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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一篇牛逼文章 (577 reads) 时间: 2001-12-28 周五, 下午6:10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发言内容：瞎聊李大卫

李大卫

首先向同学们说声抱歉：九月初我从康尼岛海边搬到现在这个地方，有些事情房东没有讲实话，结果没有办法要电话公司再装一条电话线，上网要去图书馆（不能用中文）,平时联络只好用手机（本来打定主意这辈子一不用手机，二不开汽车；现在第一条已经作废。说不定哪天被逼无奈，也得老老实实考驾照买车去）。今天跑来旖瑟佳，看望在康奈尔教书的一平。他们东亚系有台电脑装了中文系统，趁机跟大家聊上几句。

我这套房子唯一的一条电话线让那个和我分租的老住户，一个台湾学生占了，那个家伙对大陆人满怀疑惧，不肯与我共用线路，直到今天，还在“一线两用”和两线论”之间扯皮。当然我完全可以把他揍扁，可那样的话警察就会跑来干涉，而且我照样没有电话线用。现在办法有两个：一是去告房东，但这会让中间一个哥们难堪；再有就是搬家，可我已经搬怕了。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这样可以有更多精力写东西，否则一上网就象喝起啤酒，不闹到歇菜根本收不住。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呆在父母家无所事事，整天在蚊子他们那个论坛上捣乱，结果变成一个“裆漏狂（downloadoholic，这个字又是我乱造的，还算形象吧？）”，正经事一点没干。

圣诞节了，本来打算去看一个南斯拉夫电影，可干活累得半死（当翻译得一人说两人的话），结果跑到洛克菲勒中心去看那颗圣诞树，满好玩的。前些日子第一夫人飞到这边，跟市长一起点亮那些灯，以示中央对纽约人民疾苦的关怀。这就又要扯到9，11了。我在这里曾经看到Sieg老弟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另外两个有关的对话和通信也有令我茅塞顿开之功效（虽然不大发言，但每个星期总会来这边偷看两次，而且发现老放表现一直很好，私下打算禅让主持人的位子）。当时的情况很多人讲过，我也拿不出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过我可能是这里唯一经历过那次灾难的人，似乎有责任补充一点看法，很多朋友也很关心我的遭遇。

那天一早我去长岛干活，以近办公楼就听说出事了，政府开始紧急疏散，大约五分钟后我们的车赶到东河边，国贸中心已经摇摇欲坠。我所处的位置也只是隔岸观火。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那边再拍电影，虽然新闻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近些年，被一些电影电视或是杂志里的虚拟现实弄晕了，结果直到目击真实的灾难发生，也还是摆脱不掉真假末辨的困惑。尤其是后来，那些镜头在电视上反复播放，于是更有一种经过蒙太奇处理的非现实感。那些记者怎么就不能多用些长镜头呢，至少显得不那么好莱坞？我们的司机非常振奋，一面大声喝彩，一面唠叨着从当地中文小报上看来的一些对中东局势，共和党对外政策之类的评论。这边，警察已经在高速路上分道，警戒线设立完毕，曼哈顿是回不去了。结果我在法拉盛那个鬼地方被困了一页（Flushing，听着就象冲厕所）。幸好于晓丹的老公那天过生日，起码还能在外面混上一顿好饭。卫慧出事前一天到达纽约，原想去爬那座一号楼，结果一觉醒来，大楼已经飞灰烟灭。后来她告诉我说本来应该去那边见一个记者，后来因为疲倦推掉了。看来人的生死安危，往往就在一线之间。

九月份那段日子，14街的联合广场成了学生们的论坛，每天都有一帮年轻人在那里辩论。一般都是些老生常谈，没多大意思。那里距离废墟不远，空气里一股烧电线的怪味，用不了几分钟脑子就开始游泳。唯一见到的一起逗事，是男女两个阿拉伯人对骂——男的灰头土脸，长得象个土豆，一看就是从开罗或是安曼来的小杂货店主，讲起话来口音很重，结结巴巴地想为他的同胞说几句公道话；女的穿戴时髦，应该是个学生，自称家里是埃及人，满嘴女权之类的时髦辞令，有一种被归化者特有的极端倾向，显然是个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进步青年。男的说了句要那个女的注意自己身份之类的话，于是后者大怒，Fuck you，fuck you地破口大骂，“政治正确”也顾不上了。

