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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何对鲁迅深恶痛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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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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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为何对鲁迅深恶痛绝？
昨天转了一些批判鲁迅的材料，顺手写了几条跟帖，都是随感胡抡。不料“鲁迅不除，国无宁日”一句话被易明总理抓住，说“危言耸听，没有论证”。这下逃不掉了，只好“论证”一番。
首先申明，我所说的鲁迅，不是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鲁迅，而是作为“青年导师”、“思想先驱”的鲁迅。为鲁迅辩护的人们常说，要把老毛阿共的神化和鲁迅本人分开，我则认为鲁迅本人对这种情况的产生负有责任。当然所谓责任不是要求鲁迅提前知道会产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从棺材里出来加以制止，而是说鲁迅本人具备了被利用的材料，因此需要批判鲁迅的思想本身。
其次申明我的价值立场。
第一，现代性（Modernity）或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必须面对的问题，不论我们对现代性持正面还是负面的看法，都是绕不过去的。
第二，推翻帝制之后，民主政体是中国摆脱僭主政治，走向长治久安的唯一出路。
第三，欲达此二目的，必须进行启蒙运动。
如果不认同上面的三个价值立场，那么尽可以吹捧鲁迅。因此像老红卫兵式的哲合忍耶穆斯林，赞美“提着血衣去见真主”，声称“世上并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不义和复仇”的张承志辈言必称“先生”，一不奇怪，二不担心。而我之所以像苏雪林一样忧心如焚，是因为很多自称认同以上立场的人们还在称颂鲁迅！说到这里，不能不佩服王朔的健康直觉，但也就是直觉而已，他的鲁迅批判根本没有打中要害，让“老侠”三言两语打发了。“老侠”其人，我也是otherwise很佩服的，居然没有看出鲁迅和极权政治之间的灵犀相通，让我大为失望。
在我接触到的鲁迅批判文章中，张耀杰的材料是最全的，而崔卫平和朱大可的批判则是最犀利的，二位分别从鲁迅的早期作品和遗嘱指出其反启蒙本质，及其与极权政治之间的“秘密通道”。我对崔朱二位深表赞同，下面说的基本上是从崔朱二位的立场出发进行的发挥。
启蒙问题，崔卫平说得很好，为了突出重点，将她的关键字句 highlight出来：
这（康德的启蒙观）其中包含了一个并非为我们所熟悉的“可普遍化原则”或曰“主体的普遍性”：某些事情这样的人可以去做，那么别人同样可以去完成；“我”的观点如果不是完全主观任意的，那么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视角，可以置换为每一个人的立场。就人类理性而言，他们是平等的，享有同样的条件和可能性，尽管在现实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如果这样去理解“启蒙”，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先知”的活动，少数人去警醒大多数人的活动，它承认每一个人的理性，因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意欲将所有的人都纳入其中的活动，既由每一个勇敢的个人所承担，同时也是每一个人集体参与其中的过程。
康德启蒙观带有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所谓理性主义有几个基本的，却经常被人忘记的假定。第一，“理性”并不是任何时空坐标中“逻辑自洽”的三段论，而需要经验事实的支持。此处不论。第二，理性主义也不是“唯”理主义，或者无限夸大理性作用的理性至上主义。崔女士所说的“可普遍化原则”或“主体的普遍性”就是来自对理性限度的承认和规定。以康德本人来说，他的“三大二律背反”就发生在理性的边界。当理性与启蒙相结合，成为启蒙的基础时，也就限定了启蒙问题讨论的范围，即在理性的限度之内。在此限度之内，人与人是平等的。因此，谈启蒙，必须假定说话人（作者）和听话人（读者）之间可以相互理解，说话人并不因为出身、地位、教育程度等而具备先天的优越性。反之，否认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可理解性”则与启蒙无缘。
从来对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有两种相反的解释：此人真的疯了，他生活的环境确实是“吃人”世界。这种任由读者进行“背反”的“二律”论证的现象本身，就说明“文本”处在理性的边界。不过，在理性的边界也可以进行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此人真的疯了”这一“律”，那么没有什么话可说，给他请医生来看病，按方服药即可。如果我们选择“狂人未疯，而是最清醒的思考者和叛逆者”这一“律”，那么他具有的就是可能为真的“独异”心思。然而，当一个人将周围所有的人视为心怀恶意的情况下，他的这种“独异”心思又怎么可能对其他人具有普适性，被其他人所理解和接受？何况其他人已经被他宣布为“吃人者”！因此，与其说《狂人日记》是启蒙的先声，不如说启蒙尚未开始就被取消了。
毛病究竟出在哪儿？这就牵涉到鲁迅所极力赞美的“摩罗诗人”。所谓“独异”根本不同于法律和政治权利意义上的Individual。而诗人，尤其是“摩罗诗人”（Romanticist）作为一种生存状态（Existential stage）从本质上来说与世隔绝，是反社会的，充其量只能在审美的领域内得到欣赏，一进入实践就必定会碰壁。因为“摩罗诗人”恰恰是对理性的超越，是人类意识中非理性领域的表现，那里是天才纵情驰骋的宇宙，无所谓平等，也就原则上不要求他人理解。
鲁迅是最早在中国介绍Kierkegaard的人，为保险起见加上个“之一”。所谓“独异”也者，The Individual之谓也（把这个术语也“译”得如此之“硬”，真服了他老爷子了）。这样的“独异”者的生存状态是绝望。从个人来说，人生始于绝望，不绝望就谈不上人生。但是我们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则不然，必须假定所提出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反过来，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废话少说。将艺术家个人的生存绝望表达混同于社会政治问题讨论，始作俑者就是鲁迅。到现在网上还有或真或伪的艺术家在唠唠叨叨“没有出路”。唠叨什么呀？没有出路的地方就拐弯呗。如果说，鲁迅当年的艺术性绝望需要为出现先帝爷这样的强人负有责任，现在的网上艺术家们也不会对中国的民主有任何贡献。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其实并不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么美好，也不是一个“小康”就可以交待得了的。现代性本身就意味着传统的断裂，哪里还需要人为地去打杀？在这里，建设远比破坏重要。而鲁迅，则是只管破坏不管建设的。作为一个文人，本不一定需要提出建设的方案，但是一味地赞美破坏，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不唯宁是，他还一而再，再二三地宣布“没有路”，说什么“人走的多了，便也成了路”。听信了鲁迅的一面之词，会以为中国的二三十年代真是漆黑一团，毫无建树，除了彻底革命之外别无出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从1927北伐胜利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黄金十年”。
