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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民运，两般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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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般民运，两般人物
龚小夏（《北京之春》９４０９）
算起来，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已经有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尽管
经历了自一家街道工厂到哈佛大学的曲曲折折的过程，但是我在民运中的角色却始终如一。
从当初提着浆糊桶帮着帖大字报、刻钢板、开会时买菜做饭，到今天开车接送、英文或广东
话翻译，等等诸如此类，我一直是个打杂的角儿。就不断有人找上门这点来看，似乎我这杂
打得还挺不错。这期间我有幸得以结识了在民运中大有名气或小有名气的种种人物。虽说因
为近年来民运人士多如过江之鲫，我功课又忙，难免漏掉了不少，但总的说来，由于占了波
士顿的地利，我也总还算是能认识个三、四成。因此，在读到人们分析民运中各个溜子的文
章时，总感到有那么点不够清楚的地方。一般来说，人们或是按照年龄层——五十年代的、
文革的、或八十年代的——或原来在国内的单位——赵紫阳的体改系统的、民主墙的、学生
运动的——或在海外打派仗时的联盟——民联的、民阵的、民联阵的——等等来划分民运中
的不同派系。但是，在我这个光管打杂的人眼里，事情却要简单得多。民运里无非只有两类
人：我信得过的和我信不过的。
自然人们会觉得我这种以个人好恶为主的择人标准着实有问题。不止一次有民运人士批评我
，说我感情用事，不懂得团结人，云云。不过，我不明白的是，我这么个普通人有什么理由
该去结交那些我瞅着不顺眼、觉着不舒服的人。事实上，普通人总是以自身的好恶（当然也
不排除自身的利益）为交朋友的出发点。除了想当领导的人之外，大约谁也没有必要去巴结
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更是如此。
是什么样的人令人我觉得信得过或信不过呢？扳起指头认真想想，发觉既不是政治信念，也
不是年龄，更不是在国内时的单位或在国外时的派系所属，而是他们对他人和对世界的态度
，以及他们各自在民主运动中给自己设定的位置。
长期以来，我一直感到，在民运的活跃份子或头面人物中存在着两类截然不同的人。这两种
人在公开场合看起来大约没有什么不一样，特别是在他们表白起自己反对一党专制、争取民
主自由的信念时，他们间的差异简直就看不出来。然而，一涉及到具体问题，特别是在和普
通人打交道时，他们之间的区别便昭然若揭了。
令我感触最深的现象之一，是这两种人在平日间为人行事上的鲜明对比。有一种人，行动之
间便拿出大人物的气势，对人颐指气使，一见之下——甚至连面还未见到——便指令他人去
为他做这样那样的服务。随从、秘书在他们处是钥匙串般必不可少，万般无奈何时也得拉上
一、两个临时的陪同，一副“治人者食于人”的姿态。另一种人，则多是谦谦君子，甚至迂
腐木讷，有事尽量自己动手，万不得已求人时脸上也总是有那么几分尴尬表情，一副自觉对
人不起的样子。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大约也不在于名气大小或经历多少，而在于自我感觉
。记得有个过去实在没有人听说过的学生领袖，在一次飞回波士顿时竟然分别让我和麻省理
工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各自开了自己的汽车到机场去迎接，当我们两人在机场碰面得知其中把
戏时，气了个发昏章第十一，从此便绝了此人出车的任何要求。而名气大者如刘宾雁，在哈
佛访问的一年间或是走路或是坐地铁，连上超级市场买菜也尽量不令他人操心，虽说许多学
生觉得他年纪稍许大了些而热心提供帮助。
推而究之，两类人的这种差别恐怕还是源于他们对普通人民的态度。前一类人虽说学识上欠
缺点，但名气却得自于或是在群众运动中敢于赤膊上阵，或是摊上个好上司、好父亲、好丈
人因而有了好机会，只不过八九年一下没弄明白栽到民运里来了，别无选择地也只好将就吃
这碗饭。对于他们来说，普通人民不过是用来前呼后拥围绕他们的点缀，平日可以使由之，
而必要时却可以牺牲之。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学生领袖在八九年五月底的一次采访中强调天安
门必须流血，而自己却事到临头溜之大吉的态度，可以说是典型之一。另一位自称是赵紫阳
决策班子里的重要成员的先生，初见之下，脸上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令人敬畏的笑容。谈话
间，神神秘秘地透露，八六年中国经济出现问题时，他曾经建议赵紫阳出兵打印度，以转移
国内危机。听过之后，我顿感毛骨悚然，日后再不敢领教。如果他不是在吹牛的话，不知这
