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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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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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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五)
(1032 reads)
时间:
2002-1-04 周五, 下午9:45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
作者:高新
第13节:邓小平曾对华国锋表示效忠
毛泽东早年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领导中国
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后,立刻不准党外有党。所谓八大“民主党派”,事实上已
经不成其为“党”。但是,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毛泽东刚刚去世
时,如果把江青一夥比喻成“后党”的话,姑且把以叶剑英为代表的一派比喻成“帝党”
--拥戴先帝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党内登基。其实,不仅仅是叶剑英,就是当
时的邓小平,也是属于拥戴华国锋的“帝党”之列。
把毛夫人等抓捕之后,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叶选宁驾车前往邓小平居住的地方把邓小平接
到西山帅府,通报这一消息。邓小平高兴之馀,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开头便是“敬爱
的华主席”,表示自己“情不自尽地高呼万岁,万万岁”。
不过,当时的华国锋不但没有对邓小平的这份热情效忠给以回应,反而认为邓小平是先帝
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
因为这是“毛主席生前的决定,所以不能轻易改变”。
接下来的故事是,随著“后党”所有成员都“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随著邓小平的二
次复出,党内便又开始了新的派系划分。事情发展到一九七七年三月,华国锋感觉要求邓
小平复出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松口,但仍然表示邓小平“犯有错误,
要帮助他改进错误”。
及时得到这个信息后,邓小平怀著十分感谢的心情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和党中央写信,信
中说:“感谢党中央证明我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我特别高兴的是,华主席认为清
明节群众行动是正当的。现在谈谈我的工作,所有职务和我何时开始工作都取决于党中央
的考虑和指示。”谦恭之词,跃然纸上。
邓小平在这封信里还说:“从我知道党中央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并
迅速取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后,我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给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的信
中表达了真诚的支持和欣喜。如果党中央认为合适的话,我想建议把这封信和上封信在党
内印发。怎么样决定,完全取决于党中央的考虑和决议。”
这封情真意切的信,终于感动了华国锋,同意把邓小平的这两封信转发全党。实际上等于
同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追认
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同
时也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
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不过,
这个时候的邓小平,无论是党内职务还是军内职务,都是排名在叶剑英之下。
一个月后,中共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东兴以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身份兼任大会
主席团秘书长。接下来,十一届一中全会出台的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人选依次是:华国锋、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增选)。
汪东兴同时还被安排为中央军委常委。
在此之前,汪东兴在一九六九年的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一九七三年召开的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为中央委员,在一九七五年又被安排为中央
军委常委。也就是说,汪东兴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之后,又在十一大上官升一级--从普通
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可见,当时的邓小平无论是否情愿,
也都必须尊重华国锋和叶剑英对汪东兴的政治重用。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分析是,邓小平当时非常痛快地同意安排汪东兴为中央副主席,除了
因为叶剑英和华国锋共同力主的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层他邓小平私下的考量,那就是把
汪东兴的政治地位抬到党的副主席一职,反而有利于削弱他当时对中办系统的绝对控制权
。
第14节:邓小平废帝之前的“清君侧”
中共十一大召开之前,汪东兴长期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身份出任中央办公厅
主任。当了党中央副主席之后,再继续兼任这样一个职务岂不是“高职低配”?于是,在
十一大召开之后,邓小平几次提出这个问题,汪东兴只好同意把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中央
警卫局局长的职务让了出来。这便为邓小平废黜华国锋之前的准备工作迈出了试探性的一
步。
关于邓小平如何在党内公开发动废华行动的“清君侧”,置汪兴东等人于政治死地而后快
的政治内幕后面还有特别介绍。总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和随之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标志
著中共党内新的两派对垒的局面正式形成。双方从暗斗发展到明争,结果是:随著叶剑英
一步步把军权交给邓小平并自愿淡出决策核心层,随著邓小平在党内外的声望日益高涨和
