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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冼岩专稿：民主制的条件及其在中国的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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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冼岩专稿：民主制的条件及其在中国的实现形式   
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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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912

经验值: 31018
文章标题: 冼岩专稿：民主制的条件及其在中国的实现形式 (236 reads)      时间: 2003-9-12 周五, 上午12:14
作者：和合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冼岩专稿：民主制的条件及其在中国的实现形式



所谓政治斗争，从表面看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其实质是不同利

益的争夺和妥协。因此，考察政治活动，必须同时兼顾社会力量对比和

利益关系变化两大视角。



在传统社会，占人口少数的社会精英组织起

来，可轻易对付没有组织的大多数──平民

阶层。因此，精英阶层往往集政治、经济、

文化资源於一身，社会公正只能寄希望於超然的仲裁者──政府。



社会革命时期，原来没有组织的平民阶层纷纷组织起来。同样有了组织

的大多数（平民）一般能战胜有组织的少数（精英），於是改朝换代，

新社会形成新精英，如此循环不已。



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的游戏，民主制是关於利益谈判和妥协的规范化程

序。因此，一个社会要成功运行民主制，必须具备两大基本条件。



第一是社会力量大体上具有一种均衡格局，如此才能产生相互妥协的需

要；如果由一方占据绝对优势，自然一切由它说了算，它为什麽还要妥

协？因此，社会力量的均衡格局是使妥协成为各方必要的前提条件。



第二是具有相当发达程度的经济水平，尤其是必需具有一定程度的人均

收入水平，这是 各方达成妥协的物质基础。试想，如果社会各主要群体

均有妥协意愿，但谈判的结果却 无法得出一种至少能满足各自最低要求

的方案，那麽妥协还如何能够实现？因此，一定 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

妥协的客观可能性。



後发展国家民主制度的屡屡失灵，肇因即在上述两大条件不具其一，或

二者皆不具备。具体又可分为分别以拉美和东南亚为代表的两种模式。



一，拉美模式



拉美一些国家在政治民主化後，在多数制原则下，平民阶层凭借人多优

势占据了政治上 的主导地位；精英阶层占有大多数经济资源。双方共享

文化资源（主要是话语权），社会形成一定的力量均衡格局。但是，由

於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人均收入水平不断降低， 社会客观上不具备达成

妥协的物质基础。



在民主制下（包括在庇隆时

期），平民阶层凭籍政治优

势，积极推动倾向於社会主

义、 福利主义的社会和经济

政策。虽然短期内使民生状

态有所改善，但全民福利的

增加导致 产业成本上升，使

正处於由国际经济结构变动

和价格体系变迁所导致的衰

退中的国民经 济雪上加霜，

工业体系在国际竞争面前不

堪一击。经济状况的不断恶

化和自身利益的持续丧失，

促使精英阶层挺而走险。在

蛊惑人心和贿赂选票均告失

败後，精英阶层转而直接收

买军队（只有精英才能收买

军队，唯有他们具备出价能

力），以暴力手段瓦解民主 政权，实行军管。



军管时期，不但政策必然转向，变得有利於精英阶层；而且对民主政治

力量也必然有所压抑、有所打击，於是矛盾进一步被激化、加深。



在军管式权威政权统治下，由於倾向於精英集团的反福利政策导致生产

成本下降，拉美各国普遍出现了一个经济竞争力提升、经济增长提速、

经济形势好转的“黄金时期”。 但这种经济形势的好转，是以损害大多数

人利益（平民福利）为代价的。平民们在经济好转中，不但未蒙其利、

反遭其害。因此，在经济形势好转时社会矛盾却被激化，经济再稍遇波

折，即爆发大面积反抗，直至权威政府垮台、产生新的民主政权。



新的民主政权又开始新的政策转向，重新回到福利主义、社会主义的反

精英立场上；并且，它必然会对政变和军管时期的“反民主”政治罪恶进

行清算。仇恨怨怼越积越深、 矛盾冲突越来越激化，政权体制在民主－

军管－民主之间走马轮换，社会治理陷入恶性循 环。究其原因，由於势

均力敌的两大社会集团没有达成利益妥协的物质基础，只能彼此各走极

端。在两大集团的激烈对峙下，社会动汤不已，经济更加虚弱，妥协进

一步丧失物质基础，社会跌入恶性循环的深渊。



二，东南亚模式



东南亚由於普遍不具备拉美国家的经济基础，平民阶层的生存条件更为

恶劣。为了生存 和生活，许多人不得不依附於他人或某种权力关系、即

依附於精英阶层。一面是残酷的生存竞争，另一面是出卖部分个人自由

和政治权利、依附於权势者或既得利益精英集团；当穷人面对的是这种

只能二中选一的游戏时，绝大多数人会选择第二种。在东南亚一 些民主

国家，“普通民众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成为政客的私人拥趸，他们仅服

从於大 大小小的［恩从关系］，对政治家族、官员的效忠程度远远超过

对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效忠，政治立场私人化，政治活动非制度化，领导

人家长化，现代公民社会难以形成。所以 ，尽管家族腐败、官员腐败现

象严重，只要最低限度的温饱能够解决，下层民众就已经 感恩戴德，默

