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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人以自愚｜｜与历史中国庙堂学术的破产（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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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愚人以自愚｜｜与历史中国庙堂学术的破产（一）
本书自序文始迄今共五文，序文开宗明义直指历史中国最明显的一个历史现象，那就是王朝频繁地更替；这种王朝频繁更迭的现象不仅世界史上少见，也与各王朝建立之始所企盼的「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卷第六》）有了非常大的距离。比较接近的说法是龚自珍「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能存在二、三百年的王朝，在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上都算是少数的了，也与秦汉之前的列国大为不同。
次文〈从〈阿房宫赋〉的联想说起〉，我们藉杜牧这一篇传世洪文指出，其实王朝都毁于「王朝自毁机制」；基本上无一例外。尤其各个统一天下的王朝，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若不亡于农民起义军，就是亡于四周弱小异族；他们会有什么力量来毁灭当时的超级大国？
上二文，我所要强调的是本书虽以批判汉文化，尤其是汉政治文化为标的，但我仍不以为文化有优劣之分。批判文化优劣，与批判文化是两种不同层次的问题；因为文化有它独特的时空背景与各种主观因素综合交织而成。设若无法对形成文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那么说优道劣就不具有意义。
有了以上的交代，本文以下正式对汉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政治面相进行更多的剖析。
本书既名之为《老伙仔讲古》，讲古、讲古，讲的就是古；于是，我们就不能不从古讲起。
但古并不好讲，因为太古了，没文字记载，大致只是一些神话、传说。神话、传说充满着想象力、创造力，是人类文化的起点；虽然可信者低，但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却是无比的重要。虽是无比的重要，但可信度却非常低。本书不谈神话、传说，我们将范围局限在大致可信与可信的历史范畴之中；这样讨论起来，不致产生过大的歧异。歧异太大了，各说各话，这书就甭写了。
话说要讨论中国历史，我认为应该先作一个阶段性的切割；这样，我们比较可以切确地掌握历史中国的脉动。说到阶段性切割，最明确的历史切割应该是《礼记˙礼运》中所载的「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与「天下为家」、「是谓小康」。著名的《礼记˙礼运篇》虽然大家都耳熟能详，不过，我们还是重引一次，算是复习这一篇历史钜篇吧：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 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 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 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 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 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 由此者．在埶（ㄕˋ；势也，权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这里将历史切割为两个历史区块。当他之世时，他处的就是「天下为家」、「是谓小康」的时代；这个时代从「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计起。至于大禹之前的尧舜，算是「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时期；但这段时期因为缺乏文字记载，虽然孔子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志」做「志」解，就是有记载；虽然今天我们见不到了，但当年孔子应该见到了。
想来，孔夫子也不像是会骗人，我们就相信他、接受他历史确有「大道之行也」这样的记载的说法，也确实曾有「天下为公」那样的的社会。但，最宽松的说法，也只能说那是非信史时代，属于神话、传说的年代。一般，我们读史书，都告诉我们这两者分别称为「公天下时期」、「家天下时期」。
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公式」，来公式化孔子上述谈话，那可以归纳出两个公式：
「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外户而不闭」
「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
