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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论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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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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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论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
高寒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若真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首先得走历史必由之路，即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干资本主义。不仅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而且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和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
邓小平和江泽民所一再强调的所谓“我们不搞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议会民主”的论调，其实质不过是专制独裁文明在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最后一丝哀号。须知今日中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中国现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处于由封建专制制度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大转变的前夜。
一切有思考力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面对中国现实焦心如焚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还怀抱着那朦胧但却闪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不愿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独裁政权殉葬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管您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一代，现在是走出历史误区的时候了。
走出这个误区的捷径，就是将中国共产党改造为社会民主党。
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回到承认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容跨越、承认资本主义文明之巨大历史进步性的唯物史观；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历史必由之路，旗帜鲜明地向“封建社会主义”等一切被《共产党宣言》所痛加驳斥的“反动社会主义”宣战。
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不是要中共灭亡，而是要中共新生。不是要中共面向过去，而是要中共面向未来。不是要中共自外于世界民主阵营，而是要中共汇入全球民主大潮。不是要中共自绝于中国人民，而是要中共重拾人民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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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九周岁生日。从当年南湖船上的十来个人，发展到现在统治着中国且拥有着数千万党员的超级大党，中共着实今非昔比，它似乎有着足够的理由去踌躇满志了。不过，倘若拿中共当年的豪迈理想与中国今天的严酷现实相对照，中国人民却有着足够的理由相问：您的“理想”八十年来究竟实现了几分几毫？
中共的“理想”是什么？透过那光怪陆离的历史泡沫，穿越那扑朔迷离的历史烟瘴，可一言以蔽之：抗拒资本主义。这个一开始就由苏俄输出革命而催生的党，这个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以抵抗资本主义——它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己任的。
然而，那个被中共倾全党、全国、全军之力而抵御的资本主义，那个不惜以血染半壁江山、砍头数百万、饿殍数千万、冤狱遍全国为高昂代价而拒之的资本主义，究竟被抗拒住了没有呢？为什么有着倾国之权的毛泽东至死也对付不了那在中国大地上的“资本主义尾巴”？为什么铁血太上皇邓小平临终也解决不了国人心目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如此，为什么在苏联、中国，东欧，在一切依照第三国际模式而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即使是在最闭关锁国的年代，均一无例外地如列宁所说“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更有甚者，为什么所有这些国家，最后都不得不走上实质是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之路？
现在是得出历史答案的时候了－－不论此答案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的严峻。它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容跨越。
中共至今称其改革是所谓“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并称中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从中共这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中，不难发现一条“社会主义”的调门递减轨迹：从“计划经济”理论降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理论;再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又降到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共且战且退、步步为营，最后退到了这退无可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如果从中共五十年代那意气“疯”发的“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超高调来看，它今天的调门已经是低得不能再低了。然而，正是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反映出中共－－包括其改革派－－理论上的困境、贫乏和局限。他们要象贾母死命护住贾宝玉那通灵宝玉一般，牢牢地抓住“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他们没有勇气正视这么一个对中共而言是残酷无比的历史结论：当年豪气干云、充满理想、艰苦卓绝、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近一个世纪以来居然是在同历史必然性作战、是在螳臂挡车、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在崇高的理想下全面复辟封建专制主义。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您本想进入此一房间，结果却进入了彼一房间。”这是列宁在论战中特别喜欢说的一句俏皮话。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反反覆覆，这历史判决的锤音竟然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在本世纪初叶，围绕着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发动的“十月革命”，当时的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发生了一次空前的理论大论战。论战的焦点围绕着如下一些问题而展开：落后的俄国是否已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否会因有工人阶级掌权便可能被“省略”或“跨越”；以及当时是否已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等等。这场理论激辩，一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考茨基为首，一方则以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列宁为首，并最后以第二国际的大分裂为结局。