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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世存：在中国生活的心灵──为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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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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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在中国生活的心灵──为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余世存
一．
我们处在一种难堪的情境中。
一方面，我们习惯了中国发展进步的神话，我们有连续二十多年都是高位数的经济
增长。在当下世界经济都处于低迷的时期，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一枝独秀，
中国有著庞大的产业能力，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成为令无数发展中
国家妒忌的世界工厂。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精神思维主要致力于此，逐利发财的冲
动堵塞了我们对生命自处和相处的全部丰富的感知和想象，窒息了我们对文明社会
的健康平易的意识和自觉。很多人以为，中国之路可能真的如中国政府宣示的那样
独特，中国勿须发达国家宣扬的自由、民主、正义、人权等等价值信念，就可以成
就一种新的东方的文明。
这种精神坎陷的时代景观给了很多关心中国的西方人以迷幻，他们看不清中国，他
们想不通中国人。怎么，你们真的不需要正义吗，不需要民主自由吗，人权真的不
是你们生活的必需品吗？中国宣称自己发展得很好，不需要别人来做老师，他们到
北京上海来的时候，也确实发现我们活得很好。这让他们大为不解，这是怎样的国
度和怎样的人民？那些从良知正义的角度要求中国进步的人士甚至怀疑或不无羞恼
于自己的努力，他们为之苦苦奋斗的人民似乎、竟然是在"享受生活"。
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建设几乎一日千里，我们进步神速，即使他们的某个机构每年拿
我们的人权状况说事，但他们的总统到中国的北京上海却得承认我们的繁荣。他们
看我们越看越失去了底气和自信，我们活得红光满面的，我们活得滋润著呢。而延
续中共血统的政权，本是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最大敌人，却已经一再地顺当延续并
继续实施著无能而专横的统治。我们有无数的问题却以复杂性掩饰了，我们有确定
的苦难冤屈在生和死，我们的精英却自豪地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青年游
行示威起来也只是表明中国整体受到了侮辱和损害。究竟怎么回事，人权呢，自由
呢？放眼世界，好像只有他们在做切实的工作，为我们的生命目的、为我们的人生
终极关怀著，而我们没有付出努力，也不再反抗那管制我们的敌人。
确实，我们不再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种大规模地、经常地向政权表达意见的举动
了，我们更没有针对中共政权的积极或消极的反抗，我们参与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
发展，我们把苟且的生活当作正常的生活对待。那些一门心思希望我们走向民主化
道路的人们，那些真心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被奴役的处境的人们，那些努力改善我们
的人权状况的人们，发现我们不仅有了与巴黎同步的时装，甚至美国大学刚出版的
学术新作也很快在北京圈子内讨论了，更不用说，新新人类们把头发染色进入了后
后现代的行列。看见上海北京的高楼大厦，他们不得不在心里嘀咕，那些中国崛起
论或中国威胁论至少有一个道理，那就是，北京的确发展了，我们在一种威权统治
里过得不算太坏。一个未曾明确表达的共识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二十多年的改
革开放里过得不错。
在东方人和西方人眼里，这个民主自由无望的大陆上的发展步伐似乎不可阻挡。不
仅西方人、就是中国人谈论起中国可能的战争、天灾、工人罢工、学生闹事、农民
造反、精英政变、如同历史上的动乱、颠沛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生活，就觉得
不可思议，天方夜谭，绝无可能。撼山易，撼发展的中国难。人们稍作理性地分析，
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的有农民、有企业家、有青年、有公务员们，都很务实，都有
著巨大的胃口和惊人的发财欲望，这将是怎样的经济加速器或发动机？同时，中国
知识界的贡献更为罕见，中国的知识界一直与自己的社会现实保持某种距离，他们
在主义和观念上做工夫，不断地移植世界知识，并越来越心系世界知识，努力参与
世界历史的演进，对世界历史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说三道四、指东打
西、评比优劣。因此西方人不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国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从每
一个交往的中国学人那里都听说了他们都甚少了解的当代西方的学院知识，这种进
步或发展与他们一根筋地追问、计较生存的正当性有很大的差别，却也是他们不得
不承认的。
所有这些个人的信仰、理性、学识无能于辩识一个文明的发展状况，却由造化本身
提供了答案。我们确实处在一种难堪的情境中。那些江湖医生的"中国威胁论"并未
能摸准中国的脉膊，他们实在高看了我们的能力和作为，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
诸多领域，我们不会有什么创造性的发明发现以挑战或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
仅仅照葫芦画瓢地在市场的低端进行过度竞争，这种能耐只是让发展中国家大为嫌
恶，尚未能对世界构成威胁，我们也没有威胁世界的意愿和健旺的生命力。我们威
胁世界的能力或作为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的。一种连中国人、东方人都从未想过
或难以想象的方式，一种病疫，自污而传染了世界。今天的中国人还沉浸在这个叫
做非典或萨斯的恐慌和惊悸中，但西方人却已经从对中国的迷幻中醒过神来，他们
似乎下定决心要对这个看不透的国度和人民抱著不信任的态度了。
在西方人的意识深处，中国之"黄祸"是可怕的。义和团一类的恐怖传说，既使西方
人鄙视轻蔑中国人，又对这个说不上文明的文明帝国有一种惹不起躲得掉的恐惧，
这个迟迟不愿跟西方人一样接受生命价值的文明帝国不仅是一个谜，而且言行举止
匪夷所思，它放不下过时的文明帝国的身段，无能、可笑、可恨，又蕴藏著一种邪
恶阴暗可怕的因素，一种令人想起东方地狱与世界末日的因素。而那些移居到西方
的华人，那些生活在伦敦、旧金山、波士顿等城市自圈自闭划地自狱的"中国佬"，
在西方人眼里丑陋、阴险、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而又残忍、野蛮而又狡猾，
