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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找的内忧（二）｜｜诬反事件模式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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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自找的内忧（二）｜｜诬反事件模式之二
由于大一统，所以帝王纳天下于一人私囊的想法在事实上获得落实，等于极私统治哲学获得落实；极私统治哲学一旦落实，思想管制就成为弦上之箭。思想管制有两种策略，一是砍脑袋，二是洗脑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属第一种，速效但反弹力道亦强，终于快速终结自己的王朝。
第二种策略是汉武帝大张儒家之门而禁百家之说，与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然后又「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的做法。两手策略、交互运用，反弹力道较弱，但必须持久才能见效。当然，西汉诸帝两种策略都交互运用；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第十一》）。
甚至东汉章帝的《白虎通德论》，号称模仿西汉宣帝的《石渠议奏》，让朝廷教廷化；由皇帝扮演教皇的角色，官僚、经师扮演神父的角色，都只是第二种策略的延伸。不过，这两种策略，或两种策略交互运用，最终都逃不过王朝自毁机制。秦三世而亡，自统一天下算起前后不过十五年；汉自刘邦到孺子婴为王莽所废共215年。
但如果依照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他说：「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若非汉武帝后来所托得人，那么西汉的极私统治其实只能有120年左右的国祚。无论215年或120年，比起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卫、宋、楚、燕都有八百年以上的国祚，齐、赵、韩、魏至少也都各有三百年历史看，显然短得太多。此后各朝各代，国祚也都偏短；这是古典中国与传统中国之间一个鲜明的区别。
倘若我们再将西汉作为一个统一的超级大国纳入思考，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其实已经不存在足以为患的外患；纯粹只因为内政问题就将政权丧失掉，就更足以理解其内政问题的严重性。
当中最大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就是庙堂学术的破产，导致「愚人以自愚」与自找的「内忧外患」。「愚人以自愚」使得统治阶层分不清何谓务实的治国之道、何谓忠奸；在权力空间之外，完全不知有其它空间存在。因此自内部引发无止境的内乱。我们上一文〈自找的内忧（一）｜｜诬反事件模式之一〉，开始以四种类型的「诬反事件模式」，解说内乱的原由。以上四种类型的诬反事件模式，一、二类型关乎统治阶层，第三、四类型则关乎小民；一、二类型导致「官不聊生」，三四类型则导致「民不聊生」。本文针对导致民不聊生的第三类型「诬反事件模式」做进一步解说。
我个人之所以作出「诬反事件模式」这样的论断，起初就是从二二八事件中归纳所得。我认为，如果能就这问题作更深入的套讨，那么就更容易理解「王朝自毁机制」是如何地在运作。理解「王朝自毁机制」如何地在运作那将可以更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演化的内在逻辑。因为，这绝非单一事件，而是密集以模式出现的历史事件模式。
二战结束后，国府派遣以陈仪为首的官、军进驻台湾，受到台湾人民高度热烈欢迎﹔这可为当时台湾人民乐于回归中国作为证明。换言之，日本五十年统治并未消灭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感﹔相反的，更由于睽隔五十年，又受日本殖民剥削，当时简直就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但对生长于日据之后，受日本教育长大的年轻一代而言，则又另当别论。这些受日本教育长大的年轻人，基本上多数已经接受日本作为「祖国」﹔他们虽然在教育与就业上受到歧视，但因整体教育彻底，观念已经相对被形塑完成。
日本占领台湾前后不过五十年，时间并不算长；以这样的时间要彻底消灭台湾人的汉民族与文化意识是不可能的。但对当时参战青年而言，他们大都出生于甲午战后二十余年至三十余年间，已经接受完整的日本基础教育；在意识上已经属于较纯粹的日本意识，这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明显区别。
这种认同就是台湾光复时，台湾民众热烈迎接国府军队，与陈仪等治台班子的历史心理因素。基于民族情谊，与刚刚脱离政治孤儿身份的原因，台湾人民当时对中国确如大旱之望云霓﹔热烈庆祝光复迎接国府官兵的盛况，更胜于中国任何沦陷区之欢迎大后方官员将士。
