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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律纵横谈】反向歧视（二）左右为难的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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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美国法律纵横谈】反向歧视（二）左右为难的最高法院 (343 reads) 时间: 2002-1-08 周二, 上午4:30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反向歧视

——美国法律纵横谈之七

陈伟

（二）左右为难的最高法院

在一向标榜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美国社会，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为啥会为少数族裔申请人特别保留１６个录取名额呢？说来话长，这个特殊的照顾措施，实际上与美国政府颁布的“肯定性行动”法案直接有关。

“肯定性行动”这个名词，最早源自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于１９６１年签署的总统第１０９２５号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合同承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动，为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雇佣机会。约翰逊总统执政后，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包含范围更为广泛的“肯定性行动”法案，又称为平等权益法案。简而言之，“肯定性行动”实际上是一项在１９６４年《民权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等权益措施，目的是帮助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的少数族裔和女性更快地改变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劣势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求学、就业、颁发奖学金以及接受政府贷款和分配政府合同时，在竞争能力和资格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黑人、印地安人、拉美裔和亚裔以及女性有被优先录取、录用或优先得到贷款和政府合同的权利。

素以保守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总统执政后，在推行“肯定性行动”法案方面却是更上一层楼。后来曾在里根政府担任国务卿要职的舒尔茨，当年出任尼克松政府的劳工部长，此公在劳工部长任内，开创了引起极大争议的硬性配额制度。联邦劳工部规定，公立大学在招生时，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和女性学生，政府部门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和女性职员，一定比例的政府商务或工程合同应当优先给予少数族裔和女性投标人。此外，凡是接受政府资助以及所有与政府签订商务或工程合同的私营企业，都必须提交一份“肯定性行动”计划，说明该企业打算在多长时间内使少数族裔和女性雇员达到一定比例，否则合同免谈。在美国这样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干预私营企业的内部经营，公开限制私营企业雇佣员工的自由权利。联邦政府手头有上万亿美元的商务和工程合同，是私营企业最大的客户。所以，私营企业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一点儿脾气也不敢有。

在民权运动声势浩大的６０年代，“肯定性行动”法案得到了全美公立高等院校的积极响应。美国大学校园历来是自由化和激进化的大本营，而加州大学在６０年代反对越战、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中，曾是全美闹得最凶的大学之一。在此背景下，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为了纠正种族歧视造成的危害和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增加医学院学生的多元性，为少数族裔树立刻苦学习、奋斗成材的榜样，特别设立了优惠和照顾少数族裔申请人的录取配额制度，结果引发了艾伦·贝基诉讼案。

１９７５年，地方法院对艾伦·贝基案做出判决，法官宣布加州大学设立的录取配额制度违法，但并未判决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一定要录取刺儿头艾伦·贝基。结果双方都不满意，继续向加州最高法院上诉。１９７６年，加州最高法院判加州大学败诉。但加州大学董事会不服，聘请曾在水门事件调查案中出任特别检察官的哈佛大学教授考克斯为律师，于１９７８年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艾伦·贝基一案，实际上是给美国最高法院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大难题。原因很简单，这个与“肯定性行动”有关的诉讼案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治问题。种族问题历来是美国政治中的定时炸弹，稍不留神就会在社会中心爆炸，引发空前严重的社会动乱。在中国，各种法律问题通常集中地表现为政治问题，但在美国，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一百年前所言，各种政治问题通常集中地表现为法律诉讼。美国社会中这种政治问题法律化的独特现象，令最高法院大法官伤透了脑筋。

在美国宪政史上，曾有过最高法院试图用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结果却引发社会动乱的前例。南北战争前，最高法院在１８５７年的司各特诉桑弗特案（Ｓｃｏｔｔｖ。Ｓａｎｄｆｏｒｄ）做出了偏向南方奴隶制的判决，使国会已通过的旨在限制南方奴隶制扩张的密苏里妥协案因违宪而被取消。尽管从单纯法律的角度看，最高法院对司各特案的判决无可厚非，但若从政治角度看，这一判决激化了本来已尖锐对立的南北争执，堵塞了以和平手段解决南方奴隶制问题的道路，坚定了南方各州依照宪法惯例捍卫奴隶制的决心，使北方和林肯总统处于“违法乱纪”的被动地位，对南北战争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使美国陷入了一场无法避免的南北大战。司各特案一向被后人认为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糟糕的判例。

前车之鉴，使最高法院在审理这类“政治案”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艾伦·贝基案之前，一位名叫马科·德夫尼斯（ＭａｒｃｏＤｅｆｕｎｉｓ）的白人学生早在１９７１年就已向“肯定性行动”发难。这位白人学生的法学院入学考试（ＬＳＡＴ）成绩比已被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录取的大多数黑人学生高得多，但却没被录取。一气之下，他便向地方法院控告华盛顿大学。地方法院于１９７１年判决华盛顿大学败诉，马科·德夫尼斯遂进入法学院学习。但华盛顿大学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在１９７４年２月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可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老奸巨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却以马科·德夫尼斯当年５月就将从法学院毕业，审理此案已无任何重大法律意义为由，拒绝对德夫尼斯案（Ｄｅｆｕｎｉｓｖ。Ｏｄｅｇａａｒｄ）做出判决。实际上，大法官们是找了个借口故意避开了这个政治难题，使坚决支持和激烈反对“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两派大为失望。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几年后，艾伦·贝基案又打上门来，硬逼着左右为难的最高法院给个明确说法。美国朝野上下拭目以待，看最高法院如何对此案进行判决。

１９７８年６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一票之差对艾伦·贝基案做出了一个在美国宪政史上非常罕见的双重判决（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鲍威尔大法官主持的判决书包括两个部份，第一部份判决加州大学设立的录取配额制度违反民权法，加州大学医学院必须录取艾伦·贝基；第二部份判决加州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源多元化的政策，在录取新生时可以将种族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这样，最高法院一方面判决加州大学依照“肯定性行动”政策设立的配额违法，一方面又规定可以将种族作为升学申请的一个因素，实质上又肯定了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政策。这个极为圆滑的双重判决，对控方和诉方各打五十大板，使支持和反对“肯定性行动”的两派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最高法院的判决虽然是法律决定，但对政治后果的慎重考虑，显然对大法官们的判决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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