不比地狱里的一群好多少，况且中国人是活生生的。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让
西方人迷惑起来，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荣，错以为中国人是一群可以哄
好的乖孩子，不无侥幸地以为可以在中国人那里买到便宜，彰显人权，收获正义，
享受猎奇。但这个似孩子又非孩子的种族却在说不，六四不曾唤醒他们，五八中国
使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九一一以来的大小事件，都不曾唤醒他们，他们明白中
国强大到威胁他们的时日还遥遥无期，但一场非典却以非典型的思维和形式挑战并
威胁了他们，非典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结了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华人，这是一个不可
信赖的种族。
唐人街的经济遭受了打击，它本来也一直以自污的形式存在著。没有欧洲人会没事
找事地跑到华人的餐馆里就餐，泰国人也跟著倒酶，西方人实在分辩不出他们跟中
国人有什么差别；甚至西方的工人见到中国寄去的邮包也不愿沾手，如不是违背良
心，他们可能不会费力地消毒，而是直接送去焚毁。大学和研究机构委婉地谢绝对
中国学者的邀请。无数的企业取消了中国的订单。中国的媒体虽然一再报道世界卫
生组织称道中国的合作态度，但世卫组织已经揭示了中国瞒和骗的经过。地球人都
知道了，一百多个国家对中国人的出游进行限制。中国、中国人，再次成了一种无
来由的祸害的象征，成了一些西方人头疼而不齿、不齿又得防著点的实在的妖异。
这个没心没肺生活的民族，像生物学揭示的所有低等生物的存在，如老鼠、蚊子之
类，不可理喻，以数量代替质量，以时间占有的长度代替生命的热度作为存在的本
质，却威胁危及了人类生活，与发达国家、文明民族比较起来，其距离之遥远实在
大于人与动物的差别啊。
二
我一直想对这些人说几句话，即你们错了。良知正义、民主自由同样是中国人所拥
有的禀赋，所信仰和所追求的人生价值。诚然，直到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专
制的，但中国人仍有万物之长的心灵，仍有心灵在感知生命的全部丰富。中国人之
于专制并非如鱼得水，到今天为止，专制生活对中国人依然是可怕的考验。中国确
实给世界添了烦难，但中国人跟西方人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何况自资本在世界范围
内殖民扩张以来，中国之于世界的威胁也远不及西方之于世界，西方对于世界的欲
望也比中国积极得多，正是西方人而不是中国人，以物质的名义，解析了精神，以
西方的名义，征服了东方，以自由的名义，统一了世界，以人类的名义，挑战了自
然；只不过今天的西方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而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还没有多少进
化。中国决不会离开世界成就自己的特别，中国决不会就此自称小康进而大同，而
且没有一个中国家庭不羡慕与美国西方有沾亲带故关系的家庭，没有一个中国人不
明白西方的发达、美国的富强与民主，没有一个汉语工作者们不羡慕英语法语的好
命运。我曾经著手做过这项工作，《2000前的北京》或《专制下的北京》，2000年
的时候就想把这一报告完成，但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感受著这项工作的全部困难。
表述专制生活的全部情境已经够难的了，今天我还要表达由于文明的无能无力施难
于世界的歉疚。要说清楚是不容易的，就像要把我个人的生活和思考全部马上明确
表达出来一样。怎么才能使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体会这里的气氛呢？只要浓墨重
彩，就能描出一团漆黑，就能如好莱坞的电影表现的落后蒙昧地区的不可思议不可
理喻的镜头，而稍加修饰就能使一切显得欢乐、吉祥，就能如中国的高等华人们那
样感觉良好、自信十足。美国每年发布的世界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就是在做这样的
努力，但今天它已经成了一个"杀人不死，救人不活"的劣质药品，它无能于描述中
国生活的真相。
甚至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年鉴学派的细节或越来越像回事的数目字管理，都不能
代表真相，揭示真相。像萨特描述"占领下的巴黎"一样，需要有许多发明，许多技
术才能表达真相，还需要许多善良的愿望和许多想象力才能理解真相。在灾难的日
子里，世人能有这样的静心和善愿吗？即使忠实地描述中国生活还不够，还需要像
阿伦特探究"极权主义的起源"那样，需要对群众、对民族主义、对个人有许多情理
的把握才能洞察真相。
更为复杂的是，信息的某种自由流布，世界漂泊一族的出现，使我们与自由世界并
没有完全被隔绝。神权社会、极权时代那种完全与自由世界的封锁隔绝状态消失了。
我们之间横著一道不可能用言词填平的鸿沟也消失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已经有了共
同的经验、回忆，我们全民狂热地看过《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我们
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了美国人去拯救他们被俘的女兵杰西卡），我们内地极为贫困的
地区也在消费可口可乐、麦当劳，我们的希望小学教材也有著西方的影子。但请不
要以为我们因此换得了西方人的心智，或我们有了跟西方发达社会相似的生存背景。
最为严重的是，那些到西方学习并生活过相当长时间的中国精英，今天却成为中国
市场、权力乃至媒体符号中最如鱼得水的骄子，他们不怀好意地干著妖魔化西方的
勾当而在中国大行其道；即使那些善良的中国人，在西方长时间里的观察，也陷入
了情理的迷雾之中，他们甚至解构起民主自由这样的生命原则。他们在西方呆得久
了，在他们看来，民主没有绝对价值，没有金钱和政治背景，平庸的布什怎会当选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女儿还没毕业就被人许诺十万年薪？关键是你是否拥有有效的
生存手段，而西主民主制度比东方专制更让人接受，不是什么人人都有追求民主自由
的本性（如果人有什么本性的话，那就是人不仅要活命，而且希望活的好一些），不
是什么"人人都要自由"的普世观念。如果专制能给人带来比民主制度更好的生存机会，
人们就会抛弃民主，就像人类社会抛弃落伍的部族血亲制而让专制制度登上了历史
舞台一样。
也正是这种生命认知基础上的多样和危机，导致了中国生活的危机。这也是我自2000年
后放弃工作的原因。因为我发现，中国专制生活的真相难以简单地说明，中国生活
的良知正义难以乡愿地获得，它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代价。谈到专制下的生活，与
其是说给老外朋友听的，不如说是在中国谈论，在中国反思，但这种有求于同胞的
行为，首要在于自身的位置，即我们自己是否做到了，我们是否是一个人，是否获
得了生命的自由本质。这需要行动，需要思想。而在专制独裁下生活，我们难以行
动，难以思想。那些能行动能思想的外人或旁观者们与我们虽能接触，却不能沟通。
虽然有无数的汉语知识生产，但这些知识多做了专制生活的帮忙帮闲，既不能使人
认清生存的本质、生活的处境，又不能改造更新我们的中国生活。虽然有众多的外
国记者云集北京，但他们的报道仍不能使人们了解专制独裁的真相。他们无权指导
我们的生活，他们无能理解我们的生活。有关中国煤矿一类的灾难报道只是一种报
道，在我们这里却是生离死别的沉痛和无形的恐惧；外人对中国非典事件的愤怒也
只是一种对专制独裁政府的不可理喻的厌恶，对其统治能力的不信任，在我们这里
