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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六四前夕赵紫阳曾访北京军区引起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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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六四前夕赵紫阳曾访北京军区引起紧张 (316 reads) 时间: 2003-9-06 周六, 上午11:30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巴不得政治地震的心态酿成六四

陆学仁

六四已过去13周年，中共在这13年内召开了14、15两次党代表大会，现在正忙于迎接第16次代表大会。过了13年之后，海外民运的接权梦还没有破，还在期盼著马上有机会回去成立合法的反对党，推动中国实现多党民主制，从而在国内政坛取得一席之地。而《北京之春》发表的周舵先生的文章则认为，革命神圣和革命万能论应该休亦，江泽民已经接近赫鲁雪夫，似乎中国的戈巴契夫很快就会出现……如果中国真的又一次出现政局转化的兆头，我们所有人，特别是争取民主的勇士们已经作好必要的准备了吗？我们梦寐以求的转化将使历史朝前挪动一大步，还是又将夭折，又一次血溅天安门呢？

没有人能预见明天，更没有人能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要分析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动向，科学的方法只有借鉴昨天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经过的历史。那么，关心中国明天的人是不是已经充分地从历史的明镜中照过人和物，因而吸取了足够的教益了呢？显然没有。

海外民运这13年在自由天地里忙于什么呢？众所周知，分裂的各民运派系、各民主人士一直在忙于吵架，争权，却没有忙于争论，至少可以说，没有致力于把不同政见摆清楚，更没有理出一个是非曲直来。九十年代初，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讥笑民运朋友：“你们搞革命，却没有学到共产党搞革命时的那种艰苦奋斗精神，而你们反对共产党，却患了共产党几乎所有毛病，除了没有武器可以开枪杀人。”我看情况依旧。

目前是非常时期，就是革命尚不可能发动，民主遥遥无期。既然没有条件，就不要讲谁有权代表谁的利益，特别不要讲利益分配的合理性，而来一点无私无畏的奉献，那么就请你从打破万马齐喑局面，在没有资金奖赏，没有地位分配诱惑的单纯的追求真理的，冷静理性的争论来开始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奉献吧！我希望拙文发表后有人高兴有人骂，却没有冷场。

一、怎样的明天？怎样的形势出现算得是另外一次机会来临？

八十年代中期的历史风云犹在眼前：赵紫阳神采飞扬，胡耀邦倒是若有所思。(资料照片)

我们都希望“变”，时刻准备应变，这种心态是不是健康？1988年秋我离开中国前，中国就有强烈的切盼“变”的社会心态。大约是是年八月份，胡耀邦的身边人来访，告诉我，耀邦的身边人有的力劝他“说话”，有的反对，呼吁他说话的人们说，“凭你的政治经验，你一定能看出现在问题很多，你应该说话！”我告诉来访的朋友，“千万别向耀邦施加压力，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请他千万别说话，因为，他说什么都只能落不是，从而给他惹更多麻烦。”过了几天，大约是八月下旬，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夕，赵紫阳的身边人也来了，他正式来传达赵本人的口喻：“千万小心，别帮倒忙，别惹事酿成耀邦下台前那种形势。”我听后，心里一机灵，这不仅使我想起几天前得知的耀邦身边人的那种不耐烦的急躁情绪，也使我回忆起1987年底或1988年初出席王军涛、闵琦、陈兆刚和一位民主人士冯先生举办的《时局与选择》座谈会。他们兴师动众，邀请了从胡启立到曹破产（指曹思源——多维编者注）等广泛的各层次的各界人士参加，并安排了中央电视台现场摄制节目。这是一个自由论坛，但组织者的倾向非常鲜明，他们也是极端不满当时的死气沉沉，但求来一次政治地震。比如，他们请人演讲苏联改革，我当时在这个领域非常出名，以“敢说，有见地”闻名，他们却请了一位人民大学的很保守的教授来讲戈巴契夫的“500日加速计划”——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改革计划经济，我听出了会议主持人的愿望——反对赵紫阳磨磨蹭蹭的“摸石头过河”。更明显的是傍晚会议结束前，会议组织者个别地找与会者留言，找我的是陈兆康，他这样解释：“等明天到来时，回头看看，你在1987 年底说过什么？”

