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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五七年的“思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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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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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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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五七年的“思痛”
| 登录者: 商羽 | 加贴日: 2002-04-05 | 读数: 3 | 排名: No.3773 (本周) |
⊙ “起承转合”之转折点
毛泽东写过一首观潮的七绝：“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
纷赞
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
年一
月）注者说，“铁马，借喻雄师劲旅。”这个解释让人摸不着头脑，潮水怎么
能成
了敌人呢？时辰一到，它不是自己就退回去了吗？还用得着“雄师劲旅”吗？
细看
做诗的时间——五七年九月十一日，才恍然大悟。
五七年初，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知识分子信以为真，意见越
提越
多，越提越尖锐。六月毛发表文章——《这是为什么》，整风变成了反右，打
了五
十五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毛到海宁七星庙观潮，从千里波涛的潮水想到
右派
分子“杀气腾腾”（邓小平语）的进攻，想到党内党外的议论，想到几个月间
的“
阶级搏斗”，想到自己的神机妙算，想到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又一次胜利，不禁
豪情
满怀，“铁马从容杀敌回”的诗句脱口而出。
如果说“反右是肃反的扩大化”（见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
争鸣
到两家争鸣》），那么文革则是反右的扩大化。反右整的是知识分子，文革整
的是
党内走资派。反右不反工农，文革则是十亿人的浩劫。左倾思潮源远流长，从
三十
年代的打ＡＢ团，到四十年代的“抢救运动”，再到五十年代初的肃反，左倾
思潮
就像龙卷风，反右则是这个不断上升、急速扩张的龙卷风的中段，十年后，龙
卷风
席卷全国，以至刮到了亚非欧美。
不可小看这个“中段”，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篇大文章，那么反右
则是
起承转合中的“转”。对于这个“转”有两种看法，大部分学者认为，毛所以
要引
蛇出洞，是因为建国七年来，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
问题
和失误。毛泽东看到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的教训，决定开展大鸣大放；但
是，他
只想让人们批评批评某科长的官腔、某地区的宗派、某党员的自以为是（也就
是“
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却万万没想到，知识分子和民
主党
派给鼻子上脸，胆大妄为，批评起党，批评起体制来了。于是他将问题和失误
放在
一边，拿出了军事家的手段，“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中国转向了另一个方
向。
这种观点以上述朱正一书为代表。
另一种观点是，一九五六年中国完成工商业改造，毛正在兴头上。没想到
这年
二月，苏联来了个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个秘密报告，批斯大林，揭了社会主义的
黑暗面。八个月后波匈事件发生。这些事件引起了毛的高度警惕，遂决定引蛇出洞
。为了让毒草长出来，毛做了四个月的“游走先生”（毛泽东自称），至五月一日
，整风正式开始，放了一个月零八天，毒草长得差不多了，毛决定收。反右运动“
到一九五七年底才算基本结束，到一九五八年底才最后封刀。”这种观点是李慎之
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提出来的。
不管哪种观点，五七是中国现代化的转折点是史家们共同的结论。正因为处在
转折点上，右派们提出的问题就不能不带有全局性、体制性和根本性的特点。例如
：反对权力集中，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特权，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反对领导与群众
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等等。钱理群做
过一个有趣的对比，将徐克学（数学系）、岑超南（物理系）、张景中（数学系）
、龙英化（哲学系）等“右派”学生的言论，与《邓小平文选》中的相关内容放在
一起比较，结果发现，学生们的认识与和邓“都是一致或相似的”（前言《不容抹
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外校右派言论》），“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一九五
七年是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
八十年代以后却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像民主与法制这类概念差不多成了
人们的口头禅……。”
右派们的思考与呐喊，上承以民主与科学自任的“五四运动”，下启八十年代
的思想解放。它是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是对改革开放的第一次呼唤，是中国
知识分子良知与勇气的第一次展示。
然而，当时在中国，现代化这篇文章显然是由毛泽东来书写的，他挥手—转—
—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接踵挨肩，九年后，这篇文章终
于写到了“合”处。为什麽？
⊙ 什麽是“爱国没商量”？
李新在《反右亲历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一位好心的女同志匆匆忙
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送给他，要他立刻打开看。他打开一看，大吃一
惊——上面登着一则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导：“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
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
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李新怒不可遏，这是校长胡锡奎有意陷害！立即给〈党内
参考资料〉编辑部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希望他们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发信
前，他请教了吴老玉章。吴老沉吟良久，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李新反
复想这句话，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
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是反对市委。胡锡奎的心是多么阴险啊！”他没有发这封信
，逃脱了当右派的命运。事后，李新感慨到：“只有像吴老那样的辛亥老人，经历
过无数世变沧桑，才能看破各种阴谋、阳谋、诡计、巧计。”（《我亲历过的政治
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二十七页）
李新事先知道“引蛇出洞”的精神，还差点沦为右派；吴玉章倒是不天真不轻
信，可是这样的人有几个？何况他连自己的外孙女婿都没保住。政治方面的天真轻
信，我想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从党外到党内都一样。也就是说，这不是自由知识
分子的弱点，而是所有正直人的特点。
我想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因素，即知识分子政治上的选择——民族感情占了上风
，由此影响了理性的判断。这也不全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特点，而是所有中国式爱国
者的共性。当初去延安的人们，有几个不是冲着抗日救亡才去投奔共产党的呢？邓
