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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王晓明

“思想的境界”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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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摩罗王晓明 (98 reads) 时间: 2003-8-05 周二, 下午9:5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摩：在对先秦文人深感失望之后，你又返回现代，回到鲁迅这里，写出了《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对一个研究文学的人来说，20世纪中国历史上令他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鲁迅。我们最能从中汲取到精神力量的，也是鲁迅。你在80年代写过一篇《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有不少朋友跟我说过，他们都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注意你的。你在文章中力图平等地与鲁迅对话，深入地去理解他的痛苦；而到90年代的这本《鲁迅传》中，你更表现出一种从高处去打量鲁迅的意图，也可以说，你的眼光是更“毒”了。在行文中。你不断地向鲁迅质疑，到书的结尾，更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种深深的遗憾，惋惜他终于未能将那种“悲观主义 ” 的东西坚持到底，而是不断地逃离，先是从清冷孤寂中逃入启蒙者的阵营，后来又从深广的 “虚妄”感逃入与政治反抗者的联盟。你似乎对鲁迅很有点失望，但实际上，你这失望首先是针对自己的，当你这样对鲁迅提出批评的时侯，你骨子里却对他有一种深层的认同。

　　王：非常对!这本《鲁迅传》问世以后，我接到大量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年轻的读者的来信，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甚至高中生，他们赞扬我“批判”鲁迅，我看了这样的赞扬，真是不知说什么好。倒是另一些年龄较大的读者，我的同代人，能读出你所说的这种深层的认同。在所有的现代作家和思想家当中，鲁迅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一直以此自喜。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如果没有鲁迅作为我们的阅读和批评对象，我们的精神起点就更要低得多。所以，我对鲁迅的全部批评，都是建立在对他的精神痛苦的体验上的，我对他的那些或许过于苛刻的要求，其实都来自这样一种不详的预感：倘若他都做不到，后来的人恐怕就更做不到了。

　　摩：正因为你觉得自己做不到，才能更深地体会出他当时的难处，我想你写这本书的时侯，心情一定很沮丧。鲁迅原来是你心中的神，可你现在看出了他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也是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这样一来，你等于什么也没有了，而一旦走到这一步，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就很自然会冒出来了：我们所能拥有的，究竟还有什么?对一个想保持知识分子精神身份的人来说，这差不多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你已经被逼到精神的真正的末路口了。你的这种深到极处的困惑，这种无法排遣的末路感，很能表现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识界的某种真实的精神状况。整个知识界实际上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还能拥有什么?以前所有的东西都像梦一样破灭了，以前心里相信的东西现在都发现不可靠了，那我们还能干什么? 下一步怎么走?当然，人不能仅仅止于发问，他总要努力去回答。这就要说到“人文精神” 的讨论了。不少人都说，这场讨论是一种自救，就你的精神历程来说，我以为这个说法尤其准确。你似乎对这场讨论特别投入，因为你有一种迫切的需要，你想通过这场讨论找到某个可信赖的东西，哪怕是暂时可以信赖的也好，你必要渡过精神的难关。在你的《鲁迅传》里，你说过这样一个意思，中国文人到了实在没办法的时侯，往往会被虚无主义吞没。现在你自己面临虚无主义的大海了，你想救自己，于是就积极地投入讨论，你实际上是想用这场讨论来抵抗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当代中国的精神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王：在思想上，我是一个反应比较慢的人，一直要到90年代初，我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在8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一点的时侯，就已经有人敏感到了这一点了。在什么也不信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坚持多久?“人文精神”讨论对于我的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使我感觉到，即便你什么也没有了，你还是可以有所作为。徐麟曾经仔细分析过鲁迅的“ 虚妄哲学”，它就像一支双刃剑，既劈散了鲁迅的希望，也劈散了他的绝望。而鲁迅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因为他内心虽然布满绝望，但那想要冲破绝望的心火并没有熄灭。我们今天的情形其实也差不多。今天知识分子的最可悲悯的一面，就是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所信，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知识分子都走到了无所信的地步，那就确实是危机深重了。但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深陷困境，却并不安于困境，就算目前还找不着路，我们总可以先来反省一下，看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整个“人文精神”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这个对过去的反省。一个人还关心他是怎么走入困境的，就说明他仍然有摆脱困境的冲动，倘若真是彻底绝望了，他恐怕也不会再有热情去反省过去。以我来说，写完《潜流与旋涡》，我就感觉到应该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我当然知道，这新的路不容易找到，但我觉得有所作为。可是，究竟做什么呢?好几年间一直在犹豫，《追问录》也好，《鲁迅传》也好，都是这种犹豫的产物。直到“人文精神”的讨论逐渐展开以后，我才觉得思路慢慢清楚起来，才觉得还是可以做点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写一部从晚清到今天90年代的文学史。它有两个互相关联的主题，一个是；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本方式之一，它的历史如何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日渐委琐的历程；另一个是：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又向我们提供了哪些逸出所谓“主导意识形态”的精神的可能性。我能够形成这样的写作计划，确实多亏了“ 人文精神”的讨论。

