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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以适当的退却换取更多的政治空间--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参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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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以适当的退却换取更多的政治空间--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参考(之一)   
刘国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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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以适当的退却换取更多的政治空间--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参考(之一) (538 reads)      时间: 2003-6-05 周四, 上午3:05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今天又是“六四”，没有时间专门写一篇纪念文章。旧文“以适当的退却换取更多的政治空间”

虽以叙述广州七九民运事实为主，但亦在最后谈及“六四”。现贴上“罕”坛，供诸网友参考。











以适当的退却换取更多的政治空间

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参考(之一)







一、四人帮倒台使武装斗争设想落空



1971年深秋，当江、张集团被肃整的消息被证实后，我心情异常沉重，因为这意味

着我这几年的等待和准备都化为幻影和泡沫。类似的心情出现在六、七十年之交。





六、七十年之交的中国社会是多么的阴森可怖。“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迫害运动接踵而至。曾对中共的法统意识和现

存社会秩序提出过质疑和反抗的人们遭到翻来覆去无休止的清算。千千万万的人被

关押、被批斗、被逼疯、被残杀或被迫自杀。确实是有志之士和无辜人民的鲜血洒

遍了“长江南北、珠江两岸，以至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在那个恐怖的年代里，

中共政权真的给人以铁板一块，异常坚固的感觉。宏观上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有

林彪对毛的疯狂吹捧，有周恩来对毛的尽心辅佐。微观上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

任务落实到基层”。整个社会是一片红海洋，也是一片黑沉沉。“中国向何处去”？

这个几年前已由湖南“省无联”提出的问题更深沉地出现在我的心头。然而我看不

到一丝光明，见不到一线希望。世间的一切生机，一切活动空间似乎都已被扼杀。

我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暗中收集文革资料，悄悄地写一篇题为<文化革命简析>的文

章，意欲把三年文革的基本事实记录下来，留于后世。



然而，我跟亿万中国人一样，万万没有想到在1971年深秋，中国大地上响起一声震

惊世界的炸雷--林彪事件。我惊喜万分，原来毛共中央并非铁板一块。此后，从种

种社会情势来分析，我推测毛去世后，新贵集团(即后来所称的“四人帮”)必将与

老官僚集团对决。而双方都未必能迅速扑灭对方，亦无力控制全局。各地实力派分

别依附其中一方，或采取游离态度。或保境安民，自成格局。这样，就有可能产生

有利于新生力量存在发展的间隙。当然，最妙的是他们双方兵戎相见激烈伙并。当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受到的封建阻力远较法国为小，其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封建统

治阶级在长达几十年的红白玫瑰战争中受到极大损耗。我想如果在中共内部也来个

红白玫瑰战争，那才是上天有眼大快人心哩！



我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革命分子设法弄到武器装备自己组成武装力量。二是革命

分子参加到地方实力派的队伍中效仿清未武汉“文学社”、“共进会”等所从事的

事业。而无论是哪种方案，立足点都是一个“打”字。于是我买了气枪练习射击，

还练长跑，练打沙袋，练穿着长袖衣裤跳进珠江游泳逃生等等。总之是要“从难从

严，从实战出发”。这倒也确实练出一副相当强健的体魄。七十年代中期广州举行

的几次全市职工田径运动会上，我屡获1500米、3000米的冠、亚军。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四人帮”的迅速垮台而白费了。我惊诧“四人帮”怎么竟如此

无能。杀一只鸡还要跳几下。“四人帮”经营了那么多年，怎么哼都没哼一声就被

杀得一干二净？“四人帮”倒了，“凡是派”当道，“批邓”照样进行。政治黑幕

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沉重。“李一哲”等人原来只批不抓，现在倒全部被抓了。

闲谈中有人对我说：“四人帮打倒了，以后就好了”。我哼了一声，冷冷地说：

“老官僚集团未必比四人帮更好”。还有一句话溜到嘴边吞回去了。--他们其实都

是一丘之貉。这句话成为以后批斗我的重要内容。



五年前林彪起事失败，魂断沙洲。此时四人帮束手就擒锒铛入狱。中共再没有大变

动的契机了。不但武装革命已无可能，就连用文字去“打着红旗反红旗”也难了。

街头大字报日见稀疏。当局放出空气，宣称文革业已结束，要迅速恢复文革前那种”

