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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王炳章狱中给女儿亲笔信:“辛灏年教授是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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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炳章狱中给女儿亲笔信:“辛灏年教授是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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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王炳章狱中给女儿亲笔信:“辛灏年教授是值得信赖的” (369 reads)      时间: 2003-3-02 周日, 上午4:58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王炳章狱中给女儿亲笔信:“辛灏年教授是值得信赖的”





重建中华民国



王炳章



一、“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掀起了一股“非共”﹑“复旧”

热。列宁格勒改回彼得格勒﹐很多以列宁﹑斯大林﹑高尔基和捷尔任斯基等苏共

元老命名的地名﹑街命﹐都像彼得格勒一样﹐纷纷改回原来的名称。那些共产革

命元老的塑像﹐也被推倒﹐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任人们践踏。



最具“复旧”意义的是﹐俄罗斯国家的名称和旗帜﹐恢复到了一九一七年二

月革命后民主政府时期的样式。也就是说﹐经过了七十多年的共产革命﹐俄国回

到了共产革命前的原点。其实﹐这是正常的﹐回到原点﹐就是回到民主政体﹐名

为“复旧”而实为“履新”。因为﹐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

﹐建立了一个新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幸的是﹐俄国这第一个

民主共和政体﹐很快就被苏共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残酷的苏共极权统治。既然

本来就是民主共和体制﹐推翻了共产党统治﹐回复原有的新俄国就对了:即简单

﹑又明确。



我们中国将来也会有这麽一天:共产党垮台了﹐“非共”热将把毛泽东等中

共元老的塑像全部推倒﹐而政体也将恢复到孙中山创建的新中国──中华民国的

民主共和体制。“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用这句口号

发动了中国的共产革命。但是﹐共产党人不可能预见到﹐“俄国的路”﹐最终是

个U 子型的路──回到原点的路。现在﹐我们中国的民主人士们﹐在回答“中国

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反而可以套用这句话:“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即

:推翻中共政权之后﹐中国应当像俄国一样“复旧──履新”,即:恢复中华民

国的民主共和体制。



谈到“复旧”而实为“履新”﹐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也是一例。一七八九年

七月十四日﹐法国爆发大革命﹐革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创建了法兰西共和国﹐

制定了第一共和国宪法。随后﹐民主共和与专制复辟进行了八十多年的较量。其

间﹐有拿破仑﹑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的三次专制复辟﹐三次复辟又三次

被民主革命打翻。直到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民推翻了最后一个复辟王朝之后﹐经

过激烈辩论﹐决定回到原点──承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继承法兰西共

和国的大统。从此﹐法国走上了长治久安的道路。



世界历史表明﹐很多国家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都经历过专制复辟与民主革

命长期而反复的较量。中国也不例外。孙中山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中华

民国﹐随后﹐历经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

行专制之实”,直至中共披着“共产革命”的外衣﹐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专制制度

的全面复辟和超级复辟。然而﹐我们坚信﹐民主的潮流终不可挡。中国人民在推

翻中共专制之后﹐孙中山所创造的民主共和体制﹐一定会得到重建。



二、什么是“重建中华民国”?



什么叫重建?就是“重新建立”﹐意思是﹐原来有﹐后来被破坏了﹐现在再

重新建立起来。重建中华民国的逻辑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原来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和民主政权──中华民国政府,有一部民

主宪法──中华民国宪法﹔



第二﹐在中共叛乱集团的武装割据下﹐中华民国政府退居台湾﹐在台湾坚守

中华民国的法统﹔



第三﹐近年来﹐台湾政权逐步放弃了中华民国的实质﹐抛弃了孙中山和三民

主义﹐将中华民国“台独化”,一句话﹐台湾政权在背叛中华民国﹔



第四﹐推翻中共﹐何为取代?重建我们原有的民主政权──中华民国﹐就是

最好的取代。而这个取代的性质,就是以“民主统一中国”。这是既简单﹑又方

便的途径。



三、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提到中华民国﹐我们中国人应当感到骄傲。因为﹐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

主共和国。国父孙中山博士和一大批志士仁人﹐在批驳了改良派之后﹐发动了数

次起义﹐终于在一九一一年﹐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

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皇权统治的历史。她是亚洲第一个

“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一九一二年三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草就。这是亚洲第一部民主性质的宪章。应当说﹐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划时代事件。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民众起义﹐

曾经推翻过数十个专制王朝﹐但是﹐建立起来的﹐仍然是另外一个皇权专制。辛

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皇权专制﹐使中国步上了共和国的道路。



尽管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坚持的时间不长﹐但其民选制﹑最高权

力的分散与制衡等原则﹐都标志着它的民主政权的性质﹐在亚洲开启了民主的先

河。



一九三五年﹐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中华民国政府亦曾召集民主先贤﹐

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宪法》。抗日战争胜

利后﹐中华民国政府立即着手落实民主宪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政府举行

了由各省市﹑各党派参加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由国家社会党领

导人张君劢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明文规定“五权分立”和

“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等民主原则﹐被宪法学者公认为

是一部民主的宪法。中共人士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等﹐曾参与该宪法的起草。

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倍为推崇的着名学者胡适先生﹐称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是

“比美国宪法还民主的宪法”。然而﹐中共为了发动内战﹐不仅抵制这次制宪大

会﹐而且不承认这部民主宪法。



即使在中共破坏宪政﹑全面发动内战的威胁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华民

国国民政府的民意代表仍然在南京举行了《行宪国民代表大会》﹐并举行了自由

的总统和副总统选举。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虽公开与蒋介石作对﹐却当选为副

总统。中共历来批判蒋介石﹑国民党独裁。请问:在中共的历次大小会议上﹐有

没有一次像一九四七年国民大会那样的自由选举?



