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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重要政论:一个令人难堪然而现实的问题:当今中共领导层会思考吗(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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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重要政论:一个令人难堪然而现实的问题:当今中共领导层会思考吗(ZT)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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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重要政论:一个令人难堪然而现实的问题:当今中共领导层会思考吗(ZT) (370 reads)      时间: 2005-8-04 周四, 上午2:17

作者:peacemaker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重要政论:一个令人难堪然而现实的问题:当今中共领导层会思考吗?
(转自燕南)



(一)

老祖宗留下来的成语中,有“执迷不悟”这样的说法。如果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无褒贬含义的说法,用在当今中共领导层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集体思维的现状,笔者认为是很贴切的。本文对此将有所论证,如果有关论证不能被驳倒,那就只能意味着这样看似尖锐的说法,绝无耸人听闻之嫌,不过仅仅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一种业已存在的事实而已。

这里说的“集体思维”实际上就是指领导层共同的思维方式,用中共过去的老话说,就是“思想路线”或者“指导思想”,用科学哲学的术语说就是理论“范式”(笔者从这一角度对“范式革命”和“思想集体”的简要阐释附录于后,供读者参考)。

1981年6月22日,中共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陈云两位领导人都表示,对十一大、对文革、对毛泽东的错误“不谈路线问题”(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2005年6月第一版)。“不谈”是否意味着客观上不存在路线问题呢?如果我们通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经典作家著作的有关说法,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把特定条件下政治上的权宜说法,不经有效论证提高到普遍性理论层面;从一时政治需出发对历史上党内声望高的领导人的这样或者那样的说法搞几个“凡是”;自己不能、也不允许别人从实际出发批判地独立思考;以极端偏狭的教条主义的“坚持”心态、以自我封闭的思维方式对待人类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各方面的思想理论成就(比如对不合自己封闭心态的思想理论范式动辄扣上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帽子,对国际人文社科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成就则采取思想和理论上的“鸵鸟”姿态);顽固不化地坚持个人崇拜极权思维和行为恶习等等,是这些年中共思想理论每况愈下的部分根源。

被美国的基辛格、亨廷顿等学者格外推崇的一本书《亚洲人会思考吗?》(作者是出生、生长在新加坡,曾在新加坡和加拿大研究西方哲学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本身不见的就真的堪称亚洲人的思维指南(也许今后会有机会讨论这本在美国学界影响较大,今年1月已经有中译本出版的谈论亚洲人思维方式的书),但面对中共领导层核心思维模式长期的基本理论概念和逻辑的严重混乱状态,倒是可以套用这种说法合理地质疑:中共领导层会思考吗?

在前面列举过的一些重要现象的意义上,至少可以说中共领导层这些年来总体上不会思考——亦即不会运用达到人类现代性境界的社会、政治、人文等“代表先进文化”的思维方式思考现实的、历史的种种社会问题。我这里对此仅仅点到为止,今后有机会还会展开论证。


(二)

回到思想路线问题。

人们经常说的“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可以理解为“被科学地把握的事实”。

然而,所谓“被科学地把握的事实”是否意味着“纯客观的事实”呢?

当然不是。因为“被科学地把握的事实”总是特定的、被认为是科学的思维模式的产物。

所以就产生了特定科学思维模式的“经验适应性”问题。下面举一个例子:

假定毛泽东所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社会现象分析模式的确也能算得上一种特定的科学分析模式,那么,评价这种模式的标准中就有个“经验适应性”——亦即这种模式是否真正来自某种意义上的科学的“实践”,而且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问题。

如果我们对历史事实有起码的尊重,那么回答必然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产生这种思维和分析模式的反右实践是中共自己也已经否定了的实践,而后来运用这种模式分析和判断形势、并据此发动的文革实践,也是中共自己“彻底否定”了的。

实际上,所谓“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正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社会矛盾理论的核心部分,而这一理论是中共已经有决议“彻底否定”了的毛晚年所犯错误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中共领导层还“坚持”运用这种理论分析社会问题,难道不正合乎逻辑地表明自己还在坚持毛晚年的错误、比如坚持其“继续革命”的理论吗?