　　摩：你决定写文学史，也就意味着经过几年的彷徨之后，你又重新回到文学上来。这有点像是回到了初的起点。我想你在70年代末所以选择文学批评，就是想通过文学来展开精神的发展。而经过“人文精神”的讨论，你又一次决定了，别的解决不了的问题慢慢来，先从文学入手，看能不能从这里逐步生长出新的更大的东西。

　　王：像我这样的人，一般都与中国的古典文学隔得比较远，我们在心理上比较亲近的，还是本世纪的文学。虽然知道外国的作家往往写得更好，我还是盼望我们对文学的信赖和期待，能更多地落在以汉语写作的作家身上，不管怎么说，他们笔下的东西总是与我更为相通。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备受摧残，我读有些作品的时侯，简直就像在看一场无望的挣扎。但是，就在这样的挣扎的过程中，文学还是表现出了一些令人欣慰和鼓舞的东西。

　　摩：你指的是什么?

　　王：在几乎整个20世纪，因为实际上无所信，作家很容易受潮流的影响，出现了那么多作品，却很少能真正体现出精神的丰富性。但是，毕竟还有一些人不跟着潮流走。就拿鲁迅来说吧，他是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的，他也有意用创作来体现和传播这个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听将令”。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可以用“现代文化”的观念——譬如“思想启蒙”、“国民性”、“救亡”和“革命”——来解释。随着“现代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鲁迅的这一些作品也就很自然地具有了“经典”性，因为他以超出常人的才能，将这个文化所包含的若干重大的思想命题，非常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当然，“现代文化”的主流化过程，是以它本身的狭窄化和简单化为前提的，这个说起来太麻烦，这里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鲁迅还有另外一些作品，那却是用“现代文化”的观念框架所无法涵纳和解释的，或者说，它们是突破“现代文化”的限制的。我觉得，主要正是这些作品，才最能够显示鲁迅创作的价值。在现代中国，作家可以说是社会上最敏感的一类人，他们的创作应该最有可能突破流行或主流思想的限制，体现出人的精神的丰富性，而从根本上说，这也正是文学的意义所在。现在回头去看，这样的作家还是有一些的，像沈从文、冯至、张爱玲……

　　摩：还有废名、萧红、施蛰存和穆旦……

　　王：对，就是沙汀、艾芜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中也有一些这样的因素。最近十年来，我从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等人的作品中，也不断能读出这样的意味。我很敬重这些作家，我觉得他们所体现的那种精神的独异性，那种突破意识形态限制，执拗地追寻更深广的人生意蕴的精神力量，以及他们所共同体现的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的丰富性，都是我们今天可以汲引的精神资源，而且是非常难得的精神资源。我始终相信，在我们对某一种精神价值的认同背后，多半有一种与之相应的历史叙述在起作用，我们常常正是依据对历史的某种理解，建立起我们的认同对象。正因为心里存了这样的成见，我对自己的文学史的写作，就有了很大的期望。我不想掩饰我的主观性，既然是在叙述文学的历史，我不可避免地要投入我对文学的全部情感，甚至是我对人生的全部情感。而惟其如此，我就希望，这样叙述出来的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艰难历史，能够向我提供某种可能性，某种建构精神认同的新的基础和方向。对我来说，写这部文学史，不只是一件学术工作，它更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意义，我是要用我最好的十年——四十岁到五十岁——来作这件事……

　　摩：你这是把“身家性命”都赌上去了。

　　王：我也想过，如果这文学史写不好，或者写到后来我的初衷被推翻了，甚至根本就写不出来，我大概会有更大的空虚感。但目前，我还是很有信心，兴致勃勃地想要写好它。这正是 “人文精神”讨论给予我的收获，我至少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了。

