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朱学渊推荐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朱学渊推荐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朱学渊推荐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资料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经验值: 5282

标题: 朱学渊推荐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297 reads) 时间: 2003-7-02 周三, 上午3:38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李慎之先生的去世，引起网界广泛评论，其中又涉及胡适、鲁迅等人思想，乃至对顾准、李

慎之等人反思行为的评价，公正之余，过奖和苛责也不少。文豪唐德刚先生是胡适的“关门

弟子”，著有《胡适杂忆》。德刚先生的文章，许多人没有读过，或者读得很少，因此我在

GOOGLE.COM上罗得一篇，向大家介绍。但那又是一篇“扫描”下来的文章，标点乃至中西

文字错谬很多，所以做了一些订正，但水平所限，难免疏误，望诸君取其要义。

去年六月二日，曾随司马璐、周策纵、兰征等先生往访四月间中风，脑部受损的德刚先生，

他开门时竟问老朋友周先生：“你找哪一位？”这钩起我心中一番酸楚。毕竟一代文豪睿智

犹存，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又妙语连珠了，谈的大都是胡适的事情。德刚先生对先贤也有批

评，如要面子，想做官；少年得志，毕生为重名所抑压。可见胡适也是个凡人。

胡适和鲁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时代的伟人。胡适有方向，而且主张宽

容有序地缓进；而鲁迅则愤激而主张文化颠覆。经过百年实践，这两种相辅相成的思维的“是

非高下”，已经很分明了，但“非者”、“下者”并非“坏人”。顾准、李慎之都是从旧共产主

义者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转化的人物，他们的行为都是积极的，有进步意义的。而以半个

多世纪前中国之局面，笼统地将“旧共产主义者”贬为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而今天又不许

他们反思，都是不近情理的；

今天我们要反对的是：“没有方向”的“缓进”或“不进”的主张。

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纪念胡适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在一整部的《传统世界文化史》里面，更具体的说，也就是 20世纪以前的世界文化史里面，

我们底《中国文化史》所占的分量——(且让我大胆假设一下)——大致是三分之一强，或二

分之一弱。而在这撑起传统世界文明半边天的中国文明中，起栋梁作用的东方文化巨人，自

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诸子百家，到中古时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际的程朱陆王，以至

于20世纪的康孙梁胡，严格一点来说——也就是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来衡量——其总

数大致不会超过一百人。

在这一百名的东方文化巨人中，今年刚满冥寿一百岁的胡适之先生，便是这百人中最近的一

位。这便是我这个“适之先生的小门生”，开门见山，替胡老师在中国文化史中，乃至传统

世界文化史中，所定的位置。为先师在历史中定位，而且定的是一个相当具体的位置，我自

己承认是相当大胆的。当然这只是一种门生弟子，对业师的“私谥”，但是我个人相信这私

谥距离历史事实，并不太远。在下是一个在现代西方大学本科教授世界文化史的专业教师。

现在做这样大胆定位，实在也是从我的职业里，长期教学心得和比较研究之后，所得的结论。

是否有当?还要胡氏门生故旧，和亲胡、反胡，以及中间客观的“各党各派”专家学者，和

贤明的读者，不吝指教。

一、“胡适的文化阶层”是什么?

先说说什么叫做“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座标”(Co—ordinates)是数学和统计学

中用以规范统计数据的纵横轴。更简单的说，它就是做统计和比较的基层标准。孔子作春

秋而乱臣贼子惧。他褒贬历史人物也有个起码的标准。这标准便是“郐国”——“自郐以下无

讥焉!”我们今天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我个人就认为，与胡适同一阶层，或更

高阶层的中国文化巨人，不超过一百人。而在这一百位巨人中，适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后的

一位，却不是最低的一位。

在50年代的中期，美国的《观察杂志》，也曾以类似的标准把胡适提名为“当代一百名最

有影响人物”之一。 (见Donald Robinson，“The World’s 100 Most Important

People，”LOOK，Oct 4，1955 p．40)这一百人中，华裔只有两位。另一位是晏阳初先生。

胡氏当时并未以此为荣；我个人当年亦以其所举非偶，而不以为然。

可是今天我自己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认为三千年来出生于中国的文化巨人(注

意：不是政治巨人)不过百人而已，那末这里推算的具体标准，又在哪里呢?这儿我们就得看

看，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具体表现了。

二、一位九项全能的学人

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架槃槃大材；是一位九项全能的专家学者。我为什么不干脆用通俗的