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了。石板即将合拢，连一条让小草生存的缝隙都不会留下。





二、书写张贴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



不能再静坐不动了，否则将一事无成。我决心破门而出，写一张颇具份量的大字报，

算是对这几年的等待和准备作个交代。大字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

我的想法是：李一哲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从政治领域对共产党

制度进行了有限的批判，而我这篇将从经济着眼对中共进行有限的揭露。大字报一

万多字，于1977年1月23号张贴在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街头，即两、三年前“李一哲”

战场的附近。张贴时，围观人群中有个青年主动出来帮助我。张贴完后，双方交换

姓名。他叫房志远。

尽管我亦曾预计这张大字报会给我带来某些小麻烦，但也不会料到它竟会惊动中共

最高层。它被认定为一件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中央责令广东省、广州市迅速查清。





三月的一个深夜，敲门声突然大着。厂保卫科长带着几个人闯进来。我预先已有点

预感，这些年秘密撰写的手稿都已转移。便衣警察在东翻西抄之后，把我带到保卫

科，立即开始审讯。



我十分镇定。今天终于跟这个可恶的反动政权正面交锋了。我泰然地说：“那张大

字报是我写的。之所以用“龚仁”署名，并非想匿名，而是取“工人”的谐音。你

们要追查，上班时到车间找我就行了，有必要半夜三更如临大敌吗”？



初审完毕后，就近关进了厂里的“牛棚”，再连日进行审讯。焦点在于要我交代作

案的同夥和后台。他们无论如何不相信一个青年工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僵持了一

段时间后，他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你说大字报是你写的，那好，你把大字报的各

个段落大意写出来看看吧”。秘密警察对我狡黠地眨着三角眼，乾瘪的脸上掠过一

丝嘲笑。“别得意！这难得倒我吗”？我心里说。拿过笔和纸后就把大字报的内容

按原字原句默写出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秘密警察脸上的嘲笑换成了惊愕。



中共最忌集团案。由于确认此案为单个人所为，其层次马上大幅度降格下来。关了

几个月，大会批、小会斗，搞了几次后，被放出来，定了个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两

年的行政处份。



一年多以后，七八年深秋，我几经申诉得到平反。“反动大字报”被重新定性为

“一般群众大字报”，开除出厂的处份撤消。在申诉平反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庄辛

辛(广州的四五英雄)，又通过庄辛辛认识了共青团广东省委干部李彤和庄的同厂青

年工人张明。



这时正是“凡是派”失势的时节。中共的改革派(后来证明他们顶多只能被称为务实

派)从多年沉痛的经历中觉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摒弃过去一些僵硬的东西才能有利于

国计民生。报章杂志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我曾对武装革命有过期盼和准备，但绝非暴力革命至上论者。我一向认为武装革命

须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前提。必要性是中共政权为其最反动的派别所主导，对人民

实行法西斯专政。可行性是中共高层分裂并激烈伙并，从而使之对人民的镇压力量

大为削弱。此时不但必要性和可行性都不存在，而且中共高层颇有改弦易辙的意向。

我十分兴奋，感到不应在争到自己平反后就止步。在这改革的年代，应投身进去，

协助共产党改革，为国家的进步出一份微力。



三、创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



这段时间我与张明联系较多，他亦是个甚有改革理想的青年。我对他说：“国家要

前进，必须提升全民族的民主意识，考虑到我们目前有限的力量，最可行的是办一

份杂志，为民主呼喊”。他甚表赞同，并说收到许多给庄辛辛的信，已有人作此建

议。湖北有个女青年表示想参与这项工作。我说当然欢迎。



在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我想起了房志远。自从贴大字报认识后，他一直与我有联系。