被蒋介石爱将汤恩伯誉为「受降专家」的邵毓麟，与陈仪一同抵达台湾时对陈仪说：「这样的欢迎行列，要比何总司令（即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抵达南京的情形，更为热烈，这亦可见国土和同胞，沦陷愈久，其回归祖国怀抱的热忱亦愈烈，真是感慨万千。」（注：《胜利前后》邵毓麟着，传记文学出版，1984年，P105。）
但同时不能忘记一件事，这时参战青年大都都还在海外，他们本来就怀有相对较纯粹的日本意识，他们在此时，无从感受并认同他们父执辈的祖国情怀。并且，当他们回到台湾时，驻台国军与官员早已将台湾搞得乌烟瘴气；在当时的情绪上而言，他们是怀着较纯粹的日本思考来接受汉文化最黑暗的一面。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二二八发生后，参战青年积极投入对抗国民党，并对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汉文化产生排斥的主要因素。
在他们从海外返台，到二二八发生这段不长的时间││几个月到十余个月不等││他们无从感受到长辈的民族情怀，却真确地认识到接收官军无能、腐败的恶劣政治文化。这点不能不特别指出。到国府迁台十几二十年后，当时参战青年都已进入壮年，他们都时常以「日本精神」自诩；以贬低中国式官场文化，意味着他们认为中国式官场文化是一种低级的贪渎文化。
至于接收台湾的官员与军队，他们一方面长期生活在战争中，尤其当时中国普遍贫穷落后﹔一到相对富庶、进步的台湾，简直以为进入天堂。加上传统汉政治文化无官不贪的习气，台湾立刻成为大肆攫掠的目标。
攫掠之余，政治斗争隐隐出现；陈仪是政学系，省党部主委李翼中代表党系（CC）、台湾警备司令参谋长柯远芬代表军系（军统）、台湾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代表蒋经国体系，各国民党派系在大肆攫掠之余，权力斗争随即上场。以孔宋（孔祥熙、宋子文）为主的孔宋系虽然在以后的恶斗中较为次要，但他们早就透过所掌控的行政院行政体系，掌握台湾最重要的资源（注：见陈翠莲《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中时，1995。以下简称为《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
争夺资源财富时，各派系有志一同，但分配多寡则通常难以服众；这是产生恶斗的原因之一。基本上，国民党内部的这种恶斗，在大陆时期原本就存在，现在不过延续过去的历史习性罢了。而台湾相对富庶，则激化彼此的矛盾更加突显。
邵毓麟在《胜利前后》，p87说：「第二天，蒙委座召见垂询详情，我在据实报告收复地区一般情势后，强调接收问题的严重性，我还记得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民心！」我推估这段对话时间应该还在1945年中。同段文字又继续说：「在旁一位侍从室同事，在我辞退出门时悄悄地告诉我：魏德迈将军在我报告前几分钟，根据美军顾问的情报，也曾向委座提出类似的报告。」可见当年接收敌占区与台湾时，接收人员所造成的情势紊乱，已到动摇国本的状况！
这时，同时存在一个不能忽视，却一直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台湾人的尊严与利益没人在意。
官员在争夺与斗争中，一直忽略台湾人的感受与实质利益。战后经济因破坏而艰困，大批复员青年陆续返台，不只工作难觅甚至衣食不周，却见官兵醉生梦死、沈迷酒色。以林献堂为代表刚选出来的各级民意代表，对政府建言都不获采纳；军队甚至派车公开执枪、架设机枪、无偿搬运农会仓库存粮（注：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中时，1995，p426-429。）。至于军纪之坏也大开台湾人眼界；军警纠纷时，官长带队架起机枪扫射警察局
（注：见《民报》新闻，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二日出版，典藏于台中图书馆。我当一回文抄公，转录如下：(高雄讯)台湾自光复外省军官民莅台以来，贪官污吏及国军不正行为频频而出，令人寒心，尤其杀人之惨案，惨案频频发生，有心人莫不悲感，去二十八日晚上，高雄市北野町寿星戏院内又发生惨事││是夜岛内有名之歌剧团，在寿星戏院热展演艺，正观众入神之时，忽然二阶正面之座席喧骂之声大闹一场，因为警官临检席有国军数名乱占座席，偶受命由外而入之义勇队员两人，说此席不可乱坐，此是警官临检席叫他那边坐，国军不肯，坐着如哑子不答，两人再三追迫离席，国军不聆反怒声痛骂，遂起拳头就打两人，两人被殴得落花流水，观众看他如此情形，非常愤激，怒气冲天唤打相应，帮助两人，突然铳声续出二声，不知由何处而发，继而一员之国军手执手榴弹欲向大众放掷，此时看戏之大众及演剧员惊得神不附体，叫苦之声欲突破室盖，瞬时有一个勇敢之警员迅速执短铳按在国军胸上说，此物危险，强夺了手榴弹(现保管在宪兵队)相掷两派并无□总是乱打得愈厉害，国军见势有些不利，派员起动大队，约有三排三十余名，杀气腾腾到场，该团团长亲自到场指挥，立即按置机关铳从两头街路包围，时观众如山，团长令国军，在场若有外省人纵然打死本省人不要紧，实时叫打连天，被看是本省人者即被痛打，一时光天世界，变成呼唤地狱，团长又令包围高雄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要拿义勇警察队员清算，实时四面按置机关铳□第二分局团团围住，国军执铳剑立时潜入局内，该团长命令开铳一声，瞬间铳声惊天动地，在内之警吏惊得魂飞九霄之外，魄坠十八地狱之下了，呆然不知所措，只有脱逃而已，但是四面机铳，如何得脱逃，不过遁蔽椅下，或隐蔽便所，尤其可怜者避在便所之某警吏，被他发见受了铳尖刀激刺，血潮迸出，鲜血染地，片时即昏倒，此时幸逢驻在高雄米国军兵赶到，两手执短铳相国军示威，一喝一时镇静，米兵说「我们不干涉你们内政，不过在街路中开铳，极有危险，凶恶之国军遂被喝退，结果重伤者三名，命在旦夕，轻伤者十数人，米国军兵实时搬送入米军医室。」这是当时的报纸文体，中文、台文夹杂，较难阅读﹔但是过程则清晰如见。）