却是呼吸之间的惊怖不安，是听闻小道消息的绝望和屈辱，是对当政者怀抱善心时
的不信和厌倦。
因此如何谈论专制中国，我能代表谁来说：在中国生活是一种可怕的经验？在我以
为最应该迸发出大恸哀嚎的地方，到处是无辜和快活的笑容；在我以为生存是被侮
辱和被损害的时候，媒体上的作家学者教授们却一脸的幸福；在明星们上台领奖以
为光荣的场景，我却读出了无尽的可伶可耻；在商人政客戏子为五星红旗骄傲的时
候，我却感受了彻骨的疼痛和悲凉。但这只能是一种个人经验。同时，请朋友们理解，
当我用我和我们谈论真相的时候，这个生存的主体是相当不确定的，他曾经是个理
想的青年，他有过纯洁的心地，但他可能已经有了人格的多重分裂，他的私人生活、
家庭生活和公众生活完全不是一个世界。作为言说者，如果对真相的描述过于自以
为是，中国生活过于黑暗，人们很容易提问，你做了什么？要知道，这是我的中国
呀，我能够来谈论本身，不正说明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吗；如果因此我们依然对
某些人物破口大骂，对现实全盘否定，如果我们只是以文字痛斥中共政权来立身处
世，我们还不如老实地承认，我们是懦夫而已。
什么是中国生活的可怕之处？它无形，让你不觉得有生死之决的敌人；存在的诸多
体制都让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处让你觉得有希望改进。等待、忍耐、希望、看戏、
评戏、分享，组成了中国生活的内容。在中国生活是相当模糊的。
但当初不是，一二十年前不是。那时我们自觉于第三世界国家行列，我们认识到我
们需要几个现代化，我们很想超英赶美，我们有这种生活的目标；我们也知道自己
的敌人是谁，那就是一穷二白的帽子和面貌。国门大开后，我们更能说得出来，我
们进一步明白了，我们的敌人还有封建专制的阴魂、制度和生活方式。思想解放运
动因此从七十年代末延续到八十年代，改革是一场革命，我们的生活在当时无论如
何地有一种确定性。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和限制，我们知道世界大势，我们知道东
方和西方。后来一直到今天，改革结束了，革命精神丧失了，改革于人们不知不觉
中沉淀出如同传统中国的上下两层社会。中国生活再一次结构出一种专制生活，人
生如戏，或揣著明白装糊涂，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少有明确的改造意志，人生于他们
并非有关正义的斗争。真的，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只有康梁革命和辛亥革命的
精英们有过担当大义的悲愿和努力，自那以后，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很少有过革命的
要求、眼光，更不用说是为了推翻专制独裁制度的正义革命。今天，相当多的中国
精英更是把革命等同于造反，等同于煽动阶级仇恨的民粹主义一类的病毒；他们以
为，革命的代价远大于当下中国生活的代价。这也说明中国生活并非明确置多数人
于死地的，并不是"时日曷丧"一类的一刻都不能忍的国民公敌。
尽管鲁迅是深刻的，他要求"这样的战士"，能够反抗战胜一切明确的有形的潜在的
无形的敌人；但这只是适用于个人，偶然，不能要求于生活，当精英们都觉得敌人
不是那么实在时，更不可能要求全民皆兵。外族统治、王权社会、皇权极权时代的
子民都有共同的敌人，萨达姆是伊拉克的敌人，金正日是朝鲜的敌人，但对专制生
活里的中国人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一致的敌人。仁慈的权威
邓小平一度是我们的敌人，但当他出来亮相时，我们心里仍止不住地激动。我确实
知道，在邓小平死时，不少知青，不少中年人是衷心哀悼他感念他的。他活著的时
候，北大的学生致意说"小平你好"，他死的时候，媒体很朴素地表演说"小平走好"。
江泽民也曾被描画成暴君，他镇压了法轮功，他确实沾满鲜血，但我们谈论他时，
却老江小江地蔑视他嘲讽他，我们心里明白他是我们的暂时的皇上。李鹏先生，他
对六四有责任，我们谈论他却经常从智力的角度而非仇恨的角度来谈论他。好不容
易走了一个傻子，却又来了一个疯子。这句话在中国社会流传多年，但当朱镕基这
个疯子下台时，媒体却表现出了少有的狂热和权谋。今天，在新一代专制的人格形
式表演他们的人生辉煌时，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们又激起了我们的希望，北大的学
生喊出了"胡哥挺住"的口号，八十多岁的焦大也赋诗说，"胡哥好样温哥帅"。我们
曾经以为专制独裁只是一个社会里少数人的事，只是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人
的事，但我们经常看见他们却恨不起来。在他们得意得疯狂的时候，例如朱镕基修
建上海悬磁浮，邓小平盖香山饭店，江泽民建国家音乐厅，李鹏修小浪砥和三峡工
程，我们最多只是私下骂骂他们；我们看见他们的老态或人情，例如江泽民站著念
三四个小时的报告，李鹏傻笑了起来，温家宝跑到矿下和大学食堂里吃饭，我们心
中那种古老的，少儿时期就具有的同情恻隐就会砰然泛起，他们也是有鼻子有眼睛
的人哪。正义、良知被戏剧性的家国情结解构了，他们也不容易，他们亲民，亲农，
识得孰轻孰重，他们日理万机，只是因为中国太大，人民太多，官僚太官僚，他们
才左支右绌，不停地平衡维持，灭火救火，他们有他们的苦衷，有他们的不得已，
不要为难他们是多数人的共识。他们作难了就跟他们一起提心吊胆，在一家有难或
国家有难时，这是经常的，我们都会放下成见，因为我们有一种毁家纾难的中国心。
那么谁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只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或从抽象的专制独裁出发认定
某几个人是敌人，那么其他人就能够同意我们吗？交通警察可能是司机的敌人（他
们乱罚款），但不是我们的；税吏可能是小商小贩的敌人（他们胡摊派），但不是
我们的；医生可能是病人的敌人（他们收红包），但不是我们的；律师可能是原告
被告的敌人（他们对原告被告敲骨吸髓），但不是我们的；博导可能是研究生的敌
人（他们只认孝敬了多少钱物而不认学问人品），但不是我们的；官员是部门行业
的敌人（他们怀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心），但不是我们的。我们虽然是司机、小
商小贩、病人、原告被告、学生、部门行业的集合，但后者及其不幸总是分立的、
个别的、偶然的、项目的；而我们却在专制独裁下生活。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是把官府当作敌人，但官府也即我们今天的政权却是一个庞
大的体制，一个多数人的事，一个不止于一个阶层的事，除了底层的工人农民外，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亲友在政权里任职。他们是敌人吗？如果我们认定体制就是
我们的敌人，我们能够像农民一样斩断跟这个体制千丝万缕的联系吗？即使农民也
在向这个体制求乞。一旦我们全部采纳了暴民的思维和眼光，世界又会变得多么简
单可怕。
我们不可能坎陷为暴民的思维和眼光，我们对现实的全部不满，对专制生活下的不
安和耻辱，却极为可伶地失去了清晰的敌人。我们本来意见风发，但我们越是斗争
下去，越发现势单力孤，最后发现身处无物之阵。没有人是敌人，专家、学者、教
授、企业家、政客，等等，都是有血有肉地出现在你的身边，他们都有各种好的名
义，并正当地行使其职能，他们甚至不吝暴露他们人性的弱点，即使他们有罪，但
我们都以为自己明白，那是制度使然，他们的愚蠢贪婪不过是制度的产物，腐败被
揭露被惩处只不过是他们的命不好而已。贾庆林居然当上政协主席，那就是他跟对
了人；成克杰胡长清被杀，也只是狗咬狗罢了。这些都是制度机器固有的症状，跟