那种厌烦死气沉沉，巴不得发生一场政治地震的心态也表现在1987年底1988年初一批名人联名上书邓小平，和一连串纪念反右三十周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筹备活动上。这种种迹象显示的“思变心切”同六四的心理酝酿似乎是一致的，倒不是说六四可能有人策划。也许可以说，八九民运与这种求变心切有关，是从这种心态出发的应变！可是将有怎样的变局和应该如何应变，思想准备却显然不足。

根据常识，革命只可能在当权者不再可能按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时才会爆发，革命首先以统治危机为前提，而不是革命家准备出来的。那么，1989年春夏中国是不是存在统治危机或革命危机呢？不存在！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成员严家其。 (多维社)

中共十三大以后，整个共产党对大会通过的政治改革方案实行消极怠工，但是李鹏却抓住“党政分开”这一条向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闹独立性，不让赵继续插手经济和经济改革。但是邓小平要开放价格，闯价格关，他仍然找的是赵紫阳。邓很清楚，只有赵有勇气闯价格关。但是，一开始放松价格控制，就引起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于是，九月在北戴河开会，在对赵极不利气氛中决定治理整顿经济环境，李鹏进一步把经济的领导权拿过去了。于是赵紫阳另外提出了“两头在外”策略，即原料和市场均在海外，他以为，这样可以帮助沿海地区进一步对外开放，以此推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但是这一主张不但招致内地的恐慌，沿海地区也惶恐不安，当时尚主持上海工作的汪道涵打电话同我谈了这件事，他有意请我去一趟上海共同讨论。我鉴于在这样的经济问题上没有能力给赵紫阳提供谘询服务，又忙于出国准备就没有去上海。据吴国光后来告诉我，鲍彤那时已经钻进旧纸堆，在读《易经》，无事可做了，显然赵的地位岌岌可危。以上这一切说明，当时以邓、赵为核心的中共在尝试进一步改革，邓小平是同赵站在一边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搁浅，但是“新闻法”起草了一稿又一稿，“结社法”也在酝酿之中。当时上海有人申请成立新政党，上海公安局马上决定以反革命论处，报告打上来，赵的班子批复，指出上海公安局失当，不过，也还没有允许成立新政党，尤其还没有允许成立明确的反对党。

但是当时被海外讥讽为“花瓶”的民主党派正按胡耀邦的主张改革，原来那种不仅发展党员的范围地区均受严格限制，而且组织上不独立，法律上不平等的状况开始变化，即已经采取措施让共产党员退出民主党派，中共各级统战部不再作为民主党派的指挥部，对民主党派直接领导甚至颐指气使……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专家，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把这种民主党派的地位日益改善夸张为“民主党派也是执政党”，招来港台报刊的冷讽热嘲，我曾协助高放教授为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篇定稿，我告诉他，所谓“执政党”，仅仅指参加内阁的党派，于是，他修改了提法，至今中共仍然在引用他的提法：民主党派也是参政党。当然，这一切，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以后都倒退了，比如重派共产党员入民主党派并控制领导权等，这是后话。我要强调，综合政治经济状况，当时绝对不是中共走到极黑暗地步，而是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最开放、最开明的时期。不然89民运绝不可能形成如此波澜壮阔的形势，天安门前的和平发展不会持续得那么久。

