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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我向FBI告密 原载chr(60)彼岸chr(62)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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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我向FBI告密 原载chr(60)彼岸chr(62)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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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 我向FBI告密 原载chr(60)彼岸chr(62)杂志
(434 reads)
时间:
2003-4-19 周六, 下午11:46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一人称 First Person
我的电话没有拯救世界,但是它也没有使一个无辜的人蒙上罪名。他是清清白白的﹐我也是清白的,至少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我向FBI告密
莎拉·古德依尔
我一走进这家烛光酒吧,就从他的后脑勺认出了他:埃米恩,那个埃及人,出租车司机。这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的路上一直在跟我争论政治,他一只手比划着,另一只手操纵着方向盘。那是2001年7月,他告诉我在纽约要发生一件恐怖的事情,跟奥萨玛·本·拉登有关。我后来把他的话告诉给了FBI﹐好一段时间﹐他的生活不再安宁﹐他的电话遭到了窃听﹐他的家人被传去审问。都是因为我的缘故。
我们在电话里约定了时间,一见面﹐埃米恩就对我大肆恭维。“你住在布鲁克林?”他问,“为什么我不认识你?你确信我没跟你说过你很漂亮吗?我‘骚扰’街坊四邻的每个人。” 那感觉像是最尴尬的初次约会﹐即然你知道我向联邦调查局告发过你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你还能跟我调情?
我走进这扇门的时候,他并没有四下张望,这样我便可以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多观察他一下:一头紧绷绷的黑色卷发,一袭皱巴巴的衬衫。他面前放着一瓶Corona啤酒,里边有一块柠檬﹐一包白“万宝路” 。他不停地和坐在他随便什么人说着话。
我走近吧台,叫了他的名字。他急转过身,和我四目相对﹐马上轻松地笑了起来,并伸出一只手。我离他很近,可以闻到他身上的男性香水味。“莎拉?”他说,略微带些口音,深棕色的眼睛亮亮的,“见到你很高兴。”
我短暂的FBI密探生涯始于2001年9月13日﹐那是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提倡大家干的事。如果你也想试试的话,有许多热线电话可以联系。联邦线索专线适用于那些可能在工作当中发现可疑活动的人,比如说电报和邮政工作人员。最近﹐在兰卡瓦纳县(Lackawanna) 抓住了六个中东年轻人之后,纽约州也建立了自己的线索专线;有关方面说知情的老百姓在那起案件中起了作用。政府希望你认为象你这样的普通公民也能帮助把美国从恐怖主义的魔爪中拯救出来。我也是那么想的。
然而,打那个电话违背了我所知道的每一条纽约睦邻友好原则。这个城市建立在尊重个性,求同存异基础上﹐在这个城市里,人们的隐私权,他们处理自己事务(甚至有时是非法事务)的权利,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但是在9月11日我们遭到袭击的时候,这些原则改变了。我们在许多方面变成了一个小镇,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成为了怀疑的对象,必须被牢牢地盯紧﹐于是﹐所有的人互相窥视着。
但是在2001年7月16日,我们仍然遵循着那些旧的原则。那天,埃米恩开着一辆出租车,载我去曼哈顿赴约。我在后排坐下后,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吹嘘说他上个周末曾经载过一个电影明星和一个导演在城里乱转。
在驶到布鲁克林桥中途时,他换了话题。
那一天阳光明媚,很象两个月以后等着我们的那个日子。他说:“跟你说吧,我打算在八月底或者九月离开这里,回埃及去。朋友们发电子邮件告诉我说奥萨玛·本·拉登已经策划在那时对纽约和华盛顿进行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到时候,这里就会不安全了。”
记忆中,我们后来转上了FDR高速路,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双塔大厦已经在我们身后,消失在视线之外了。我作出了回答﹐一些关于我如何不担心恐怖主义,我如何相信这个世界穆斯林人民的善良之类的不负责任和慷慨激昂的话。随后,事情开始变得难堪。我告诉他我在媒体做事﹐他开始抱怨说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传媒﹐我对他说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基于无知。
当我们抵达我在上东区的目的地时,气氛变得相当扫兴。我很有雅量地拍拍他,似乎在证明我的品格高尚。但是一走出车来,我就发现自己心烦意乱。我向来都是挺理智的﹐为什么他非要坚持那些反犹的胡说八道呢?