……类似上面这种基本思维模式意义上的逻辑和语义的“一塌糊涂”,在这些年来中共领导层的决策、言论中比比皆是,


(三)

以下还是进入现实问题的具体分析。

对现在已经成为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所谓“群体性事件”,中共领导层总体上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比毛派极左人士动辄就将这类事件定义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的“敌我矛盾”事件,比如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风波定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反革命暴乱”,似乎要高明一些。

但是,从思维模式角度讲,还是同一种“继续革命”思维,还是以预设存在着“敌我矛盾”的“专政”、而非宪政思维模式。从后一种思维模式看来,只有是否违宪、违法或者文化价值意义上认同还是反对“法治”价值——亦即宪政民主价值的问题,而不存在什么“敌我”之分的问题。

因为即使有人反对法治价值,如果不付诸颠覆宪政秩序的行动,也不算违法,也不应视为反社会性质的问题。

真正“反社会”与社会当然是对抗性的,但即使对刑事犯罪,原则上也是社会矫正问题,而不是镇压的问题。

从现代社会学的视角看,分析所谓“群体性事件”可以采用的思维和分析模式不止一种,比如着重从功能上分析研究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的结构功能主义,它的价值和认知取向偏重于关注和研究社会系统运行和演变中的总体和谐和均衡,强调社会系统的稳定和整合。

再比如,与结构功能主义基本视角不同的社会冲突论。后者可以看成是对前者批判性反思的对立取向的思潮和理论,强调社会冲突对社会系统自组织复杂性结构化发展的合理性、建设性,主张通过变革而非保守维系和发展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的动态自主适应。

这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所谓“维护型”的社会学,不是“砸碎”、“摧毁”意义上的暴力革命社会学。

(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冲突》就是社会冲突论学派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该学派思想的一种综合性的代表作,作者也称本书是他的社会科学的总和。

达伦道夫的意识形态倾向是激进自由主义。这里说的“激进”意味着相对于主张保守既定社会秩序的“保守”对立面意义上的结构性变革、改革。

如同一切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一样,激进自由主义也是主张对社会自创生力量互动形成的文明秩序的“不干涉主义”、亦即“放任主义”(Laissez-faire), 具体包括建立和维系法治的国家政治制度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在这种秩序框架中追求经济利益不受干涉;每个人有权自主选择或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国家不干涉公民的世界观倾向;等等。

从这种“不干涉主义”出发,激进自由主义不仅反对斯大林模式国家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左翼极权主义,而且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福利国家、“社会团结”意义上的文化一体化整合等民主社会主义。

因为对意识形态倾向的分析更加复杂,所以我在阅读《现代社会冲突》一书时采取了“姑且听之”、“存而不论”的态度,这样有助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分析模式的科学价值上。

社会学不可能非意识形态化,但社会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被现代社会学不同流派普遍汲取和吸收就是一例。

“现在,社会科学之女王是社会分析,严密的理论,规范的意图(比如分析的目的在于科学地把握现实,而不是特定思维集体的权力、利益的自我合理化——笔者)和历史的贯穿(亦即透视历史、洞察历史的意思——笔者),统统都编织到社会分析里。”

社会分析不是自然分析,作为分析对象的社会事实是人们作为生物的、文化的行动者和社会的能动者互动的主客体关系状态意义上的情境性事实。

不同社会“存在”、兴趣、知识和能力等层面的差异乃至主体间冲突必然存在,不可能有什么大一统理性主体统合意义上形成的总体性事实——所谓“主观符合客观”的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的“客观知识”——比如目前中共教科书“哲学”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那种“定于一尊”的“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意义上的社会“事实”。

离开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具体情境,社会的“事实”或者“实际”就是抽象、空洞、无法检验和界定的一种独断“说法”。

达伦道夫《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被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以来关于阶级这个论题的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探索中的最富有独创性的尝试之一”,尽管被说成往往与马克思的理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其分析方法与马克思的方法之间割不断的历史关联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五)

其实,不少共产党人之所以把马克思的学说教条化,从信息结构的角度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思维方式的自我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封闭性,亦即把马克思的理论范式不加分析地、脱离其形成的具体时空关系绝对化、信仰化。

共产主义信仰是“主义”信仰、亦即主要是价值核心意义上的信仰。如果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包括的种种社会结构功能分析模式(比如所谓“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等等),抽离与这种分析模式对应的构成特定历史情境的主客体关系状态,把它们看成是不可证伪的启示性(信仰)真理,那么,这种信仰就不再具有任何科学意义。

科学知识是以其有条件性、可证伪性为前提的。所以,真正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层面的思想者,更为关注的是对它的种种传统分析模式的证伪而非证实。

因为证伪至少包含着对变化了的条件的认知、把握的尝试,而仅仅止于证实则难免有剪裁、扭曲事实及其认识过程以迁就和适应既定思维模式的教条主义倾向。

实际上,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现代性思想体系都会更关注本身的证伪方面,以便不断调整和变革自己内部的结构性关系,保持、增进与社会文化现实互动的有机性。在知识背景发生巨大变动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变革难免要采取整体性解构和重建的“激进”方式,否则就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被有人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体系就是这样“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而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及其“思想作坊”仅就科学知识背景的过时、落后而言,也是十分惊人的。

他们对现代科学知识世界日新月异的进展或者无知、隔膜,或者简单化任意概括,因此,怎么可能在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呢?