位老兄当初心里是否闪过一点关于中印两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念头？又如，在一期《中国之春
》上读到一位天安门领袖的日记，自述其跑到美国国会门前故伎重演，又抗议又绝食，反对
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看到有留学生在同一地点发表与他不同的意见，便大骂人家拿的是
沾满天安门鲜血的绿卡，也不知道他自己手里的绿卡或居留许可上沾的是什么。说到底，这
些人大约是在天安门的日子里养成了一呼百应的习惯，这次却即使赤膊上阵也没有人跟着上
阵，因此耐不住要焦躁一番而已。
相形之下，另一种人对世界却多少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他们中的许多人若是凭着自己
的本事，本来足可以在现政权下弄个一官半职，至少个人前途家业不会有太大问题。不过或
是因为直言获罪，多少年来被共产党整得不亦乐乎，或是多年生活于民众之中，着实希望拯
民于水火，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才投身进了民运。他们本来的目的，无非也就是想为别人做
点什么，所以大概也就不太有那种对他人的支配欲。至于在民运中，人民能够跟随或加入固
然可喜可贺，而若是人民屈服于政府的淫威，并且将这民运和民运人士撂在一边忘了个干干
净净，在这类人看来却也无须大惊小怪，怨天尤人。因为他们知道对于普通人来说，生计实
在是第一位的问题。他们不要求人民为他们的政治信念牺牲，甚至也不要求人民为自己的利
益牺牲。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希望人民安居乐业，他们和他们的民主运动也才有存在的必
要。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日在法庭甚至断头台上宣称“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固然没有问题是
英勇壮烈之举，但其中无可奈何的孤独之情却也显而易见。
这两类不同的人在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之前，难得有碰在一起的机会。前一种人自然是玩的去
玩、捞的去捞，而后一种人中，最倒霉的依旧蹲监狱，次倒霉的被打击批判开除，运道稍好
的倒也趁改革之机混上了个一官半职，想借此发挥点作用。不过，他们的那些个位置总是摇
摇欲坠、朝不虑夕。天安门事件以后，这两批人都忽啦一下被浪潮推到了海外民运中，令这
其中发生了种种哭笑不得的变化。
在前一类人看来，民运无非是他们的垫脚石或敲门砖。年轻一些英文有望学好的，要用它来
敲开西方社会的阿里巴巴宝库，年长一些而英文又差了点的，敲的对象则是台湾的国民党。
自然还有一些胸怀更庞大计划的，要等待时机敲开北京的中南海。这并非取笑之谈。据说一
次在法国某部长宴请民运人士的餐桌上，一位从天安门出来的民运领袖便信誓旦旦地宣称不
久后他将在中南海回席。因此，在民运内部，他们争名声争座次争资源，美其名曰“政治运
作”。在外部，他们则挑着人家爱听的说，挑着新闻上好看的做，全然不顾中国的人民对他
们的行径会有什么想法。他们是来“玩”民运的，就跟他们以前“玩”过许多别的东西一样
。这就苦了后一类的民运人士了。这类人无论经过多少风雨见过多少世面，却毫无例外地总
有那么几分天真和书呆子劲儿。这是他们得以保持信仰的前提，却也是他们总在上述那种“
政治运作”面前被绊得鼻青脸肿的原因。以我对他们中多数人的了解，他们的本事是耍笔杆
子有余，拉山头搞宗派则不足；跑腿办事时热心有余，若要将事情办成则往往谋略不足。这
也难怪他们，当初他们含辛茹苦地干着民运时，谁会料到有一天一类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人也
会对他们当初那无名无利却有危险的事业感兴趣呢。
不幸的是，前一类人凭借他们的本事将海外民运弄成了他们横行无阻的世界。有幸的是，老
天虽无眼普通人民却有眼，因此，海外民运和“民运人士”的头衔在中国的老百姓和海外广
大的留学生中如今已经变得非但不再吃香反而——说得不客气一点——令人大倒胃口了。因
此，我对将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便也还充满信心：看来普通人总是知好歹的。
结束本文前，忽然想前一段在国内的上层圈子里——文人也罢，政客也罢，甚至清客也罢—
—中流传动辄便自诩有“贵族气”的派头，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或许因为那些或
有钱或有权或有名的人们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和平民百姓有个分别的缘故吧。然而依我看开，
有钱有权有名充其量不过给人带来一种权贵气。依据俄国民粹主义传统，真正高贵的人们将
自己看作是上苍赐予人民的礼物，将对他人的给予和服务作为自己生命的全部目标。所以，
民运中的两般人物，也许可以就此分为权贵与高贵两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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