我们的生活无关。反之，当我们有幸亲炙这些中高级官员时，我们往往发现他们跟
我们没有两样，他们只是在其位而已。我们一点儿也曾有著不共戴天之仇，我们最
多是羡慕他们或者蔑视他们。
那么制度是我们的敌人吗？似乎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制度跟我们血肉难分，我
们或者被绑上它的战车，或者主动驾驭它的运行。它保障了我们的生老病死，一旦
医疗制度发生了问题，我们看病就成为问题；学术体制发生了问题，我们的职称地
位也发生了改变；司法体制发生了问题，我们打官司也换了麻烦。我们谈著要改变
制度，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却同意要在这个制度内得到最优厚的效益。当然，
如此深究下去涉及到我们隐秘的羞耻心；但确实，制度给予我们抽象的敌对感远没
有具体的保障更实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抽象地诅咒这个敌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实在地从这个敌人那里领到中国生活的各种保证。
也许时间是我们的敌人，是它把一个血性单纯的青少年变成了一个深通世故的成人，
中国人少年时期所受的成人教育，接班人、栋梁、历史人物等等，在岁月的流变里
转换成了名人、成功人士、社会宠儿。这个需要养家糊口的责任者和虚无者，如今
没有公敌，他只对私怨感兴趣，只有了结私怨，才能在专制机器的铁桶稳定里获取
最大的利益；也许文明是我们的敌人，它的物质成就给年轻人太多的劳作，电脑、
网络、游戏、影碟、酒吧等等，让他们的精力多有分配，让他们分心于眼前的丰富，
甚至敌人也成了生活中一个普通的玩意儿。
就是说，专制的生活仍是可以过的，可以忍受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立刻马
上扔掉他们的生活。萨特说得对，敌人的概念只有当敌人和我们之间隔著一条火线时
才是坚定的、明确的。中国生活的可怕在于我们认敌为友，在于我们做了自己的敌
人，在于我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三．
但不要以为如此专制下的苟且，生活就是安稳的。
确实有一个敌人，而且是最恶心最可憎的敌人，它没有具体的面目；但它随时可以
把我们从生活里挑选出来，让我们做专制的祭祀牺牲。那就是专制独裁的专政力量，
它有很多名字，例如情治部门、安全部门、军队、纪检系统，等等。有一天，我的
朋友的同学拔了一个号码，电话响后，他说了三句简单的话：王副市长吗，我是纪
委的，请你明天下午两点过来一下。他挂了电话说，那小子正在电话的另一端发抖
呢？这确实是一种恐怖。军警特本身就让人畏惧，他们没有原则，法律是他们家的
菜园，任他们挑选或弃置不用。我也跟他们打过交道，其中的某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待我很是和气，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天，用我们的术语，他们很了解情况，他们掌握
了很多信息，甚至西方的前沿学术观点、国内的思想流派，他们也了如指掌；我跟
他们甚至开玩笑，他们如此开通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像俄罗斯的克格勃一样准备接
管国家政权？但他们实在又是偏执的，他们真的是狼种，他们只有狼狗一样的思想；
他们没有生命，只有对生命的戏弄。我们难以想象，技术成就的每一生活方式的改
进，在我们这里，都最终为专制接管。例如网络，异族发明的虚拟空间，在我们这
里却是实在的产生罪名的渊薮。我的例子不足称道。不锈钢老鼠，如今世界范围内
都知道了她的名字，她就在网上咋呼过，她可能在网下见过某种人，但她只是一个
学生，她的宣言在我看来只有后现代的意义，还没有喊出皇帝不穿衣服的真相。但
专制却挑选了她，成就了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定什么时候人们可能因为怯
懦的勇敢（例如进虚拟空间表白一下）而以身试法，莫须有吧，一种中国生活的罪人
就出现了。
但这种恐惧却也是相当不经意的，相当偶然的。只要我们乖巧一点，只我们温驯一
些，我们就会安全一些。所有中国生活的不安感来自于必然的巧遇。这就让大部分
无知的人们无知于自己的生活，让部分开智启蒙的人们无助于个人的遭遇，侥幸地
以为自己是漏网之鱼。例如市民阶层，我们最看不起的一类人，他们是多么老实又
多么布尔乔亚啊，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占据了西方布尔乔亚和东方农民的最恶劣的混
合，他们是东方专制独裁者们圈养的生存权的典范，但他们中间的少数人被挑选出
来驱赶来去。最近的例子，北京西城区一个叫徐永海的人因为拆迁而获得了专制社
会的较为丰富的感性认识。一个人一辈子以身体来获得这么一种认识是不容易的，
也是刻骨铭心的。他遇到的敌人是谁，是一群人，是几个机构，是他们，是房地产
商人，是拆迁办的人，是不准他游行的警察。中国人民众多，但这种短兵相接的战
斗却是一个人面对无物之阵的群魔众鬼。多可怕。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都
躲到家里成了"坐家"，他们也会偶尔光顾我敲打我。一个学者受到他们的多次接待，
终于想通了一个问题，他们一再警告的人，原来是我啊。并不是不想收拾我，收拾
我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我最好老实点。我只能说，他们想借学者之口来传达他们的
力量，想让我生活不得安宁，充满恐惧。我确实如他们所愿，而且我还超额完成了
他们的任务，我为他们和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知道，他们跟我一样，甚至是人
群中最没有相貌特征的人，我每天在大街上可以看到他们，他们挟著公文包，抽著
烟，看看红灯，然后随著人流穿过马路。甚至那些穿制服的军警特们，除了农民会在
他们面前害怕以外，我们跟他们迎面相逢再也不会紧张；尽管农民进城也会穿起制
服，例如小区的物业管理员或门卫，他们也能够让城里人让高尚住宅区的主人们低
下高傲的头来，但那又是一回事。总的说来，那些作为国家政权机器化身的官和吏
们，那些这机器衍生出来的公检法文教卫们，他们不是我仇恨的对象，但他们是我
的没有对象的仇恨。
这就是专制独裁下生活的可怕。让你倾家荡产，让你不得人身自由，让你暗暗地死
（感谢美国，它告诉了我们有哪些人在暗暗地死去），但所有这些直接的伤害只有
少数人来承担。因此，由我到我们，我的感受不能代替我们的感受；纵然我有著求
做奴隶不得的恐惧或有著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我们生
活的常态却还是在有规则地过日子，我们都有一份奴隶的饭碗和奴隶的位置，这种
常态让我们不觉不自由，不觉得身披枷锁，不觉得有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顶。就是
说，专制独裁生活里的恐怖不是一种强烈的、惊心动魄的情绪，不是每时每刻都提
心吊胆的极度震撼。我已经说过，我们没有敌人，我们只有活著。甚至我们的生活
是可以示范的，是可以交流的。我曾经说过，我们也许可以做南欧南美南亚等国家
的榜样，因为我们有市场却无民主自由，有德法双修却无法治精神。是的，今天我
可以说，中国生活是一切专制生活的典范。我们的国民都在努力生活，天下熙熙攘
攘，皆为名来利往。就是说人们都在学习、工作、吃饭、做爱、交谈；古人尚且说，
螺丝壳里做道场，何况是中国大陆，以前的天下，现在依然有近千万平方公里的道
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这个舞台没有实行军管，没有实行戒严，人们可
以在那上面表演，表达，可以在那上面寻求生活所需，可以在那上面找到一生的伴