这是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的切割，适合当时的历史解读需求；也给我们后世理解过往历史变化的一个适当的切入口。后来当历史走进秦汉大一统后，我认为又开启了另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极私天下时期｜｜孔子的历史切割，已经无法满足后世二千年历史的解读需求。我这个看法不是毫无根据的：
一、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序《战国策》时说：「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就曾巩文字看，其中所谓的「旧法」、「旧俗」，应该就是《礼记˙礼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以来的法、俗。大致来说，也就是「家天下」初期的法、俗。
这些法、俗，从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经一段时间后逐渐蜕变，到战国时期，历经一千多年时间，当然又不一样了。所以他说「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战国策˙曾巩序》）
曾巩认为战国之游士的作为，「利不胜害」、「得不胜失」；这是他对游士言论的价值判断，我们不论。但这话同时指出战国时期的法、俗，又不同于孔孟之时，当然更不同于孔孟之前的「周之初」。这没什么好奇怪，时代本来就在变，天天变，从大禹到战国长达将近两千年，怎么可能不变？
所以，用孔子切割历史的逻辑，原来的「天下为家」、「是谓小康」的时期，因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演变，又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我认为这个变化，对「天下为家」、「是谓小康」的时期有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必须在此再做另一个切割。
是否真的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以至于必须再切割出极私天下时期？这我们就得从史实上去考究。考究的重点，在于秦汉大一统之后的时代精神与时代现象，是否已经与过去不同？
「天下为家」、「是谓小康」时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这「天下为家」时期的时代特点。
而这些特点，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到秦汉大一统之后基本上消失了！秦汉以后统治者间充满着君臣、父子、夫妇与兄弟之间血腥相残、相互清洗的纪录；光是这一点，就与孔子对「天下为家」时期的描述有着非常大的分歧。仍然相同的大概只有「域郭沟池以为固」、「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同时，孔子还做了预测性的警告说：「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意思是说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时代，必须谨守域郭沟池，作为对外防范，而对内必须以礼义作为纲纪，以维护内部秩序。否则，尽管统治者有再大权势，也要「去」，就是亡朝灭国，小民身受灾殃。换句话说，为了维护家天下时期的内外安全与秩序，对外武备与对内礼义必须谨慎讲究。
这点，我们在以后的解析中，将发现孔子真是伟大的预言家，他在他的时代就预见未来极私天下时期的所有灾难来源；而其逻辑非常简单朴素。
当然，本文无法做更多更详尽的比对；这些我们会留在后头。但基本上我们从曾巩对战国游士的叙述，确实知道战国时期的统治阶层，只重一时、一地、一人之利，而较不考量更为长远的价值与利益。时代的精神确实变了。
二、尤其，当秦一统天下后，李斯「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制曰：『可。』。」（《史记˙卷第六》）秦始皇一声「可」，从此，决定了未来中国历史的演化方向；当然，也可以说局势已经发展到无可逆转的地步，就算嬴政不在历史上出现，也将出现刘政、陈政、张政˙˙˙，将家天下时期作一总结，为极私天下开初新的窗口。
我认为「天下为家」、「是谓小康」的时代，在秦始皇「制曰：『可。』」就完全结束了；从此之后，我称之为「极私天下」时期。
原因只说一点：连人家脑袋里要想些啥、嘴里要说些啥、眼里要看些啥，都想管、要管，动不动就弃市、族诛。这等等的，实在与孔子所形容的「天下为家」已经毫无相似之处；只有柳宗元「其情（动机），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足以形容之。
换过来说，秦很快就亡了；刘邦打败项羽夺得天下，他也很快就有叔孙通那行人，替他搞个古今所无的尊君大礼，让刘邦爽毙了，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太公（刘邦他爹）的家令还告诉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以致刘邦来看他老爹，他老爹还得持扫把「迎门却行」（像个仆役一样持扫把到门口迎接，还倒退着走路。故事见《史记˙卷第八》）。害得刘邦只好封太公为太上皇，避免出现太公拿着扫把退着走，迎接皇帝儿子的局面。
但这时连亲情、伦理都折服于权力、名位之下，已经确立；儿子还得封父亲一个头衔，否则，就得搞那套「迎门却行」的虚礼，权力岂非凌驾于伦理之上？
