使延安的人民无比激动,热泪盈眶;导致刘志丹暗中吃醋。于是康生同志,命令红军特务,在其背后,向刘志丹开枪,为我党和毛主席扫清了异己的政治人物。之后在延安的新中国——中华苏维埃瑞金共和国,虽然改名为‘中华民国延安抗日根据地’,但当地的人民群众,却更加欢欣鼓舞地拥护我党、我领袖的英明领导。直到现在,依旧深深怀念当年“共产共妻”的幸福光景:大家斗地主,杀土豪,把所有的财产集中起来,把所有的女人集中起来,由我党和我领袖们随意分配;并在南泥湾搞大生产,种了一大批“花篮的花儿香”的印粟花,由王震首长率领张思德等一群农民士兵,建窑而烧制鸦片,然后把它卖给日军。当然,那时的傅仪和汪精卫,也因此做了中间商,从中发了不少大财。我们就用鸦片,把日军和伪军统统麻翻在地,使国军在抗战的时候,往往能轻而易举地取胜。这是毛泽东的功劳。但蒋介石和国民党始终不承认,至今还要刻意隐瞒历史真相,不肯告白天下世人。正是可气可恨。
当时的蒋介石,被张学良逮捕后,非常地贪生怕死,几乎什么要求他都答应了;甚至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一条狗命,竟然抱着毛泽东的大腿说:我同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抗战。所以之后蒋介石所抗战的二百多次大小战役,都是按照我党和毛泽东的秘密命令下达后而开战的。
由于蒋介石不但贪生怕死,不会打仗;而且还时常进行偷工减料地抗战,不止一次地被我党在私底下,予以猛烈的批评和警告。但其进展依旧不大。于是我党特意向国军进行了二次正规化的军事示范,即在我党、我军的亲自指挥下,让国军跟在我军后面,打了“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这二战。在平型关大战中,我军一举歼灭日军人数,达二百五十多人;在百团大战中,歼灭日军人数,达五百多人。使国民党从此学会了如何进行正面战。打这之后,汤恩伯、张林甫、廖耀厢等抗战将领,每次在打仗之前,总是背着蒋介石,向抗战第一前线的总指挥所——延安,偷偷地打电话,请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指教如何开战;包括远在缅甸征战的孙立人将军,也是如此。使他们在抗战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战绩——消灭日军人数达‘二百五十多万’。由此可见,没有我党的英明领导下,怎么会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呢?因此,抗战胜利就是在我党领导下的胜利。
由于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是林彪和彭德怀的擅自军事运动,不但教会了国军如何打正面战,而且暴露和损失了我军的实力,甚至严重违背了毛泽东“游而不击,保存力量”的最高指示。于是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发明了闻名全球的三大战术;即‘游击战’、‘地雷战’和‘地道战’。打得日本侵略者,东逃西窜,鬼哭狼嚎;使抗日战争由此进入了决定性的胜利。
解放后,我党把地雷战和地道战,拍成经典式地战争电影,不但连年获奥斯卡金奖,而且成为全世界军事学院——高级战争的必修课。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多么地伟大。
当时的日军将领——山本五十六最高司令官,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我们从来未遇见过这样的战争:游击战、地道战和地雷战,把我日军打得如此昏头转向,不得不在最后签字投降。毛泽东的确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军事家,共产党的确是全世界最英雄的抗战部队。也许是这个缘故,让我日本官兵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妒忌和憎恨,使之每次在打扫战场时,他们愿意向战死的美军官兵和国军官兵,鸣枪致哀;但决不向那些战死的共军官兵,鸣枪致哀。
中国人民啊,你们看,连皇军最高长官都对我党、我军佩服得五体投地,你们凭什么在今天还要怀疑我党所领导的抗战胜利呢???这都是那些华夏复国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所搞的鬼,你们要警惕啊。
在日本投降时,原本由毛泽东亲自去参加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但当时的我党,正忙于接受从苏俄在关东军那里夺来的地盘和大批日本武器和设备,就无法参与联军对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只得命令国民党高官——徐永昌将军,代表毛主席去签字。之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公开邀请毛泽东参加开罗会议——筹备联合国;但毛泽东高瞻远瞩,不 因小失大,他故意巧妙地把此事退让给了好大喜功的蒋介石;而毛泽东却抓紧时间,为再造第二个“新中国”,进行积极备战。等蒋介石回来后,才发现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改为“人民解放军”了。而且是一支美式、苏式、日式混合型装备的部队。但我军谦虚地称之为“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以此麻痹了国军;等国军交手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小米加步枪”。
起初的蒋介石,害怕打内战,所以他诚心诚意地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之后还搞了一部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南京宪法,邀请我党等其他民主党派的高级人士,与国民党一起,进行所谓的多党修宪,以此缓和国共内战的趋势。但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的虚弱,果断地先发制人,命令刘邓大军,走出延安,进军‘旧中国’的腹地——大别山,同时命令林彪抢夺‘旧中国’的重工业城市——东北三省。内战终于爆发。我党利用自己的独家新闻,利用国民党民主自由的多家新闻,进行同步的造谣宣传,让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以为蒋介石挑起了内战——“想摘抗战胜利果实的桃子”。人民信以为真,共同起来反对蒋介石。再加上国民党上、中、下层中,有着我党的各种优秀间谍,使国军的各种作战计划,还在桌子上研究时,已被送到了我党、我军的桌子上了。请问象这样的仗,国民党能打赢我们吗?