认现实”（庄礼伟《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研究》）。这就像被豢养在动物园

□的动物，虽然丧失了广阔天地的自由空间，但至少从此无须再为基本生

存操心、不必再为明日能否得食担惊受怕。在生之艰难下，如果动物们

可以选择，如果它们的选择也 服从理性而非野性，相信绝大多数动物都

会选择留在动物园而非逍遥野外。



这麽说，似乎有把人的生活

贬低为动物生存的意味，但

这是贫穷国家铁一般的现

实。从 生物学角度看，人其

实也只是动物的一种，只不

过有所进化，具有一些灵性

特徵。人同 样首先要服从维

持生存的基本需要，只有当

这一需要得到保障後，人才

有可能进一步关注更高的价

值目标。



正是利用了弱势群体由生存

窘迫而来的软弱，各既得利

益精英集团分别赢得了部分

平民阶层的依附，由政治上的少数变成掌握多数的政治力量，在民主博

弈游戏中如鱼得水。 本来具有多数优势的平民阶层大多被这种人身依附

性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圈子、分别依附於不同的权势精英和精英集团，

完全丧失了自身立场。真正能保持自我立场的平民只 占少数，他们完全

不具备任何政治优势，在以“宪政民主”为名的规则游戏中只能任人 宰

割。精英阶层独掌了大多数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实行“形民主实威

权”的统治。



经验证明，在这种制度下，由於经济资源易於被集中的资本力量整合，

国民经济能够得 到比拉美模式下更快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

益，分配极不均衡。由於最高领导人必须由票选决出，因此他必然为支

持他的最大权势利益精英集团代言，服务於他们的利益目标。这时的政

府，既不具备成熟宪政民主制度下利益协调的优势，又丧失了传统政治

条件下政府一定程度保持超然中立的特点，完全沦落为社会强势集团牟

取暴利的工具。因此，这种制度在保障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

然迫使平民阶层在社会分配中处於更加不利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这种

制度倾向於减少平民阶层本来可以拥有的发 展机会。



因为上述原因，後发展国家的宪政民主政治进程基本上使这些国家陷入

了比之传统体制下还有所不如的政治困境。贫富分化、政权更迭频繁、

社会失范是其共同特点，拉美模式还要加上软政府、经济增长乏力两大

特徵。中国今天如果“即行民主”，估计初期会 陷入拉美模式，继之将趋

向东南亚模式。实际上，拉美国家一定程度上已表现出向东南 亚模式趋

同的趋势。



事实胜於雄辩，面对普遍存在的规律性现象，人们不能不问：为什麽宪

政民主制在西方先发达国家能够成功，在其它地区後发展国家却屡遭失

败？除了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药方外，还有没有另一条更适合於後发

展国家的政治道路？



其实，所谓“第叁条道路”一直就存在，它就存在於第一条道路（自由主

义道路）内部。历史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答案，那就是西方资本主

义早期的等级制民主政治。



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早期也

没有力量均衡的社会格局和

充分的经济发达水平，但它

以等级制民主政治的形式解

决了此一难题。其中奥妙

是：等级制通过一定程度的

遮断竞争， 在没有均衡的地

方制造出一种“类均衡”，使

利益妥协能够首先在有条件

达成妥协（既 有力量均衡、

又有物质基础）的部分人

（例如有产阶级）范围内进

行；民主制则通过它的定期

纠错机制，维持这种均衡。

什麽叫做西方成功经验？去

掉盲目崇拜者的误读和别 有

用心者的误导，真正的西方

成功经验是：



等级制民主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秩序和有利环境，保障经济发展；经济

发展导致人均收入提高，社会力量均衡局面扩大，普遍范围的利益妥协

具备了物质基础，於是催生出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至於在经济落後国家

直接推行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宪政民主制度，并由这种制度推进和保障经

济发展，这在全世界范围内至今没有成功例证（日本似乎是唯一例外，

但日本无论是制度还是经济发展，都是外部因素主导的。制度的外部强

加可以复制，经济在外因主导下增长则不可复制。只能说，日本有幸碰

上了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那些把结果当原因、要求後发展国家“民主

即行”、政治改革一步到位的主张，只会制造低效和混乱，尤其是在中国

这样复杂的条件下。



等级制民主具体到中国，就是先行“党内民主”；然後根据社会条件的变

化，再逐步向 党外扩展民主。“党内民主”将在精英集团内部制造分化和

竞争；为了赢得竞争，各派别必然竞相从党外寻找支持（制度上也可对

此进一步作出针对性设计，例如规定最高领导者由党内各派别按差额推

荐候选人，再由全民投票公决产生），这将促使他们争相采取可兼顾大

多数人利益的政策取向；分化也会制造出相互制衡，可一定程度限制精

英集团走极端的趋势。因此，可以说，这才是最适於当前中国的政治制

度形式，这也是迄今为止能够设想的成本和风险最低、既能限制精英集

团过度膨胀、又不至使社会治理陷入低效或混乱的政治演进方式。



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样需要时机和条件，同样需要分步走。因

此，笔者赞成茅于轼先生提倡民间与政府互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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