﹔军人三五成群携枪乱晃，甚至执枪抢劫处处可见。这些都严重挫伤当时台湾人的利益与尊严。
台湾当时报纸注销「台湾是蓬莱岛，不是梁山泊」的标题（注：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民报》。），可见当时治安之混乱已经非常严重。这与日据当时治安普遍良好形成强烈对比，就更刺激才从海外复原返台的参战青年。而这些青年都受较纯粹的日式教育﹔并且，这些参战青年战后返乡的过程通常都颇为崎岖、艰辛，导致他们在返乡之前，对国府已存下极恶劣的观感
（注：见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三时一日出版《民报》，其实当时这些报导极多﹔亦可参阅《台湾人物群像》p417-418。日本投降后，在台湾与中国船舰全由中国接收，这些船舰立刻转为运送军队至东北对抗共军，并用来运送日本军民返乡，却让台籍日本兵与旅外台胞久滞海外。国府不仅未对这些久滞海外的台人提供补给、救济，甚至还让滞外台人受当地人欺侮。尤其在传染病肆虐的海南岛，因伤病去世的人竟然高达五万人，占滞海南岛台人的半数。另外，厦门福州与广东情况亦颇为严重，「滞留侨胞（台人）住宅被强迫搬出，家财器物北抢一空。全家露宿街头还要挨揍挨骂，威胁不休，侮辱备至。‧‧‧广东侨胞万余因被歧视，生活无着，流为乞丐饿孚。」这些人返台后，怎可能不对国府抱怀恨之心？）。
台湾在战争期间虽然面临许多艰困，但日本总督府行政效率良好，基本上每个人都穷，但穷的平均；而且社会秩序一直都在轨道上。日本警察虽然残暴，但执法严正，法院也都依法审判行使职权，这是台湾虽然处于战时，饱受美空军轰炸，却不致引起社会秩序大乱的重要因素。至于台湾光复后则截然相反
（注：要请看官特别重视这一点：良好的司法制度，在政治力失序与社会经济困顿时，仍可以发挥支持社会秩序的功能﹔从日据末期可以看得相当清晰。日本已经濒临灭亡，台湾经济亦十分困难，但整体社会秩序依旧非常好﹔在日本本土亦然。当国府进驻台湾后，司法开始荡然，于是二二八就无法避免。
这是我的基本看法之一；我认为文化拥有多种面相，包括司法、伦理、学术、艺术、政治˙˙˙等等各个文化面相。所有这些文化面相，都具有支撑社会良好秩序的力量。但在汉文化却以政治面相独大，其余面相萎缩；当政治面相失序，其余文化面相因早已萎缩，遂失去支撑社会秩序的功能。
这种现象，在二二八事件前后看得最清楚。日据末期，文化各面相都有力量支撑社会秩序；日本本土与台湾，并不因战争失利，就引起社会秩序动荡；包括日本已经投降，而国府尚未进驻台湾，权力真空的那两个月期间，台湾人民在自主管理下，仍然维持两好的社会秩序。但国府进驻之后，社会秩序反而快速败坏；因为历史中国政治面相大到让文化其余面相萎缩。详细内容请阅本书「画图解史」一文。）
官员军队都大发接收财，诬民为台奸、汉奸以索取重贿。官员贪财好色又一事不办，军队到处惹事生非，持械骚扰民众时有所闻。中央为内战故，积极要台湾当局运送各种物资敛财备战。几种因素结合之下，失业、物价上涨、治安败坏、民心浮动一起出现；但官方视若无睹，依然我行我素。战后竟比战时艰苦。这时各种对官方不利的谣言已经开始传出；尽管只是谣言，也无从证实，但人民喜欢听、喜欢传，意味着民心已经完全背离（注：参阅《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p400，中时出版，1995﹔《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p1载中央社二月二十七日讯：「据悉，外传二月二十六日，由花莲北行汽车一辆，被翻号不明知士兵拦搭，致车堕海一节，经饬由公路局电询苏澳及花莲港两站，均答绝无其事。」）。而这正是国府在中国大陆失败的预制版。
以上是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时空背景。不理解当时的背景，无以理解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夜，距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不过仅仅十六个月，一件非常单纯的取缔私烟的、仅可罚款了事的小事，引爆了二二八事件。
在取缔过程中，一个执勤人员以枪柄打伤卖私烟妇人，引起旁观民众不满要扭送该员法办。该群执法人员在惊慌下落荒而逃，途中开枪示警，却不幸命中一位在路旁旁观的民众，造成死亡。这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该枪杀民众者后来逃入宪兵队受保护，而民众则整夜包围宪兵队。违警取缔事件在此升等为司法事件。
天亮后，台北市各地人心已经稍有动荡，但基本上因取缔私烟误伤人命，只是单纯的司法案件，不至于扩大成政治灾难。但当死者家属与民众结队敲锣打鼓步行至行政长官公署〈今行政院现址〉陈情，不料长官公署屋顶的警戒机枪却向人群射击，死伤各数人。自此开始，违警取缔事件升等为司法事件，而司法事件又再度因机枪扫射而升等为政治事件！
当时，群众无可理解，为何向政府陈情都要受机枪扫射？这是二二八事件一发不可收拾的重要关键点。忽视这个关键点，无以理解二二八事件。
于是人群开始变成疯狂并向四周扩散，每遇穿著中山装、旗袍的外省人就当场给予痛殴，甚至殴打致死。并喊出「打死外省人」的口号。这时民众将陈情却受到扫射与官、军腐败，简化为统治阶级包庇外省人，同时将所有外省人视同统治阶级看待，认为这个统治阶级本来就是来攫掠台湾、迫害台湾人的。