　　摩：你们刚开始讨论“人文精神”的时侯，我曾对它抱有很大期望，我以为它应该能够解决这个时代的哪怕一个重大的精神问题。后来的情形却让人失望，出来说话的人不少，可讲来讲去都是那么个意思，老在一个水平面上徘徊。深入不下去，最后可以说是不了了之。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讨论的意义还是不小，不但“人文精神”这个词经常被人使用，也还有不少人继续在思考这个问题。

　　王：说到这个时代的精神问题，我想，除了有关知识分子的那些方面，“人文精神” 讨论还有一个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那就是重新触及了“人”的基本定义，也就是如何理解人的问题。由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过于艰难，我们对“人”的理解很容易变得狭隘，比如今天，有人常说经济发展是第一位，说现代化怎么怎么好，可以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等等，如果把这些流行的说法放到对人的理解上来看，你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很狭隘的，不但是用片面的眼光来看现代化，有的简直是把人看得和动物差不多，只要在物质上能过好日子就行了。而人的另外一些方面，譬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公正、正义、道德的要求，对自由的渴望，对抽象、美和神秘事物的感应，对终极价值的关怀，等等，都被忽略了。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一个社会确立怎样的发展目标，都是取决于如何理解“人” 。如果一个社会的主导性意见对“人”的理解是很狭隘的，社会的隐患就会很大。你以为我现在只要这个，其他的方面都不管，可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你忽略了其他方面，你想要的这一面也肯定达不到。而“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内容，正是要展开对于人的丰富性的理解：人不但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但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人的世界不但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讲起来这都是观念性的东西，但它们恰恰在暗中制约着我们对生活的基本理解，制约着我们对个人和社会前景的想象。确如你所批评的，目前的讨论水准还比较低，因此，无论是关于知识分子，还是关于整个社会对“人”的理解，“人文精神” 讨论对我们今后的精神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倘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能比较深入地重新梳理晚清以来的曲折历史，又能比较清醒地描述和分析当代的社会现实，我相信，“人文精神”讨论所内含的那些丰富而深刻的意义，就会逐渐显露出来，而许多现在不得不讲的类似“一加一等于二”的废话，也就可以省去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做不好，或者不能做，那么，“人文精神”讨论所包含的种种思想的可能就会被封死，最后只留下这一个空洞的词。别的且不说，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就有多少有意思的话题，很快被打上了封条，湮没在历史的尘灰之中。

　　摩：由此我想到目前知识界的状况。有这么多的人，写出一篇又一篇文章，一本又一本书，好像每个人都有一套。光看文字，你会觉得这个人也不错，那个人也难得。可是，在这些文字背后的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灵魂究竟有没有关系?看看我最近遇到的一些人事，我确实很怀疑了。80年代文化讨论最热烈的时侯，我就有这个疑问，那讨论的声势那么大，什么人都出来讲话，激进的、沉稳的，甚至恶毒的批评，都有。可讨论到最后，你就会发现，问题不在于你对传统文化提出什么样的批评，而在于你的言辞与你内在的精神需要是不是连在一起。“人文精神”讨论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对许多人而言，他这样讲或那样讲，都仅仅是一种说话，一种“学问”，一种谋生的方式，而跟他的真实精神信念和道德践履无关。他今天要当教授，当“博导”，他就说这一套话，明天他要去当官了，他就又说另一套话，他说话的时侯，根本就没有打算对自己的话负什么责任。从“五·四”的时侯起，知识分子就讲“觉悟”，可我们对觉悟的理解，太偏重于认识层面，似乎这仅仅是智力上的事情。现在看来，真正的觉悟决不应仅仅限于智力的开发，它还必须包括道德的践履。而一旦这样来看，你就很难说目前的知识界在整体上是觉悟的。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芜杂的群体，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经常感慨“文革”期间知识界的可怜和可怕，种种认贼作父、卖身求荣、你搞我我搞你的丑事，给我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可是，我们目前置身的这个群体，一旦有合适的外部条件的激发，是不是也会退回到“文革”时的那种状态?我是不大敢乐观的。因此，“人文精神”的讨论究竟能给知识界带来什么，即便对许多问题都认识得很深刻了，但我们在实践上究竟能做得怎样，恐怕还是个大问题。