与之相对的“两个凡是”观点的越来越不得人心,随著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内以及一九八零
年二月恢复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内陆续被增补进一个又一个邓小平的拥戴者--如陈云、胡
耀邦、赵紫阳、王震等--令邓小平这边的组织力量日益壮大,邓小平便开始了组织上的
“清君侧”。
一九八零年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被“免去党的领导职务”。与他同时被
迫离开“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还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以及时任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陈锡联。此前一年,曾经是叶剑英在军委内最得力助手,坚决
听从叶剑英指挥,一心维护“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军委常委苏振华已经去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汪东兴下台的同时,邓小平还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提出增加中央政治
局常委人数和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当时被增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是后来被称为邓
小平左右臂膀的胡耀邦和赵紫阳。
因为邓小平废除华国锋的行动一步步都是打著“集体领导”的旗号进行的,所以将胡耀邦
和赵紫阳同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非常重要的一招棋。原政治局常委中最维护华国锋
的汪东兴被迫出局的同时,新增补进去的是邓小平的哼哈二将。这便保证了此后的政治局
常委会上邓小平随时可能用“集体领导”的名义对华国锋发难。而这个时候仍暂挂中央第
一副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名义的叶剑英,对华国锋的扶持则是越来越“力不从心”(“
力不从心”四个字是薄一波在其相关文章中引述的叶剑英当年的原话)。
总之,汪东兴等人的下台,标志著邓小平废帝之前的“清君侧”顺利完成,华国锋的下台
仅仅是时机和时间问题了。
随著汪东兴被迫辞职,张耀祠被贬至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李鑫被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
业经济研究所挂副所长之名,终日在所长马洪手下受气,据说连当时只在该所任室主任的
朱熔基都不给他好脸。
一九九八年三月朱熔基正式荣任国务院总理之后,海外的“朱熔基热”再次掀起。曾有一
篇采访马洪的文章,记述朱熔基当初从社科院工经所调出的原因是他当时同所里的一个负
责人“关系不好”。不知这个负责人是否指的就是李鑫。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李鑫抑郁
而终,死后只有熊复一人作诗文悼念。熊复其人曾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
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红旗》杂志、新华社社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副部长等职务,但他纪念李鑫的诗文居然不被官方主要报刊接受,只能发表在《中国老年
报》上。
而张耀祠到成都后不久,即因“超龄”的原因被迫脱下军装。虽然享受军级离休干部的物
质待遇,但却只能长年居住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设施里,过著隐姓埋名的生活,伴侣只
有一只大白猫。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邓小平一句“张耀祠不能回北京”。
至于汪东兴,虽然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身份一直保持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但从
被迫下台开始,他便远离政治中心,两届中顾委委员都是“缺席当选”,平时开会从来不
去,包括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中顾委召开的政治表态会议,他也是坚决不愿露面
。一般情况下,只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人员打著奉某领导人之命旗号时,汪东兴才
偶而接待一下这类人员,就“粉碎『四人帮』”或“文革”时期的某些事件内幕,以当事
人、见证人或目击者身份作出最具权威性的披露。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对邓小平与“凡是”派作斗争的历史的公开宣传中,对汪
东兴一般都不指名道姓地批判。而这几年的公开宣传材料中,特别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一
些纪念文章中,点名批判汪东兴的频率越来越高。
第15节:两个凡是炮制者何以下场不同
从逻辑上推理,如果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领导的“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就没有
他邓小平的再次政治复出,当然也就没有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但是,如果没有当
年李鑫及时向汪东兴和华国锋密报张春桥、江青等人的行动计划,结果很可能是未等华国
锋做出“果断抉择”,自己已经进了秦城监狱。也正如前文所介绍的那样,如果没有汪东
兴、李鑫和张耀祠的作用,华国锋仅靠叶剑英的支持即使能够靠其他力量把毛夫人搬倒,
所要付出的代价恐怕还不止是死人和流血。
而邓小平并不是不明白这一层逻辑推理才无视汪东兴、李鑫和张耀祠当年的功劳,而恰恰
是因为非常了解他们几人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上角色的重要,才要将他们在政治上
置于死地。
曾有中共党史文献“可惜”汪东兴、李鑫、张耀祠三人在“立了大功之后又在政治上迷失
了方向”,积极加入了华国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凡是派”活动。其实,联系邓小平后来
对胡耀邦、赵紫阳,乃对对杨尚昆和万里的态度,就会明白,当时汪东兴、李鑫、张耀祠
三人抓捕毛夫人的行动即使是在他邓小平的指示下行事,日后也不会有太好的政治下场。
正所谓“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总而言之,正因为没有“粉碎[四人帮]”便没有邓小平的二次政治复出,所以他邓小平
坚决不容许“粉碎[四人帮]”的功臣继续留在中共政治舞台上。更何况汪东兴、李鑫、
张耀祠三人当时是共同把持著中南海的禁卫军。试想,此三人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能够利用
自己手中掌握的中央警卫大权把先帝夫人投入大狱,日后哪一个中央领导人在他们面前不
得畏惧三分?更何况邓小平是要把他们三人当时坚决效忠的华国锋废黜!