侣。人们完全可以在这里过一辈子也不去想舞台以外的天地，人们更经常地不去想
舞台的限制以及在那上面所受到的专制，因为人们随时都会被别人的事件、别人的
痛苦、别的事件吸引过去，即使在人们传播官吏的腐败愚昧无行无耻时，人们仍是
满足的，前者的生活给了后者消遣的好材料，因此人们经常在谈论国家一类的大事
时会开心大笑。这样的生活还不够人学习的吗？还不够西方社会的朋友们迷惑的吗？
不用说，这个无物之阵经常提醒或暗示我们它的存在，它在那儿，它就在我们其中。
生活的不自由机会的不平等随时都有新的证据，让我们明白，敌人、无物之阵、他
们，等等，是活得多么滋润，活得多么荒淫，活得多么有想象力，这是中国作家更
不用说我们永远难以想象的境界。因此，只是借助于它的探索，它的存在边界的自我
呈现，我们的生活才有了基本内容。我们从没有离开过它。尽管它有时是那么遥远，
《人民日报》跟《城市画报》是两个近乎隔绝的世界，《求是》杂志跟《时尚》杂
志是两类社会，唐家璇也说中共是一个过时的词汇，它有时还非常知趣，不搞严打，
不下文件，不发出声音；但我们知道，它就在那儿。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最功利的想
法无不染上它的色彩，以至于在它显得大度或大有作为的时候，我们中间最善良最
有机心的人会利用文字和媒体来试探它的反应，寻找它的底线，它相当配合地成就
了我们生活的烈士，让一些人一些机构一生的成就就此高不可攀，以前叫利用小说
反党，现在可以叫自由化或破坏稳定。它既是我们寻求正义和获得良知表达的背景，
又是我们生存的意义，它是我们世界的经纬线。它奠基了我们的生活，决定了我们
生活的可能成就；当我们生活其中的时候，我们对其熟悉得几乎坐忘，不思量，自
难忘，它是我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就是说，它对我们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时我们又
与它相处得不错。
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跟它翻脸。虽然它那么反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只
是把极权时代的义务改革掉，只要它作威作福的权利，只要把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垄
断到自己的手中为所欲为地调控。因此不在它和它允许的体制里生活的人们，即不
做它的大小食客的人们，不让它成其肉身的人们，不做它的此生当世人格形式的人
们，那些苦难无助的下层人民，就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就只有向它缴纳自己的几乎
全部劳动所得，就只有生生世世地供养它，任它作践。为它打工五十多年的农民没
有跟它翻脸，虽然农民为它种地五十多年没有什么积累，反而据说欠它不少债务，
李昌平实话实说，中国平均每个村都有十数万以上的债务，欠银行的，欠政府的，
欠地方官员的，就是说，打工的欠了它的；我也曾去村里调查，李昌平说的确是实
话，农民的生活只有活著，是太平时代并不安稳的猫狗而已，这种奇怪的算账理论
大家都接受了。农民要活下来，只好抛荒，跑到城里来向城市求乞，跟它的大小食
客们打工，农民不愿铤而走险。据说曾是领导阶级的工人同志们也没有跟它翻脸，
虽然工人已经成了它的包袱，工人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但它眨眨眼就狠心地让工人
们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大学生们也没有跟它翻脸，他们曾想跟它套套近乎，被它翻
脸用坦克碾压了，他们就只能在学校里做一个老实的学生；即使今天它不给大学生
就业的希望，大学生们也没有说什么，做什么，大学生们还在卖力地学习研究臧否
西方知识及其现实的优劣。真的，我们都知道自己供养了它，它不值得我们给予任
何信任，但我们不曾跟它翻脸。人们得了病，宁愿躲起来自生自灭，也不愿意进它
的医院，山西至今还有二十多个农民因不愿进医院而被它通缉（请原谅我不再流泪）；
人们宁愿听小道消息，也不愿意相信它的报纸（请原谅我不再流泪）；孔子说，苛
政猛于虎，它其实比脏病瘟神还要可怕。
是的，人们没有跟它翻脸。尽管它在各个方面都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它在中央要的
是法西斯，它在地方要的是封建，没有我们的自由民主，没有我们的生命正义。我
们要离它远一点生活，何其艰难。学校是它的，银行是它的，邮局是它的，道路是
它的，医院是它的，从报刊到影视到网络的各种媒体也是它的。一个人出门，就不
是生命自由权利的适当展开，而是面对这所有的生老病死、吃穿住行的限制。因此
那些属于它的人，那些上层人士，它的大小食客们，就只有拼了命地把自己分享的
一部分最大化，从而能够应付其他食客的管制宰割；它的道路虽然享受了它的其他
部门的供奉和尊敬，但道路出门时也得受其他部门的宰制，因而也得拿出一部分来
供奉它们。它让食客们觉得这种游戏是很好玩的，它是食客们的衣食父母，是食客
们的制度形式，又是食客们的精神归宿。在这样的有敌人而无敌意的情况下，谁有
号召力，说我们有一个敌人呢？谁能指明这个敌人呢？即使它不尽义务，人们也会
小心地论证它的合理性。例如非典，越南都二话没说地宣布对病人免费治疗。我们
的最有学问最有活力的年轻人却在网上用西方知识谨慎地讨论是否应该由中央政府
买单，而一两个地方政府宣布免费时却让人们以为那是了不起的德政。一个人在这
种情况下怎么会生活得幸福呢？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又怎么找不到幸福感呢？
据说有人责怪中国人认知上的愚昧，情感上的偏执，对任何一场世界事件都不能公
正公开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其实错怪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它养育下的群众，
即使新的人类，在心智结构上也是它所控制它所决定的，它种下了龙种，它又赋予
并增添了信息的成分。就是说，专制生活不可能提供充分公开的信息，人们对任何
重大事件的描述离真相也就遥远；专制生活很少能成就基于人性的社会思想，人们
对任何重大事件的分析也就著相；专制生活很少能有正当的作为，人们对任何重大
事件的评论也就流于无同情的轻浮清议。因此，人们可能有观点，但他们没有自己。
他们是观念衣服的架子。如同伊拉克或朝鲜面对美国的愤怒的群众呼声，我们不能
苛责于他们必须表达健康的人情。请原谅我刚才用了他们而不是我们一词，我并不
是想把自己摘出来，做一个旁观者，外人可以旁观指指点点，我们却不应该作为旁
观者指责我们的专制生活。虽然旁观者谈论正是这些国家的各类精英或民众最常见的
生活方式；身在其中却以为自己清醒地活著，自己活出了人的全部丰富性和目的性，
这是混杂了他们的虚伪和骄傲、羞耻和高明的表达方式。这些落后国家或病弱的民
族确实还有著另外的眼光或自觉，但不是这种旁观者。一个绝望的大陆，中国死了，
在其中生活，他们不可能是个活物，他们只是象征而已；我也如此，如果我不是寻
求另外一种生存和表达的话。
四．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哲人早就明白这种生存状态，他们承认即使这种生存状态下仍
有健全的生命存在，但那需要勇猛精进之心，这种人并不是张扬了个性、表达了自
己，而是维系了生存的背景并有所超越，而是理解了中国生活并有所作为，用他们
的话说，这是花果飘零。遗憾的是，一个民族飘零的花果可数而且当其时是无人知
晓闻问的，我们可能明白在伊拉克百分之百地推选萨达姆做总统的时候仍有真正的
心灵存在，但我们不知道这种心灵的伊拉克面容；我们可能想象一个朝鲜人同事布
施于他的民族，但我们不知道对他来说心知肚明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种明心见性