体育名词“十项全能”，而减掉一项呢?因为十项全能和“万能”一样，除在体育场之外，

只是个抽象的形容词，言其百能百巧而已。而我这“九项全能”，则是经过适之先生生前自

己认可的具体项目。他自己承认他在这九个项目里，都“做了一些工作”。这九个项目是：

一、哲学思想，二、政治思想，三、历史观点，四、文学思想，五、哲学史观点，六、文学

史观点，七、考据学，八、红学的艺术性，九、红学的人民性。

事实上，这九项都是1954年大陆上的“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家协会”，替胡氏联合拟

定的。他认为胡适这个“资产阶级的学者”，在这九项科目里都有“流毒”，所以列举出来

作为全国工农兵大众和知识分子一致“批判胡适”的项目。

我记得当我把这张“菜单”式批判项目送请胡公过目时，他看了又看，不禁笑逐颜开，大为

高兴。我因而问他：有没有一两件“该批判而没批判”的项目，可以加上去?“凑满”十项，

岂不更好?如此，则郭沫若不就可以再写一部“十批判书”了吗? （详见“胡适口述自传”

第十章）胡先生大笑说，“九项九项，九项九项!”其实那时要由我来加，我可加上第十项：

批判胡适对佛教禅宗的偏见。

胡适是韩愈以后，打和尚打得最起劲的学者。他说， “个个和尚都说谎。”和尚们听了也

只能大念其阿弥陀佛。所以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表现，实在是一位（他自己笑纳的）“九

项全能”（其实是十项）的大专家、大学者。

三、学报性的原始贡献

胡适在上述九项(或十项)的“贡献”或“流毒”，又大致可分成三类九等。第一类或可叫做

“学报性的原始贡献” (Original Contributions in General Scholarship)。胡氏治学范

围极其驳杂。在上述十项之内的每一项里他都能写出极高水平的原始贡献。其深度往往在各

该行二三流专家之上。从他十九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

到他七十岁还孜孜不倦的《水经注》等等，数十年“拿绣花针”的功夫，都属于这一类。那

是一种象牙塔内，纯学术性的工作，这也是任何学人教授、硕士博土，都应该做，都可以做

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轻重、贡献有大小、成绩有上中下之别罢了。生为今世学人，如连这项

起码的工作都不愿做，那就要变成美国学界的三字经所说的“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了。

记得在50年代的末期，有一位治“中共党史”专家的萧作樑教授，要我陪他去看胡先生。

胡先生很兴奋地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共党史，使萧君大为折服。我们辞出之后，萧君

向我翘起大拇指说， “胡适之在任何一行，都有他的‘高等常识’，真了不起。” 我问萧，

“高到何处呢?” 萧说，“二三流专家以上的水平吧。”细分起来，我们这个“人文科学”

（胡适口头语），可不止三十六行啊。在每一行里都能考他个榜眼、探花，可就真不容易啊。

所以胡适之先生实在是个不世出的“旷世奇才”，一位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博通古今的真

正的大博士。正因他博通多行，他在某一行之内，其“学”可能不及各该行的第一流专家；

而其“识”则往往有以过之。“见多”始能“识广”。如此，则一些只会钻牛角的小专家，

如果只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他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正因其如

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也都有第一流的“劲敌”。

擂台遍打、拳友如。这也就是50年代中共举国批胡的精华所在。那时大陆上的批胡学者，

虽多半都是奉命作文，奉旨办事，然其中亦有好多旧仇，是藉机泄愤的。

老实说，大陆上批胡，台湾就不批了吗?非也。大陆明批，台湾暗批而已。最近去世的国学

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一辈子。不过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至于胡氏最精彩的“西学”，

他就无从置喙了。其实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整理国故”，而是他所说的

“再造文明”。

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倒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

们所能胜任的了。这是一种“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工作。

四、启蒙性的文化挂钩

什么叫“现代化’’呢？恕我不揣譾陋，且自问自答一下。从比较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将