可以说，行政长官公署前扫射，将台湾人十余个月来的新仇旧恨完全综合在一起，并且得到逻辑上统一的基础。但，这还不是二二八最血腥的一面；这只是个起头而已。
负责台湾治安重要工作的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一向由参谋长柯远芬负责，我认为陈仪虽为司令官，但介入不深。事后检讨柯某当时言论，可以结论柯某非常重视防谍工作，也就是他非常在意防止中共渗透台湾。当他听到人民为着取缔私烟引发躁动时，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民众对政局情绪极度不满，而是先入为主的成见：奸匪策动。可以论定他是以国共斗争的眼光来看待二二八，而不是长官公署治台失败来看待二二八。
这是一个与民众认知落差极大的地方，但事实上却又是官方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基调﹔但这基调却与台人的认知、也与事实完全两样。
动荡初起，官方固然也采取安抚方法，但愤怒群众则占领一个广播站，开始对台湾全省广播二二八事件过程。仅仅只是广播，就激发起各地台湾人十六个月以来抑压的仇恨情绪，全省由北到南逐渐引起殴打外省人的风潮。由此似乎可以反证驻台官兵，在到台湾后的所作所为，对台人的刺激有多严重。
官方委托数字较为亲近的本省人，透过电台广播说明官方安抚立场，但效果不彰；民众质疑这几人的立场与动机。动乱迅速传向基隆，南下新竹、台中、嘉义、台南甚至高雄，已经蔓延全省。盖人心积愤已久。
并且，查烟员误杀民众这件事不足以引发这样大规模动乱，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过去十六个月来，莅台官、兵的所作所为，与长官公署前机枪对请愿群众扫射，才具有如此庞大的能量。这时，多位台湾民意代表经长官公署委请与同意，在台北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下有时简称为处委会），进行安抚与善后工作。这些人士的社会代表性良好，工作成效较为显著；基本上维持台北交通、粮食、治安不继续恶化，甚至开始有转好迹象。
但事情之不可逆转成为命定，部分官方人士开始着手策划一系列阴谋。
分析官方的动机如下：官员贪渎与低效率已如上述，这是二二八的远因；处理取缔事件不善，竟然酿成族群流血对抗又如前述，这是导火线。这种种情况在事件平息后，合理将使大批犯法官员下台甚至受到法律制裁。其次，如柯远芬一流人物，一口认定二二八是奸匪（中共）策划，而非民众临时起意的抗争，我们可以分析柯某等人的基本心态。
参考他在事件后所写的《事变十日记》（注：收于李敖《二二八研究》，李敖出版社，1989，初版，p225-262），可以明显看出他在事件当日，一接到讯息就已经「但我的感觉有些不同，认为幕后必定另有人在煽动」（p230）﹔甚至同日中夜就认定二二八是「自然有奸人从中策动」（p233）。在这《事变十日记》中，显然可以看出他是以感觉作判断基准，而非以证据作判断基准。
三月二日，柯远芬指出「而台中情形又比较复杂，奸伪份子较多，这里暴动方式也不同，红色恐怖从此开始，对宪兵队、仓库，集团管区等军事机关一开始攻击了，这是事变的一个划时期，他们提出了打倒一党专政、打倒国民政府˙˙˙等反动口号，而领导人物就是有明的女奸伪谢雪红，从此我们亦改称暴徒为奸伪。」
柯远芬单以谢雪红在台中领导部分民众攻击军事机关，提出一些反动口号，就「改称暴徒为奸伪」。试想，二二八事件发生在台北，事件过程中南北交通中断；以谢雪红在台中反动，而将全省「暴徒」改称为「奸伪」；以台中一个谢雪红（与她所领导的一群人）的作为，为全省性的事件定性，这是啥样的逻辑？事实，谢雪红在台中确实有一些影响力，但也仅限于台中；并且，她只是台中具有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而已。除台中之外，那全省其它各地莫非也是共产党所领导？显然可远芬这样的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就算是台中，当地介入事件处理的仕绅，也无不想与谢雪红划清界线；因为谢雪红的共党色彩早为人所知。
并且，「我自己这样想，本省政治失败，并不是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或者人事上的不赃，而完全是这『信』字没树立，本省的同胞，因为尚缺乏中心思想，又没有国家观念，对国家的一切都没有信心，所以一切的施政，他们都以为是压迫是虐待，一切的误会都从此而起」（p234-235）。
在《事变十日记》中，他甚至开宗明义指出「如果将全事变分成两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就是从二月二十八日起到三月八日为止，这九天是叛乱时期，亦是一黑暗时期。第二个时期就是九日以后的平乱时期，亦是一光明时期。」（p228）
他将驻台官兵十六个月所作所为一字不提，对报章连篇累牍的报导亦一概视而不见，好象驻台官兵全是善男信女﹔并且「并不是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或者人事上的不赃」。直接将责任推到台湾人「没有国家观念」，这种似是而非、无可求证的诛心之论上。以他作为「我亦就此成了事变中的一个主要人物」（p228），可以清楚看出当时居高位者避祸、建功的心态。