我住的地方在布鲁克林的落日公园旁边，和下曼哈顿隔河相望。爆炸后一个多星期，现场的浓烟开始散去，突然发现过去熟悉的那条纽约的天际线已经被修改回60年代前的样子。我本人一向不大喜欢国贸中心那两座由山崎（Yamasaki）设计的塔楼，简直枯燥透顶，除了底部那些哥特式火舌窗框还有些表达上的坦率。一些纽约人形容他们是为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定做的包装盒子。真象。我一下想起装威士忌的纸筒。然而，当这两座枯燥乏味的建筑一旦消失，我仍感到这是一件从美学上说不能接受的事（再回想一下早些时候被塔利班炸毁的佛像）。而且我一向以为，所谓正义，首先也是一个美学问题。希腊古训云：美即合理。本人的用意孰几近之。前些年流行过一种“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我也曾嗤之以鼻，但现在发现错的是我。所谓思想、立场云云，其实极其脆弱，真正支配我们的，不过是些不同的口味和情调。比如上述那个埃及裔女大学生，在我听到她那满嘴粗话之后，实在不敢对其先前表达的摩登思想认真对待。

有人说伊斯兰恐怖主义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抗。我不知道他们反抗的是全球化本身，还是由他人主导的全球化。本拉登说，资本主义世界压迫了伊斯兰世界80年。80年前正好是奥托曼土耳其帝国最后崩溃的时间。其后凯末尔於1922年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共和国。所以，对本拉登而言，土耳其帝国式的全球化是好的，伊斯兰式的世界霸权也是好的，不好的只是霸权旁落到西方人手中。于是便不难理解，伊斯兰世界何以从不反省他们自己在奴隶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从中世纪直到今天。爱德华. 赛得对这些问题似乎也没有过多少论述。而我以为，那些对自身罪恶历史缺乏反省的人们，无权谈论正义。当然也有人提到塔利班之所以坐大乃是美国一手扶持的结果。对此我毫无异议，不过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也有人认为冷战以另一种结果完结会更好一些；对此我无话可说，就象我听到有人说假如四人帮

上台也会推行社会改革一样。

历史上有过不知一种推行全球化的方式，有阿拉伯式的，大东亚共荣圈式的，共产国际式的，也有“经互会”式的。相比之下，我觉得目前这样的全球化进程相对容易接受一些。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还有机会在网上发发议论。

我看待这些事物的原则很简单，就是每个人，无论其肤色、性别或是财产，都应该享有最基本的自由。但那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就不这样认为。首先他们认为妇女无权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他们对支配女人越来越缺乏信心，于是怀有日益强烈的挫折感，心理危机深重，日子也不打算过了。那些恐怖分子在成为“烈士”，进入伊斯兰天堂后，会有大群的妖艳处女（阿拉伯语叫做houris，一种压抑文化特有的怪诞想象。）环伺左右，献身以进。在他们行动之前，也会现有头头们发给处女享用一番，也许算是从他们的天堂支取的一小笔定金吧。而本拉登和奥马尔结盟的纽带也是互相操对方的女儿。据说前者的肾不是太好，他的那些女人们可真是倒霉。

老实说，我本人也觉得和处女谈恋爱更爽一些，而且我有过的女朋友大多爱看琼瑶而不看杜拉斯。但问题是，如何支配人家身体以及思想的权利最终属于人家自己，不管我觉得爽还是不爽。而且以我如今的年纪，再和未成年的女孩子上床，多少显得有些无耻。前几年我在北京碰到一个过去的女朋友从纽约回来，于是重叙旧情，他对我说，亲爱的，这些年只有你可以不戴避孕套和我做爱，口气简直是大义凛然，弄得我非常悲愤。但不管怎么悲愤，我不讨她做老婆就是了，从来不会希望她的飞机在空中炸掉。而且我至今认为她是难得的女人，女人里的女人。如今我们各得其所，生活的都还愉快。整天为女人贞操“如履博膜”的人，想必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作为。

这段时间上网，看到各种议论，最热门的题目就是民族主义和左派。这两个题目都很好，只是到了知识分子手里，我就不大敢相信。比如民族主义，这是中国迫切需要的东东，因为中国人实在找不到其他的认同标志了。可惜我见识过的民族主义者，大多有绿卡，大多贪污，大多蔑视中国民众。他们见我就说，怎么不回国发展去呀？那边机会好多。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机会。贪污的机会？坑蒙拐骗的机会？鱼肉良民的机会？我想这里可能存在着一种中国特色的汉奸民族主义。这些人大多主张对台湾动武，我发现原因也只有一个，就是中国不实行普遍义务兵役，一旦打起仗来，死的都是那些农村傻孩子；否则，让这些夸夸其谈之辈上前线？全得尿裤子。