《史记˙卷第八》又说：刘邦拿着酒杯，站起来为他老爹祝寿，说老爹过去总认为我是个无赖，无法建立自己的产业，比不上我老哥。今天看来，我的产业早已比老哥多出不知几万倍？这话一说，殿上群臣大呼万岁，每个人都笑歪了嘴（注：原文为：「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这不只大异于「公天下」时期，也大异于「家天下」时期；刘邦已经将天下视为他自己个人一己的产业。至于那些山呼万岁、笑歪嘴的大臣，不也认为天下有他们一份？
其实，不待刘邦如此，胡亥早就这般了。《史记˙卷八十七》说：「二世燕居，乃召高（赵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
这种君临天下的想法与表现，与前文齐宣王还耐着性子听孟子大谈「贵戚之卿」、「异姓之卿」不可同日而语。胡亥之私、刘邦之私，远胜于齐宣王；而后来东汉章帝将「帝王＋天子＋圣人」入宪，又比胡亥、刘邦更进几步。
三、再看刘邦再度统一天下后，随即引发诛杀功臣的大动作；他已经要将天下纳于私囊，与春秋战国时期，君主与诸侯、卿、大夫共有天下的局面大不相同。所以，那些山呼万岁、笑歪嘴的大臣，那时并未料到自己可能成为被清洗的对象，还认为天下有他的一份。
这个动作之所以具有强烈历史意义，还在于随后刘邦死，吕后掌权，所引发的诸吕诛杀诸刘，以及吕后死后，诸刘诛杀诸吕，诸吕平定后，汉文帝拿原来诛杀诸吕的核心集团，如周勃等开刀，而汉景帝则削封国，引起七国之乱，再整肃周亚夫。整肃周勃、周亚夫，与整肃韩信、彭越、英布基本上是相同的意思；以「人告公反」（《史记˙卷第九十二》）的方式防范未然。
汉王朝这一连串的内部清洗：刘邦诛功臣－－诸吕诛诸刘－－诸刘诛诸吕－－文帝整肃核心旧臣－－景帝削封国、逼死周亚夫（注：故事说周亚夫的儿子为了准备父亲死后殉葬的东西，就向官方买了一些废弃的武器﹔汉景帝知道后下令侦办。法官认为「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所以对这位平定七国之乱的大功臣横加侮辱、严刑拷打，周亚夫终于绝食饿死狱中。其实，汉景帝的动机只一点，那就是周亚夫「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只因为皇帝认为他未来可能不服「少主」，所以他就得死；事实，亦不过只是功高震主、能力高震主而已。见《史记˙卷五十七》。）；清晰地显示出，权力已经走到不可分享的地步。君主与诸侯、卿、大夫共享天下的局面彻底结束；从此，天下是一人的天下了，是谓极私是也。
四、随即汉武帝时，采董仲舒的见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卷第五十六》）；这等于在拢搜天下权力于一身之后，开始进行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没曾完成的思想管制，只是手段更高明而已。无疑，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本意，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来为他服务，免得各家学说众说纷纭，造成莫衷一是的局面。到这时，历史中国的权力型态、思想型态，已经与「公天下」、「家天下」时期完全改样。「家天下」一词，已经无法代表这时期的现实状况。所以，我称之为「极私天下」。
我们再举一例，武帝所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史记˙卷第十二》）可以看出到这时帝王心态已经完全集注于个人一身。虽然，汉武帝希望能如黄帝一样白日升天，胡亥只是想「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但事实我们知道，两人都只关心一己的最大个人人身利益。在本质上没有丝毫不同。
我们可以说，到这时「极私天下」才完全确立。先秦是酝酿期，秦一统天下时是密集的运作期，须经汉初诸帝之后，终于在汉武帝手中收功。
五、就我们已经建立的「公式」来看：
「帝王之大私」＝「天下之大公」＝「私其一己之威」＝「私其尽臣畜于我」
＝「极私天下」≠「天下为公」or「天下为家」
以这样的「极私天下」的眼光看秦汉以后中国历史，就能一目了然。若是从《礼记˙礼运》那样的「天下为公」、「天下为家」那样的观念看，反倒要看不懂；因为秦汉之后的价值观已经大不同于前了。
我的看法，从秦汉之际以后，身为帝王者，大概都以个人人身最大利益为考量；帝王既然如此，那么贵族、官僚阶层焉能不如此？支持「先君后国」的官僚，在依附于帝王权力之下，可以分享权力之利益；这不免要吸附更多的官僚加入这个行列。倘若大多数帝王、贵族、官僚，都以个人人身最大利益为考量，那历史就不能免于以争权夺利作为唯一主轴了。对不？孟子不是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而形成了「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局面？
孟子作上述那样陈述时，带有对「上下交征利」经过一段的发展后，所将形成的景况的预估意味；意思是，那时节君王还不致于总是样样要「利吾国」、大夫总要「利吾家」、士庶人总要「利吾身」。但，一旦王总是强调要「利吾国」，就不免要带动大夫们要求「利吾家」、士庶人要求「利吾身」的风气。事实，我说的极私统治哲学，就是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统治哲学。这种「上下交征利」的统治哲学，在战国以前尚未完全形成，在秦汉以后实现了！也是说，经过时间的酝酿，人们的思想内容、思想方式，行为内容、行为方式，都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想啥？怎么想？做啥？怎么做？」既然不同于以前，可见，前后两时期的文化已经出现质变。