当时我党也害怕战争,因为蒋介石有强大的美国支持,而苏联因二战而伤了元气,为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它不准备在外交上公开支持我党我军的内战。但老天爷保佑,让高傲、自大、喜欢听好话的美国人,却相信了我党的舆论,认为破坏民主和平的罪魁祸首,不是打到资本主义的共产党,而是保卫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蒋介石。于是罗斯福坚定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而我们依旧有苏联的背后支持,使国民党失去了外交、军事上的支持。国民党因此军心动摇,战争一泻千里,让我军趁势渡江,解放了全中国,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统一了大陆。
之后我党再利用美国人的这一弱点,让美国再次抛弃了中华民国,使我党加入了联合国;而且替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再这之后,我们又利用美国,搞改革开放,挽救了党国频临崩溃的经济。尤其再‘六四屠杀’后,美国在我党的诱骗下,放弃制裁,立刻跑过来与我们大搞生意;让我党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翻身。今天我党再也不怕美国了,而且通过我党的军方声音,公开地对它威胁:“准备清场美国”。高傲、自信、目中无人的美国政客,还似信非信。总有一天,美国人会彻底清醒,我党的话,是算数的!不过到了那时候,他们已经统统被‘活该了’。
通过三年内战,我党成功地推翻了亚洲第一共和的旧中国——中华民国,同时也扔掉了原来的‘新中国’——中华苏维埃瑞金共和国;开创了第二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我们光荣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苏联卫星国。于是我党该出卖的领土就出卖,该送掉的领土就送掉;把原来中华民国的一千二百多万平万公里的领土,变成了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中,我们又奉送了不少领土给俄国、朝鲜、越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等周边国家;使我国现有的领土为870万平方公里,从而减轻了我党的压力,稳固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地位和外交地位。是一切想推翻我们的阶级敌人,成为梦呓之人。
通过以上简单扼要的回顾和总结,使我们每一个爱党爱国的人士,再次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战的全面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二战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三年内战、打败旧中国的全面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第二个新中国在大陆的诞生。
同胞们,事实证明,有了共产党,不但地主、富农、土豪失去了土地,而且帮我党打天下的农民,也因恶有恶报地被没收了土地,并且还要对之种种地苛捐杂税,使之到处鬼哭狼嚎地喊冤;这是活该啊!有了共产党,不但反中华民国的知识分子不能说真话,就连热爱我党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说真话;包括共产党人也不能说真话,更不要说那些命如纸薄的平民百姓;这是随恶作恶所带来的‘活该’报应啊!有了共产党,不但工人老大哥要下岗,而且农民老兄弟也要盲流,甚至连他们的老保和医疗,经过改革开放的重大胜利后,什么都没有了,连今天的孩子上学,都不再免费了;这是随恶作恶的活该报应啊!有了共产党,就有了反右斗争、文革浩劫、六四屠杀、对法轮功迫害和虐杀、对宗教人士迫害,对自由人士迫害、对民运人士迫害,包括对不听话的贪官污吏,进行惨无人道的“双规”专政,这是对我党抱有希望的活该报应啊!
‘活该’就是上帝在天的公义之理。而我伟大的共产党,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义政党。因为长期以来,凡是跟我党一起作恶的,参与作恶的,不管他是主动的;或是被动的;不管他是被我党利用的,还是被迫的,都将遭到象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中的报应下场。正因为我党有如此强大的公义性,它才象公义的上帝,有着长久不死的生命力。
人的生命力,来自于运动和食物;我们共产党的生命力,却来自于政治运动、政治迫害和政治屠杀。只有这样,我党才能继续不断地生存下去,直到永远。
这是我共产党在今天‘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新告白。希望你们这些不懂“公义”、不懂“报应”的猪民们,都能就此听明白了;免得日后遭我突然惩罚时,却对我哭着喊着地说:“我哪里又得罪了您——我的党妈妈”。……正因为你追随我的作恶,是我蔑视你;所以我要追讨你为我所作的一切之恶,要用你罪恶的血,擦干我手中罪恶的血,方可显示我党的公义和纯洁,使我党长久地在地上执政,成为你们这些“亡国、亡灵、亡德”的三亡奴的——上帝。
因此我们要感谢网上那么多‘好为人师’的网民、精英和老大,为我党提了这么多解忧分愁的、赤诚之心的建议,让我党继续更好地作恶执政下去。但我党的禀性是公义的,所以你们这些轻嘴薄舌的人,在今后的明天,将没有一个因——为我党而着想、而能吃上好果子的;你们将喝下你自己身上流出的红葡萄酒的血水,以此赎我们的造孽之罪。阿门,不,马列!
王雍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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