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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时代的终结与启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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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叶利钦时代的终结与启示（二） (364 reads) 时间: 2001-12-28 周五, 上午5:44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三

　　从1993年10月白宫事件到1998年3月切尔诺梅尔金下台，为叶利钦时代的第三阶段。白宫事件後，叶利钦消除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通过总统集权的新宪法，使他成了「民选沙皇」，俄罗斯政局出现了叶利钦时代最稳定的局面。叶利钦大权独揽，但并未缩小政治自由。以俄共与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在白宫事件後仅两个月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大显身手，使新杜马的成员中叶的反对派比重甚至高於旧议会。然而，此时政治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杜马权力大为缩小，而反对派则从热衷於政治斗争转化为主要从事议会斗争。这两点使这一阶段的政争相对温和而有序，左派起家的议长雷布金与谢列兹尼奥夫反而比过去的「民主派」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更能与叶利钦和平相处。俄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民主而有自由」或民主少而自由多的「新权威主义」格局。加上经过10月事件考验後，切尔诺梅尔金彻底倒向了叶利钦，受叶任用为总理达五年多，政府的相对稳定使其得以实行一贯的转轨战略。经过四年多的调整，俄国逐渐实现了从稳定财政货币到稳定生产，从证券私有化到货币私有化、个案私有化的转变。俄国经济在1995年趋於稳定，虽因1995-96年间的「选举战」和车臣事件影响又有反覆，但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现了回升的苗头。

　　然而，这个时期也是叶利钦锐气失而暮气升的时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挫折、动汤与决斗，叶利钦在实现「新权威」式相对稳定的统治的同时，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各派别也由思想观念的分野变为利益集团的分野。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力资本的兴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所谓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如今，抨击「寡头」在俄国国内外，包括在中国知识界都已成为潮流。但其中充满许多似是而非之论，最流行的说法便是认为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是民主化、市场化的「激进改革」造成的，是全民分配国有资产的「证券私有化」造成的，是西方势力推动的。

　　这些说法颇值得怀疑。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激进改革」，可是寡头垄断只在俄罗斯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场化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寡头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的，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於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於过去的集权制。正如世界银行驻莫斯科代表处专家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娅所说：金融工业集团「通常都被理解为是在国家庇护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换言之，它恰恰与「激进改革」要求限制国家干预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种一方面指责「激进改革」过份削弱国家干预，一方面又把作为国家干预结果的寡头集团斥为万恶之渊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副所长西蒙尼亚更指出：所谓金融寡头不是一般的官僚资本，而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形中，「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他们「用各种形式上合法而事实上违法的方式把私人利益和国企活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了「官僚资产阶级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控制」。而苏联学者巴弗连科更认为：「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换言之，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於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而是民主不足。

　　事实上，如今被称为寡头的「金融工业集团」正是在以盖达尔为代表的青年「激进改革派」「闯关」失败离开决策层後，由一些「稳健」的老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所大力提倡、国家大力支持、甚至往往就是由国家授权自上而下地组织的。因此，学者称他们是「指令」形成的寡头。在「激进改革」时期，一些民主派基於在俄罗斯建立以广泛的私有者为基础的真正民主制的愿望，同时也基於私有化之初社会上自发地涌现众多小型商贸组织、作坊与小工厂表现出的经营灵活性与当时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危机深重的鲜明对比，主张以发展中小型企业来走出困境。「闯关」失败後这种意见被抛弃了。出身於国营大托拉斯的切尔诺梅尔金上任伊始便表示：「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不应变成小商小贩的国家」，「想用小店铺把我们国家包围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振兴经济改善生活的做法不会成功」。1994年在结束证券私有化之际，以老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表示反对分散化，主张「把国有大型企业改组为集生产、销售、金融活动为一体的金融─工业集团」，认为这种组织「应在今後俄经济中占优势」。老经济学家什梅廖夫也提出：俄罗斯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强大的工业─金融集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4年2月叶利钦提出1994年应成为「金融工业集团年」，并在此後两年中连续出台了《促进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并展开活动的措施》（1995年4月）、《关於金融工业集团的联邦法》（1995年11月30日）、《关於促进银行与产业界一体化》（1996年4月）等十几个法令、总统令与行政法规。於是寡头经济迅速崛起：1993年全俄还只有一家金融工业集团，1994年便有了7家，1995年21家，1996年37家，1997年已有近60家。并进一步从中产生了「巨人中的巨人」，最终形成了後来的「七大寡头」之制。