比如毛泽东个人的阅读兴趣的偏狭、与现代科学的隔膜就显而易见。他说胡耀邦“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正反映了胡在这方面的确比他高明得多。

胡的阅读兴趣和知识面的广泛不是毛所能比的。比如八十年代初,科学史研究专家许良英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一出版,胡就部分阅读了;而在哲学上自视甚高的毛泽东似乎一辈子也不懂爱因斯坦相对论及其哲学意义是怎么回事。

毛的现代知识局限如此,作为概括“时代精神精华”、探索世界图景总体轮廓的哲学水平从何谈起?说作为现代学者的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从未达到哲学境界,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六)

研究社会冲突必然意味着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关注,在社会学视野中,这意味着社会冲突理论与社会分层和流动理论密不可分。

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经典理论是任何这方面的研究者不可能绕过的基础性研究。达伦道夫的研究思路所遵循的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传统,但其时代特征显而易见。

“行将结束的这个世纪……这个杀气腾腾的、同时给予人们很多机会的时代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历史只能具有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这个世纪始于欧洲的明灯开始熄灭之际(指第一次实际大战的酝酿——笔者),结束于1989年的革命(指苏东剧变——笔者)给人们带来希望之际……”

本书的“前言”开宗明义,点出了理论的情境条件。作者认为集中探索发达国家(“第一世界”)的社会演变过程是“剖析本世纪发展之关键”,应当说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把中国当成所谓“世界革命中心”的理论预设的空想性显而易见,观察现代性问题如果正视历史,必然首先关注现代性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演变的过程。这不是什么“西方中心主义”,而是科学的历史主义。

按照我的理解,作者把公民权利实现的文化需求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条件之间的矛盾看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

比如经济增长似乎只能牺牲公民权利的满足,或者反过来说公民权利的满足似乎只能牺牲经济增长。作者认为:“这正好显示出当代人的缺乏推动使得两者同时向前发展的战略变化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因为当代人缺乏对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具有情境合理性的公民权益的实现状态有效的文化整合、文化凝聚能力。

任何社会权利需求的满足都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然而条件本身不可能离开同样具有种种社会需要的人的活动来满足。在身份、地位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互动结构化过程中,生存机会充分实现或者生活质量相对满意的所谓“既得利益群体”与感到生存机会被相对剥夺甚至绝对剥夺、因而希望变革社会结构的“激进”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必然表现为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对抗和冲突。

“社会现象本身充满着辩证关系,往往同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两重层面:即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等等。因此,既要从社会均衡角研究社会现象,又要从社会压制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尤其要加强发展社会压制模式的理论。”(达伦道夫语,转引自《现代社会冲突》中译本“译者前言”)。

“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各利益集团各司其事,这样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但却限制了严重冲突的集中爆发。”(同前)

这里的利益集团不是仅仅指经济利益集团,而是指生活机会实现的社会权利不平等分化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就是阶级或者阶层。

具体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如果与社会职能或责任分担、分工引起某种具体社会地位或身份差序相对适应,就叫“各司其事”、“各得其所”或者所谓“安居乐业”等。这样尽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还是会有矛盾冲突,但不会酿成集中爆发的社会总体性危机。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现代政党不应仅仅是特定利益群体的政治代表,而是具有某种文化领导、文化凝聚能力的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结构化力量。也就是政党要具有自我利益超越性,如果政党本身变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甚至变成了凭借自己掌握的公权、政权垄断发展机会,从而凌驾于其他社会阶层之上的特权利益集团;如果这样的党按照这样的取向强制设计和安排社会总体发展进路或模式,那么毫无疑问,党本身就成了一种反文化力量、一种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动乱之源。

达伦道夫的社会压制分析模式自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却是国际社会学界公认的权威性理论和方法之一。如果确有解决诸如群体性事件这种牵涉到社会的总体性结构的深层问题的实事求是之意,那么还是应当着重这方面的研究的。如果意在搪塞舆论或者政治做秀,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2005年8月3日星期三10时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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