虽然我很生气,但却并未想过会惧怕这个面带微笑富有魅力的男人,没有想过打电话给FBI,报告他的警告。我不是密探。毕竟,在50年前,我那无辜的外公,一个意大利歌剧艺人,在战时没有遭到任何指控就被胡佛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们抓了起来,作为一个外国敌人被扔进拘留营,关押了数月之久。我不会帮助政府监视这个显然无害的司机﹐那不符合我的做人准则。
世贸中心倒塌时,残骸雨点般地洒落在我居住的布鲁克林区,一缕缕青烟把白昼变成了血色的黄昏,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这个油腔滑调的英俊司机。在那几个恐怖横生的小时,我甚至都自责没能够设法阻止这场惨剧的发生,只要我愿意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只要我把他的话当回事儿。
接着,我们谈话的另一部分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们谈论过我对飞行的恐惧﹐他打消了我的忧虑﹐自豪地告诉我,在埃及,他曾是一个航空调度。他准备去上拉瓜地亚机场附近的一个航空学校,这样他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份同样的工作。他了解飞行调度系统,熟知它的内部结构。
突然之间,联系FBI成了我能做的最要紧的事情。
我害怕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报复吗?担心联邦探员敲自己的家门吗﹖我决定用街上的付费电话。当阿什克罗夫特正在电视里木呆呆地讲述着美国公民的职责时﹐我从电视屏幕上记录下电话号码,我把它潦草地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塞进口袋里,然后去找电话。一个美国公民准备去履行她的职责。
这是9月11日的夜晚。我仓促地跑过布鲁克林的一个又一个电话亭,离我的住宅区有一定距离了,我估摸着,心里默记着这个号码,然后拨了电话。每一次侵入耳膜的都是一串尖锐的声音,一种粗厉的干扰声和一个妇女的声音告诉我说所有的线路都在占线。在一个电话亭里,我试了几分钟,心不在焉地浏览着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献血吧! 有人正在失去生命! ”
第二天,我放弃了匿名的打算,开始试着从家里打电话。我仍然无法拨通。我估计,全国的人都在拨那个号码﹐似乎谁都知道一点儿事。
到了星期四,我那一丁点儿情报在胸膛里膨胀开来。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未被发掘的英雄人物。
最后,我走向了路边站着的一个警察,把我的故事告诉了他。他要我去辖区的警署,那里可能会有工作人员记录我的供述。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几乎跑遍了所有的街道,西边的硝烟浪涛般地在救援人员眩目的灯光中滚动。我穿过警局周围的路障,喉咙呛得难受,声音嘶哑地向警察们挨个地介绍自己,以通过路障,直到我发现自己已经在警局里面了。他们把我带到了一间房子的一个电话亭旁边,那里有两个办事员正坐着吃外卖餐。牛肉酱的味道充满了这个狭小的空间。电话线的另一端是一个联邦调查员。
在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环视了这间破旧的办公室。那两个女人在平静地咀嚼着食物﹐我无法分辨她们是否在听。我用手掩着电话,好象自己是个有什么东西要隐藏的人。挂上电话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调查员从没问过我姓甚名谁。
我从屋里出来,走进空荡荡的大厅里,肾上腺素正从我的体内消退。我已经做了﹐并且我断定,我决不会知道那情报是否有价值。
告密者。一个听上去有些肮脏的词语。一个让人联想到奥威尔主义行为,监狱和柏林墙的词语﹐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和麦卡锡主义者的代名词。它不是一件你可以在鸡尾酒会上拿来炫耀的事。哦,那么你是一个告密者? 太有意思了。
现在,我们被明确地鼓励要心怀戒备地盯着大厅对面的那个家伙﹑机场候机室里那个家伙﹑书报摊旁的那个家伙。那就是线索专线的全部实质所在。
联系FBI的那天,我还不知道布什政府在力图拋弃我遵照了多年的法定程序方面是多么的有效和彻底。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很快地知道了。数百名中东人士被捕,无限期禁止与外界联系﹐被作为非法移民或者是反恐战争的“实质性证明”囚禁在全国各地的监狱里。
每一次看到关于那些人的通栏标题时,我就会想起我外公是如何被关押在爱丽斯岛的小囚室里。每一次看到被拘留者的家人抗议拘禁行为的照片时,我就想知道那个司机,那个消遥自在的司机的近况。
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打电话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知道了一些本不该知道的事情。
一年多之后,当我问及此事的时候,埃米恩悄悄地把目光移开了。他拾起他前面吧台上的香烟盒,紧张不安地把玩着。“不,不……我没有跟你讲过那些。”他说。
“但是你说了。”我说,身体向他倾过去,立刻觉得要证明某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向他描述了一遍。跨过那座桥。看见双塔大厦。本·拉登的名字。家乡来的电子邮件。
