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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石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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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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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
石中
发言内容：虽然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讨论只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小圈子内的话题，但在西方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中国的民族主义”早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已有不少文章和专著发表，而且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政治及对外关系的文章中，都会提及这个字眼。［１］ 这至少在两个意义上有一定道理：第一，中国目前压倒一切的共识是发展经济，但除此之外的次一级思潮中，民族主义［２］确实占有一定地位；第二，如果说民族主义仅仅是占有一定地位，那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因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角落，民族主义都占有一定地位，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标志着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公众的政治意识的某些重要方面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因为80年代的中国是十分反常地非民族主义的。
然而，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所标志的中国公众政治意识的微妙变化的缘由，以及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影响？从更大的视野说，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未来走向的总趋势究竟是什么？西方一些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的人士认为，中国的居支配地位的共识是发展经济，这是任何领导层的更替都改变不了的；而发展经济则意味着与世界其他部份必须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然是和平友善的；而中国的发展最终将导致走向政治上的民主。［３］ 这一乐观派人士至少在中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未能回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及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人们的挑战，因为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较过去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而按照悲观派的解释，民族主义给失去了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极权主义政府提供了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加上经济实力将使中国成为世界其他部份的重大威胁。［４］ 从某种程度上讲，悲观派（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肆意歪曲和丑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及被他们贴上“民族主义者”标签的人们，他们在编织一个自成的预言。因为在中国，和在世界其他任何角落一样，存在着国家利益的意识，对于过度的、不公正的外部压力确实会进行反弹，特别是这种意识在９０年代回归到了正常水平（８０年代是不正常地低）。如果过度的外部压力招致了过度的反弹，这对中国和对世界都不是一件好事。因此，本文尝试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现代背景，力图对其作出客观描述，并就笔者所知阐述“民族主义者”们的理想，以促进对于中国未来进程的预见和理解。
一. 从80年代的“逆向种族主义”向90年代的正常民族主义水平回归
就象在运动中，人们强烈感受到的是加速度，即速度的变化率，而不是速度本身，90年代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其相对于80年代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racism，该词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国的反歧视行动在客观上对白人利益形成了损害，笔者在此处赋予其在中国背景下的新含义），形成了较大反差。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常现象：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 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
这种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在80年代笼罩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
、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略有文化的中国一般公众，并受到
了官方的鼓励。西方人很少注意到或很少提到中国官方曾在80年代鼓
励过“逆向种族主义”，他们却对于90年代所谓的中国官方利用民族
主义“填补意识形态空白”十分敏感并大力渲染。这也并不奇怪，首
先，官方鼓励“逆向种族主义”（中国式的，美国式的逆向种族主义
是某种形式的内部补偿，政府在某个阶段考虑到社会整合而加以鼓励
是并不奇怪的）是一种中国８０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现象，因而超
出一般西方人的想象力；其次，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宣传意味着
赞颂西方人，西方人很难想象与西方敌对了几十年的中国政府会鼓励
这样做，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持不同政见的中国知识
分子的倾向。但实际上，中国官方支持了大量这类观点的出版物的发
行，组织或赞助了许多所谓“文化战略”研讨会，将许多持有这类观
点的知识分子破格提拔到了各种各样控制舆论的重要岗位上（而不是
象西方人想象的那样迫害他们）。《河殇》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
明。虽然《河殇》的制作者们在该电视系列片放映时曾谈及所谓制作
该片的政治风险，但这更多地是一种宣传手段（每个中国人都知道，
当时说什么东西有政治风险是对其最好的广告），而不是事实。首先
，若无官方自始至终的支持，该片是不可能拍摄成功的；其次，在该
片放映后，中央电视台以及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大报等官方舆
论工具花费了大量篇幅，并组织多次讨论会，“中国的报刊界也从来
没有对一部电视系列片象《河殇》一样，如此报以青睐，刊登解说词
、连续地报导、发表评论、组织座谈”［５］；再次，从当时一些批
评《河殇》的文章十分谨小慎微，［６］而《河殇》的支持者们对于
这些批评者们的指责却十分严厉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当时官方的政
治风向是吹向哪边的，当然，“六四”以后风向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官方鼓励、整个知识界为之倾倒狂热（中国的
知识界自己称之为“文化热”）的“逆向种族主义”呢？这里有几个
原因。一个原因是，完全否定自身的传统、自身的文化的民族文化虚
无主义是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传统，这个传统有时与中国共
产党的爱国主义召唤相悖，但从历史哲学角度上却与共产党“反封建
”的意识形态相符合。我们都不应忘记，“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破
