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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鹰，鸡，虎皮，大旗及其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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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鹰，鸡，虎皮，大旗及其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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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鹰，鸡，虎皮，大旗及其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本分析 (501 reads)      时间: 2003-9-30 周二, 下午8:43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鹰，鸡，虎皮，大旗及其他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本分析



一提起鲁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即便不提，也想找机会挤兑他几句，终于引起了“咱老百姓（真）”网友的疑问。当时简单解释了一下。“鹰与鸡”的讨论又让我产生了http://www.hjclub.com/TextBody/243429.asp?od=1">不愉快的联想。



因为某人的脾气坏而火冒三丈，大有把自己绕进去的危险，再说以前的批鲁帖也确实有失空疏。于是焚香沐浴，将抗战期间文艺界“两个口号之争”的经典文献《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下简称“答徐文”）又拜读了一遍。下面敲的自然只是读后感，所谓“文本分析”，不过是“拉大旗作为虎皮”，既不能“包”严自己，“吓”着别人的概率也自然无限趋近于0。



《答徐文》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开首是徐懋庸的来信（以下简称“徐信”），后面的答复部分是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完，修改而成的（以下简称“鲁冯信”）。论文笔，当时才25岁的徐懋庸大有鲁迅之风；论内容，都写得不好。理由如下。



徐信全文共两页（《鲁迅全集》第6卷，1982年版，下同），除了开首的问候，收尾部分的事务性交待外，只有半页涉及“两个口号”的理论与实际，其余全是人身攻击，而且是最恶劣的一种，即挑拨是非型的，远兜远转，最后落实到抱怨鲁迅冷落自己。



俗话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鲁迅病中看了徐信勃然大怒，也在情理之中。可他不写封信去骂他一顿，却连同自己的回信（以下简称“鲁冯信”）公开发表，也算独树一帜。这样做是否犯法，视具体国家时代的法律而定，未经许可擅自公布他人私信，恐怕在任何国家时代都不值得提倡。因此，我的第一感想就是，这帖如果发到21世纪的网上，不仅会立即被删掉，“鲁迅”这个马甲也会被永久封掉，通告各论坛不得登陆。



从实际效果来看，也对徐懋庸的后半生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根据徐晚年自述：



我（去延安）是主要为了弄清1936年上海文艺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个口号的那场论争，到延安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是非，只有党中央才能给我明确的指示。



自从鲁迅先生1936年答复我的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上海我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有的人，则因鲁迅的文章中怀疑“是敌人所派遣”这句话，简直认为我就是反革命。周扬他们，也对我不负政治责任了。



http://www.szed.com/tqb/20030419/ca282694.htm



拥鲁者自然不会计较这样的“小节”，反鲁者也没有把这一点提出置疑，则是比较怪异的。



鲁冯信全文共十页半，长度相当于徐信的五倍，其中四页半是关于“两个口号”的理论与实际，夹杂着人身攻击和宗派斗争，其余六页，半是辩护，半是攻击。这里也要说句公道话，挨鲁迅骂的人固然后来挨整，他为之辩护最力的胡风，却是先于其他人倒了大霉的。



抛开人身攻击不谈，如果徐鲁分别“代表”“国防文学”派和“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派”，还是徐懋庸占的理多些。这样说，不在口号本身，而在提出的先后。因为，“文艺家协会”既然是从“左”联脱胎而来，笼统的将“国防文学”作为口号，固然能起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作用，也因此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既保留了“革命”和“大众”，又没有戴太鲜明的“红帽子”，在“与时俱进”和保持连贯性之间的平衡较好。然而，从两个口号提出时间来看，“国防文学”在前，“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后，我们只能说后者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横生枝节，开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毛泽东）之战端。其实鲁迅已经点明了，这是一个“领导权”问题，尽管他一如既往地将争夺领导权这样上不得台盘事情的责任推给对方，即“四条汉子”，由时间先后决定的因果关系却把他（们）钉死在内斗始作俑者的位置上。



现在，“两个口号之争”早成明日黄花，两封信的作者以及信内信外涉及的绝大部分人士都已作古，可当代中文世界里的人身攻击手法和语词却都能在徐鲁二位那里找到出处。



说徐懋庸的文笔好，是从该信的起承转合之圆熟说的，对后世攻击用语方面的贡献，只有“左得可爱”一处。若从“功夫在诗外”的角度分析，则尚有“可取”之处。



其一，他劈头就说胡风“诈”，黄源“谄”，似乎是“众所周知”，无需论证。



其二，也不知道是“代表”谁，告诉鲁迅，“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之故。”此信写于1936年8月1日，距徐北上延安面见毛泽东请示“两个口号之争”并加入共产党尚有两年。徐懋庸者，一文学青年耳，有什么资格“代表”政策制订者这样说？



其三，攻击他人以为进身之阶。巴金的罪名是“安那其（无政府）主义”，黄源则是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于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难到徐懋庸远兜远转竟然是为“多数人”抱打不平么，非也。“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说到这里，就图穷匕首见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将小孩子撒娇的情态刻画得惟妙惟肖，真乃千古奇文也。



鲁迅不愧是“老姜”，开篇就先声夺人：“以上，是徐懋庸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也算是敢作敢当，正大光明吧。但是未经许可擅自发表私信毕竟有些心虚，于是笔锋一转，“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尊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这里把责任推给徐的意图十分明显，其逻辑却十分怪异，我怎么也看不出，在“教训我和攻击别人”和“并不损他的尊严”之间有何“因果关系”，只能说是出于令其“自暴其丑”的目的。断言徐写信的目的就是发表，更是武断之至，强加于人。



接下来是撇清将徐懋庸背后说的坏话捅到巴金、黄源、胡风等人面前，可能引起下一轮混战的责任。“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应战，“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先安内而后攘外’，不是我们的办法。”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先安内后攘外”不适用于文艺界，那么接下来的九页半到底是干吗的呢？



OK，人身攻击部分不算，下面毕竟有四页的内容是关于口号本身的，这些，作为一家之言，到什么时候都可以见仁见智，上面也简单说过我的看法。小时候从大喇叭广播里听来，至今不忘的，就是论战用语。



其一，骂人不用脑子。原文是，”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532－33页）



其二，骂人不看自己的文章。“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更是胡说！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533页）



其三，“扫荡”，下接名言：“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就事论事，这句话是对的，后半句尤其对。该文中提到的“辛人先生”文革中挨斗时，就有人画过一张漫画，取“拉大旗，作虎皮”之Motive，但是人物关系却改了，某保皇派拉了一面虎皮旗，想必就是陈辛仁了。



其四，将人骂成“非人”：“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537页）



所有这些，难道不都是“将败落家庭的妇姑勃豀，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么？又说，“这衣钵流传不绝”。（537页）今日中文文坛上还有些许流风余韵，所幸已“多乎哉，不多也”。何也？背后无“组织”撑腰，面前无“领导权”可争的“妇姑勃豀，叔嫂斗法”，虚张声势而已，偶一为之尚可怡情（？），常用，就连观众也日渐稀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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