「并不是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或者人事上的不赃」，这为避祸。二二八事件既是如他所称的属奸匪策动，并且国共正在激烈对抗中，那当然应该镇压，而且镇压必然有功。建功与避祸成为柯某一类人物的思考主轴。
于是趁二二八处委会进行安抚善后之际，积极多方向中央建言派兵镇压。这是一石二鸟的妙计。于是，在这样诡异的逻辑下，二二八悲惨的结局早被决定。
持这种论调的有省党部、警备司令部、宪兵队等，从此，这个说法成为官方统一的口径。后来连陈仪也不得不持同一论调；因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一职已成觊觎争夺目标，陈仪有被孤立的迹象。他们分头各按自己在党内、在军政机关内的管道向蒋介石报告，争取认同﹔而蒋介石果然也听信这一说法（注：参阅《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 P346-358。亦可见于蒋介石《指示处理事变方针││三十六年三月十日上午九十于中枢纪念周》，他说：「˙˙˙昔被日本征兵调往南洋一带作战之台胞，其中一部份为共产党员，乃藉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动，˙˙˙。」（收录于李敖编着之《二二八研究》，p225-226））。
当中，虽然台湾省民与旅居中国大陆民众，多次利用各种内外管道向中央说明，但蒋介石显然并未接受；他接受的是台湾的官方说辞。这就定下二二八最终命运的基调。
但在台官方不能只有判断而无证据就论定二二八是奸匪策反。于是当中央回电，将派军赴台后，党部与军部各方开始积极制造证据，「证明」确实由奸匪策动了二二八（注：参阅《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p323-345。）。
这就已经是诬以谋反的阴谋手段了！
其中包括利用流氓许德辉
（注：以许德辉为流氓代表，许是警备总司令部线民﹔《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P31载中央社台北三日参电，密，云：「‧‧‧据传，昨下已有一部份台省妇孺逃避下乡。关于维持治安，另一流氓首领许德辉称，渠已连络权是好汉子（原按，即流氓）负责，倘再加阻碍（原按，官方实是希望恢复秩序）全省十余万好汉子定将宁为玉碎，反抗政府（原按，此时市民叫嚣，愿为彼之后盾）许德辉又称：『余即赴电台广播，号召好汉子协助维持治安。』」）
由蒋渭川推介
（注：蒋渭水之弟，当时与国民党省主委李翼中、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人交好，往来密切。从蒋渭川遗着《二二八事件始末记》（前卫，1996年），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互动关系。），主持二二八处委会之下的维持治安团体，使成为临时治安维持团体的领导人（注：《二二八事件始末记》，蒋渭川着，前卫，1996年，p28-30。）﹔再利用流氓杀人抢劫，而诬处委会故意制造混乱，目的在激化人民仇视政府。
军方甚至招集学生，借口希望学生出面协助维持治安，却将学生枪杀后，再换上军装或国民装（注：日据时代一种领口设计不同的衬衫，现在较少见，也是暗示这些学生怀有浓厚的日本情绪。其实当时经济困顿，才复员的台湾青年或学生哪有余力购置衣服。），将尸体丢置在圆山军械库附近，说学生要抢夺军械（注：《二二八事件始末记》，p131。）﹔并安排一批人利用夜晚「抢劫」台湾银行（注：《二二八事件始末记》，p130。）。
同样，派出大批人马在处委会开会时制造混乱，并利用混乱之际将比如「撤销警总」这样一些显然有「叛国意图」的条款加入议决事项。这时，台湾人正恨军警，有人提出这样的议题，又有一群官方暗中安排的特定人起哄支持，在混乱中通过并非不可思议。但台湾人││尤其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成员││终于落入叛国罪证之中。
其中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一位任职于警备司令部的名为林正亨的人，从三月三日到三月七日数次找蒋渭川密谈，要求蒋渭川带头叛乱，而蒋渭川数次给予拒绝﹔但蒋虽然知道林正亨任职于警备司令部，却也未检举。而林正亨正是三月八日晚，制造圆山屠杀的「主角」（注：《二二八事件始末记》，p131。）。
于是，有处委会议决的「叛国」文献资料，隶属处委会之下的治安团体（由蒋渭川推荐的流氓许德辉率领）带头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还组织学生与青年抢夺军械并抢劫银行，这不是叛国是什么？
这些精心诬造叛国证据的事情，在数十年后赖侥幸脱逃的当事者出面指证，或赖文件左证﹔可以厘清事实真相。而当时蒋渭川与李翼中、张慕陶的关系，显然被恶毒地利用﹔蒋渭川拒绝林正亨的煽惑，但忠实地在处委会中扮演官方所期待的角色。殊不料屠杀一开始时，蒋渭川也成为灭口的对象。
蒋渭川侥幸在枪口下逃脱一命，却牺牲了一个女儿的性命，又重伤了一个儿子。
而这个牺牲了一个女儿，又重伤了一个儿子，当时要被当场处决的人，后来竟然在同一个政府之下高升为台湾省民政厅长、内政部次长的高位！
但我们看国防部《台湾（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记言》密稿（注：收于李敖编着《二二八研究》（一），p7-40），却开宗明义两次直指「奸党」，显然国防部密稿承袭柯远芬的说辞。而且说「就各派活动情形言，以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民主同盟分子为此次事件策动之要角，而阴谋分子及附从奸党分子为台湾建设协会首要蒋渭川、吕伯雄等。」（p24）