道成肉身的模样。有时候，对这种人的尊崇和纪念是相当迟缓的，甚至其时代被推
翻过后很长时间才会被发现。大多数人，即我们，对于时代社会多只能是感觉而已。
这种感觉只有当生活变得过于尖锐时才会上升为心灵。
因为专制制度是人类社会演进史上的一个阶段，它曾经进步过，它的存在状态也不
是停滞不前。只是当它自身开始败落例如演变成了当今的中国生活时，只是当新的
制度如民主制度对比鲜明地竞相遥望时，我们才感到无来由的绝望，我们才感到自
己的中国生活确实已经有违人的良心更挑战了生命的正义。但正是如此，生活于其
中的人才有赌徒之心，才有旁观的态度，才有把生命当作工具手段的作为。生活在
别处，此地的生活由于缺乏信仰的基石而属于某种历史的中间物。我们的中国生活
因此既真实又虚妄。我们既是示众的材料，又是好事的看客，自以为冷静的旁观者。
甚至是在一种承继中，在一种时间社会的自然演变中，我们感到了某种废绝，人心
不古，但我们仍苟且过来了；这种"古"究其实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例如从八十年
代到九十年代，似乎全民都明白了信仰真空、向钱看、道德沦落等等语词的生活含
义，但全民却仍是与世浮沉，共谋成就了一种令外人不可思议的中国生活。即使如
此，中国人迷糊的面容后面揣著的是大明白，他们深知还有一种更深的认知和表达，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什么了，即一个有活力的中国死了，用佛家的话说，
这是一个末法时代，法灭时代也开始登场。有关中国崩溃的论调早就在中国人中间
普遍地讨论过了，直到现在仍是中国人谈论的主要话题。每一个谈论这类话题的中
国人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一个超越者，因为他们谈论过了，所以中国崩溃是
无足怪的，因为他们谈论过了，所以中国免于崩溃是无足怪的。
这是我们的悲哀。这个切己的中国和中国生活似乎与我们无关。我们无能为力，我
们既无意志让它毁灭，又无力让它兑现一切。因为旁观，生活于我们成为一场巨大
的骗局，它是一个巨大的幻象。我们的心智稍微放松一下就会被这种幻象吸附进去，
我们看见了高楼美仑美奂，我们看见孩子们新新人类，我们看见了先富起来的人们
金堆玉砌。繁荣啊。成就啊。是社会进步了，还是自己落后了；是世界变化太快，
还是自己不明白。扪心自问，可能我们自己并没有付出或贡献什么，生活仍如此繁
荣不正说明中国有自己发展的特色和奇迹吗？
何况生活确实每时每刻都向我们呈现了它的发展面貌和发展格局，每年都有新的词
汇，这些创造性的词汇远多于作家学者们的想象。同时，两会里有议员，音乐厅里
有音乐，美术馆里有画，大学里有学生，但这一切都不过是维持门面而组织的戏剧
演员，或说是为了维系自身生存而成就的象征符号、生力军和接班人。这一切都证
明这个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最大的邪教最大的黑社会有规则地运转著。
我们在其中生活，借王小波的话，也不过是它的行货。我曾经说过，稳定是官方用
以恐吓我们的手段。但说真的，我们没有人希望动乱。稳定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伪问题，任何一场小小的动乱，受苦的只是我们中国人民。
但是，在这个火山一样宁静的日子里，在稳定的无知的生活变迁里，为什么我们的
每一感受总有异己的色调呢？我们在自己的广场里散步，在自己的政府前经过，在
自己的大学里穿行，感到的却是一丝苦涩，一种悲情，一种羞耻的愤怒。即使北京
上海的城建搞得让老外们都眼花缭乱，一些新的建筑新的设施确实道貌俨然或气魄
庞然，但在我们眼里它毫无生机，一点儿也不亲切，它太大太空了。三环四环的道
路形式大于内容，世纪坛太妖，广场太有血腥，纪念碑太高不可攀，日益拓宽的街
道失去了人情，距离太大，远景显得太开阔。我们在这座最有方位感的古城里最容
易迷失方向，最容易感到行路艰难，做事难，行路难。用毛喻原的话，我们遭遇了
废世。尽管它表面上不乏语言上的气吞山河，物象上的龙腾虎跃，杜撰的景色也如
彩色电视画面般的亮丽，那么美好，但究其质，我们坚信在一切"新鲜、沸腾和华丽
"的外表之下，它总有一种包不住、藏不了的消极情怀--废世感。
那么，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何以成为废人。因为我们的未来由别人决定，它抢走
了我们的未来。对于它，我们不过是物，是行货。资源不在我们手里，虽然人力资
本的说法儿出来了，但我们都知道，在真正的资本眼里，我们不过是一无所有者。
以前我们的生活生产都是由它有计划按比例安排的，现在它增添了一个新的说法儿，
即工人是由企业家们养活的，农民是由乡镇干部养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工人们
才有工作，乡镇干部心狠一点，农民一年到头只有喝西北风。我们的命运不由我们
决定，甚至大学生们的未来也由政府决定，他们就业机会的多少取决于政府的仁慈
政策。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们表示了好感，那里似乎确实是人间天堂，但去天
堂的路太远，只有少数有条件的人去了；同时，除非我们过于自恋或过于天真，才
会相信他们会无条件地帮助我们。他们不惜与我们的政府翻脸来帮助我们，只是因
为我们也在他们的利益或人生意义之中，我们的自主自由只是他们自由的一件附属
品。当然，在对物的不同态度里，我们仍必须诚实地承认，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最大，
最有可能解救我们，只是在伊拉克北朝鲜之后还有其他地方排著队呢，毕其功于一
役的解决之日还遥不可期。
人们都承认不曾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但承认是一回事，自己的生活又是一回事，
废世里的废人，即我去年说过的类人孩们，他们除了自恋或自负外没有别的，他们
不再关注自身以外的事物，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再感受别人的未来。要知道，在生
活的上升时期，说到中国，人们会同意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即是这样的上升时期，
在那时我们经常会同情理解一个年轻的少妇眼望怀中婴儿时的幸福，我们□慕大学
生甚至尊他们为天之骄子，因为我们预感到他们有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未来，因为
生活对于他们可能是自由和机会，是事业和我们难以想象的创造。但今天不是。我
们再也不能想象一个大学生毕业后的命运，我们再也不能在看到一个孩子牙牙学语
时试图想象他们的未来。因为大学生可能是社会的负担，孩子们即使在人类之前再
添上几个新新新的字眼，我们仍然知道他们被固定了的位置。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
暂时的，它们的意义限于它们被完成的瞬间。我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看过了，体验过了，它只会比我们体验的更规矩，更
按部就班，或者说更糟；如此一来，我们还想象它干什么呢？如此一来，生活中的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是类人孩，是囚犯，是废人，甚至是死人。我们观看自
己，看到的却永远不能进入属人状态的废人。这种非人的生活对一些人来说难以忍
受，所以许多人为了找回一个未来，就逃离故国，适彼乐土，直认他乡做故乡，至
于今日，华人以各种方式移居异域已让世界为之震撼。还有一些人，他们为了拯救
自己的未来，就投入了反抗运动，民运分子也好，取批评现实生活立场的作家也好，
大概算是这类仁人志士，但他们只闯出了一条个人出路，而且我们知道这一点，他
