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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储安平与“党天下”(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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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储安平与“党天下”(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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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储安平与“党天下”(第一章) (967 reads)      时间: 2001-12-19 周三, 下午10:20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储安平与“党天下”



作者:戴晴





第一章



  【帽子】(mao·zi)①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作装饰的

  用品:一顿~。②比喻罪名或坏名义:不必用~压人;批评应该切合实际、有

内容,不要光扣大~。

  ——《现代汉语词典》

  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可能也只在中国近

现代)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1978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两则关

于帽子的文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统战部上报,1978年4月5日,中共中

央批复。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

  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1957

年夏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如果不考虑其中一部分

人已在19591964年间陆续获摘, 到了1980年,真正以皮肉俱全的头顶享受到大自

然的空气与阳光,并且还享受到那帽子压出的凹痕已不再被人视为种性表记的快乐

的,只剩下10余万了。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也就是说,在

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勾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

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

人士” 中的5名;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90多名,占原戴帽者的0.0189%,即不足万

分之二,以此来支持“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

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

主席;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

院等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

么言论,也算不得“要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们当中,19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郑重地移葬

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比他年轻3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69岁,却在他90

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

谦和”的彭文应是戴着帽子辞世的,那是1962年;陈仁炳目下居住在上海。

  储安平呢?

  据传在80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

他问:为什么不能把有经验的老同志请出来当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会场一

下子静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条子上写了些什么,今天只能推断而无从查考。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另一段话,

一段康生在1969年就说过的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

事?!”

  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他突然消失了,在1966年深秋的一个黑夜。住在隔壁

的一个妇人说她听见了厮打声与呼救声,但一个男人——想必是她的丈夫或兄弟—

—立刻向她喝道:“就你能!谁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

  他消失了。或许在第二天,他曾与他学农的女儿照过一面?那是她按照几天前

他所在的九三学社的通知到机关去看他的时候。从北郊进城,她先回了一趟家——

门虚掩着,爸爸不在,家里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在屋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扔

着一个破行李卷。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几天前由弟弟送到机关而为病弱的父亲

自己扛回来的。满地撒的都是花手帕,那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她

没敢在自己“家”多停留,一心想到机关去看爸爸。路过什刹海,她看见一部卡车,

一群人围着,正把一具具从湖里捞上来的尸首往上扔……

  他消失了,在他58岁的时候,距今己22年。

  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1980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

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地活过

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

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

著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

《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20年的国民党

(截至1948年)和8年的共产党(截至1957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前者是——“一场烂污”(见附一);

  后者是——“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见附二)。

  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

间留下只言片句。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

甩在历史的记录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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