可见国防部的密稿简直通篇胡扯。蒋渭川在被灭口的枪口下侥幸脱逃，事件后逃亡一年，逃亡结束后不久，被任命为省民政厅长（民国三十九年一月）、内政部常务次长。岂有「奸党」「首要」先后两度被任命为台湾省民政厅长、行政院内政部常次，而国防部闷声不吭的道理？由此可证国防部密稿实在莫名其妙。蒋渭川侥幸脱逃，后来又任职政府高位，这是二二八给定性共党叛乱的一大漏洞。当然，二二八事件的漏洞不仅于此。
后来的回忆，与许多幸存者的纪录，与当时由中央派赴台湾的监察使杨亮功，所留下文件耙梳后亦可左证。这些人证、物证淹没数十年而不至消失，经学者细心耙理分析，证明历史终于要显露事实真相。
但最大的证据在于所谓的奸党││也就是中共││当时并无能力在台湾同时多处举发抗争。
当时中共在台湾确实有组织存在，但如今可以证明确认规模极小。当时中共在台最高负责人为蔡孝干（注：后来两次被国府逮捕投降，以上校退休。他是在台共产党员大量被国府逮捕的功臣。连中共在台负责人都投降，中共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当然可以完全厘清。既然如此，若二二八确实为中共所策划，则今日二二八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平反的一日。）；连最高负责人都被捕并投降，还担任过调查局副局长，以上校退伍，当时台共组织规模如何、力量如何，台湾国民党政府于二二八事件后，当然可以理解得非常清晰。蔡是台湾人，曾加入农民组合，逃离台湾后曾随共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光复后返台。但到二二八发生时，时间过分短暂，他无力也无见识预知台湾会出现全省性大型暴力抗争。所以基本上当时中共所可采行的动作不多，且不居重要性。
至于中部则有谢雪红，这时谢有组织，也曾向蔡孝干警告台湾可能发生重大变故，蔡不理会；而她这时才重新口头加入中共不久，也只在台中有些影响力。并且她的共党色彩早就十分鲜明；在日据时代就曾因共党身份被捕入狱，台中地区仕绅避之为恐不及。可以说，她在台中地区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并且，终二二八始末，她一直都在中部一带活动﹔更由于当时交通中断，邮电不通，对于二二八的重点台北，她完全无能为力（注：请参阅陈芳明《谢雪红评传》，前卫，1991。）。另外嘉义有张志忠，但他和蔡一样，才一起回台不久，而且嘉义也不是他的地盘；嘉义的抗争激烈，流血惨重，也与他完全无关。这就是当时台共最重要的三位领导人，二二八之后，有相当一些人逃亡中国大陆，后来甚至加入共产党；但这些人当时还非常年轻，几乎全是学生，对大局没什么影响力。
以后世出土的各项证据，与当时台共无力在台主持这么大型的抗争研判，二二八给定型为奸匪策动的反叛，完全是不义的行为，是阴谋。是部分官员为避罪，部分企图藉镇压建功，所联合起来制造的阴谋；将台湾省民突发抗暴、官逼民反的行动界定为中共策动，当然是「诬以谋反」的行为！
但这种诬以谋反的政治游戏，事实存在中国数千年，成为一种玩之不厌的政治小把戏。我读清末史，见下列几点记载，其景其情，与二二八宛如同出一辙：
李守孔教授着《中国近百余年大事述评》，p1217载当时状元出身的大名士、实业家张謇辞清廷宣慰使及农工大使电文说：「‧‧‧且罪己之诏方下（老伙仔按，即宣统在辛亥发生后所下的罪己诏。清廷下罪己诏目的欲与革命军和谈），而荫昌汉口兵队于交战之外，奸淫掳掠屠杀数万于前，张勋江宁驻兵，不在战期，闭城淫掠，屠杀五六百人于后，‧‧‧。」
周开庆着《四川与辛亥革命》，p159转载清廷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奏折：「‧‧‧，又任督练公所道员王棪、田征葵，督幕饶凤藻认团为匪，开炮击毙数十人。该督复故意取乡民平时办团所用之戈矛，饰诈罪据，巧构反状，据以谋逆，朦混入告。罔上殃民，至于此极。该督意犹未足，复电告示东三省督臣赵尔巽（老伙仔按，川督赵尔丰的兄弟），请调五营入川助剿。托言川东两道不遵调遣。时则新津、双流、浦江等县，均有屠城戕害生命多至数万之事。川人何罪，逢此屠伯，其违法激变又如此。‧‧‧。」
张謇、李家驹所奏事件，其实与在台湾所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换句话说，二二八「事件模式」几乎已经可以成立。
从中国古今历史观之，最高统治者对下属贪渎、滥杀无辜通常并不关心，统治者关心在意的只是下属是否将背叛他。只要下属忠于上，做一些害人利己的事并非不可饶恕。史书所载，许多酷吏、屠伯大兴冤狱、滥杀报功，反而被帝王视为忠心。所谓「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史记˙卷八十七》），过去在中国内地大量长期发生，而二二八事件前后，就在台湾发生﹔唯一差别的是，台湾经过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已经从殖民者身上学习到何谓法治的一些概念。
基本上而言，二二八的历史实情已经浮现，虽然还很多史料未曾开放，导致无法确晰其中每一细节，但在台统治者为避罪与建功，联合阴谋诬栽台人的事实已经可以确认。
