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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明：辛灏年为何陷入四面楚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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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王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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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辛明：辛灏年为何陷入四面楚歌？
辛灏年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的访谈时指出，他发表了《谁是新中国》之后所受到的压力比在国内还大。他说：“共产党恨我，国民党嫌我，民进党厌我，民运人士看不惯我。我简直陷入了四面楚歌。”作为一个独立知识份子，笔者不属于这四面的任何一面，愿意仅仅从他的大作本身来分析一下他何以会陷入四面楚歌。
如果对此书进行破题解题，那么它论证的就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即是新中国。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从而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一了中国。1911年结束帝制后的中国终于结束了军阀混战。中国从此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统一国家。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当时，把这个国家叫做新中国是恰如其份的。
但是，这个“新中国”创建伊始，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领导人就对它实行了国民党一党专制。蒋介石及其各级党政军官员在各种媒体上都毫不讳言地自称其国家为党国。在此党国中，蒋介石大搞个人崇拜、特务统治、重用私人、排除异己，干尽了独裁者的勾当。因此，它很快就不“新”了。今天再说它是新中国，不仅共产党、民进党、民运人士不能接受，连国民党自己都无法接受。因为现在的国民党人已经今非昔比了。他们接受了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等进步观念，已经脱胎换骨了。把当年的国民党党国当作新中国来推崇，不但与他们目前的政治理念不符合的，也将影响他们在下次总统大选中与民进党的抗衡。
正如书中所述，在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确实进行了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逐步转化的努力。但是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的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会转化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因为它还在继续它的特务统治，还在镇压异议人士，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它致力于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转化的诚意还需要考验，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这种考验了。
辛先生说，共产党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是对这种努力的反动和倒退，是一种专制复辟。共产党在大陆50多年的统治证明了这个论断。因为，在这50多年里，共产党几乎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力，几乎限制了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正如储安平在1947年所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虽然都是一党专制的党国，但是国民党党国比共产党党国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国民党党国表彰为“新中国”。特别是在今天，国民党党国在大陆和台湾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就象共产党党国将来也必然会成为历史一样。我们应该着眼于现在，放眼于未来。如果我们一定要为中国人民找到一个新中国的话，笔者认为目前台湾的多党制的中华民国可以算得上。因为在那里没有经过动乱就实现了全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了多党政治和总统直选；那里的人民已经在享受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最大的民主和自由。
辛先生的大作把蒋介石捧为民族英雄，这可能是使辛先生陷入四面楚歌另一个原因。总结辛先生在《民族英雄——蒋介石》一节中把蒋介石封为民族英雄的四大理由，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取得了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但是，如果只要领导卫国战争取得了胜利的人就可以称为民族英雄，那么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也可以称为民族英雄（辛先生是这么说的），因为他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封建帝王，只要在对外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就都可以算做民族英雄。那么，民族英雄未免太多了，也未免太容易当了（只要具有领导人的地位，并且在对外战争中获胜）。
蒋介石是受到各个方面的很多人所共同憎恶的独裁者（尽管辛先生叫他“新权威”）。他把总统职位传给儿子蒋经国（尽管辛先生说，“在选择他自身的接班人时，面对种种舆论，虽经内心冲突，终能决意“内举不避亲”，以蒋经国续其重任），体现了封建帝王家天下的思想。在他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外）同仇敌忾，坚持抗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里有他个人的功劳，但不全是他个人的功劳。我们不可以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认为他是
民族英雄。
在保卫国家的战争中，独裁者和民族英雄一样，也可能很坚决、很顽强，因为在独裁者的心目中，国家就是他个人的私产，他当然不容许他人染指。两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独裁者以保卫国家政权为目的，理直气壮地要求人民为他作出牺牲，不考虑人民的愿望和死活，而民族英雄在保卫祖国的领土不被侵犯、资源不被掠夺的同时，还要尽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还要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因为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人民的一份子，他们把人民视为自己的骨肉同胞。笔者认为，恰巧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视人民为草芥，使中国人民付出了许多重大的并不必要的牺牲。
首先让我们以辛先生提到的花园口决堤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1938年，为了延缓日军沿陇海路西进，蒋介石听信两个小参谋的馊主意，决定“以洪水掩挡敌军”，命令商震的部队在6月9日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用重炮轰开黄河大堤。滔滔不绝的洪水淹没了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44县的大片土地，使百余万人身葬鱼腹，千余万人流离失所。给华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日军只损失了一些来不及转移的辎重，只淹死了几千个日本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部早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们估算，如果要淹死日军3个师，至少会淹死300万中国老百姓。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任何政府对自己的老百姓都不会这么残忍，国民党政府不可能使用这一下策。但是，蒋介石让他们失算了。因为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把中国老百姓当人看。对于他来说，保卫他的国家是第一位的。他的子民反正是可以子子孙孙、繁衍不绝的。
辛先生说，“‘弃一方之众，以存我一国之民’。古今各国战史皆富其例，历史功过自明。”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举动的历史功过吧。在花园口决堤以后，黄河改道流行，富饶的华北平原之一部从此变成十年九涝、人烟稀少的黄泛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华北粮仓的面积从此大为减小。更为甚者，1943年，改道的黄河再次泛滥成灾，造成河南省的特大饥荒，饿死了将近1千万人。这真是“历史功过自明”啊！
花园口决堤仅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草菅人命的一个典型范例。别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如发生在笔者故乡长沙的“长沙大火”。（也许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够，好象辛先生根本没有提及此事。）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进入湘北。蒋介石慌了手脚，命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搞焦土抗战，在日军到来之前把长沙烧为灰烬。自11月12日晚间纵火，至14日熄灭，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把古城长沙的房屋几乎全部烧光，两万多名老百姓被活活烧死。而且，问题还在于，古
城长沙被烧为灰烬之后，日本鬼子并没有来。第一次长沙会战是在将近一年之后的1939年9月到10月才打起来的。因此，焦土的结果并没有抗上战，而是让几十万长沙老百姓在数九隆冬里露宿风餐。这怎能不让老百姓义愤填膺呢？面临无可压制的民愤，蒋介石为了推卸责任，下令枪毙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3人，就算把事情了结了。但是，葬身于火海的两万多冤魂却并不能因此而复生！
把民族英雄的桂冠授于这样一个随意把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不是形容，是实指：水深：花园口；火热：长沙市）之中的人，恐怕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和民运人士四面的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作为第五面，笔者也无法接受。
历史研究是很严肃的科学活动，来不得一点感情用事。我们不能因为共产党党国邪恶，就肆意拔高国民党党国，就神化国民党党国的领袖——独裁者蒋介石。从事历史研究，应该把客观、公允、事实求是和恰如其分当作座右铭。笔者以此与辛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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