如果说汪东兴的下台,除了坚持“两个凡是”之外,还有其“文革”时期追随毛泽东所犯
的错误--关键是有一批“文革”初即被打倒,“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以陆续复出
的党内元老人物对汪东兴非常不满,那么李鑫和张耀祠被逐出中南海的理由,只能是坚持
“两个凡是”。但是,当时同李鑫一起在中央理论学习小组炮制“两个凡是”的郑必坚,
不但当时没有因为这一“思想认识错误”中断政治仕途,而且还进一步受到重用。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前所长、著名“党内自由化分子”苏绍智先生的回忆,于光远
和冯兰瑞曾当面批评郑必坚的“两个凡是”观点。
“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必坚曾经担任过于光远的秘书,“文革”后成了华国
锋的秘书。胡耀邦上台后,他又成了胡耀邦的秘书。胡耀邦倒台后,他又成了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重要理论打手。赵紫阳上台后,对许多邓力群手底下的理论左派--比如
现在担任江泽民首席政治幕僚的滕文生和《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等--均不予重用,郑
必坚却能够成为赵紫阳亲自挑选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主要成员之一。“六四”事件后,
郑必坚再次走红,荣任中宣部副部长。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上,终于熬成了中央委员
,其中宣部副部长的台头前面也被加了“常务”两字(部长职务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
处书记丁关根兼任)。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上,郑必坚以六十五岁高龄再次被安排为
中央委员,并被从中宣部调至中央党校,担任常务副校长。
查中共公开的人事材料,关于郑必坚其人的介绍,只说他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秘
书,而对他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秘书的经历只字不提。
“两个凡是”口号出笼的初始经过是,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华国锋的一篇讲话稿中
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
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而这篇讲话稿便是郑必坚的杰作。
接著,郑必坚给华国锋出主意,要用党报和党刊社论的形式宣传这“两个凡是”,于是便
有了前文提到的两报一刊文章《学好文件抓住纲》被炮制出笼。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汪
东兴曾在这篇文章的送审清样上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可见,在“两个凡是”问题上,始作俑者其实是郑必坚而不是李鑫。与郑必坚相比,
李鑫的能力和水平绝不比他差--不然也不会被党内老资格的理论家康生看中。“粉碎[
四人帮]”以后,两人均是中央理论学习小组的笔杆子,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错误程
度应该是无所谓孰大孰小,为什么两人的政治下场截然相反?一位曾经在华国锋手下工作
过,对李鑫和郑必坚均十分熟识的中共离休干部为此大发感慨:如果当年李鑫只是一个笔
杆子,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无功亦无过,日后的政治下场反而不会这么惨。
苏绍智先生甚至认为,邓小平当年发动了一场对“凡是派”的理论讨伐之后,李鑫实际上
是“凡是派”中倒霉的唯一一个替罪羊。
另外,据苏绍智先生的相关文章介绍,中共党内著名理论家胡绳当年也是“凡是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但胡绳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都一直走红,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主任职务,直到一九九八年年中才被免去,唯一原因便是“年事已高”,因为到一
九九九八年他已经整整八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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