四旧、立四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残迹开始的。在“文革”
之后，人们对于“文革”之中的一切政策都进行了声讨，然而却完全
继承了其历史哲学观，因为历史哲学观是深层的，潜移默化的。笔者
曾不只一次地指出：中国许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知识分子，其思
想方法却完全是“文革”式的。［７］因此，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
姑且不论中国传统文化该不该摧毁，我们只是叙述这样一个事实）的
“文革”过去之后，人们立即把一切过失，包括“文革”的所有过失
都归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头上，并再次掀起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声讨
浪潮，却从无人想一想这里的荒谬之处。很显然，这次走得比“五四
”和“文革”还远。“五四”思潮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却
无“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半点位置，它恰恰相反，
是民族主义的，“文革”也是如此。但是，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到“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还是符合逻辑的。
80年代官方鼓励“逆向种族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需
要。80年代的中国要求迅速地打开国门，接纳来自西方的从投资、技
术到思想、娱乐形式等一切东西。从整体上看，“逆向种族主义”的
风向是符合总的政策需要的。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中国的宣传政策不
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巧妙，一方面鼓励对外开放，与西方友好，学习
西方，另一方面避免这种自虐狂式的“逆向种族主义”（在近代史上
有许多非西方国家进行了追随西方的现代化转变，有些十分成功，如
日本等，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象中国的这种荒诞的“逆向种族主义
”），更不是说当时中国的领导层有任何“逆向种族主义”思维。但
有一句俄罗斯谚语说：“砍树木屑飞”，当时中国的官方大概是顾不
了这许多了，“大方向对”就行了，再加上当时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
的个人气质与经历的特点，促成了中国官方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大
力鼓励。
80年代的中国在总体上是进步非常大的，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
是在个人权利方面，进步都是非常大的。笔者特别要提出的是后者。
一般人只承认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实际上，中国在个
人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小于经济成就。就最看得见的成绩而言，
中国官方给自50年代以来被迫害的无数人士平反昭雪，就是一个不可
小看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中国整个社会，不仅仅是官方，无论是在
政治方面，还是在伦理道德、个人生活方式方面都变得前所未有地宽
容（值得欣慰的是，这一趋势在９０年代进一步发展）。这些巨大进
步，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少我们今天看来是过份的压制性因
素这一事实，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逆向种族主义”是否有
可能是必要的（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今天“逆向种族主义”是否仍
是必要的）。然而，无论在当时“逆向种族主义”是否必要。无论怎
么评价“逆向种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国人意识
的常态。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很难让任何一个民族永远保持认为
自己是卑劣的、理应屈从于其他更优秀的民族这种思想，遑论中国这
个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过去（这个过去离今天并不十分遥远。），有
着１２亿人口，在近代史上虽屡遭挫折却远未显示衰亡迹象的大民族
。这是一个用不着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
自我肯定的机制，舍此就不能生存。于是，从８０年代末开始，在中
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直至９０年代汇成了
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潮流。但值得指出的是，“逆向种族主义”在
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掌握学术及教育权力的高层知识分子当中，仍
占有主导地位。
认识到了上述历史背景，就会明白，所谓９０年代“中国的民族
主义”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从８０年代的自虐狂热向正常的、较为平
和、较为多元化的心态的回归。应该说，９０年代的这种心态才更接
近于常态。因为是常态，无论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西
方人，都必须面对这个常态，与其相处，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如
果你拒绝这种常态，对它施加过度的压力，以期强行改变它，结果很
可能适得其反。
应该说，中国向民族主义的一定程度上的回归是中国的“自由派
”知识分子以及“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在中国的公众支持
率大大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活跃在海外的中国作家何频在１９９１
年就写道：“海外一些民运组织的根本问题，不是经济拮据，也不是
内斗，而是它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对于一个处于草创阶段的组织
，这恰恰是致命因素。即使有一天中共真让这些组织回去，人民却有
可能不承认它，不欢迎它。”［８］究竟“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
是什么意思，他并没有细说。这可能包括许多方面，譬如，“自由派
”这个词往往是一种误导，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十分缺乏
宽容不同思想的精神，甚至往往不惮支持政治势力压制与他们不同的
观点，因而可以说，他们十分缺乏自由主义精神，他们的“精英统治
论”［９］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支持并不真诚。然而，海外
民运组织的“逆向种族主义”色彩不仅使他们在９０年代迅速丧失了
中国本土人民，而且丧失了海外华人的支持。笔者１９９０年在美国
曾对持不同政见刊物《中国之春》当时的主编说过：“你们要在中国
发挥影响，而你们整天骂中国人（不仅仅是中国政府，而是一般意义
上的中国人），即使单从政治运作的角度看，这也是不明智的。”然
而，这些组织从总体上说在“逆向种族主义”中陷得太深，以及由生
存环境所限，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调整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难题。然而，
一些作为个人的持不同政见者则已迅速作出了调整。他们在海外往往
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说话（但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却仍与中国官方对立
或至少是存在重大分歧）。留在本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迅速丧
失了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他们自己将此归因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俗
文化的崛起。［１０］笔者认为，通俗文化的崛起固然是一个重要原