当时，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率先改名为发端，各国凡是赞成“十月革命”道路的政党和派别，均纷纷退出第二国际并更名为共产党。1919年3月，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自此，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国际便分道扬镳，两种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便分头地进行了。于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画面上，人们便看到：一种是由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所推行的、在不否定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必然性的前提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以合法的方式，一步一步扩展社会主义政策的实验；另一种则是由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所进行的、用暴力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借助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而直奔共产主义“天堂”的豪迈穷过渡实验。近一个世纪以来，双方在各自的道路上均已走了很远，世人现已有足够多的资料来对这桩世纪公案作出评判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正好相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则简直可说是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社会主义。今天，从美、日、德、英、法到南、北欧诸国，任何人都会发现，当年社会主义者近乎乌托邦似的若干梦想，竟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逐步得以实现。无论生活质量还是社会保障，无论受教育程度还是政治自由度，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劳工阶层都远在当代“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劳工阶层之上。自瑞典社会党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选票执政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率先在北欧斯堪的那维亚三国开始试验。经由政府对市场盲目竞争之适度干预的调节，被称作“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各国，在效率和公正的良性动态平衡上均取得了傲人于世的成果。它们不仅在国民经济指标上位居前列，而且在社会公正、消除特权方面也被公认为世界楷模。不仅如此，随着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示范效应，对三十年代大萧条危机心有余悸的西方各国自由派人士，开始对在大危机中暴露得淋漓尽致的早期资本主义盲目竞争弊端痛定思痛。由是，有罗斯福的新政出现和凯恩斯的理论问世；更有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纷纷获选执政。而随着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力之日益括大，资本主义各国都相继通过或完善了反垄断法，股份交易法，最低工资法，最高工时限制法，普及教育法和高额累进所得税法等等一系列法案。这些立法的实际效果是：限制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兼并规模，从而使社会财富所有权分散化的趋势愈演愈烈；雇佣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了相当的改善；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福利网，任何国民，不分阶级，从出生到坟墓，都有了最起码的基本生活保障，从而将人权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以上这一切，难道不正好说明，只有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去孕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吗？
而在世界的另一半，在那些等不及要靠生产力一步一步地积聚才谈得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诸多落后国家的人们，则均乐意于跟着列宁干那暴力跨阶段实验。中国共产党也正是诞生在此一历史背景中。
毋庸否认，中共在其打天下的过程中，几经曲折，为了本身生存计，曾经蒙胧地意识到跨越历史阶段得碰壁的真谛，因而其一再宣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吾党所必须，吾党愿为之而奋斗”；并因此将其与国民党的斗争定性为是实行真三民主义还是假三民主义的斗争。它甚至还曾以“真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为旗帜，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联合政府、多党政治、自由民主为号召，联合其它党派，发起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抗争，尽管它这样做时，现在看来其很大程度上不过只是出于当时“用”上的谋略考虑。然而，鉴于中共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便隶属于第三国际，故它几乎可说是先天就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存有怀疑和拒斥的偏见。因而当其真正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时，它便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曾那样信誓旦旦庄严地向国人宣称的“新民主主义”抛之脑后，以为自己可以象打败国民党一样打败资本主义了。
我们知道，在中共建国之初，党内曾有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强烈呼声，可是却被毛泽东一个巴掌给压了下去。以后历次党内斗争，包括文革、乃至延伸到“六四”和今天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均无一不是这场斗争的继续。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竟然要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资本主义经济尚处于襁褓期的基础上来建造它的“社会主义”。据统计，在我国五十年代前期，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16万个，而且这还是以资本2000元起，工业雇工3人、商业雇工2人起这低得可笑的标准划定的。中共以为靠强制国有化，靠“书记挂帅”，靠群众运动，就可以轰轰烈烈建成“社会主义”了。其结果，这拔苗助长的“社会主义”，几十年下来，搞得无论生产者还是管理者均无积极性，从而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阻碍和破坏。
中共当年是靠“耕者有其田”这一三民主义口号吸引广大农民而打赢内战的。可是，那刚刚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有被曾提着脑袋帮中共打江山的农民捧热，它就遭中共在搞“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名义下给“共产”一空了。党内外任何哪怕仅仅是些许直觉的质疑，均统统被视作资产阶级异端而遭致残酷的清洗和镇压。在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刚刚处于萌芽状态，中共却要实施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了。其结果，这种拔苗助长的“社会主义”，除了导致农民在国家超经济掠夺下的普遍赤贫化，以及被一条“农村户口”的绳索变为低人一等的农奴外，没给农村带来任何进步。