所以，为何秦汉以后的历史中国每一次帝位传承，都几乎以政变或类政变模式出现的原因，就呼之欲出了。从胡亥夺扶苏帝位起，这个戏码就没断过。《史记˙卷第六》：「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地名）」、《史记˙卷第八十七》「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赵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地名），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之所以要这么骨肉相残（自毁），原因很简单，担心「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而已。
这种大规模骨肉自相清洗，与清洗功臣的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乃至于光绪时还要面临废旧君、立新君的挑战。
成为皇帝，与失去成为皇帝的机会，等于是全有、全无之别；并且往往还可能有身家生命之忧。为何皇帝总要局限太子参与政权，帝位不就早晚要传给太子吗，就算让未来的皇帝先熟悉政务运作，又有何不可？为何太上皇总要与皇帝争权，太上皇都已经将帝位传给皇帝儿子了，干嘛还要与皇帝儿子争权？而皇帝儿子，也总要防着已经退位的太上皇老爸，把老爸当贼看？（注：皇帝总要局限太子参与政权，太上皇与皇帝争权两事，这里也暂时不做说明；后面各文都将陆续提到，届时会作更多介绍。）
为何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密集相互残杀。以及，官僚间要形成朋党对抗、相互血腥清洗？因为，在权力诱惑之下，已经不存在家庭、父子、夫妇、兄弟的观念了。只有个人人身之私了。既然权力属全有或全无之争，那还能不无所不用其极地争吗？封建王朝的基础其实建立在三纲六纪（注：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的伦理观之上；但，诡异的是封建王朝却又不遗余力破坏三纲六纪。到这时，我们拿《礼记˙礼运》中关于「家天下」的那段叙述来检验秦汉以后的历史，除了「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之外，已经没什么内涵是相吻合的了。
到这里，我们回顾《礼记˙礼运》关于「大道既隐」之后的叙述，孔子一再强调礼义，他就是早已预见败坏伦常纲纪之后，等于封建基础流失，基础流失则社会秩序必遭破坏；社会秩序既然紊乱，那么「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的后果当然出现。而此后两千余年的历史，果然在孔孟的估计之中。能不赞叹孔孟为先圣先贤乎？
是故，两个时期的思想、行为全都已经出现质变。既然两个时期的思想、行为出现质变，等于文化出现质变；既然文化已经出现质变，那就有必要再切割出「极私天下」这一概念出来。
这个切割，我称秦一统天下之前为「古典中国」，称那时的儒家为「古典儒家」；称秦一统天下之后为「传统中国」，称此后的儒家为「传统儒家」。除了自时间段上有着不同之外，最主要的在于整个文化氛围全都变了；连儒家都变得相当不同了，主要的是价值观都变了。
「古典中国」、「传统中国」的说法，我初次得之于中研院杜正胜院士大文〈古史钻研二十年〉中；认为这种分法非常恰当，遂引为己用。但我个人相对强调两个时期在意识形态上与价值观上的差异。杜院士将历史中国分成四大段：即「城邦时代」，约从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2500年；「古典时期」，约公元前2500-公元前500；帝制时代（也称「传统时期」），约自公元前500年以下；第四大段则是今日而下。（注：见杜正胜，《古典与现实之间》，三民出版，1996，p12-13。）
「古典的」、「传统的」是本书系重要的概念之一。至于我所提出的「公天下」、「家天下」与「极私天下」时期，「公天下」、「家天下」相等于杜院士的「城邦时代」；「公天下」、「家天下」则延续《礼记˙礼运》中的概念。「极私天下」则相等于杜院士的「传统时期」。
孔子所谓「天下为公」，其终极价值标的在天下所有人；要贤、能、亲、子、老、壮、幼、男、女、鳏、寡、孤、独、废、疾者都得到适当的安置。「天下为家」之「家」，指的是以诸侯、卿、太夫的家作为终极价值；到「极私天下」时，终极价值则完全局限于帝王一人之身了。所谓「私其一己之威」、「私其尽臣畜于我」，差能形容之。
以上，是我对三分中国历史的理由；「公天下时期」、「家天下时期」、「极私天下时期」。当我确立这个切割法，认为足以完整解释中国的历史演化，与历史演化所遵循的逻辑后数年，在中国史家侯外庐（注：侯外庐以中国思想史研究见长，并且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侯外庐学派」。侯外庐也是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体系的学者。）的巨著《中国思想通史》中，发现宋末元初的史家马端临，竟然与我做了完全相同的历史分段！