那么，胡耀邦去世唤起了什么？为什么要为了悼念他人们就立即上街游行呢？人们是怎样的心理状态呢？关于胡耀邦去世有很多传说，人们根据不同的理解，怀著不同的心情上街纪念他，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不是打倒中共，而是对把他赶下台提出抗议，要求的是继续改革开放。可能有人听信某个谣传，比如说他在书记处会议上发言，激动受气致死，却也没有人因此要求打倒赵紫阳或邓小平。但是社会运动震撼了共产党，以北京市委陈希同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向邓小平谎报军情，并且趁赵紫阳访问朝鲜之际炮制了4月26日社论，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江泽民会见费孝通（左一）。费孝通和季羡林等学者当年上书主张和平理性处理学潮。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社论发表后，以费孝通为首，九位著名知识份子（有张宗厚、李慎之、季羡林等）举行了集会，并且上书邓小平，要求中央‘理性温和地处理学生运动’，五月一日邓小平即在这封信上批示，要求中央书记处贯彻执行“理性温和地处理的方针”。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著名的五月三日讲话，就是遵照邓小平这个批示精神表的态，接著鲍彤在安排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会议上，又提出中国要过民主关；胡启立和饱彤在全国文宣系统的安排都是党内改革派贯彻邓小平批示精神，企图利用学生运动来推动改革开放。

但是，当费孝通组织第二次扩大的高级知识份子集会时，统战部长阎明复带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三位大秘书来参加会议时，严家其把他后来签署的《五·一六》声明上的话说了出来：“邓小平是不是君主制的共和国的君主”，一听到他这样的发言和追随者的类似的激烈言论，阎明复哭了，他泣不成声说：“完了，这下完了，邓小平不是这样的人！”一切无法挽回了。这不啻是给刚有可能向学生倾斜一点的邓小平一个大巴掌把他扇到右边去了。正在这时，学生又阻拦在天安门安排欢迎戈巴契夫的仪式，报上发表了赵紫阳对戈巴契夫的谈话，可能是右派误导，把他经邓小平批准的这个谈话解释成把镇压学生的责任推诿给邓小平（中共十三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曾经由赵紫阳口头提议一致通过决议：今后还要请邓小平把握重大决策。）广场上追随严家其的五月十六日声明，一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使运动的矛头直指邓小平。

恰在这时，作为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赵紫阳访问了北京军区，这个行动引起杨尚昆和邓小平的神经质，既不好问，又不便调查一位军委副主席的行动，只有疑虑重重，于是邓小平通过杨尚昆迫使中央军委勉勉强强同意派军队到北京戒严，但是，如何做这件事？既然连中央军委都勉强，北京军区又信不过，所以杨尚昆根据邓小平的旨意，特意安排各地24个集团军中的12个集团军各抽调一个或几个军、师前往北京，他们以为这样可以让他们互相不摸底，从而互相牵制和监督，又可以起到监督北京军区动向的作用。可见，邓小平已经不相信自己的任何一支部队对他的绝对忠诚。

另外一件事就是查遍军委文件，始终找不到明明白白的开枪的命令。传说邓小平口头上对杨尚昆有有关的交代，杨尚昆偷偷录了音，这件事后来在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当江泽民发现自己失势时，当作一个救命符告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搜查了杨白冰的办公室，搜出录音带，打倒了杨家将。另外，六四后中共发动群众慰问军队，据军内高层人员告诉，几乎每支部队接见群众的第一句话都是：我们没有开枪！可见，对一贯宣传军民鱼水情的解放军，开枪是非常不光彩的，连邓小平这样的权威也不易指挥他们开枪镇压老百姓。

在在说明，没有什么发生镇压的必然性、开枪的必然性，或必然会流血的道理。正如西方政治学从战后南美和南欧总结“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S TO DEMOCRACY"的经验所显示的，凡是从威权制向民主制转化成功，总是仰仗当权的改革派同社会上的温和派的联合，而所有转化的失败都显示，社会上的过激派总是起著极坏的作用，即实际上向当权的保守派提供口实，让他们有借口动员和说服军警，乃至使他们得以动用军警来血腥镇压。在开枪之前，著名的华人政治学家邹谠教授就亲口对我多次分析中国政治的极端化趋势，却一直保留说，“至今双方都有打牌的余地，否则就不存在政治家和政党起作用的可能了。”