因，但“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包括他们坚持“逆向种族主义”
，蔑视和仇视一般中国公众，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上述“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虐狂
热在80年代也主要存在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圈子中，在今天则丧失
了许多阵地，仅限于上层“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了。一般公众虽然
也受到“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总体上并无这种自虐狂热
。知识界的思潮风云多变，而公众则总是那样：一要吃饭，二要自尊
。指望足球场上的球迷们为了外交而为对方球队叫好是不可能的；为
了“文化战略”，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这些深奥的东西而热爱外
国球队、仇视本国球队就更不可能。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即
一般公众，对于“逆向种族主义”一直是反感的。
简而言之，笔者认为，所谓９０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只不过
是对８０年代的“逆向种族主义”的一种逆反，是从一种变态（无论
其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向常态的回归。如果说这就算是“民族主义”
，而且是“assertive nationalism”，那么，恐怕很不幸，我们要在
未来与其长久相处下去。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恐怕是万幸，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是这样。笔者在一次与意大利安莎社记者Francesco Sisci谈话中提
到这种80年代的反常自卑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Sisci先生的回答很有
启发。他说因其不可能长久维持，所以这种自卑反过来可能是很危险
的，因为它很可能转变为过度的进攻性，转变为过度的显示或使用力
量的饥渴症。他告诉我说，意大利人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处于这样一
种过度的自卑之中。实际上，类似的情结在《河殇》中就有明显反映
。《河殇》认为中国文明低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尚武和对外
扩张的精神，譬如，它质问：“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打
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那个岛国看
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
四外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
边呢？”如果整个中华民族看了《河殇》后决定因自己如此卑劣地缺
乏尚武精神而自杀则是一回事，但万一中国人决定不自杀，而是痛改
前非呢？我们这次是不是要搞些海盗或海军不但去日本看看，还要去
美国看看呢？就对西方人而言，从长远看，也许与一个有着清晰的自
我利益意识因而并不总是那么驯服的正常的民族打交道比与一个陷于
自虐狂热的民族打交道要更安全些。幸而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心态还
是比较正常的。
二. 西方光环的消褪与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
中国90年代的“民族主义”除了是对80年代“逆向种族主义”的
逆反之外，也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真实西方的了解有了加深，因而西方
的光环逐渐消褪，中国人自己国家利益意识逐渐觉醒。
80年代的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有着一圈神圣的光环。他们把西方
想象成物质极度丰富，人们高度文明、高度道德的天堂。比如中国的
知识分子们天真地想象西方不存在嫉妒，因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东
方的嫉妒”一词。当然他们并不知道真实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但他们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来作自己的西方梦。譬如一个主
张性自由的中国人会想象西方是一个可以随意与任何漂亮姑娘上床的
性自由天堂，而另一个对性道德持严谨态度的中国人在大街上看到恋
人当众接吻时则会愤愤不平地说：“在西方国家就决不会有这种不文
明的事。”那时的中国人，每逢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诸如被人碰了
一下而对方没有道歉，就会说：“在西方决不会有这种事。”其间有
些人到西方作了短暂的访问。往往仅仅十几天短暂的访问，那些高楼
大厦、车水马龙就会使一些人放弃自己几十年的信仰（人们就是这么
轻信，据说一些在60、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来华访问的西方人曾
认为中国是地球上仅存的天堂）。这种仅只十几天访问便认定西方是
一个完美无缺的天堂的轻信在90年代被嘲讽地称之为“现代化欣喜”
。可以说，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想象只是他们自己的幻梦、情绪的
投射，与实际的西方相距甚远。
然而，到了９０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长期生活和
学习，对于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的光环逐渐在中国丧失了垄断
地位（应该说至少在知识分子圈中还占相当的优势，但垄断做不到了
）。许多被列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人是曾在西方留学过的中国
人。如张宽，他因对西方持批判态度而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愤怒地
形容为因个人在西方境遇不佳而怨恨西方的人；［１１］盛洪，他到
美国访问了一年后写了一篇《什么是文明》［１２］，认为中国文明
优于西方文明，从而掀起了一场讨论；张承志，在国外转了一圈后写
了《神不在异国》及其他许多文章，［１３］因其原有的知名度及文
笔的优美，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更大的讨论。《神不在异国》这
个篇名本身就是发人深醒的：这意思显然是作者本以为神在异国，但
亲身转了一圈之后才发现神不在异国。作者写道：“你曾经在出发之
前抱过一个幻想。你曾经确实想过去找到它，并且使它成为你人生的
支撑”，然而“你的梦失败了。就象你猜测的他们的梦根本不存在一
样，你的追踪他们的梦狠狠地撞了墙。”
公正地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的以及非物
质方面的，都比中国要好，然而，没有中国人在80年代所幻想的那么
好。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到了90年代已经逐步了解到，西方
人的个人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并不完全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相当“
realpolitik”，即实用政治或强权政治的。在８０年代，在中国的知
识分子心目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完全是道德的化身，是中国
人民的救世主，它们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权、民主，一心希望中
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说它们与中国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与“中
国的专制政府”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于西方人关心中国人的福祉才
产生的。然而，中国人逐步了解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吃惊
地了解到，许多西方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与西方争资源（如Lest
er Brown）、争市场，害怕中国人如果过上富裕生活就会妨碍他们的
奢侈生活；他们逐步认识到，一些西方战略家与政治家想削弱中国并