们对于我们的生活无济于事，他们把这出路也体制化了，即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的铸
定于同一硬币上。他们在我们心目中主要也只有象征意义，多数人甚至也不知道他
们的存在，因此即使他们个人找到了出路，甚至比工人农民活得好得多，他们最真
诚者也是最绝望的。他们的背反只是象征叛乱，唯有我们的生活是真实的，是虚妄
的。
因此我们就被生活置身事外。对于我们不能做什么决定的生活，我们还有一种不能
理解的耻辱。有时候我们望著我们社会里的先知先觉者，那些仁人志士们，那些德
高望重者，那些典型和榜样人物，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又说，君子德风，小
人德草，因此我们经常想到他们，哪怕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需要在人生最重要的
问题上，在大是大非上向他们请教；但他们似乎安稳之极，我们以为他们的等待有
某种玄机，我们也跟著等待，过自己的生活。我们等来了法轮功，洪水，网络，等
来了九一一，伊拉克自由，无数典型之后的无尽恐慌的非典。我们依然不解人间何
世。现代化突然变得模糊起来了，因为另外一个字眼，小康，给予了我们，我们得
用小康思维想事了。我们全是被给予的，而有时候被给予得太快，什么也来不及理
解，什么也没有学到。日复一日地，我们看到生活的废墟日新月异，资源被消费，被
吃掉了，城市被污染了，空气、水、山林、人日废一日；我们的年青一代的青春，大
概有近十五年的时间不得宣泄，当韩国的大学生们一而再地学会了跟政府叫板时，我
们的大学生却只能窝在宿舍里打游戏，等著非典的感染成为非人或废人。然后我们
看著一个个的德高望重者终老天年，我们被牺牲了，我们乐意做出牺牲，但今天我
们知道我们的牺牲没有任何意义，毫无用处，它既改变不了社会的风气，也不能振
兴一个民族。最令人耻辱的，我们对生活一点儿也不理解；最令人痛苦或最可怕的，
不是我们必须受苦，必须牺牲，而是白白地受苦，白白地牺牲。
五．
在被绝对遗弃的生活里，我们跟外界的联系并没有完全被切断。这是最为惨痛的，
就像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一样，生活中确实存在著人被掏空身子，被限制胃口，被
窒息心灵，却留下眼睛观看的奇特景观。我们的头脑、心智、身体都被抽空了，但
我们的眼睛却被定格到圆睁的程度，永远地看见它的得意，它的快活，它的酒宴，
它的接见外宾，它的节日般的天天庆典。我们同时还看见了另外语种的人们，例如
英语法语的人们，他们的自由和自由的异化。我们经常在绝望里注视我们最后剩下
的希望，是的，我们无能想象的眼神也明白你们是人世的希望，是生活的榜样，是
生命存在的健康。但可笑的是，我们对于你们并不是只能行注目礼，因为我们可以
公开地骂你们，我们被允许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上街去向你们示威，或在镜头前表达
某种愤怒；你们走近我们的视野时也不总是带著天使般的气氛，你们经常带来一种
挑战我们停滞的想象力的信息，我们无所适从时会经常变得困惑或羞恼。你们经常
逼著我们选择、表态。而人们也很难想象，我们必须抱著多么大的信念，（生活在
废世中的我们是很难说有什么信仰的），才能继续公正地对待你们，才能和你们一
起愿意你们对我们这片绝望的大陆进行指责。
是啊，凭什么你们可以对我们的银河号进行拦截呢？你们的飞机为什么要侵犯我们
的领空呢？你们的炸弹怎么偏偏炸毁了我们的使馆？再说远一点，以巴冲突你们真
的做到了公正无私吗？对伊斯兰整整一个文明的认知，你们做到了敬畏吗？还有，
你们也不是一直把我们当作扶贫济弱的对象的，你们有很多权宜，你们来到中国，
也大多跟我们的上层精英们称兄道弟，在那种交往里，你们甚至习惯喜欢上了请客
吃饭的中国生活，你们也学会了说"发票""傻X""报销"。因此，我们经常迷惑不解，
是不是中国生活有可圈可点之处，是不是中国生活中的情感认知有可取之处，由这
种生活里生成的对于你们的仇恨和优越心是不是值得发扬下去。当我们的青年人上
街游行时，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们的脸上可是青白交织啊。中国人之可
恨固然不假，但可恨之人必有可伶之因，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么一群可伶之人却因
为你们的言谈举止相互之间大打出手，从炸使馆，到九一一，到最近的伊拉克自由
战争。当我们的生活停滞下来时，人类文明的演进却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任何一
个事件都可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都有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民或中国文明的未来产生
影响。我们何幸，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世界大事；我们何辜，我们经常受到诱惑，让
我们很想恨你们，我们必须与这种诱惑斗争：在我们遭受的不幸中，你们也给予了
不少。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你们给予的不幸并不是最关键最致命的，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对人类文明抱有信心，我们才能继续公正地看待你们。
确切地说，是我们不愿怨天尤人，因为我们还想做一个人。如果我们不想做一个帮
凶、帮闲，如果我们不想做一个刽子手，如果我们不想做一个流氓无赖恶棍，如果
我们不想做一个暴君暴民，做一个蛮横自污的官吏，做一个不知良知正义为何物的
学者，我们就明白，你们有种种的缺点，但我们内心更有问题。这一隐秘的耻辱折
磨著我们。六四之后，我的这一意识首先是在知识界犬儒化中在中共镇压法轮功时
体验到的。这种痛苦，这种耻辱并不好受，它又干又涩，令旁人不悦，因此我只有
从社会上退出来，独自体味。这种意识还认为我们理应受苦，理应遭到天谴报应，
它就像掺杂著毒药，使我们愧对生命本身；而有时候，赎罪的意识又出现了反复，
即我们的受苦是白白地受苦，它没有任何赎罪的可能。我们知道自己是聪明的、智
慧的，可是男儿生来六尺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啊。我们落后病弱及其原因是举
世公认的事实，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打肿脸充胖子。我知道
日本人看不起我们，我还记得，在军艺门口，一个路过的泰国人对两个军队学员嘲
笑中国的穷相，军人奋起还击，事后却难堪得要命。你们对我们也不是一直是很温
和的，你们得出结论说，让台湾过它的民主治理的日子，既然我们不要民主自由，
我们就过自己的日子好了。难道真的只有我们，或说我们只配过这样的日子吗？为
了一种理想，我们民族折腾了百十来年了，直到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仁人志士为此
努力，一些人出于为国为己的荣誉，而闯出了一条与中共政权决裂的出路。还有更
多的人在犹豫不决，内心不安，他们反复地体味著自己的自卑情结。有一种痛苦人
们必须承受，既不能认定自己不该遭此等报应，又不能把它当作赎罪手段，这不是
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吗？
但是，像这样想象的人似乎只有少数，因为我说过我们停止了想象，我们对生活的感
知不曾上升到某种心灵的高度。更何况稳定派渐进派改良派和坐稳了奴隶位置的人
们希望大家咸与维新，即使心灵的地盘也休想干净。歌声也是它的，色情也是它的，
腐化也是它的，京剧也是它的，网络也是它的，唐诗宋词这些伟大的传统也是它的；
典型是它的，非典也是它的。它太强大了，以至于我们稍作他想就头疼起来，我们