中共建国以后，“兴无灭资”、批判资本主义可谓不遗余力。各种名目的运动和各种名目的“不是运动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至今亦然。搞社会主义五十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共产党的橡皮图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民主党派，至今仍是一党专制的政治花瓶。军队是党军、警察是党警、法院是党衙、媒体是党喉。当今中国在言论自由度和出版自由度方面，甚至还远远落后于腐败的晚清。中共至今猛烈批判资本主义基于充分商品交换所必然形成的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多元等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代之以早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扫除掉的皇权、特权、（人身）依附、专断、人治、独裁这些个历史垃圾。这更在在表明，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可供奠基、可给借鉴、可予扬弃（批判地继承），那么，剩下的，它不就只好去继承本国历史中那积淀深厚、无孔不入、且现现成成摆在那儿的封建皇权文明了吗？其实，苏共、中共、以及朝共，他们统统将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分别建成了“新沙皇王朝”、“新秦王朝”和“新高丽王朝”的全部历史秘辛就正在这里。而封建专制主义视人权、自由、民主、法制、普选、多元等诸多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洪水猛兽，为大逆不道，为妖言惑众，为毒草泛滥，其必欲堵之而后安，必欲除之而后快－－就如同我们在“社会主义”中国天天所见－－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可见，批判资本主义并不自然就等于是社会主义，因为封建主义也要批判资本主义。其实，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基于未来角度的批判，而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是基于过去立场的批判；前者的批判是以承认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为前提；而后者的批判则以否定这种必然性为前提。因此，前者的批判中含有对批判对象的文明成果之肯定和继承,而后者的批判中则含有唯恐旧文明被新文明所替代的恐惧和排拒。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嘲笑过欧洲的封建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共产党宣言》）。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逝世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竟然使东方的封建社会主义所挥舞的旗帜中又多了一面“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由此可见，中共跟着苏共搞暴力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实验的结果，非但没有加速到达其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反而将国家的历史拉后了整整一个时代，拉回到了封建专制时代。这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反动，也是十足的画虎类犬，不管其始作俑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如此看来，我们曾耳闻或亲历的种种血腥的故事，其实均不过是这场实验的必然产物；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共产党极权政权如多米诺骨牌般的垮台，也不过是这类实验的必然结局罢了。
于是，历史绕了一个大圈，仿佛又回到其原点，人们还得重新面对当年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论战中那老而又老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吗？应当“唯生产力”还是“唯国家暴力”？
那么，难道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理想就错了吗？答案是：那得要看您是否承认资本主义之历史必然性；那得要看您是顺应、促进这种必然性还是阻碍、抗拒这种必然性。
我们知道，尽管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处处饱含着对被剥削、被奴役、被压迫、被践踏者的无限同情,以及对他认为造成这一切的社会制度的满腔义愤，但倘若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用这些同情和义愤堆砌起来的，那就简直是拿马克思主义当宗教无异了。其实，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点，是被称之为唯物史观的历史哲学，即那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扬弃地引入历史，且至今仍在人类科学史上占有一席学术地位的科学成果。请看其批判资本主义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吧，正是它，划时代地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高度地和充分地肯定了资本主义之巨大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马克思正是在这对资本主义之巨大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的高度和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来展开他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来阐发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
中国共产党若真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首先得走历史必由之路，即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干资本主义。不仅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而且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和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并在此前提下，注重、追求和完善社会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动态平衡；追求和建设由量变引起质变的社会主义文明。因为，没有资本主义文明，何来社会主义文明？不顺应历史必然，就只能开历史倒车。因此，邓小平和江泽民所一再强调的所谓“我们不搞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议会民主”的论调，其实质不过是专制独裁文明在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最后一丝哀号罢了。须知今日之中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中国现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处于由封建专制制度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大转变的前夜。相应，中共政权的性质，也实际属于类似朱元璋、洪秀全所建立的那种“农民－封建”政权。只不过，在太平天国，其宗教是经洪秀全所发布的“上帝”箴言；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宗教则是经毛泽东（其后又由邓小平）所诠释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罢了。据说，江泽民最近又提出一个政教合一的新版本，即什么所谓“三个代表”，即：中共应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在当代中国，不努力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您还侈谈什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不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您又侈谈什么“代表先进文化”？ 不走历史必由之路，您更侈谈什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江泽民作为一个独裁者老死前所钦定的继承人，作为一个违反中共党规党法而上台的所谓“党核心”，作为一个靠刺刀支撑的集权寡头，甚至连中共广大党员都无法代表。
列宁说过，真理哪怕朝着相同方向多挪动一步，即会变成缪误。其实，他本人就“多挪动了一步”，企图用政权的力量来人为地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结果导致画虎成犬。斯大林又“多挪动了一步”，企图在普遍匮乏的经济上建成社会主义，结果造成整整几代特权阶级。毛泽东也“多挪动了一步”，企图用小农军事共产主义改造中国，结果将中国改造成“马克思＋秦始皇”时代。而波尔布特则不过沿着毛泽东思想更“多挪动了一步”，企图用枪杆子在穷乡僻壤硬造一个“社会主义”，结果终于将第三国际版的“社会主义”推向了荒谬的极致。