但，最诡异的还在于处委会成立后的三月三日左右，台北情势已经恢复控制时｜｜林德龙辑注之《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自立晚报出版，p52，载中央社台北四日午电云：「今日，台北市秩序全部恢复，全市商店开门营业。记者今晨乘车巡视市区，汽车穿梭往来，台省以及外省同胞，熙熙攘攘，面带笑容。‧‧‧」﹔同段电稿又云：「铁路交通已恢复，台北至新竹间，今晨即已畅通。」p53同日中央社讯云：「据交通处长任显群称：今日各线铁路均已通车，南北一线上下行列车，今午已于台中错车。」｜｜可以确定局面已经全面缓和。从基隆到嘉义、台南与高雄混乱的情况也出现逐渐缓和现象。既然局面在触委会努力之下快速回稳，那么这应该是个和平善后的机会。但这个最后的转圜机会却给恶意地丧失﹔原因只为着建功、脱罪。
部分官方人士显然不做和平善了之想，所以才会发生「三月八日午前，四三八团乘船开进基隆港，尚未靠岸时，即遭到岸上群众的怒吼反抗。但该团在基隆要塞部队配合下列及架起机枪相岸上群众扫射˙˙˙」（注：何聘儒，〈蒋军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纪实〉；收于李敖编着《二二八研究˙第一集》，p263）这样的惨事。显然官方自始就不想和平解决，他们只是拖延至大军抵达而已。既然军队已经来了，那就赤裸裸地干了！并由北往南清洗，进行所谓清乡，扩及全省。这又让执行任务官员制造了一次发财机会﹔当时，许多无辜民众为了保命，不得不付出大笔金钱买命。
而正如前文，早在三月四日〈中央社台北四日午电〉已经说明「今日，台北市秩序全部恢复」、「铁路交通已恢复，台北至新竹间，今晨即已畅通」、「据交通处长任显群称：今日各线铁路均已通车，南北一线上下行列车，今午已于台中错车。」这还有必要在军队登陆之前，就先海路炮轰夹击、机枪扫射吗？
在国军全面扫荡的过程中完全无公义可言。有外国外交驻台人员留下纪录说：国军沉醉在「扣板机的快感」中（注：转引自《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p429。）。这已经从屠杀中取得乐趣，毫无人性可言。
当年国军兵匪不分｜｜事实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人多的是兵匪不分｜｜这几乎成为传统。而军人之所以敢于沉醉在扣板机的乐趣，自然与官长管理松懈、不管理、甚至带头作恶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政治已经完全腐败，一切制衡、管理机制都完全失效。否则不致有这种状况出现。
回首历史纪录，甚至检点近代中国政治，几几乎可以确认传统政治就是统治者为所欲为的纪录。二二八不过是其中一笔不大不小的帐目罢了。
整个二二八事件中，牺牲最多也最凄惨的应该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许多知识分子在光复至二二八事件十余个月期间，无意中得罪某政府官员或军人，这时都借机公报私仇；让屠杀无限制扩大。国民党现任副主席吴伯雄的伯父，当时是个司法官，逮捕后不经审判就枪杀于荒僻小径桥下，一同牺牲的有好多人；尸体任意弃置。台北市参议会参议员林添灯，据闻被宪兵队淋浇汽油活活烧死，同样不经起诉审判，也不见尸体。台大文学院院长，《民报》负责人，台湾人中第一位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林茂生，尸首从未被找到。许许多多的医生、律师、教师、商人、企业家、记者甚至政府中具有正义感的官员，都丧失殆尽。折损最严重的还不在钱财、人才，是社会的公义；这成为台湾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日本精神」被突出，中国式官场文化被蔑视的起因。政治成为不可碰触、不可言论的魔域。
二二八死亡人数迄今尚未有定论，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台湾当初满心喜悦热烈迎接祖国，竟然以如此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二二八事件结局；这是严重的精神剁伤。
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在中国两千多年文字历史上不是第一件二二八，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件诬反事件模式。
我长年阅读、思考两岸历史与文化，特别注重一再于历史上重复发生，而本质相同的事件﹔我认为这些具有普遍时空意义的事件，足以建构成模式，以作为解析历史的工具。
一再反复发生，当然具有普遍时空意义﹔具有普遍时空意义，则足以建构模式，并意味着文化上赋有这种倾向，或说具有这种因素。而发生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好似就是这么回事。
事实，除了台湾的惨剧之外，二二八事件模式也以不同形貌在当时中国大陆各地出现。
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大陆流传这样一段顺口溜，说：「望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可见战后国府接收各地沦陷区，都发生了许多类二二八事件﹔「更遭殃」显示回归自己的政府统治之下，遭遇竟然不如敌占时期。
这也许是实情，也或许只是顺口溜言词夸大﹔但人民在自己政府之下受到军、政、党迫害，绝对是不该有的事情，尤其更不该为「更遭殃」。这也是不合常理的现象。整体而言，当时大陆各地的遭殃程度与规模，应该不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过程也没台湾完整。（注：二二八事件之前台湾也有近似的「台湾四句联」说：「轰炸，惊天动地﹔收复，欢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叫地。」转引自《悲剧性的开端》，p153。）