他在我印象中是个很有民主理念和才干的青年。1978年他考上北大离开广州了。我

去信向他询问北京的情况，并告之我创刊的打算。他来信极表赞成，讲了一些北京

的情况，寄来一份名叫<群众参考消息>的北京民刊。这使我很受鼓舞。我请他作我

们<人民之声>的驻京联络员，他很爽快地应允了。此时，那位名叫冯回湘的湖北女

青年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广州。同时，我又想起我的内弟陈华山。他在思想上与我

有许多相通之处，又会油印技术，于是我们四人一起操持了创刊工作。



我对大家说：“共产党最喜欢用人民这个词。什么人民银行、人民广播电台、人民

币等等。我们的刊物就叫<人民之声>吧。这才真是发自于人民的声音哩”！我为创

刊号写了几篇文章，张明也写了一篇。陈华山负责刻印。我想我会以主要精力办刊，

遂提出由张明负责对外联络。创刊号出来后，除在本市张贴外，还由冯回湘带到北

京散发。这时是1978年12月。



79年元月<人民之声>出版第二期。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收到许多来信。有的诉说自

己的冤案，希望我们协助平反。有的向我们询问和反映种种情况。有的表示愿意参

加我们的工作。



为刊物能按月出版，还要回复许多读者来信，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业余时间里完成，

又为了不被抓小辫子，我在厂里出满勤完成生产任务。故此非常疲劳。但看到我们

的工作能得到如此之大的反应，很感鼓舞。觉得怎么辛劳都值得。为了联系更多的

志同道合者共同努力，我提出只办刊物看来不够，还有必要再成立一个组织。为了

不使共产党误解，不要叫什么党什么团的，何况我们确实没有那个力量和水平，就

叫<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吧。我们走在一起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该是可以的。



四、成立学会，筹备<四五运动>三周年纪念会



三月间学会成立，成员迅速增加到二十几个人。冯回湘去北京后就会家乡了。陈华

山退出公开工作。因我对他讲：现在形势看来虽然还不错，但我总不大放心。你还

是不再参与公开活动。一旦形势有变，我们遭到不测，你可得以保存，并把这段事

实记录下来。他听取了我的建议，并全力温习高中课程，于当年夏季考上了广州师

范学院历史系。

学会成立后选举了五人领导小组和七人监察小组。五人是我、张明、黄宇生、劳捷

峰、古学霖。七人是邓文炜、周建中、梁以墀、冯粤超、谢金海(还有两人的姓名已

忘却)。

79年3月<人民之声>出版第四期，情形非常热烈。发售告示提前几天贴出，届时排队

等候的人龙长达几百米，我们看了十分感奋。但也有些屑小之徒排队以两毛钱的工

本费价买到后，立即在旁边一条街以一、两元一本的高价转手卖出。我听了气得头

皮发麻。



3月中旬我向学会领导小组建议，于四月五日以学会的名义在烈士陵园门前举行纪念

<四五运动>三周年的集会。得到通过后，便在市区许多地方贴出告示，号召广大市

民前来参加，同时内部也进行了筹备事项的分工。



一切都在密锣紧鼓的准备之中。在我们看来这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四五运动>已

彻底平反。我们在烈士陵园广场集会又不妨碍交通，事情是既合情合理又合法，谁

都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五、官方要求取消<四五>纪念会



然而中共官方与人民群众的认知总是大相径庭。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共广东省委对

此竟紧张万分，如大难将至。



3月30日，我正在车间工作，突然有人轻轻拍我的背脊，回头一看，是厂组织科长微

笑的面孔。“请你到党委办公室去一下”。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走进办公室一看，

厂党委书记和几位市电子工业局的干部在座。书记向我询问了几句工作情况后，立

即转入正题。



“你是不是要在烈士陵园开什么会”

“不是我，是我们。是<四五运动>三周年纪念会”。

“多少人开会”？

“不知道。到时你去看看吧”。

“省市领导对这件事情很关心，叫你们不要召开”。

“有指示吗”？

“我们这就是在传达”。

“口讲无凭，我很难相信你”。

“纪念<四五运动>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开大型集会”。

“集会也是方式之一”。

“无论如何这个会你们不要开了”。

“为什么？违反宪法吗”？

......