　　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後，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今天俄国的政治谱系中，无论盖达尔还是亚夫林斯基这些「民主派」都与金融寡头的关系相当疏远（丘拜斯是个例外，但1994年之後丘拜斯与盖达尔实际上已距离很大，丘拜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主义者」了），而切尔诺梅尔金的「家园」才与金融工业集团关系最密切，甚至俄共也与这类集团有颇深的关系。因此，无论「民主派」在其他方面的功罪如何（他们的「激进改革」的确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东西，包括他们过份天真地相信西方列强会全力支持俄罗斯的「闯关」），说他们代表了寡头的利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俄罗斯寡头集团的思想─政治代表只能是左与右的「新权威主义」者（1994年以後的叶利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这种色彩），而不是甚么「民主派」。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白宫事件後，即我们论述的这个阶段中，金融工业寡头对政府影响的增大（乃至於直接加入政府，如别列佐夫斯基等）与「民主派」的日渐失势是二位一体的大趋势。当然，叶利钦的「民主派」出身使他难以与後者划清界限，出於政治权术的考虑，他也常常需要联合「民主派」来对付俄共等主要政敌。而「民主派」中亚夫林斯基一派固然对叶利钦已完全失望，其反叶的调子有时比俄共还高，但盖达尔等人还是愿意支持叶利钦以对抗俄共。然而无论如何，此时的叶利钦已绝不是甚么「民主派」总统了。

　

四

　　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解散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由此开始了叶利钦时代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後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叶利钦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政府，并且似乎已经完全乱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职仅五个月便被免职，任命切尔诺梅尔金复出受阻，叶立即改变主意挑了普里马科夫。普氏上任仅八个月就被免职，换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寿命更短至两个多月，再换了普京（Vladimir Putin）。叶利钦此时用人似乎已经完全不顾政绩标准：切尔诺梅尔金是在俄罗斯经济止跌回升、形势看好时被免职，普里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初见成效时被免职。斯捷帕申之免职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并上了「8月危机」，但严格地讲，主要责任也不在他。叶利钦此时用人似乎也没有甚么价值标准：基里延科接近於民主派，切尔诺梅尔金如前所说是寡头新权威主义者，普里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马科夫本人政治倾向是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则纯属事务官员。总而言之，叶利钦此时用人施政已既不讲政绩也不讲「主义」，纯属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後而玩弄权术。因此很自然，这时的叶利钦几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评，包括原来拥护他的寡头派。

　　叶利钦如此措置乖戾，固然与他在权力无制衡情况下「病夫治国」之不智有关，但也反映了叶利钦时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阶段中俄罗斯过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权威加经济上的寡头化──的危机。在这一阶段中，经济虽然止跌回稳，国有资产也被寡头们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会矛盾却积累起来，而叶的声望也进一步下降。在眼看叶利钦病体难支、不能久任的情况下，叶利钦身边的小圈子行为日益短期化，他们不仅不能为俄国的长远利益、甚至已经不能为他们在上一阶段所主要依靠的社会基础即金融工业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而只是著眼於怎样能实现一种在「後叶利钦时代」尽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後安排。

　　这就导致叶利钦在这一个阶段的行为越来越走向个人权术，而这样的短期行为又使俄国的转型期危机拖长、经济发展受损。本来在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末期已开始回升的经济，在进入「走马灯时代」後又趋恶化。政府短期行为导致社会短期行为，尤其是资本的短期行为。而资本的短期行为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机虽然有其深层、宏观的原因（无投资激励机制经济不能真正稳定、国际油价下跌致使俄罗斯国家财政状况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金融系统的体制性问题等），但人们的心理预期恶化造成抽逃、挤兑无疑是危机的导火索。形成这样的心理预期，叶利钦末期的唐突举措是要负至少一部分责任的。

　　「8月危机」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及其转轨过程，也使叶利钦的声望进一步掉到谷底，而这又反过来使叶利钦身边的「圈子」更担心「後叶利钦时代」的局面，从而使叶利钦的行为更加短期化。如此恶性循环，终於使叶利钦的政治生涯趋於终结。

　　如今已经很明显，无论就民心、政情还是叶本人的身体状况而言，叶利钦都已不可能连任，而他要逆民心而采取非常手段搞独裁恐怕也行不通。真正的问题是後叶时代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到来？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看到了叶利钦时代（确切地说也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留下的正面遗产在起作用。