不仅仅是旨在削弱中国的“专制统治”，而是中国的强大本身就会使
他们不安；他们也模模糊糊感到，关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决不
仅仅与“人权问题”有关，而是牵涉到美国的贸易利益。吴国光，一
位曾被认为是亲西方的赵紫阳“改革派”人士，在美国住了几年并拿
到了一个政治学博士后，却认为：“对于美国舆论和战略界来说，对
中国的主要恐惧与其说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担心，不如说来自未来霸权
兴衰交替的忧虑。”［１４］
这是不是说明西方有什么错，或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
西方有什么错呢？不能说明。中国人无权要求意大利的街上没有小偷
，也无权要求美国人不考虑怎么多挣些中国人的钱。西方的行为没有
什么特别不对之处，而是十分正常。问题在于中国在80年代对西方所
抱的幻想过多，就象俄罗斯人一样。幻想终将归于破灭，于是便有西
方光环的消褪和中国自我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80年代中国人看西方
，就象一个儿童看一个他所仰慕的成年人，充满了幻想、崇拜与爱慕
；而90年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了，懂得了那个成年人有种种缺点，
有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于是他就不再那么仰慕那个成年人了，但这并
不是说他就不能与那个成年人和平相处，甚至成为伙伴。但那个成年
人必须理解，儿童终将长大成人，他必须与那个原来的儿童平等相处
。然而，西方舆论对于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反感和攻击，说明
他们没有理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的自然和必然的过程，不切实际地要
求那个今天已是成人的前儿童仍旧保持儿童期的仰慕和顺从。可以预
言的是，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
“民族主义”的过度攻击只会招致更为强烈的反弹。
中国是否会出现过度攻击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有可能，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中国目前并没有出
现过度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至少那种声音是很微弱的。在民族主义方
面所出现的变化是显著的，但这只是从80年代的非正常状态向正常状
态回归。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将不得不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面对这种正常状态。这就有个相互明智地相处
的问题。
三. 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在世界上应取的位置。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它的军事力量相当于其
他六个最强国的总和[15]。这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是史无前例的。除
此之外，它在宣传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也具有压倒性
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外关系的中心都必然是对美关系
。因此，中美关系也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对外关系的中心。中
美关系从短期看是由双方政府决定的，这里有许多偶然因素，偶发事
件，但从长期看，两国公众的看法也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在这里外国
人必须消除一个对中国的误解，即他们认为在中国，因为是一个“专
制国家”，所以政府可以随意操纵民意，而民意则对政府影响不大。
也许在美国，民意对于政府的影响确实比在中国大，但在中国，民意
对政府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譬如，在中国国内事务中，有一句很流
行的话叫做“花钱买稳定”，谁花钱？从谁那里买稳定？当然是政府
花钱，从老百姓那里买稳定。如果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可以不考虑民意
，它又何必去老百姓那里买什么稳定？
讲到中国公众对于美国的看法，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笔者曾在
1994年和1995年参与或主持两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1994年的调查
采用分层抽样方式，共取七千样本[16]。１９９５年的调查题为《中
国青年看世界》，采取的是读者自愿参加方式，我们原本预期只有几
千人会参加，没想到实际上有十几万人自愿参加[17]（有这么多人参
加这件事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两次调查中，美国都被中国青
年列为最不友好的国家和最无好感的国家。对于这两次的调查结果，
美国一些人士和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做出了两种指责。第
一种指责是，这些数据是捏造的，是中国官方的宣传，并举出另一些
有关中国人喜欢看美国电影，喜欢喝可口可乐，中国男人认为美国女
人最漂亮等等另一些调查数据。对于“捏造数据”的指责，我们只能
回答：“请你拿出证据”。至于中国人喜欢美国电影之类的数据，笔
者相信都是真实的，但这些数据和我们的数据表达的是不同方面的问
题。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是对中美关系的现实状况的
一种判断，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些对美国怀有好感的人也认为美国是
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在整体上对美国最无好感，与喜不喜欢美国
电影、可口可乐、美国女人也是两回事。举个极端的例子说：在朝鲜
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士兵都认为美国的武器更好用，但这并不妨碍他
们仇恨美国人。另一种指责是承认调查结果是真实的，但认为这是中
国官方多年反美宣传的结果。其实，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中国官方在
８０年代的宣传的基本格调是与美国友善[18]，时至今日，中国的报
章杂志主要控制在８０年代在“逆向种族主义”的氛围中成长起来、
登上领导岗位的人们的手中。９０年代中国官方的宣传调门有所改变
，反映了中美官方关系的冷淡。然而，９０年代中国官方对于舆论的
控制能力早已大大减弱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各种官方和私人机构却
使用大量的各种学术赞助来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和舆论，并把他们喜
欢的人们扶上了中国学术界和舆论工具界的掌握权力的位置。相比之
下，中国政府却是不加区别地给持不同观点的人同时发工资，提供住
房、拨研究经费。可以说，中国官方也许可以牢牢控制住几家大报，
并在一夜间改变任何一张报纸的某个版面，但在整体上，他们的控制
方式笨拙而令人反感，美国的影响方式则要有效得多，其结果是他们
在宣传方面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美国的影响。这是第三世界的普遍现
象。迄今为止，虽然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反美情绪都有上升，但就
中国的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圈而言，基本调门仍是亲美。这也是为什么
身处中国学术界或大众传媒圈的那些中国人，以及主要是与这些圈子
里的人接触的美国人，无论他们本人是亲美还是反美，都对前述调查
所显示的公众中的反美情绪感到难以置信，认为数据靠不住，因为这
与他们自己周围的气氛相差实在太远了（当然他们多半也会承认，与
80年代相比，他们的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诚然，由于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方面出现了紧张，中
国官方指令舆论宣传工具加强了对美批判。不能说这对中国公众没有
任何影响。但中国官方的宣传方向必须与某些其他因素结合才能真正
产生影响。比如说，中国官方调动宣传工具大力塑造几个90年代的雷
锋式的榜样，却没有获得任何效果。那么，在对美国的看法上，什么