他同时指出，在中国，Winners take all and losers lose all，于是，实际容易引起一种升级机制，而不是像民主制国家那样每当社会激烈动荡，总是出现妥协和进一步完善法制的对立双方的互动过程，比如英国的所谓不成文宪法就是这样在几百年内通过对立双方妥协积累起来的，而美国已经很久没有发生因为发生广泛的社会运动而死人的事了，包括六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几乎没有死人。中国越是没有法制，越无法按照法制约束官方和民间的行动，于是总是越来越激化，天安门上的学生领袖也更换得一代比一代激进，口号也越喊越过头，领袖越来越脱离群众，越以激化矛盾为能事，而像此柴玲这样的领导居然说，她就是蓄意要流血，只是不流她自己的血，这样的人在领导运动，但是怎么可能领导“民主”运动呢？她只能为独裁者准备祭牲，让群众做被宰杀的羔羊。

如果现在讨论89年有没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那么不会有任何当事人乐意说 “可能”，因为谁也不愿意承担“如果他不这样可能不会有此悲惨下场”的责任。现在只能借题发挥，在承认过激的举动应该避免的基础上转而讨论，如果再出现政治危机或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必须怎样把牌打得漂亮一点？为此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呢？那就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怎样提高呢？从自我总结经验做起，而这又不可能要求以平反，以对方“你先改变态度……”为先决条件。先决条件只能是也必须是涉足89民运的勇士们不要怕丢面子，请拿出当年不怕天地鬼神的气魄和公心，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上升到懂得如何推动民主制实现，为此必须学习斗争艺术的觉悟，并再次做出令人感佩的贡献；而我们广大的事后诸葛亮不要动摇我们对天安门英雄的感激与钦佩，在讨论中免不了提到人名和事件，免不了褒贬，但绝不是抱怨和讥讽，不许可抱怨和讥讽，只是恳求有关人士摆清事实，总结经验，目的不是煮酒论英雄，而是教会中华儿女从只知道激进再激进变得学会更聪明，更有计策，这不是倒退投降，而是一步步走向掌握实现民主制的艺术。我们无法恳求当权者温和，只能以社会行动的合法与温和来迫使当局日益承认我们的合法性并用法制加以固定。这就是在积累民主，就是在剥夺保守的反动派镇压的借口。

政治学相信人的作用，相信政治家和社会团体的作用的能动性，而不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统治者的“本性论”。我们总结经验提高政治文化就是要使我们全民族在下一次危机出现或机会出现时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学会不祈求一步登天，而要善于攀登，攀登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使中国达到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一个个制高点。

二、海外民运提出“体制外”自外于中国政治

那么，合法斗争是不是幻想呢？吴稼祥尚未出国前，我曾在家里邀他用餐，饭后我对他讲过合法斗争，他说，“没有合法地位谈何合法斗争？”我回答说，“正是1905年俄罗斯革命失败后列宁提倡合法斗争，这就意味著利用黄色工会，意味著来一点灰色，而决不是动辄建立红色团体和公开布尔什维克或者申请成立另外的目的在于推翻沙皇的红色政党或团体。”

再进一步说，为什么海外民运挤不进大陆的合法团体和进行合法斗争？与其说中共的残酷镇压构成了非法处境，还不如说首先是因为六四后几乎所有民运组织和民主斗士本人个个都自外于合法地位和合法斗争。我个人认为，六四后海外民运的最大的错误还不是分裂和争权夺利，而是提出了一个“体制外”的概念，而这又是由于一个流行的错误的共识：“中共这样的镇压学生的政权不可能长远控制中国，而且六四不平反，中国一切都停摆了。只要把六四真相揭穿，中共将土崩瓦解。” 各方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回国掌权，所以只想做一件事——争权，于是分裂，重组，分裂，再重组，最后，以为有了“民运联席会议”就万事大吉，无奈这个联席会议发布的公报和消息赢弱之极，不会得到一点国内或侨胞的民心支持，更妄谈为中国争取到民主了。总之，在上述错误估计形势的前提下私欲熏心有时跃然纸上嘴上，比如当时有位民运负责人对我讲：“X老，像你这样温和，我们回国掌权时会没有你的份的！”而中共在报刊上一点他的姓名就喜出望外，以为这样就增加了他的知名度！为了留一点面子还可以参加讨论，恕我不说出他的姓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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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周刊总第 122 期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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