　　叶利钦的寡头转轨模式诚然远不如波捷匈的民主化转轨，而叶本人的末期措置又是如此差劲。他在金融危机使俄国经济再入谷底、支持者纷纷离去、民意背离、体力难支的最不利状态下下台。从常理而言，从俄国历史经验而言，这是最容易引起「翻烧饼」的。而叶利钦体制虽然毛病很多，真要把它掀翻了来一场反攻倒算，只怕是更加糟糕。然而现在看来，俄国各方都表现得惊人地理智。当8月底危机来临时，许多人断言这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而且是俄国整个经济转轨进程「不可逆转的失败」，它将导致「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崩溃」，此後几年俄国将发生大乱，人们只能讨论「民族与国家的简单生存问题」了。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俄国已经面临社会爆炸、秩序崩溃与内战。

　　的确，就叶利钦本人而言，他对这场危机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与过去历次危机中他表现的极为果断、敏锐、自信与机智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言：「叶利钦的个人权力资源与政治资本已经耗尽，他已不再拥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宫之外事态发展所需的施政班子、执政纲领、精英与民众的信任以及过去的精力与健康。」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中叶利钦已不再是个「新权威」了。

　　然而俄国并没有因此而大乱，甚至没有给叶利钦很大难堪。与人们预期的相反，叶此後又换了两届政府，发起了车臣行动，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对。而议会的弹劾程序无疾而终，许多人预言会发展为「革命」的10月7日全俄大游行也进行得十分温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危机後「左」「右」两翼的极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渐成气候。社会思潮的「中派化」使俄罗斯很有可能向後叶时代平稳过渡。总之，在叶利钦这个「强人」不再有能力逞强之时，当「新权威」的权威基本消失之际，俄国一没大乱，二没走极端，三没走回头路。在专制与极端传统深厚的俄罗斯，叶利钦能依宪政程序离任已属不易，而在最不利条件下仍能平稳离任就更近乎奇迹了。

　　这表明俄国人在叶利钦时代虽然付出了许多代价，但的确成熟了。他们很有希望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叶利钦时代尽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规则毕竟有了，叶利钦时代没有建成市场秩序，但市场化的基础也有了。而俄国人民尽管对叶利钦再不满，他们也不想走回头路。

　　

　　总之，在叶利钦时代的四个阶段中，叶利钦都既有出色的作为，也干过许多蠢事。尤其在首尾两个阶段中更明显：如果他在「8．19」政变之後不拆戈尔巴乔夫的台，而是叶、戈合作共创民主新联盟，如果他不在反政变胜利後忘乎所以，错过了宪政改革的最佳机会，他的「闯关」式改革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证券私有化」设计得如此拙陋，後期倚重的寡头自由派不那么违反公正原则扩展权力资本，俄罗斯的转型期社会问题不会如此严重。如果他在这两年不那么乖戾地频繁更换政府，1997年的经济回升有可能持续，1998年的危机可能避免，即使难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当然在另一方面，叶利钦是俄罗斯民主化、市场化改革的象徵，如果没有他挺身而出带领人民反击「8．19」政变，苏联就可能出现第二个「停滞时代」。作为一个过渡型历史人物，叶利钦顺应了俄苏人民摆脱旧体制的愿望，因此曾深得民心。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旧官僚那种专横独断、刚愎自用的习气，而在建立了「新权威」之後，权力腐蚀症在缺少制约机制的条件下在他周围的小圈子里蔓延，可能也传染到他本人。作为个人因素，叶利钦是个「闯将」而不是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喜弄权术而缺少真正的朋友，很少有人能与他长期合作。再加上他长期有病，导致行为亦常呈病态，「病夫治国」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对於俄罗斯的现状，他是难辞其个人责任的。

　　认真分析叶利钦时代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如今两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却值得注意：「右」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平民主义」上，似乎如果不搞「平分证券」而一开始就放纵寡头搞「亚洲自由主义」就好了。「左」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激进改革」上，似乎「普鲁士道路」当年救不了沙俄如今却可以救苏联。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叶利钦时代既不缺寡头也不缺新权威，他们所缺的不就是我们也要争取的吗？总而言之，叶利钦时代给我们的教训决不是公正太多、民主太多，而是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公正、更多的民主。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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