“中”比“西”，论双方“古代文明”（比诸古埃及、苏玛利、巴比伦），中方可能略逊一

筹，然亦伯仲之间也：比诸中古大黑暗时代的欧洲，则“西”不如“中”矣。可是在近代期

（18世纪以后），西方文明来了个大跃进，中国文明来了个大跃退。两两相较，“西方”

就变成了“先进”，我们就变成“丑陋的中国人”了。

所以近百年来我民族的文化建设，当务之急，便是： “向先进学习”。“先进’者“西方

先进国家’’也。“向先进学习者”“西方文化”也。老实说，我们从魏源（1794～1857

年）的“师夷之长技”，到张之洞（1837～1909）的“西学为用”，到胡适（1891～1962）

的“全盘西化”，实在是我们向先进国家、先进文明学习的三个主要阶段。我们要首先“赶

上先进”，继而“超越西方”，然后才能铸造一个有自己内容的“现代化运动”。在这…-

系列的“西化运动”中，胡适之先生实在是最全面、最有系统、也是最有成绩的一位倡导人。

他底工作是真正需要“中西之学俱粹”，才能得其三昧，引蛇出洞，把中学与西学挂钩。那

不是小脚放大的国学大师们；更不是粗通汉学，甚或不通汉学的“假洋鬼子”们（借用鲁迅

名词），所能做得到的。所以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二类，也是更高一级的贡献，

应该叫做“启蒙性的贡献”(Contributions of Enlightenment)。

写启蒙性的作者和作品,在学术水平上，可能远不如、也可能远超过写第一类“学报性”的

作品和作者。因为那都是一种面向群众深入浅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体（Popular

Writing）或新闻体（Journalistic）很难被习于学报型、集刊型的学术圈所接纳。因此它

的学术性是高是低，那就要看作者和读者的学术修养了。就以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

来说吧，它表面看来是一种空泛无当，内容问题重重的社论、边(专)栏一类报纸文字

(Opinionated Journalistic Writing)。今日吾人如以类似的文章投诸港台的报刊，可能都

要被退稿呢。如投诸什么学报或集刊，那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第

一次在纽约发行的《留学生季报)（四卷一号，1917年3月出版）出现时，也没哪位老几，

正视他一眼。可是一到陈独秀、蔡元培诸公眼内，它就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文起百代之

衰”的革命宣言了。

可是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那也是一部启蒙性的不世之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先秦名学史》后来衍伸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

的巨著。可惜作者不识时务，误将“明月照沟渠”，大材小用，把这篇光彩辉煌，有“启蒙

性贡献”的杰作，误当成学报性的文章，作为“博士论文”投入哥大这个汉学沟渠。不幸五

大主考都不通汉学（夏德略识汉文）、不谙精义，看不懂这篇论文，所以博士生胡适就吃瘪

了。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手稿珍藏室．细玩该篇（那显然是1927年以后，哥大选为“珍品”收藏

的），审查一位主考（疑是夏德）用蓝色铅笔的潦草批画，真为考生胡适不平。哥大博土出

身的李又宁教授，对此比我更为气愤。她曾告我，她立志要开个国际会议，为胡适之先生“博

士论文”平反。

真正启蒙性的作品，不是我辈普通学人都可以写的啊！它也不是水准不够的学者，可以随便

看得懂的啊！至于有些教授和秘书们问我，胡适的论文，又不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杜威看

不懂？我想这问题还是不回答的好。

所以胡氏在上述的第一类“学报性”的贡献上，大致可以说是“学重于识”的。搞“学”那

是看功力的。“十载寒窗”、“三更灯火”，用功的学人，苦学自必有成：——胡适之确是

我个人所知道的最用功的前辈学者之一，因此他学富五车、名满天下，实在不是偶然的。但

是治学单靠用功也是有其极限，尤其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翻书”走向“电脑”。

例如胡老师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将来如麻烦“电脑”，恐怕那只是几个礼拜，甚或几

个小时的事了。

可是胡氏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里，那就是“识重于学”了。“学”是可用功去学的。

“人一十之己百之，人一百之己千之”，龟兔竞赛，老子非把你赶上不可，这是用功可以学

得到的。乌龟尚且做到，何况人乎。可是“识”就不然了。“识”是学不到的。

五、我国圣贤的社会作用胡适只是他们之中最近的一位罢了。

可是我们的民族却是个古怪的民族。在我民族史里面就缺少了“上帝”这个万能的东西。因

此上帝爷在其他民族中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和荣耀，在我们民族里就被我们的民族英雄、