　　王：在今天，文化人的言辞与道德践履之间的分裂确实很触目。令人悲哀的是，有些人一面这样分裂着，一面却很自在，他内心好像没有什么阻力，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现在还有这么一种人，摆出一副很通达、也很乐观的样子，好像这社会正在向天堂走去，即使有些不好的景象，也只是“前进中的困难”，不必大惊小怪。倘看见有谁批评现实了，他们就站出来指责说，你这是太激进，太缺乏耐心，甚至是——太阴暗。可是，置身这样的现实，我每看到这一类的“乐观主义”者，心里就总要怀疑：他真是这么乐观吗?想想他们过去的表现，再看看他们今天的神态，我实在是忍不住要猜测，他们其实是一批已经将时势看透了，真正绝望的人。他们认定自己当年的信念已经行不通了，他们不愿意再傻乎乎地坚持下去，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而且要享受很好的生活，这怎么办呢?只好放弃信念，与环境妥协，又不想显得太难看，就干脆作出这样一副乐观通达的神态，既是掩饰，也是辩解。不用说，既然已经放弃了信念，内心空空荡荡，再怎样的营营苟苟，他做起来也没有什么内心的违碍了。君子有所不为，为什么能不为?因为他内心有所信，他心里有一条底线，有些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即便由于某种情境的逼迫，他的理智预备妥协了，他的情感也会从内心阻碍他，使他做不下去。而在今天，我觉得最让人难过的，就是这种来自人的内心深处的情感阻力的日渐微弱，这种我们通常称之为“良心”和“人性”的精神素质的日渐稀薄。

　　摩：你似乎特别强调情感的作用，你常常说到“不舒服的感觉”，似乎这是“君子” 内心抵抗堕落的最后力量。在今天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信念，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重建信念的情况下，我想你一定会将文学艺术看作培养这“不舒服的感觉”的主要资源。可在今天，你对艺术的如此重大的期望会不会落空呢?倘若整个的文化氛围持续恶化，优秀的艺术家和优秀的艺术品又从何而来?

　　王：这就又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上来了。我懂得你的意思，但是，我所说的文学和艺术，并不只限于当代中国。实际上，我们据以评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标准，就是来自我们所知的全部文学，包括外国文学，也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何况，现代中国毕竟有了鲁迅，有了我们刚才谈到过的那些作家和作品，他们同样构成了我所说的“文学”的重要内容。即便在一段时间里，新的优秀作品出不来，我们也完全可以在其他的方面努力，让那些已经存在的伟大作品，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不光是对作家的期望。也是对批评家、教师、编辑和文学出版者的期望，对整个人类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的期望。

　　摩：按照年龄来说，我内心的黑暗应该比你少，看到的光明应该比你多。可是，听到你这样来理解艺术的效果，我觉得你还是偏于乐观……

　　王：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其实，不但你这样看，其他几位年轻朋友也有同样的意见，觉得我太天真。前两个月，在东京，一位熟识的日本学者也说：你太理想主义了，在现代社会中，文学根本没有这样的作用。说实在的，我也知道，我对文学和艺术的理解是有某种“神化 ”的倾向，也许确实是一厢情愿。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头脑中没有上帝，没有如来和安拉，其他的那些东西，我现在也都看破了，剩下的就只有艺术，只有这里还有一点可能性，我当然要抓住它了。

　　摩：你这样的状态很特别，心里其实是相当清醒，也很悲观，你的有些讲法，听上去还很刻毒，很阴郁，但面对文学，你又努力显出有信心的样子，想依靠它来死死地紧守某些东西… …

　　王：我以前所说的“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悲观不等于绝望，对我来说，悲观只是意味着如鲁迅所言的：“不期必胜”。我写《鲁迅传》的时侯，就已经感觉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做成什么事，能不能真正对社会和文化有所贡献。思想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在于能不能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能不能在始终背负着悲观的重压的情形下，坚持着走下去。鲁迅当年就说过：“绝望的抗战”。现在看起来，这个苛刻的要求，似乎也同样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了。要么你就躺倒，什么也不做，要做点什么，在我看来，就只能这样。当我说信赖文学和艺术的时侯，前提其实是很黯淡的：什么都没有了。我想我大概还有热情，也还有天真(或者说幼稚)，但我是不是还有“乐观”，我真的不敢说。一个人被内心的黑暗逼到极处，实在忍受不了的时侯，他总要找个什么东西作为精神的支撑。而现在，我是找到了艺术，找到了文学。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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