的想象无以穿越。一个为农民服务的大学生团体的头目临毕业才敢来找我，我问他
们干过什么，他说的是他们在讨论革命改良的各种可能，我愤怒地措辞说，这怎么
是你们的问题呢，你们怎么生活得本末倒置呢，但我也知道，这么责怪他们无济于
事。
什么是中国生活，什么是专制生活？这种生活里的他人关怀就是少有落实于个体生
命，就是对屠龙术的纸上谈兵，就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审美，就是如戏如剧的等待和
忧患激情。中国饮食文化里最经常最普遍的一道菜乃是旁观者的段子，据说两会的
议员们议政都会比试谁了解的段子多；这个毫无政治感的民族却总与政治难解难分。
人们，无论他是电视台的记者，研究室的专家，还是部委的司局官员，都以为自己
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是在堡垒里做呼应的，最不济也以为自己是清正的，因为他们
谈论起各种贪污腐化的段子来确实证明那些生活或工作状态与自己无涉。如果我们
想问一句，我们没有听到呼声，你们怎么就跑进去做了内应呢？他们会说，事情迟
早要这么做的，即使没有事发生，这些位置也是需要有人去占领的。虽然很多民族都
贡献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都有过消极抵抗的伟大实践，但他们会解释说，要使
不合作有效，那么司机必须全部停止开车，教师必须全部罢教，商人必须罢市，农
民必须抛荒。但这样做的话，中国的专制机器也不会感到不方便，真正不方便的是
民生日用，因为被绑架的是我们。因此必须工作，为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这种生
活维持哪怕是只有外观的组织形态，为它保存最低限度的活力。同时，他们会说，即
使他们不去工作，怎么能保证别人也不去工作呢？因此我们都成了合作者，我们都
成了它的合伙人，它的帮凶帮闲。有人因此聪明地在这种情境中努力改善自己的处
境，或者说不如说白了，整个中国的精英层都在跟它合作。至于那些维系自己生存
的底层人民，他们的每一努力都同时供养了它。如同鲁迅所说的，我自钟爱这些野
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而当我们感知这一切时，同样地，我们心脏
的每一次跳动都增加了我们的难言的耻感和罪感。
据说，神权时代的我们有过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鱼水情境，极权社会里的人民群众，
其眼光不仅是雪亮的，而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甚至今天我们心中难言的它，也曾
以各种形式鼓吹、提倡、威胁著，我们的团结是无敌的。中华民族的意志，亿万人
民的情感，人民群众或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们不曾感受过这种团结，尽管我们
确实知道，即使我们传统社会里，也有过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的受苦者是兄弟的
说法儿；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常识也告诉我们，真正受奴役的人民没有祖国。如果
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上受奴役的人能够团结起来反对它甚至推翻它，那么我们过的
这种卑污生活也许可以变得能够忍受一些，我们至少可以实现古人说的使海县清一，
寰区大定；但不幸未必使人靠拢，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种真相早已具有真理般坚
硬的质地，几乎是我们考虑任何作为的前提。
除了它的存在以外，这盘散沙中没有任何自组织形态的生存可能，黑社会或会道门
一类的组织不过是对它的复制而已，新兴的非政府一类的民间组织不过在它的监控
中活动而已，后者只是要从它手里偷抢一点资源，决不会创造积累新的社会财富，
也不会拓展生命自由的活动空间。因此我们的生活日益简单化，马克思所说的简单
的占有感完全适用于我们。我们什么也能够将就，我们什么也不想失去。我们吃下
了一切，听下了一切，还将视听下去，这种中国生活还在展开著，我们已经与之建
立了某种可耻的、很难说清楚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一种不带任何同情心的只要自己
活著的依存关系，确切地说是生理上适应后的相互依存，就像钱钟书论证过的久苦
成甘，我们体味生活的苦难有时真的不害羞地觉出了一丝丝的甜蜜。而明天的中国还
没有露出它的真面目。
但我首先要说，比起自足自洽一类的社会，例如神权或极权社会的某种时刻，专制
生活可能更为可怕。因为前者的我们是无知无识的，而今天的我们却成了鲁迅笔下
的醉虾。我们确实不能行动，甚至不能思想，但我们却得活著。因此，我们中国人
民在专制生活里大概说不上表现得伟大、高尚和尊严。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正视真
相的必定只能限于少数人，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有人义无反顾地以身试法，自愿以身
殉难，那些仁人志士和寂寞里永不得见天日的思想者们，他们以受难殉道般的勇气
"如羊进入狼群"，他们回向这阴暗污浊的中国生活，与他渺小卑微的兄弟一起，共
同领受当代的中国命运，他们的存在，尽管我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但他们
足以赎过渺小卑微的我们的种种软弱。
中国古人在实录人生真相之际，想到的往往是藏之待之，他们等待的是另外一类空
间或另外一种时间里的伟大的读者。今天我能够想见他们的心地，因为确实，像存
在主义的大哲萨特说的，如果我的这篇文章能够帮助另外世界里的读者理解我们中
国人民在耻辱，在绝望，在轻蔑愤怒中经受的一切，我认为，读者和我一样，会认
为我们中国人民的生命或生活有权得到尊重，包括他们的过失在内。
六．
但是，如此一吐我心中的郁积垒块，读者可能早就等不及了要来跟我理论，我们真
的只有软弱或过失吗？或者说，这可能只是你个人的想当然罢了，大多数人真的如
此吗？另外，我答应过的如阿伦特那样，对我们生活的起源或何以如此揭示一二并
没有完成。
我确实能够肯定的，这是我的想法。也许其他人并不如此。对于真相我们只能揭开
一点点，如果全部说出来既可怕也不太可能。去年我指责专制中国的子民们全是类
人孩，结果遭到年轻人的抗议。我当时想，说他们是中国的希望看来似乎有些道理，
但愿他们能够推翻它，并改变中国生活。我确实只讲了类人孩们可耻无赖的一面，而
没如今天那样讲述他们柔弱诚挚和无奈的一面。但类人孩是我们的本质却是事实。其
实西方的知识谱系里早就论述过专制社会里的个体状态，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同情并
承认，一个专制状态的个体很少能说出自己的话来，即使在信息突然全部给予的情
况下，这些人也不可能马上形成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他们说出来的只是易逝
的意见，是类型化的集体记忆，是学来习得的偏执。但那些思想家们出于避讳或别
的考虑，他们没有公开明确地给我们命名；而那些同样偏执的西方人，则直截了当
并走过头了地把我们当作野蛮人或劣等人。想一想我们对内地人、对农民，对贵州、
甘肃一带生活著的人所具有的优越感，想一想我们对战前的伊拉克，对此时的朝鲜
等国家的人民的可伶，并由可伶上升为自我享用的幸福感，读者就会明白，我将不
自由的心灵称为类人孩只是简单地称道了一个事实。
不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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