于是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了：纵观二十世纪的历史，不是第三国际而是第二国际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社会民主党人代表着现代、当代社会主义；不是列宁、毛泽东而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是西德、南韩、台湾、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东德、朝鲜，中国大陆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了生产力的巨大桎梏和障碍。
由此可见，什么“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毋宁说是封建主义的自我挽救罢了；什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毋宁说是封建主义的垂死阶段而已。在如今这个信息网络时代，中共至今还死抱着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晚清老皇历不放，妄想在接受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抵御其它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它以“中国特色”、“民族主义”、“稳定压倒一切”为口实，而将中共党内、中国人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一次又一次地残酷镇压下去。其实这种呼声不过是已经开始发育的市场经济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罢了。而被中共一批再批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则不过是这种经济基础要求上层建筑与之适应的必然性在精神领域的反映而已。
由于抗拒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那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与中共官僚特权的政治相结合，就如同一头毫无羁绊的怪兽在中国大陆横冲直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的残酷、贪婪、暴虐、无耻，在中国大陆畅行无阻。一些“外商”甚至将所在国或所在地区遭明文禁止的雇佣童工、超时劳动、违法低薪、体罚工人、强迫搜身、污染环境……统统搬到中国。资本与特权沆瀣一气，使整个中国大陆的堕落与腐败触目惊心。过去中共是所谓“公正”至上，今天，它又走到另一极端，来了个所谓“效率”至上。在提高工厂“效率”的名义下，许多当年为中共高积累政策作过巨大牺牲的老工人被扫地出门又毫无社会保障。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名义下，一级压一级的所谓“行政责任制”，驱使农村官吏横征暴敛，穷凶极恶。甚至在医院、学校这些历来社会的圣洁之区，也在提高“效率（益）”的策动下，将人道主义、人文关怀悉数踩在脚下。由于没有独立的法制体系，没有独立的社会媒体，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包括苦不堪言的劳苦大众，均在瘟疫一般的腐败中挣扎和沉沦。
因此，一切有思考力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面对中国现实焦心如焚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还怀抱着那朦胧但却闪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不愿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独裁政权殉葬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管您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一代，今天是走出历史误区的时候了！
走出这个误区的捷径，就是将中国共产党改造为社会民主党。
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回到承认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容跨越、承认资本主义文明之巨大历史进步性的唯物史观；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历史必由之路，从而旗帜鲜明地向中国的封建专制皇权文明宣战，向“封建社会主义”等一切被《共产党宣言》所痛加驳斥的“反动社会主义”宣战；并在建设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寻求效率与公正的动态良性平衡，借以孕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
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不是要简单地否定中共的历史，而是要真正实践它曾宣示过的新民主主义或新三民主义政纲，把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独裁斗争进行到底。历史证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其实就是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它的基本精神，尤其是其节制资本、重视民生的学说，不仅至今没有过时，而且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其璀璨的光彩。它在台湾所结出的民主、繁荣之果，正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并可垂范全国。
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不是要简单地抹煞中共的党组织，而是要着眼于党内的多元化、民主化改造，并借此来推动国家政体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在这种改造中，中共上层的开明化固然不应被漠视，但我却更寄希望于中共广大党员的民主化意识觉醒，以及这种觉醒在党内所形成的巨大民主化压力。这种压力包括：反对一言堂，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变相终身制、反对指定接班人、反对将国家司法强制力用于党内斗争、反对党内选举走过场，等等，等等。在这些方面，前匈共、波共、保共和蒙共自我改造为多党制中的社会民主党之成功经验可予借鉴。
总之，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不是要中共灭亡，而是要中共新生。不是要中共面向过去，而是要中共面向未来。不是要中共自外于世界民主阵营，而是要中共汇入全球民主大潮。不是要中共自绝于中国人民，而是要中共重拾人民的认同。
记得牛顿曾经说过：他如果真的发现了什么，那是因为他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是的，如果说我们中国人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性之不可抗拒的历史铁律，我们得深深地感谢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这些“历史巨人”，正是他们整整一个世纪的悲壮的失败，让我们重新捡回了这一真理。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跨入它的八十岁门栏了。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希，那是指人的自然寿命，对于政党，此话未必适用。但是，一个政党，也须新陈代谢，也须弃旧图新，否则将会衰老，将会死亡，这层道理，却与自然生命是相通的。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大凡生日，人们应当说些吉利话才是。可这份“七一献辞”，我却偏偏专门向惯于改造他人的中共谈及中共本身的改造，偏偏要去说一些于中共而言简直是严酷铭心的“苦”道理。本文寄希望于中共走历史必由之路，寄希望于中共将自身改造为社会民主党（可不是仅仅换个名！）。此言是否吉利，也许见仁见智。有人或会恐惧地看到党的灭亡，有人或会欣慰地见到党的新生。即使有“大不吉利”之虞，我也和盘托出，孰是孰非，任由历史评说。
2000年7月1日 于纽约
原载《中国之路》创刊号
http://go.to/chinaway >《中国之路》创刊号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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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句话就可以概括 -- 决战 - (76 Byte) 2002-1-03 周四, 下午11:53 (22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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