是这些“其他因素”呢？那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压力——不仅仅是对
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是对于中国整体的压力。
一位澳大利亚外交官曾对笔者说，他认为美国对于中国还是比较
友善的，一个根本性的证据就是美国对中国开放了市场，两国之间虽
有摩擦，但美国一直忍受着大量的对华贸易逆差。如果美国真正想与
中国敌对，它首先就会关闭这个市场。可以这么说，美国目前对于中
国的态度并非完全是为敌的，合作的方面是不少的，但是，中国仍旧
明显感到美国的压力。这种感受不仅来自美国在诸如“银河号事件”
、台湾问题、贸易摩擦等问题，来自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所持的敌视
态度，包括体育崛起（美国大众传媒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在体育方面
“使用违禁药物”、“不人道的大运动量训练”等——而事实上，美
国的违禁药物问题也很严重，而美国自己的大运动量训练则被说成是
英雄主义行为），而且来自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霸权地位。应该
说，虽然感受到这种压力，中国的反应，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
的“民族主义者”、中国的公众，还是十分理性的，这在中美多次关
于贸易问题的谈判中，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关美国的言论中都
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在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中如何生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
，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世界的领导是十分仁慈的，其他国家
由美国来管理，甚至好过由本国的专制政府来统治。中国的“自由派
”知识分子大致持这种看法。另一种观点是，不能将本民族的命运交
在一个我们根本无法影响——如果说美国人可以通过投票来影响美国
的统治精英的话，中国人则不能，因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
对于中国人意义不大——的精英集团手里，无论这个精英集团仁慈与
否，以什么方式产生，都无关紧要。这后一种观点是中国的“民族主
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一般公众的民族主义的基础—
—无论人们是否能够作出这样清晰的表达。统治的精英集团可以仁慈
，也可以不仁慈，可以无私，也可以自私，如果被统治者对其没有影
响力，则被统治者的命运就完全操在了别人手里。这无论在国内政治
，还是在国际关系中，都是适用的。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国
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基本立脚点就是，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
己手里。即使美国人十分慷慨仁慈，也不能由他们来安排我们的命运
，更何况在以往的交往中，美国人往往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对于自
己的国家利益的关注。
中国从统治精英到一般公众，必须有自我国家利益的意识，因此
，必须让中国的公众能够听到“逆向种族主义”之外的声音。中国必
须在经济上强大，能够保持持续的生存与发展；中国也必须在军事上
具备对于来自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潜在侵略的威慑力量；舍此两
点，中国的命运就始终操在别人手中，中国的生存就没有保障。另一
方面，中国的国内政治也必须具有合法性与正义性，公众必须具有参
与权（这个问题将在后面作更详细讨论），否则，仅以国际关系角度
看，中国就不可能强有力到能够达成上述目标。
就美国而言，美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它将按照自己的最高利益行事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譬如，如果它与中国做生意无利可图，它当
然可以不做；如果它判断其最高利益要求对中国实施遏制，它当然也
会这么去做，这都没有什么奇怪的。重要的是，应该让美国人明白中
国的立场，什么是可以妥协的，什么是不可以妥协的。否则，双方都
有可能做出既损人又害已的蠢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不无道理地
担忧：美国的压力有可能使中国被迫重新陷入与美国对抗的局面，[1
9]这固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笔者认为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就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言，从长远看，最易产生冲突的基本
点是什么？不是台湾问题，不是南海问题，不是西藏问题，也不是与
邻国未定边界的那些问题，更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
一时的，随着国内外政治的演化而会消逝，有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
会消浙，甚至会表现为冲突焦点（如台湾问题），但就这些问题自身
而言，孤立地看，它们毕竟无关大局。从长远看，中国与世界其他各
国的关系的基本要点，即中国对于世界格局的主要影响是中国的发展
（即使速度不象现在那么快了）必将打破现有的平衡。前面提到的Si
sci先生曾对笔者提到这个问题，其他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另外一些学
者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如笔者看到的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作者提到
一位美国记者对他讲的话与Sisci先生的话十分类似）。他们的基本看
法是，中国的发展在事实上将要或正在打破现有的平衡，因而世界其
他国家，特别是维持现状对于自己最为有利的发达国家，必然要联手
遏制中国（Sisci先生特别指出：中国想利用美日矛盾之类是不可能的
，日本必然与美国结盟，而不与中国靠拢，因为美国代表的是维持现
状，而中国是打破现状。事实的发展已经证明Sisci先生是对的。），
即使不能完全压制住中国的崛起，降低其发展速度也是好的；它们将
采取种种手段，如分裂中国，以实现这个目标；这里没有对与不对、
正义在正义、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如果硬要说对与不对，那么，中
国要发展是对的，发达国家要遏制它也是对的。笔者认为，他们真正
道出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及日的长远关系的实质。
这一结论对于中国人的教益是什么？首先，中国人应该理解“中
国威胁论”自有它存在的坚实基础，中国人如果以为作些“永远不称
霸”之类的声明就可以消除它实在是太天真了；另一方面，对它进行
愤怒声望也不会起太大作用。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人均
国力（这是笔者比照“人均收入”、“人均ＧＮＰ”而杜撰的一个名
词）正在增长，而且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它增长。要知道，中国不
是新加坡，以其１２亿人口和辽阔的国土，其人均国力只要每年增长
几个百分点就会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然而，中国这个民族能
够忍受长期的停滞、能够安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吗？显
然不能。那么，中国人必须作好忍受一个后发展强国必须经历的那种
磨难的准备。在本世纪中有两个后发展强国，德国和日本，力图打破
既存秩序对其发展的限制，与世界其他各国为敌，挑起了两次世界大
战，以它们自己和整个世界蒙受巨大破坏而告终。中国的情况与德、
日两国有所不同。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幅员大大超过这两个国家，
这一特点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天条件大大优于德、日
两国，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以武力攫取他国领土的动机不会象它们
那么强烈（虽然中国也承受到人口的压力）。然而，中国增长的政治
与经济力量仍会投射到世界其他地方，改变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争