我们先引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十九章˙第二节》片段：「从上面（即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叙》）这些话看来，马端临是把中国历史分成了三个大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唐、虞以前。第二个大阶段是夏、商、周三代。第三个大阶段是秦灭六国以后。上面所引的话，主要在谈前两大历史阶段的变革，而也涉及到第三阶段的变革。
马端临以公和私为重要的标志，详论历史变革。他以为唐虞以前是官天下，也就是『公』天下；夏以后是家天下，也就是『私』天下。但三代只是比唐虞为私，比后世还是要公些，或可以说是由公到私的过渡。到了秦始皇灭六国，『尺土一民皆视为己有』，就『私』得更厉害了。」（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一书系我在网络上下载所得，所以无法指出页数与相关出版资料。而该网站似乎已经关闭，或取消这些网页；所以也无法提供网址。我庆幸自己发现这书时，很花了一些时间一一下载。）
再对照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叙》说，古时候的帝王不曾将天下当成是自己的私产，所以天子的领地只有千里之广，公爵、侯爵都百里，伯爵七十里，子爵、男爵各五十里。但在帝王的领地内，又含有公卿大夫的采邑在内，他们各自拥有土地，要照顾他们的邑人，子孙必须谨守这块领地。这土地是肥、是硗薄，人口增减，都当作是自己的家一样，任何奸诈耍赖之徒都无法生存在这个时期。所以，这时期天下的土地都属国家所有。人民靠着官方配属给田，靠自己的耕作养活家人，并缴纳赋税。孝养尊亲抚育后代；一视同仁，人民之间没什么穷富之别。这大体上就是夏商周时期的制度。从秦始皇开始，才将天下当成自己的私人产业；他一个人就操控了所有资产。而地方官吏时常调动任期短暂，只好把驻地当成驿站看待，对地方的民情种种，就算是有智能而且肯用心的贤能官吏也搞不清楚。地方官吏调动升降，有一定的期限，但土地拨交收回，当中却存在太多的利害纠葛。所以自秦汉以后，官方不可能再对人民授田，这是情势所造成的无可抗拒的趋势。
（注：原文是「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硗，生齿之登耗，视之如其家，不烦考□而奸伪无所容，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于官。民仰给于官者也，故受田于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事俯育，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独运于其上，而守宰之任骤更数易，视其地如传舍，而闾里之情伪，虽贤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敝无穷，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
这段说的是「古之帝王」与「秦始以宇内自私」的区隔。他的看法是「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而「亦其势然也」一语，则直指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非偶然；意思是说，历史的演化从「公天下」而「家天下」而「私天下」，存在一定的逻辑。这里明指「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是他的「私天下」的起点。
「盖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圣人随时制变以纲维斯世，未容以私议之也，然上视尧舜，则少褊矣。故封建之敝始于夏而成于周。」这段虽短，却明指家天下从夏禹开始，但真正完全落实时间是周朝；他认为这家天下的体制是有问题的，但莫可奈何，因为这是趋势所迫，所以当时的「圣人」不得不与时俱变。当中一个特别突显出来的现象就是周朝的「藩屏王室」，意思等于周朝已经不能不靠同姓诸侯守护；不能不靠同姓诸侯协防，于是便「大封同姓」。
「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禹涂山之会，号称万国；汤受命时，凡三千国；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至春秋之时，见于经传者仅一百六十五国，而蛮夷戎狄亦在其中。」从一万国到减为三千国，再减为一千七百多国、一百六十五国，然后七国，最后一统天下，在他看来这是时势之所趋，完全无法抗拒。但在这无法抗拒的时势之背后，却也显示出私的逐步的突显。
以上两段，区隔岀家天下与家天下之前的社会状态，这显然也是接受孔子的切割法。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叙》又说：我认为古代帝王必定有公天下的想法，封建制度才可能付之实现。因为他们的想法出自于公众利益为要，所以选举官吏都以贤能为准，这使得诸侯间虽大小强弱不同，却还能维持一定的均势，这样的体制就持续了一、二千年之久。等到一切思考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后，那就不免于既顾忌血缘疏远的人，甚至也害怕血缘亲近的人。上下之间因为充满猜忌，甚至连好好相处一天都有困难。
汉景帝、汉武帝以后，命令诸侯不能统治人民，也不能自行任用官僚，于是各诸侯虽然有国君的名义，其实不过只是享用采邑赋税，但一切权力都已经丧失了。汉朝虽然接受秦朝的失败教训，重新建立封建制度，其实只是统治者虚慕封建的好名声，却缺乏夏商周那样公天下的想法，更无尧舜与夏商周大公无私的心理。列土封侯仅留形式，虽接受春秋战国时期的旧俗，已经无以为继，所以这方案很快就停摆。