交锋了一阵后，我说：“你们就是为这件事找我吧？不必再讲了。纪念会是许多人

决定要开的，我一个人想改也改变不了。我还是回车间做工去吧，今天的生产定额

我还未完成哩”。说毕我起身离去。把他们的惊愕和恼怒甩在身后。



下班回家，一位来人正在家门口等着我。



“哦，下班了”。他笑吟吟地对我迎上来。

“您是”？我疑惑地看着这张似曾相识的脸

“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记得了吗？我是李彤呀”？

“啊！是您呀。哪阵风把您吹来了”？我心里虽然有些诧异，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

他。那次在庄辛辛那里碰到他，他十分支持我申诉平反，对我讲了许多鼓励的话。

在询问了我一些有关平反工作具体情形和近来工作生活情况后，终于转上正题--集

会的事，我恍然大悟，他是来作说客的。不过对他我很自然地不用刚才对党委书记

那班人的态度，然而原则又是不能放弃的。我十分委婉地向他说明集会的正确性和

可行性，并且是集体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更改。即使更改，也要经过大家。我答应

把省市领导的意见向全体会员传达，看看大家意见如何。



第二天我立即去找张明。张明说他那里也开了锅。先是厂领导的疲劳轰炸，回到家

里父母也嚷个不停。我说既有这些新情况，理应让大家知道，然后由大家作出决定。

于是我与张明分头去通知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再由他们分工包干通知全体会

员，明天傍晚在烈士陵园门口召开重要会议。



届时，有三十几人到会。我先向大家讲述了这些情况，然后将大家分成几个组进行

讨论。每个组都有一名领导小组成员参加。最后得到的讨论结果是，各组意见均为

照开。

4月2日厂组织科长又到车间要我去党委办公室开会。我说还是那件事吗？不用了。

我们已开了全体会议讨论，大家意见决定要开，你找我也没用。



晚上，李彤又骑摩托车从东山来到我这海珠区的边陲。听了我的陈述后，他沉默良

久，对我说：“刘国凯，这个会，你们一定不要开了，否则后果会......”他竟一

时语塞，找不到适当的词。“这是习仲勋、杨尚昆同志的意见......”这次他没打

什么官腔，讲了一些他预计的情形和后果。



六、决定以适当退却来保存力量



送走李彤后我陷入了沉思。想不到中共对人民是如此的惧怕和防范，连遭受过毛肃

整的习、杨都是如此。我们这班青年人想的都是协助共产党改革，并没想要跟共产

党对立。看来当局是决心不让这个会召开了。方法是先礼而后兵。这礼也够周全。

一条是通过一般渠道。从省委到市委，再到电子局党委、厂党委，对我发出禁止令。

另一条线是特殊渠道。从省党委到省团委，由李彤以老朋友的身份来作我的工作。

(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解到李彤与我有一面之缘的)说来倒也真是机关算尽用心良

苦。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硬要召开，官方势必恼羞成怒。我并不害怕被抓。在1977初