夺商业利益和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其强大本身就必然使其他国家
感到威胁。认识到这样一个前景，中国人就必须作好忍受“光荣孤立
”的准备。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自己不应谋求孤立，恰恰相反，
中国自己应该谋求的是打破孤立，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但
能否打破孤立并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因此，中国人必须作好准备，
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文化方面都作好准备。唯其作好准备
，才能打破孤立，甚或造成一个其他国家不敢也不能孤立你的局面。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必须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面对其他国家如美国的
敌意和孤立企图。一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
能以冷静和理性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及是建设性的民族主义与感情
冲动的民族主义的分界线。在最近一段时期，西方学者、外交官、新
闻记者等等常常以德、日两国来类比中国。中国要避免德、日两国为
全世界的联合力量击败的命运，中国还要避免比德、日两国强大得多
的苏联在内、外交困之下自我崩溃的命运。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
就西方人而言，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如何面对一个日益
强大的中国？他们常常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中国，热切甚至焦虑地问中
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问西方人究意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人才能双方都
满意，双方都能有安全感并共同繁荣。笔者的回答十分简单：西方人
为自己的利益而希望中国不要强大得太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过度
的遏制，包括分裂中国的企图，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对于双方都不利
；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必须给中国一个和平发展的空间，这当然
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改变现状，然而唯其如此，才能换得中国对于国
际秩序的长久支持；就中国而言，中国所要求的并不太多，主要是一
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并且这个体系要容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
其有关国家安全的幼稚产业；中国对于目前的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
是满意的，至少认为是可接受的，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总是说当今世界
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然而，使中国人忧虑的是，目前在美国涌
动着一股强烈的反对中国的潮流，这一潮流有可能恶化中国的国际环
境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这是对于所有人都没有好处的事。
《Newsweek》1996年6月29日号上发表了该刊记者对澳大利亚前总
理基廷（Paul Keating）的采访，谈到中国问题。基廷说：“我不相
信遏制或威吓会产生作用。你必须现在就使他们卷入APEC这样的地区
性集团，卷入世界贸易组织，他们现在还有这个需求而西方还很强大
。中国肯定会继续成长下去，如果我们现在不把它和我们联在一起，
不把中国当一个夥伴，有一天它将会成长到如此之巨大，那时中国人
将很高兴地自行其是，我们将完全影响不了它。”对于西方人来说，
他们应该读一读这段话。
四. 中国的未来的几种前景，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应取的立场
西方大众传媒与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别有用心地把
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反民主”联系在一起。在这
个问题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不能阐明自己的立场，那么，
他们的主张的正义性确实是应受到怀疑的。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中国
的“民族主义者”，尚未充分阐明自己的立场。[20]这部分地是由于
他们找不到发表这方面见解的阵地——他们在这方面的见解既不符合
中国官方的正统理论，也不见容于西方大众传媒与中国的“自由派”
知识分子，而这三部分人士控制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几乎百分之百的舆
论阵地。因此，有必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反复阐述中国的“民族主义”
应有的政治理念。
中国的政治前景，一直是西方人十分关注，中国人自己也十分难
以确定的问题。但总起来说，无非是这样几种图景。
第一种是目前政治状况的自然延续。它的好消息是经济仍将繁荣
一段时间，大部分中国的人生活水平还会提高，社会有一个基本的秩
序，在一定程序上可说是稳定的。它的坏消息是腐败问题会严重下去
，社会治安恶化缓慢而稳步地侵蚀社会基本秩序，政府的合法性较低
，从长远的经济与技术发展前景看，中国很难跨上有关其安全生存的
下一个技术台阶，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则中国的政治凝聚力
、政治运作力都不足以应付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不足以使中国跨入
世界强国的行列。笔者认为，这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前景。
第二种是为了更为强有力地解决秩序的问题，例如腐败、社会治
安问题、少数民族分裂问题等，出现更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但经济
上不可能退回去太多，只可能在少数重点部门加强国家投资和控制。
这种前景有可能在内部或外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诱发。
第三种是危机大爆发，国家政治体制崩溃。一些西方人士及海外
的部份民运人士，以及一些中国“自由派”学者极力鼓吹中国分裂（
break-up of China）的好处。[21]中国的分裂对于西方的地缘政治考
虑来说，好处是十分明显的：又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也许是最后一
个非白种人的竞争者（日本有其强大的一面，也有其因国土狭小而天
生不足的一面）将从地球上消失。但中国的分裂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
着什么呢？恐怕不是“自由派”们所鼓吹的一个一个小民主国家，而
是血腥的动乱、饥荒，等等。我们只要看看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情
况就可以想象中国在那种情况下的前景，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远比这
些国家少，工业化程度远比这些国家低，因而前景将比这些国家要悲
惨得多。第三种情况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
第四种是中国平稳地过渡到民主政体。国家政权因合法性增大而
变得更为强有力，在内政方面可以能够成功地消除腐败、社会治安及
绝对贫穷等问题，在现代化方面能够成功地带领中国跃上先进技术的
台阶，在对外关系方面既可以强有力地维护本国的利益，又可以利用
自己的实力有效地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内政有何见解或诉求呢？如前
所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内政方面很少清晰地阐明过自己的观
点。据笔者所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国内政治的看法不尽相