我还认识两个人，都是“说不”的作者。其中之一很可爱，来自内地一个小镇，后来跑到北京做自由撰稿人，小有斩获；成就感换算成一定的民族自豪感；这都很好。我当时的女朋友因为职业原因，对“说不”有些兴趣，于是要我约见那位老兄。席间我的女朋友问他是否有在西方生活过，是否经常和老番接触，答曰没有。于是又问他是否有兴趣到国外去生活或是旅行，那位老兄说他去过深圳，然后反问西方难道还会比深圳更发达吗？“发达”这两个字当时给我触动很深。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极为单一的价值尺度。我自己选择去一个地方生活，主要考虑的是方便和有趣，发达与否实在次要。当然我也承认，既方便又有趣的地方通常很发达，比如我现在生活的纽约。但我选择来这里居住肯定没有考虑过发达与否的问题；

而且我选择一个发达的地方更多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发达，否则我会去一个更加有趣而不那么发达的地方（通常也不那么方便）；那个地方可能在一个环境自由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巴西。至于另一位“说不”作者，那是一个写后朦胧诗的，我只想提一件事，就是他每次见到老番的时候那副下作相。

这些年中国好像出现了一批年轻的草根知识分子，他们在网上尤其活跃。这本来也事一件好事。只是他们尽管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专业知识却大多不够水准。他们都有完整的世界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这个高度分工化的时代显得相当另类。可惜他们的天文是托勒密式的，而他们的地理也总让我联想起《海国图志》一类东东。这批人也都属于义愤填膺的一路。后来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很多人参加过六四。当初他们的船被鱼雷命中，船长大副们要求他们坚守，自己却弃船逃生，而且被另外一条大船救走了，而且进了那条大船的头等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这些年轻的幸存者逐渐迁怒于那条大船，却忘记了是谁施放鱼雷，打沉了他们自己的船。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他们成为民族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肇因。

再说说我见识过的左派。头一次见识这类人我还很年轻，印象最深的一个家伙是个索韦托的学生领袖，印度裔，说一口不地道的牛桥（Oxbridge=Oxford+Cambridge）式英语。当时接待我们的地方伙食不好，但再差的伙食也总还能吃吧；至少我是颗粒归肚，但我每次都要听那位老兄抱怨，而且发现他不断把饭菜倒掉；且不说世界上还有多少人饿肚子，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种正常的文化，都会把浪费食物视为极无教养的举动。后来发现此人永远尾随在一群白人屁股后面，而且从不和黑人讲话，我不知道他在索韦托是怎么反对种族隔离的。

当然我也见过好的左派。我有个写小说的哥们，Charles Wang；当年在北京和张弛同学，而且是同时被外院除名的。他年轻的时候在华尔街有份很好的差事，但对资本主义制度无比憎恨，于是愤然辞职，跑到旧金山参加了嘻皮公社，后来又搞另类出版社，跟美国主流文化对抗。听着很酷，是吧？可每个这样的人都是遍体鳞伤，除了什么金斯堡、桑塔格、詹明信之流的中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眼下他跟我一样，靠给别人做翻译糊口，付房租，业余写作，写完的小说无限期地修改；幸亏人长得满帅，有些女人缘。他们家在大陆有些背景，有人劝他回国发展，他拒绝了，因为那不公正。前些时候我们一起吃饭，他刚刚接待几个大陆来的年轻女经理去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考察，讲解那些指示灯的功能的时候，那些女白领们不相信他居然懂得如此高深的知识（其实再小儿科不过），坚持要把里面的职员找来问，核对之后发现果然不差。我那位哥们说，大陆的姑娘们怎么变成这副德行啦？期货、证券这些概念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些性感的字眼，只要一提下面就会湿。这位哥们从未说过他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我想他只是喜欢这种反对的情调；也许和他的成长气氛有关，据我所知，《资本论》就是他祖父翻译到中国的。不管怎么说，我喜欢她这种知行合一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做的就不如他。其实我也是个左倾分子，可我至少从来没有和女左派谈过恋爱。就是说我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左倾，但在审美趣味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

累了。今天闲聊到这儿。待续。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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