圣肾、豪杰所分享了。——尤其那些无拳无勇的高知圣贤，他们杀人无力，危害不足；遗臭

万年，没个资格；而他们偏又聪明睿智，能说会讲，为我们团体生活，制礼作乐。他们多半

也是人品可爱、人格完美，所作所为，福国利民，所以就万民仰止，一枝独秀，流芳千古；

贡献有限，而社会对他也就“报酬”逾恒了——胡适便是这项民族文化特产中，最近的例子。

我幼读《大学衍义》中之名句，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等，总认为它是宋儒“天

人合一”等伟大的空话之另一章。及长历尽忧患，逋逃绝域，接触既广，涉猎亦多。午夜沈

思，对少年期田园所习，竟时多反思，每觉我古圣先哲之名言，实多出于超人智慧与非常体

验，不可以“伟大空话”、 “封建唯心”等伟大的空话把他们一竿子打翻。——偶思及此，

愧疚之情，每至汗涔涔而下。

胡适引尼采之言曰，“重新估定（中西）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Chinese ＆

Foreign] values）我们兼采中西之长，不冬烘、不酸腐，也非冒进、非暴力，来“再造文

明”，才是正当的途径。——胡适的途径。

所以我们可以说，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三类的贡献，便是他与社会和时代交互为用的集体

贡献，一种宗师型的“划时代的贡献” (Epochmaking Contributions)。他开拓了一个时代；

而这时代却是历史和社会栽培他、呵护他和扶持他来集体创造的结果。很自然的，他也就变

成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了。

这一阶层的贡献，实在是思想界、学术家，对民族文化和人类集体文明，最高形式的贡献——

也可说是“圣贤阶层”的贡献；我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换言之，要找出个“民

族共同意识” （National Consensus）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ntional way of

life)，上帝既然不能替我们代劳，我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自己动手”尔我均有此心而

无其学；有其感而无其智。这样我们就要仰赖一些更有智慧的圣贤来替我们作发言人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们经过一百年的磨练，如今才选出一个名叫胡适的国

大代表，我们集体的，一天天地把他赶向圣贤之路。要他做我们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一位知

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升华到这个最高境界，则文字的表达，往往都是多余的了。

六、宗师形象与 “不立文字”

事实上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宗师周公旦，既无一字流传。所谓《鸱鸮》之诗，“周公之礼”

等等，都是后人的附会和伪托。孔子也是“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思想主旨也只能于比较可

靠的《论语》、《檀弓)二篇中，觅其一鳞半爪，而二书均为“群弟子、记善言”，非圣人

手着，至于“五经”的本身，那就更问题重重了。它们都是儒家的经典。但是它们与孔子本

人的关系，则是个天大的问号了。

如此说来，朋友们或者要问，则我国古圣人周公、孔子岂不都成为“白手起家”了? 斯又不

然。盖他二人都是主宰我东方文明的儒教的开山宗师。他们与当时的社会与时势相互运作，

奠立了我民族当时的“共同意识”；规范了我民族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儒家的

生活方式”形成之初，综合既有经验，抽丝剥茧，而作其发言人，都是要言不繁，词简意赅

的。《论语》《檀弓》所记，都是最好的和最可信的事例。至于后来的《五经》《九经》《十

三经》……乃至经书满屋，那都是滚雪球式的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样的，我们如谈这一阶层的胡适，就不能拘于胡适的什么著作了。他已变成我民族现阶段

的一个时代的“宗师” (Master of the Age)、一个“形象” (Image)。他已超脱了什么《胡

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甚至有待出版的“胡适全集”。——简言之，他在我国

当代历史上的“形象” “地位”（Status）和“作用”（Function），已进入“不立文字”

的超凡脱俗的“化境”（a transcendental state）。

例如我们今日要谈“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适”。“胡适”就是“主”； “民主”就

是“胡适”。二者已无法分割了。其实“胡适”并未有系统的发挥过“民主”的理论，但是

“胡适与民主”这项题目，今后将要被继起的“胡适学”专家们去“发挥” (Commentaries)

它一千年呢。以后的“三礼” “三传”，还多着呢。客星犯主，要言不繁的主体导论，反

而是次要的了。这项发展远景，今天才是个开端。

其他有关胡适的科目，如“新思想”、 “新文学”、 “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

等等，无一而不要走向这条路。其实胡适又写过几篇深入的研究实验主义的论文呢?一篇也

没有嘛。但是今日又有谁能把“胡适”与“实验主义”分开呢?“胡适”就是“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就是“胡适”嘛。朋友！这就是胡适在历史和社会上的作用，也是历史和社会

对胡适的栽培啊。这相互为用的发展程序，是个历史的“偶然”；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啊!