肃杀的气氛中，我尚敢一人上街贴大字报，现在全国热气腾腾一片，我还害怕被抓

吗？但是广州民运呢？经过几个月的喧哗，若大的广州也就只站出来这三十几个人，

而其中坚定的更为有限。一旦这些人被抓，广州民主运动算是完结。现在，人民群

众的力量是不足与当局正面对抗的，也没有必要去对抗。目前中共改革派正在试图

实施新的治国方略。我们民间民主力量在与之发生摩擦时，有时也应作某一程度的

退却。这样既可保存幼小的民主力量，能继续在这难得的历史契机中多做些工作，

也免至中共改革派两面难做，为保守派所趁。



4月3号一早，我向车间主任交了一张加班补休单，立即骑单车去找张明。我讲了自

己的看法后，张明说亦有同感。我说全体会议决定的我俩无权改变，否则就违反了

起码的民主原则。但目前时间紧迫，再召开全体会议已来不及，只好抓紧时间召开

领导小组和监察小组成员会议吧。



我俩立即去找人，人到不齐，但已过半数。我把各种情况和自己对事情的各种预测

想法都和盘托出。大家听了都表示同意。有同志还补充说：“已风闻许多公安派出

所接到通知，‘4月5号烈士陵园广场会有不安定因素。要作好准备，一接到命令，

就前往取缔’，看来，硬要开，也是开不成的”。我说全体会议已来不及开了，以

后大家都有责任分头向全体会员作解释工作吧。有同志提出，不开是策略的，但若

就此无声无息，也未免太虎头蛇尾了。我说省团委已建议明天在省团委礼堂召开纪

念<四五运动>的理论讨论会，邀请我们学会的全体成员参加。又有同志提出，习书

记、杨尚昆的意见我们听取了，他们亦应有所表示。我说这个意见很好，由我与张

明向省团委提出。



会后我立即与李彤电话联系。李彤说尽量会使我们满意，要我等通知。这时已是4月

3号下午。傍晚，李彤来电话，说今晚习、杨两书记在省团委会员室接见我们，务必

准时到达。



晚上7时许，我们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陆续到达省团委会议室。我们一行十人被

安排坐在一边，对面坐着“李一哲”三人，省团委几名干部，和大学生自发刊物<未

来>编辑部的几位成员，上首的沙发空着。



七、习仲勋、杨尚昆留给我的印象



习仲勋、杨尚昆出现在楼梯口，省团委干部率先起立鼓掌欢迎，大家不由自主地效

仿。习、杨坐落上首。省团委书记作开场白后，习仲勋讲话。他的西北口音不大好

懂，只记得有几句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一定要高举，否则党心大乱，军心大乱、

民心大乱”之类。王希哲相当活跃。他面带笑容手势生动地说：“现在党的改革派

面临的工作和困难很多，我们理应跟他们分忧，习书记说，真难那！我们应该体会

他这句话的涵意”。李正天则神情严肃，其发言内容大致是指责我们没有顾全大局。

间中，我们有几位同志发言，争辩我们举行纪念会的合理性、合法性。省团委干部

则出来打圆场。我在全过程中都没有发言，只是默默地听。由于我坐在一边的一端，

离杨尚昆只有一公尺远。杨没有作正式发言。只是就近对我们靠近他的几个人说：

“人民之声？你们就能代表人民？我们叫你们不要开，你们就不要开。如果你们硬

要开，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我听了，依然沉默，内心极为反感。



习、杨先行离去。省团委宣传部赖部长继续与大家商量后天在省团委大礼堂举行纪

念<四五运动>理论讨论会的事宜。回到家中，已是半夜。



4号清晨，我赶往烈士陵园，在正门张贴集会因故取消的布告。



省团委大礼堂的讨论会有一百多人参加。除了我们三十几人外，还有“李一哲”成

员，高校学生干部等。省团委耍了个招数，说为了发给与会者公假证明，请与会者

签到和注明工作单位。藉此，官方大致收集到我们学会成员的名单。



理论讨论会结束时，省团委表示今后还会经常请大家开会交流。就这样，七九民运

中广州的一场街头政治被中共广东省委化解。此事上报中央，得到中央认可，称之

为“广州经验”。即所谓对思想活跃的青年采取对话方式，在不动用专政工具，不

引起社会震动的前提下化解不安定因素云云。据说与广州经验相对照的还有“贵州

经验”。“贵州经验”是直截了当地抓人了事。



十几个春秋过去了，至今回忆起这些情形，仍觉得当时的退却是正确的。正是由于

这一退却，使广州民主力量获得了较多的政治空间。我们<人民之声>得以按月一直

出版到79年12月，继续力所能及地在广州宣传民主理念，并且同志们的损失也得以

减少。



习仲勋、杨尚昆在3号晚上的表现留给我的印象深刻。杨显然比习更为强硬僵化。后

来杨会紧跟邓小平，职位节节升高，支持邓的六四镇压，而习与邓渐行渐远，同情

胡耀邦，在最高权力圈中逐渐消隐都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八、适当退却是政治斗争的重要策略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斗争中，适当的退却乃是求胜的重要策略。汉初对匈奴的和亲、

列宁签订布勒斯特和约都是极好的例证。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从事政治斗争，更

须懂得运用这一手段。



1927年夏，蒋介石由于势力急剧膨胀而至在国民党内树敌甚多，更由于宁汉之争，

使蒋成为箭靶。经审时度势深思熟虑，蒋宣布下野。但仅仅几个月后，由于蒋的离

去，权力结构顿失平衡，各路人马争端迭起，于是，各系政要及军事头目出于不同

的考虑却得出相同的结论：拥蒋复出。这可算是蒋在他政治生涯中下的一着高棋。





邓小平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也有上乘的表演。他在削职被贬时，为求复出，不惜检讨