同。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有较为激进的年轻人，他们在内政方
面要求迅速地实现全面的民主，而在对外关系方面则持极为强硬的谋
取中国国家利益的态度，[22]这两方面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并行不悖的
（这在西方人士或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也许是荒唐的）。他
们目前尚且缺乏在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圈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声音不易
被外界听到，但他们的简单的口号在中国一般民众，新近掌握了经济
实力的企业家阶层，乃至海外华人之中，都很有影响力。受西方大众
传媒注意，并且在中国社会中较有发言权的是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
义者”。他们的观点往往被说成是“新保守主义”的，“反民主”的
等等。[23]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归结为“新保守主义
”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确实较多
地采取新保守主义立场。笔者认为，这与他们对于国际关系的判断有
关。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出现混乱或分裂都是没有关
系的，其理由在于：第一，西方会帮助中国（与俄罗斯人几年前想的
一样），至少与西方的自由贸易可以使中国避免因分裂为一个一个隔
绝的、有可能丧失传统的原料供应及市场的小国而导致的经济灾难；
第二，当今世界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仁慈的统治之下，其他国家，
如中国，保持其国力强大根本没有必要。但“民族主义者”们不这么
看，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出现动乱，西方国家所能提供的帮助是十分
有限的（前苏联和东欧的现实确实教育了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另
外，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并不怀疑美国是个先进的
、文明的、有理性的国家，但认为中国的命运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掌握
，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因而中国的强大是重要的。从这些基本判
断出发，这些“民族主义者”们往往强调秩序，强调强有力的国家政
权。
然而，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说成是“反民主”的，却是一种
明显的歪曲或别有用心。事实上，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
章[24]清楚地阐述过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
正义的、民主的社会。这篇文章的第三部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
社会”十分系统地阐述了这个社会应有的一些原则。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中国青
年中的绝大多数认为国内的安定团结是中国繁荣富强的最重要因素，
不仅仅是中国青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稳定是人权的基本保
障，没有稳定就没有人权。而统一是稳定的必要前提。中国历史悠久
的文明将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群体聚合到了一个国家之中，这是中
国文明给我们留下的一笔价值无法估量的宝贵遗产。抛弃这一宝贵的
遗产，必将使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陷入这样那样的纷争；分裂的政治
实体和分裂的市场将使我们的后代子孙在一二百年之内无法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因此，无论西方人和中国那些有创见的人说些什么高明
的主意，中国必须以一个统一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人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的
社会。我们的经济基础比之西方国家，甚至前苏联、东欧国家都是薄
弱的。因此，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所要走的道路是艰巨的，也许还是
独特的。我们的经济必须较快地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必须是可持续的
，我们的人均资源并不丰富，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靠不断地
加大投入维持，而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就此而言，我们的社会必须是
一个科技昌明的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缩
小贫富差距。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贫富、不分地位
高低。这个社会的行政体制应该是廉洁的、有效率的。这个社会的新
闻媒介应该是有道德的、主持正义的。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建设
性地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权利。我们不能忽视西方文明在建立相对
进步的现代国家制度方面的成就和启示，然而，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
的建立、演进也不能割断其与该社会所内在的文明和历史轨迹的联系
。因此，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创造性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的文明、中国的
社会血肉相联的现代国家制度。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能保卫自己的社会。值此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我们这些中国人更应记起我们的前辈
在那次大战中经历的屈辱与苦难。3500万死难与伤残的中国人命令我
们建立一个足以保卫我们自己的国防。今天的中国青年仍旧崇敬人民
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无论他们有过多少失误，他们毕竟把一个在
近代受尽欺凌的中国建成了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在人民
共和国四十多年的历史中，再也没有了外国的入侵，中国人再也不用
提心遭受南京大屠杀那样的苦难。中国人永远缅怀人民共和国的第一
代领导人，认同于他们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远见卓识，是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战争的危险，还存在着不义者侵夺爱
好和平的民族的可能，我们的社会就必须强大得足以保卫自己。
“最后，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还将是一个胸襟开阔，与世界
其他各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共处、平等交往的社会。中国的文明博
大的胸怀，在历史上，它曾以比西方文明远为开放、远为慷慨的善意
接纳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它没有以自己无比强大的力量奴役
他们，而是容许他们在这片高度文明的土地上休养生息，从而形成了
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今日的中国，已不处于那种无与伦比的
强势地位，然而，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中国必须走向世界，必须为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中华民族的前景，也将因此而更为光明
。”
另外，如王绍光，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助教授，他写过《中国国家