本人无意美化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更不想为他们的专制独裁辩护，在国共两党之间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不珍惜当时岌岌可危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制度和有限的个人自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成为极权的帮凶也就很自然了。
鲁迅有一段名言，一如既往的半文不白，诘屈聱牙，酸不溜秋：“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苍天不负有心人。1937年10月，鲁迅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大会上做了《论鲁迅》的发言，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集·论鲁迅》）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评价鲁迅，其实他在该文中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的很大帮助。”（同上文）
鲁迅究竟是不是汉奸，我没有史料，给了毛式革命“很大帮助”则是毫无疑义的。
朱大可在分析鲁迅的遗嘱时指出，《死》一文乃是对世人的物质恩惠、精神恩惠、肉体生命的意义、夫妻感情、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关于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的彻底否定，唯一肯定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旧约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信条，毕竟还有对上帝的信仰，习俗律法等的支持，而所有这些，在鲁迅那里不仅都付阙如，而且和上述否定结合在一起。既然如此，也就充分展示了暴力的道德正义性。呼吁妻子迅速埋葬其肉身并且彻底"忘记"他，同时，要求儿子放弃父亲毕生经营的事业。这无非是以隐喻的方式宣判家庭人伦的死亡。经过红卫兵时代的阐释，这一原则成为文革时代家庭成员互相检举、揭发和仇恨的最高样本。消解纪念话语和吊唁传统，同时彻底否决人间承诺的真实性，暗示普遍存在的骗局，为日后的政治怀疑主义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底消解爱，听任死亡本能肆虐的结果。
朱大可的批判似乎仍然限制在“历史研究”，我要在这里指出一点尚未得到清算的现实结果，那就是对民众自组织能力的消解。鲁迅有一句至今被经常引用的名言，叫做“不惮以最坏的动机来揣测中国人”。不是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善于合作，“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变成虫”吗？产生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他人动机的恶意揣测。人的动机本来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在此情况下，判断他人的动机好坏毋宁是一种选择。将他人的动机假定为善，有人会说是天真和单纯，其实不然。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姑且把他人的动机当作善意的，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信任和承诺，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相反，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将对方的动机假定为恶意，内斗和内耗无止无休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前一种选择其实还有一个假定：如果有人滥用了善意和信任，就别怪我不客气，而且有能力和手段进行打击。
到了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大批判稿文体有两个来源，一是毛文体，另一个就是鲁迅。毛文体已经得到了清算，尖酸刻薄的鲁文却还没有。
尖刻与宽容（容忍）并不是人品个性问题，而是基本态度的表现。容忍异己意味着对自己观点的批判性审视，意味着承认其他人的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愿望（不是具体内容），以及有关人士之间的平等。云儿文章里摘了胡适的一段话：“容忍异己也有个底线，那就是对异己的容忍。”（大意）说得很好，也很沉痛。过了七八十年来看，这段话其实也应该反过来读：不能容忍异己的人，也就无法为异己所容。当这异己足够强大的时候，只好请他（她）出去，因为他（她）的存在妨碍他人的自由；而当鲁迅式人物足够强大，就成为老毛，将异己绞杀。因此，鲁迅一天得不到清算，中国就一天没有多元社会。
最后，我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毫无兴趣，转贴张耀杰的文章，并不表明对其中的史料都辨析过真伪，而只是想说明，鲁迅生前收入丰厚，受到各派势力的竭力拉拢，自己也不断地寻找和投靠主子，深度介入宗派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却标榜所谓“独异”，未免惺惺作态；鼓吹“鲁迅的骨头最硬”之类，则过低地估计了北洋和国民政府时代的自由；借所谓“硬骨头精神”来指责极权下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们的软弱，更是远远超出了鲁迅的恶毒。
在多元社会里，鲁迅自然也有其一席之地，但是必须记取当年胡适、林语堂、陈源、梁实秋等人的教训，降低对鲁迅式人物的容忍度。如果听任鲁迅式人物横行无忌，抡起板斧排头砍去，就决不会有百家争鸣的繁荣，而只有鲁迅念兹在兹津津乐道的一片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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