（注：原文：「愚尝谓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可以行封建。自其出于公心，则选贤与能，而小大相维之势，足以绵千载；自其出于私心，则忌疏畏亲，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汉景帝、汉武帝）之后，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于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则汉虽惩秦之弊，复行封建，然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实无唐虞、三代之公心，为诸侯者既获裂土，则遽欲效春秋战国之余习，故不久而遂废。」）
这段事实就在说明「公」、「私」在历史演化上的作用；「自其出于私心，则忌疏畏亲，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则一语指出秦汉之后的猜忌心，造成反复自相清洗的局面。而《论语˙阳货》也早就提出这样的预见：「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无所不至」正好完全贴切地吻合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
《文献通考˙自叙》又说：等汉朝亡了之后，一般认为汉朝缺乏诸侯的护卫作用，所以势孤。但我考察历史，曹丕顾忌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儿子虽然受封为诸侯，其实形同被幽禁。等帝位传承以后，皇帝的威权衰弱，司马懿家族就肆无忌惮地篡夺了。而西晋武帝封了好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相对强盛，都有权各自建立自己的军队、任用官僚，可以说这是看了曹魏体制上的缺陷，但八王之乱却反而因此发生，甚至自己引来五胡挑衅中国。刘宋、北齐的地方重镇大都由小孩子当权，名义上是藩镇，其实诸侯反而受秘书、典签等小官的监视。一旦中央政权出现状况，那么皇帝的所有子孙全给杀光；王朝的寿命无法长久。梁武帝在位最久了，子孙也都在年富力强时出任地方重镇，权力足以控制方面；这是他接受刘宋、南齐的历史教训所得的启发。但，梁武帝有权力的儿子们，拥有强大的军力，却对王朝的困境视若无睹，所以侯景之乱发生时，他们根本不管。曹魏、刘宋、南齐疏离骨肉之情，自取灭亡，西晋、南梁顾全骨肉重视皇族的藩镇，但宗族藩镇也无助于拯救王朝。
（注：马端临《文献通考》，我同样得之于网络；网址http://www.sxu.edu.cn/yjjg/mypower/Soft_Show.asp?SoftID=187。原文为「逮汉之亡，议者以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势。然愚又尝夷考历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絷，再传之后，主势稍弱，司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无顾惮。晋武封国至多，宗藩强壮，俱自得以领兵卒，置官属，可谓惩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难，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衅。宋、齐皇子俱童孺当方面，名为藩镇，而实受制于典签、长史之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国最久，诸子孙皆以盛年雄材出为邦伯，专制一方，可谓惩宋、齐之弊矣，然诸王拥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难，然则魏、宋、齐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晋、梁崇奖宗藩，亦不能救乱。于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复议，而王绾、李斯、陆士衡、柳宗元辈所论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废矣。」）。
这等于是秦汉之后，元朝以前历史的最简单素描，同样从「公」、「私」的角度观察。简单来说，马端临认为秦汉之后，虽然帝王首鼠两端于「建诸侯」、「立郡县」，但结果总是以亡国为结局。原因只在于秦汉之后的统治者以私心作为出发点；他们舍弃公的思考，纯从他个人人身最大利益考量，有时让诸侯有权，有时让诸侯无权甚至形同幽禁。而诸侯有权时，也纯从个人最大人身利益出发，王朝有难时，他们便坐视不管。
所以，侯外庐的解说完全掌握了马端临的史观；这基本上也是我的史观。
这个高度私的概念，成为贯串秦汉以后中国历史的核心价值；于是一切历史逻辑便依循这种高度私的路线发展。我们若从「极私天下」的概念，来读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那么就容易理解了（待续）。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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