能力报告》[25]，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因而招致“自由派”人士的强
烈攻击；他还经常在“美国之音”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辩护。但是，他
也极力主张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开始，进行民主建设，推进自由选
举。[26]王绍光的思路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是有代表性的。中
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
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
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
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
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民主，使中
国从前述的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过渡到第四种，而避免出现第三种情
况。就此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所从事的工作是
建设性的，因而也就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的方向。
〖注释〗
[1]例如：《Chinese Nationalism》，Jonathan Unger主编，M. E
. Sharpe 1996年出版。该书第九章由Geremie R. Barme撰写，题为
“操外国人就是爱国”(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C
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极尽贬损
之能事，可以参阅笔者所撰写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发表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除此之外，还有《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95年11月9日号上的封面文章等，不胜枚举。
[2]与西方文献中在多数情况下使用这个词汇相一致，笔者在使用这个
词汇时并不使用其地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含义，而是中华民族主
义或如官方喜欢使用的术语“爱国主义”。
[3]参见William H. Overbolt：《China after Deng》，Foreign
Affairs，May/June1996。
[4]上述观点已成为1994－1996年西方文献的陈词滥调。
[5]田本相：“《河殇》论”，《河殇论》”，崔文华编，1988年文化
艺术出版社。
[6]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88年7月10日影视版上的《激情的阴影》
是批评《河殇》的第一篇文章。之所以要发表在影视版而不是理论版
，是为了躲避更为严厉的审查。无论如何，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
共鸣，随后又有一些批评文章发表，反映出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
已走得太远，中国人开始对其进行反思了。这些文章均非官方授意，
相反，它们与当时的官方政治风向相悖，这与六四以后官方组织的批
判《河殇》的文章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
以《河殇》为标志在1988年达到顶峰，而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反
思也以对《河殇》的批评为标志从1988年开始。
[7]《第三只眼看中国》的作者王山在新近在香港出版（明报出版社）
，《解释中国》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8]何频：《一部震惊全球的巨著：介绍大陆作家秘密撰写的〈黄祸〉
》，《黄祸》附录，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9]《河殇论》一书中就有许多这类论调，参见[5]。
[10]陈平原：《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二十一世纪》（香
港），1993年6月号。
[11]徐友渔：《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现代与传统》，19
96年第一辑。
[12]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
[13]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无援的思想
》，华艺出版社，1995年。
[14]吴国光、刘靖华：《“围堵中国”：神话与现实：兼析“中国威
胁论”的战略企图》，《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
[15]William Kristol 和 Robert Kagan：“Toward A Neo－R
eaganite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1996
[16]王小东、吴鲁平：《中国城市青年评价1994》，《中国青年报》
1995年1月21日。
[17]这次由王小东、房宁、马明洁策划的调查的数据报告发表在1995
年7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与此相关的多篇分析文章发表在199
5年5月30日至8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
[18]1993年，曾有一位极为资深的研究中美关系的人士对笔者说，中
国70年代末以来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就是亲美。
[19]时殷弘：《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
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20]有过一些阐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关于中国的前途的立场的尝试
。这些文章往往发表在发行量很小的不受人注意的杂志上。但至少有
过一次尝试是发表在大报上的：这就是发表在1995年8月11日的《中国
青年报》上的署名“观复”的《面对“圣徒的营地”：与我们的青年
交流》。
[21]如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Gerald Segal在《外交事务》199
4年5－6月号上所写的“Chinas Changing Shape”以及其他地方所
写的一系列文章；另外一些西方学者乃至一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
子也在西方甚至在中国境内——这倒也反映了中国一定程度的出版自
由——发表鼓吹分裂有利的文章；还有在环球蛛网上的《时代》周刊
所提供的论坛上，也有来自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和台湾人进行的分裂中
国——不仅仅是台湾、西藏，而是整个中国——的鼓吹。 [22]有一本
目前在中国很畅销的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6~年是由一群不知名的年青人写的，反美情绪很大；而“Economi
st”1996年6月20日号上发表的“China Saying No”介绍了该刊记
者采访《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时，作者们表达的对于中国内政的看
法，可以对照参看。
[23]Joseph Fewsmith：“Neoconservatism and the End of
the Dengist Era”，Asian Survey，Vol.xxxv，No.7，July 19
95；Nayan Chanda and Kari Huus：“The New Nationalis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November 9，1995（为其封面文
章）。还有其它不少这类文章，恕不一一列举。
[24]参看[20]。
[25]王绍光和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6]王绍光：《公共财政与民主政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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