稍具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当时党、政、军一回到敌占区，确实争相反复接收各种公私资源，化公为私，行为糜烂﹔甚至动辄将汉奸罪名扣在人民头上，以遂行强占目的，完全无视于人民的痛苦﹔这种现象普遍发生，不只在台湾一地而已。
这种在光复区为所欲为的恶劣行为，其实正好将民心奉送给与国民党对抗中的共产党。国民党在国共斗争中占尽一切优势，却终于败退台湾，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党政军在沦陷区收复后的所作所为，应该要负相当大的责任。这其实就是酝酿二二八模式事件温床，也是「王朝自毁机制」的重要一环。过去由于管制，几乎看不到有任何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现在则汗牛充栋，应该可以不必做更多说明。
到这时，我虽然有此「发现」，但还未将之视为一个事件模式。简单言之，抗战胜利后，台湾与中国大陆各地，尤其昔日的沦陷区，发生了一连串规模大小不一的泛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模式」或许并不存在于其它的历史时间上，但此时此刻事实存在，只是我没特别注意到罢了。
我花了不少精神、时间，仔细研究二二八事件；数年后，有机会重新阅读大陆作家李一冰所着的《苏东坡新传》，才悚然若有所悟。
早在好多年前我就看过李着《苏东坡新传》，但隔时已久，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作者功力深厚，这书值得一读再读﹔这时正好有些空档，于是重新看了一次。不料一翻开书不久，就被下列一段叙述吓着。内容如下：
「宋为澈底矫正前代藩镇的弊害，采取绝对的中央集权制，不使地方掌握兵力，不使地方留存余财，所以一经征服西蜀，首先即将蜀宫中满库的金帛珍宝，全部没收，特别编组一个输送队，一车一车的载离蜀土，输往汴京。这大批的资财，固然取之于蜀宫内库，但也是六、七十年间从四川老百姓头上搜刮来的地方藏富，蜀人眼看它们驶离本土，不能没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愤怒。
战胜的将军们，更摆出一副征服者为所欲为的姿态，他们在成都，整日整夜举行盛大宴会，征歌选舞，纵酒狂欢，毫无顾忌放浪声色，再也不管军务，任令部下抢掠财物，霸占妇女，蜀人屈服在宋军淫威下，激愤难平。曹彬屡请主帅王全斌班师回京，而全彬则贪恋成都的享受，不予理会，唐代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认为全国城市的繁荣，扬州为天下第一，益州（成都）第二，所以这批将军们就乐不思京了。
皇帝下诏调遣蜀兵赴京，这是预防蜀人作乱的斧底抽薪之计，然而蜀兵岂能甘心离乡背井，任人摆布，王全斌又不知轻重，既已纵令部曲对蜀兵百般侵凌，并又克扣他们的行装旅费，这些土著兵士，就满怀怨愤，密谋反叛。
干德三年三月，军行至棉州，他们就公开造起反来，劫持棉州附近的城邑，号召民众，一时集聚者达十余万人，自号『兴国军』，推举蜀文州的刺使全师雄维统帅，率众攻彭州。全师雄自称兴国大王，开幕府，设官置署，派节帅二十余人，分据要害，两州的老百姓群起附和，声势日盛。王全斌派兵进剿，屡屡败落，师雄扬言要反攻成都，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资、简等十六州及成都属县就都纷纷起兵响应，蜀人抗宋的武装革命，一时如火如荼。
其时，成都城里还剩有遣余的蜀兵两万七千人，全斌怕他们会里应外合，与部将合谋，将他们骗入城中，一起杀了。这种杀戮降卒的暴行，更令蜀人发指。
宋太祖得知蜀乱，立刻派遣大军增援，费上一年时间，免不掉又一场血腥屠杀，才告敉平。
变乱固然得以绝对优势军事力量加以消灭，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权，却也从此失掉西蜀的民心。」（注：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6月初版。p6-8。）
同书第六页指出，宋伐蜀「前后只费六十六天」﹔对照伐蜀与平蜀乱前后两次战事，前者「前后只费六十六天」，后者「费上一年时间」。可见前者双方战事并不激烈，而以后者战斗规模与惨烈程度，势必更加庞大、激烈。
以上这段文字引述加以细对，几乎只要稍经修改，将人名、地名与时间改置，就完全与台湾二二八事件相贴合。两件相隔千年（注：干德三年为公元965年，至1947年有982年之久。）、相去数千里的事件的雷同性如此之高，让我悚然而惊：莫非历史总是一再反复，只是以不同形貌、名称在不同地点出现，但本质上却是完全相同？
到这时，「二二八事件模式」，也就是「诬反事件模式」，就已经可以确立了。而「诬反事件模式」其实只是传统中国「君尊臣卑」之下的延伸，因为「君尊臣卑」，那当然「官尊民卑」。帝王可以对官僚诬以「人告公反」，以达到清洗「卧榻之旁」的目的；那官僚又何曾不运用权势制造「诬以谋反」，以达到脱罪、建功、掠夺财富的目标？
这是由于极私统治观衍生而下的作为，使得统治阶层予取予求，最终逼反官僚与小民。当然是一种自找的内忧！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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