“哦,你说对了。” 埃米恩突然说,再次笑着看着我,“但那是众所周知的事。”
众所周知﹐千真万确。数月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听说FBI和CIA已经知道,他们基本上在旁观,眼看着灾难发生。然而他是那个告诉我的人。在9月11日,他待在埃及的家里,离倒塌的大楼有数千里的地方。
12月3日﹐我在一次广播节目里发现了埃米恩本人。他正在接受WNYC记者的采访,谈论了他和FBI的过节。我一下就认出了他,不仅从那些鉴定性的细节,也从他那轻松的自鸣得意的声音中。
当我听到这则报导的时候,我感到安心了,同时也觉得苦恼。埃米恩和他的妻子谈到了联邦探员们屡次登门造访,谈到了他们如何被逐出自己的公寓,谈到了他们所感受到的不公正和面临的不知所措。可是,他没有被逮捕﹐没有成为坐在新泽西大牢里的没名没姓的那些人之一。显然,联邦探员们已经证明了他无罪。
但是,这则广播报导丝毫未曾提及埃米恩事先知道这次袭击。
报导播出数月之后,我鼓起勇气打电话给这篇报导的作者,要求她帮我和埃米恩取得联系。一周之后,我拿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拨电话之前,我犹豫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期待什么,但是我料定它不会很愉快。意外的是,埃米恩开玩笑说我应该带他出去美餐一顿,因为我把他出卖了。几天之后,我们就在布鲁克林的一间酒吧里坐在一起了。
埃米恩告诉我当他还在埃及的时候,9·11过后几天,FBI首次和他取得了联系。他说,他们说想审问他些问题,他说没问题。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FBI在JFK机场接到了他,对他进行了一次冗长的审讯;他被他们的怀疑惹恼了,但是声称他决不担心他要为他没做过的事负责。他是一个持有绿卡的合法移民﹐他相信美国的制度会保护他﹐他对那一制度似乎比我还有信心得多。
他也坚持说他在七月那天早晨告诉我的信息在阿拉伯世界里不过是常识罢了,美国政府中没有人反驳这一点。他说他九月份离开这个国家并非为了自救,而是为了看望他病重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他说,“如果你命该绝,不论如何你都逃不过。”
我告诉他我不信命﹐我相信知识有时候能拯救你。“你还知道什么?”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会有更多的袭击吗?”
“谁知道?”他回答说,“如果他们说会再有一次袭击,它可能会在国外,如果他们说国外会有袭击,它会在这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为凯达组织创造人数众多新追随者。”
至于FBI机构本身,他说他们企图吸收他为内线。“但我决不会和这群傻瓜一块工作。”
我要求他讲讲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在开罗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长大,他叔叔是开罗的一个挺有势力的人,他年轻时就被叔叔带到开罗上学深造。他谈到了在埃及军队里服过役﹐并给我看了一块子弹留下的疤痕,说那是他追赶恐怖分子时留下的——1997年,这些恐怖分子们在扫射一辆满载着德国游客的巴士。他还告诉我他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但是他想留在美国。他已经不在开出租车了,现在找了一份“顾问”的工作。他的目标是在这里买一套房子。
我意识到没法确认他这番话是真是假。
埃米恩被我们谈话的许多内容搅得很烦。一个他认识的年轻女子进入酒吧﹐她是一个高个的金发女郎。他们相互打了招呼,她给了他一个长长的紧密拥抱。她要了一杯酒,坐在离我们几个座位远的地方,和一个朋友在聊天。我觉察出他对我们的谈话已经不耐烦了;他的身体朝着她的方向移动。
离开之前,我问了他最后一件事:“我打电话给FBI让你很生气吗? ”
“生气?不会,一点也没有。”他说,侧着身看着我,脸上半笑不笑,“我为什么要生气呢?我是清白的。如果不清白的话,那我就要气急败坏了。”
我走出了酒吧,让他和那个金发女郎坐在一起。当他靠过去吻那名女子时,我最后朝他的后脑勺看了一眼。看起来,他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试图在纽约立业的29岁男人,一个知道一些事情,但又不太多的人。因为他的证件完备,他可以和那个姑娘坐在酒吧里,而不是待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囚室里,呆呆地望着墙。我的电话没有拯救世界,但是它也没有使一个无辜的人蒙上罪名。他是清清白白的﹐我也是清白的,或者至少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自从我为这则故事追踪埃米恩以来,我总能在街上看见他。他经常和便利店前的那帮家伙们呆在一起,或是在用他的手机聊天。我们打招呼,非常友好那种,虽然招呼中也有着不可否认的紧张感。我猜你会说我们彼此“互相青睐”。
*他要求不使用其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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