再三、自责自谤，甚至指天发誓。但一旦重获权力就脸色大变。无怪乎张春桥气得

大骂：“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当然，以退却来求胜的手段是有前提的，那就是须恰到好处不失原则。否则就不是

退却而是投降，或不是一种正当手段而只是无耻政客的狡诈权术。故此司马迁向汉

武帝极称李陵系诈降匈奴以图再起，而不被汉武帝所接受。邓小平的那等行径也不

应我们效仿。



九、八九民运未作适当退却令人惋惜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归于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运用这一策略。如果说

十一年以前相对于“凡是派”邓小平是“务实派”，那么此时相对于胡、赵他就是

不折不扣的保守派。而在他后面还有更保守的老人帮的党羽。以当时的政治情势来

衡量，单以民间民主力量是不足以击倒势力仍相对强大的保守派。然而倘若与中共

党内改革派力量协同配合，则有可能拓展新的局面。其实这也是有先例的。七八年

务实派击败凡是派不就是借助了民主墙的力量吗？虽然八九年的保守派力量远比当

年的凡是派要强，但八九民运的能量也比七九民运大得多啊！



设想如果八九民运作适当退却，使邓小平无以说服党内大员赞同武力镇压，使以赵

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有充份的时间去进行运作，而强大的蓄势待发的民间民主力量作

其后盾，那么八九民运的历史就有可能重写。邓毕竟没有毛泽东当年的绝对权威，

人大委员会却具有与昔日大相径庭的势态，各方面有利的因素迭加起来，改革派是

有可能请保守派元老们“光荣”退休，有力量削减保守派干将手中的权力，并在此

基础上推动中国改革的车轮。赵紫阳是中共迄今最具改革理念和政治品质最佳者。

他从事经济改革的成效及对政治改革的筹划已体现其改革理念之真切。文革后在广

东重握大权处理某些文革遗留问题的宽厚，和在六四后的巨大压力下坚持初衷更凸

显其政治品质之优良。这一点最为难得。一旦被最高首领指责就俯首认错这个陈规

陋习连彭德怀、胡耀邦都未能破除，而赵紫阳作到了，他不愧为中共党内第一人。

我们并不预期赵紫阳主政中国就可以马上实现多党制、三权分立、民选行政长官的

全面民主体制，但可望在廉政建设、党政分离、开放言论等方面有一定实质性的进

展。这总比当今中国政治反动僵化、经济畸形繁荣、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铜臭熏天、

贪污受贿泛滥要好得多。并且，我们还可以期望，改革派在站稳脚跟以后，会在民

间民主力量的推动下继续向前迈步。



然而，学生们情绪失控，一味向前冲，不肯作适当退却，终使改革派失去运作空间，

邓小平得逞，赵紫阳在广场落泪了。是痛惜学生们的伤病？是感怀个人前景之莫测？

是忧虑改革前途之危难？或许都兼而有之吧。



在此我无意责备学生们的执拗。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确难洞悉政治斗争的诡谲微妙。

我也无意指责导师们的失职，他们已讲得□焦口燥了。八九民运不同于当年共产党

搞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它本来就没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是学生们民主意识的

积累和爱国热忱高涨的产物，本身就带有相当的感情色彩。广场上情绪激昂，众说

纷纭，谁都没有力量把它纳入一条精确的轨道。



试想，如果当时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不是只有三十几人，而是有三千人，那

情况就可能产生不同的结局。人数众多，我主导不了局势的走向。激动的人群会在

鼓噪喧哗中否定了我作适当退却的建议，坚持要如期召开。即使我预见船要触礁，

亦无能为力，顶多预先作一些触礁以后的救援准备工作。世间有些事情，即使是正

确之举也往往是难被人理解接受的。如果样样都能处理得十分周全，岂不满街都是

常胜将军？



今天，回顾过往的民运经历，着眼于总结经验留予后来者，作为今后的借鉴。说来

我心中总有一丝抹不去的惋惜。七九广州民运中我们所作的一个适当的退却，不过

只是使广州民运得以继续进行到八一年初全面镇压而已。而八九民运倘若能作适当

退却的话，是有可能完全改写八九以后的中国当代史的啊！







原载<北京之春>199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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