但是我个人这一看法，只能为我祖国的知者道，而不能与生长于异文化的洋人言也。我记得

二十多年前我在哥大时，便曾向哈佛来访的研究生贾祖鳞(Jerome B．Grieder《胡适与中国

文艺复兴》的作者)作如上的解说。那时他显然没有听得进。他后来大著上那些对胡适并不

太重视的评语，事实上都是中西文化隔阂的结果——不同文化的汉学家很难了解中国“圣

贤”在历史上、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呢。

七、“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我在这里，把我的老师胡适之说得与圣人同列，有些反胡的朋友们，可能早就嗤之以鼻了。

其实我这儿着重的也只是他在“第三类”的贡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一面。

近百年来现代西方各种新制度的挑战之下，我们传统中国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们

需要一个适合“现代”的新的民族意识，和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在寻觅这个新意识、新方

式的无数贤达之中，适之先生实在是一位最全面，也最有成绩的，继往开来的大师。因此这

个“胡适的幽灵”（胡氏生前自嘲语），今日还在海峡两岸，大显其圣。他也是今日斯民所

仰，恶魔所惧的最大神灵。对这座偶像，我们应该焚香顶礼到底。

至于胡适在“第一类”所作的学报性的原始贡献，他也不过是个戴东原、陈寅恪罢了。余英

时说：“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试问在中国学术史上，哪一位考证大

师的考证，是无懈可击的呢？说到胡老师那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那也只

是70年前的陈枪烂袍，早该进博物馆了。我们应该承认它在历史上的贡献；我们更应该知

道，那一套在现代已经大大的落伍了。何炳棣所谓“雕虫小技”也。

胡适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是惊天动地的。但是启蒙毕竟是启蒙。如只是启蒙而不臻

于成熟，那就流于肤浅幼稚了。

启蒙作品是革命宣言、墙上标语。扇动性很大，时间性也很大。一旦时过境迁，则意义全非。

就说作新文学规范中“八不”的“不用典”一条吧，首先犯禁的竟是胡适之自己。他在后来

写的那一篇重叙文学革命缘起的文章，其题目竟然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不是一条

典故吗?在胡适那时，“逼上梁山”可能只是“不避俗语俗字”，而在我们现在，那就是百

分之百的“用典”了。胡适“知法犯法”，“不用典”云乎哉?

再说陈独秀、胡适当年，为大力推行白话文，矫枉过正，北京大学在招生考试时，考生竟

不准用文言作文。那时考生人人会作文言。为提倡白话非强迫他们改变一下不可。未可厚非

也。70年过去了。大学考生如今人人也都会写白话，不会写文言了。如果“文言”今日仍

然是投考北大的门禁，那就岂止食古不化哉？简直是“十分混帐”了。

再说“白话诗”（今日叫做“新诗”）吧。胡适当年提倡的目的，是要它“语体”易读、易

懂，“作诗如作文”。可是70年发展的结果，恐怕天下文字，没有那一种比中国目前的“新

诗”，更难懂、更难读、更朦胧、更晦涩、更“不合文法”了——这也是“新诗老祖宗”胡

适当年所未尝想到的罢。

所以我们研究和继承“胡学”，不能教条化，更不能食古不化。我们要掌握他历久不磨的真

知灼见；我们也要练习我们自己，知昨是而今非的判断能力。我们的老师是“圣之时者也”。

适之先生生前教导我们，最欢喜征引“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师云崖和

尚。于是有人问洞山， “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 “半肯半不肯。”

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

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就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

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之惑做起。

作为本文结束，我敢大胆地说：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但是不打破胡适的

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

——1990、12、17日胡老师百岁诞辰之夕，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

（收入《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44492 seconds ] :: [ 22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