拓在绝笔信上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
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
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袁鹰《玉碎》，见《
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三册）陶铸也曾说过，入党就如同女人嫁了人，党员对党组织
就要像女人守节。（大意如此）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我想说明的是，自由知
识分子的爱国与党员的爱国，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用季羡林的话说“爱国没商量
”（《赋得永久的悔》）。这种绝对化的说法与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
提倡的“驯服工具论”别无二致，它们都取消了个体，取消了独立判断。中国人的
国家民族观有个巨大的误区——只要国家富强了，放弃个人权力是应该的，自由知
识分子也一样。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正是中国特色。此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文化心理及自由主义理念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
，唯物史观与实用理性的契合，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的契合，与自由主义的所追求
的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的契合。正是这些共性，使自由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思想
信仰，纷纷皈依了马列主义。
⊙ 自由主义沦丧
八十年代，学界提出了“文化断裂”的概念。照我看，断裂并非始于五四，而
是始于延安。延安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以中国式的马列主义
——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民粹主义和道德至上为基本内容，暗合了中国的文化心
理，摒弃了西方的近代思想，从而创立了“延安文化”。这种文化是主政党的生存
基础，是革命政权的思想资源。不过，四九年以前，“延安文化”还局限于解放区
，只有在四九年以后它才磅礴大陆，占据正统。而那些非主流的思想文化，如自由
主义，也正是从四九年起急速地走向衰落，到了五七年，随着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批
落网，作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的自由主义归于澌灭死寂。而到了文革，自由知识
分子从精神到肉体都消灭殆尽。
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等老一辈人，而只从“五四”算起，那么自由主义在中
国有两代传人。第一代以胡适为首，有傅斯年、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贺麟、
钱端升等人。第二代以储安平为代表，余之有费孝通、钱钟书、吴世昌、王瑶、朱
光潜等一大批人。这些人的共同点是：第一，大都留学欧美，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
响较深。第二，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第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抱着
“君子不党”的立身原则，执著于专业而不忘情于政治，关心政治却不参与政治活
动。第四，他们都主张思想言化自由，并且好议论、敢说话，喜欢写文章发表政见
，而其所议所论，大都关系国病民瘼。第五，他们对国、共两党都不满意，痛恨国
民党的贪污腐败和一党专制；不相信共产党能够实行民主自由，因此在四五年到四
九年期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主张和平立宪，建立多党共存的联合政府。总之，这
些人从文化背景到思想性格，从行为规范到政治见解都是与四九年以后的红色政权
格格不入的。但四九年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自觉地接受了党的领导，真诚地
洗脑、忏悔，放弃自己的信仰，批判自己的思想体系，尤其是搞哲学的，如金岳霖
、贺麟、冯友兰等人。
曾经在思想文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的自由主义消灭了。到了文革，残存的自由
知识分子已经成了死老虎，延安派知识分子——那些指导自由知识分子洗脑的人们
——胡乔木、胡愈之、胡绳，还有那些交出了自己的独立性的党内学者们，如吴晗
、邓拓、廖沫沙、翦伯赞、老舍，都成了主要的批斗对象。韦君宜在《思痛录》里
提到过的一件事——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绥德抗大分校的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
原则：“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
，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
从这个故事里，可以悟出一点道理——放弃遵重人权，崇尚理性，追求思想自
由为宗旨的自由主义，则中国只有任封建主义、农民意识、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肆
虐。如果自由主义在中国生存下，允许自由知识分子自由发表观点，那么，现代化
这篇文章就不会由毛泽东一个人来书写，就会是另一个向度——左倾思潮不会疯长
，权力结构有了制衡，人们不会去造神，中国会有一个理性的空间。吴世昌在一九
四八年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
。”我还要再补充一句：今天依然如此，不但政治没希望，连经济、文化、教育、
科技、社会风气等等都没希望。
⊙ “人民”何指？
右派改正之后，这段历史渐渐浮出水面，出了一些书，但是，右派家属们似乎
不太买账。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对这类书做过如下评价：“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
动的书，我翻翻而己，如叶永烈的，如化名为姚杉尔的‘中国百名大右派’，它们
算是文学作品吧。从前的血泪，可以成为现在的资本，写别人的血泪，可以转换为
自己的资本。”（《六月雪》）
不知道章诒和女士如何评价这套记载着她的答记者问的书。但是我可以肯定，
这套书不是文学作品，它给编者（牛汉、邓九平）带来多少资本，我不知道，但是
它确实是血泪凝成的。
此书分三部，分别名为：《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
主要收录了北大右派学生的言论。《六月雪》收录了高校及文化界的右派言论及回
忆当年的反右经过，以及过来人纪念这些右派的文章。《荆棘路》与《六月雪》基
本相同。
不止一个美国的汉学家问过我这三个名字的含义。我告诉他们，《原上草》出
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意思是，右派们的思想和他们提出的问题就像这草一样，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六
月雪》，出自元代杂剧名家关汉卿的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意思是右派们是冤
屈的，他们本来是为党为国为民，却被误认为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荆棘路》有
无出典我不知道。但很好理解——布满荆棘之路。右派们被劳动教养，剥夺公民权
，成了罪人，他们的家属也成了社会贱民。等等等等。总之，要把这些中国中学生
都知道的东西，给汉学家说明白真不容易。有一位汉学家这样问我：这三个书名是
不是可以这样翻译：“真理”，“冤案”，“苦难”？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文化如同基因，是不能翻译的。翻译就是失去。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泽东写了一首名为《有所思》的七律。诗云：“正是神都
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毛泽东诗词》，中央
文献出版社）注者没说，“人民”何指？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人民不包括“右派
”，而“右派”们所钟情的“人民”，也不是崇拜毛泽东为“救星”的那个“人民
”。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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