我们应当作出结论: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宪法》﹐是民主共和宪法。中共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极权统治﹐就像苏共推倒

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民主政府并夺取了政权一样﹐是一次专制复辟。



四、中华民国在台湾性质的蜕变──大陆民运的见证



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之后﹐直到蒋经国时代﹐始终坚持着中华民国的法统。坚

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如果在蒋经国先生之后﹐能真正继承蒋经国的遗志﹐

一直坚持孙中山博士的理念﹐一直恪守中华民国的宪法﹐一直以“反共复国”为

己任﹐那么﹐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开展“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中华民国好好地

屹立在那里﹐哪有“重建”之理?而且﹐如果今天的中华民国﹐仍然是两蒋时代

的中华民国﹐我们中国的问题会容易解决得多﹐或许﹐中共专制早就被推翻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有着亲身的体会和感受。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力和技

术﹐加上大陆人民反对中共专制的决心﹑策略和力量﹐完全可能推倒中共的专制

政权﹐而且﹐历史也曾经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不幸的是﹐蒋经国之后﹐李登辉执

政。中华民国的性质开始被李登辉等台独﹑独台人士扭曲﹐直到变质。



我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发动大陆海外民运﹐由于我的特殊

经历和地位﹐至今一直与台湾的朝野﹑各党派保持着诸多联系。二十年来﹐我历

经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三个时代﹐亲身体缓笏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蜕变过程。

可以说﹐我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蜕变的历史见证人之一。而我的见证﹐又有其独特

的角度──因为我能够从中华民国与大陆民运关系的演化﹐来见证中华民国在台

湾性质的蜕变。



其一﹐蒋经国时代,中华民国行使历史使命──与大陆民运“一家人”式的

配合运作至今﹐每当我回忆起大陆民运与蒋经国时代中华民国国府之间的合作﹐

回想起蒋经国先生对大陆民运的支持﹐心情仍然激动不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纽约曼哈顿的希尔顿酒店举行记者会﹐宣布

创办《中国之春》﹐发动大陆民运﹐组建大陆民主力量﹐矢志彻底变革专制制度。

一九八三初﹐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先生就派代表来纽约秘密见我﹐表示愿

意与大陆民运诚心合作﹐推翻中共专制﹐民主统一中国。记得蒋经国总统的代表

说﹐合作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绝对的保密。那时﹐连国府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

都不知道国府与大陆民运间的合作关系。蒋经国总统直接领导着一个工作组﹐与

我们配合运作。宋楚瑜先生曾经担任过这个工作组的组长﹐直接向蒋经国总统负

责。鉴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我对蒋经国总统和国府的代表提出了真诚合作的

“四项原则”:(一)独立的原则。《中国之春》﹑大陆民运在政治上完全独立。

(二)平等的原则。大陆民运与国民党和国府之间﹐在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则下

合作。(三)保密的原则。这点﹐蒋经国总统的代表已经强调。(四)批评的原

则。即:我们对国民党该批评的地方﹐将照批不误。这些原则﹐蒋经国先生都答

应了。特别是批评国民党一项﹐蒋经国总统回话说:“国民党是有很多毛病嘛﹐

应当批评。”



蒋经国总统派来的国府代表特别表示:经国总统希望共同努力﹐在我们这一

代能够推翻中共专制﹐在大陆实现民主制度﹐完成中国的统一。中国在我们这新

的一代﹐不能再分裂﹑内斗下去了。



在我主持《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期间﹐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之间的关

系﹐真的可用“一家人”来形容。因为﹐双方本来就是一家人。这种“一家人”

式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包括“战略与策略的制定”﹑“信息的交流”和“财力

支援”等。例如﹐国府从大陆内部获得的资料显示﹐有一名中共国安部的人员渗

透到了《中国之春》编辑部﹐他们就立即将此信息通知了我们。《中国之春》编

辑部核实后﹐便策略地采取了相应措施。再如﹐倘若大陆民运某一个项目需要财

力支援﹐只要打个招呼﹐没几天﹐指定帐号上就会收到“华侨人士”从欧洲﹑东

南亚或南美洲汇来的资金。



很多老民运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我主导大陆民运期间﹐是大陆民运表现最佳

的时期﹐是获得大陆留学生和海外华侨支持面最大的时期。其实﹐我应当这麽说

:在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精诚合作的时期﹐是大陆民运表现最佳的时期。没

要蒋经国先生的支持﹐没要中华民国国府的全面配合﹐《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

不可能有那样的表现﹐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绩。



国民党﹑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如此的密切合作﹐大陆民运是否失去了它

的独立性呢?答案非常清楚:没有。《中国之春》﹑中国民联始终坚持了政治独

立的原则。如果大家翻阅一下我主持工作期间的《中国之春》杂志﹐就会发现﹐

那时﹐我们对国民党某些不当政策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我们大陆民运始终支持

台湾民运人士为争取台湾民主所进行的努力。在民进党突破台湾党禁﹑宣布成立

的当天﹐我们非常振奋﹐立即举行了会议﹐决定支持。我们立即给民进党发了贺

信。我们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对大陆可起示范作用﹐有助于大陆的民主化。



尽管大陆民运始终坚持了政治独立的原则﹐为什么蒋经国时代的中华民国国

府与大陆民运关系还能如此的融洽呢?道理十分清楚:蒋经国先生是一个有远见

﹑有容量的政治家。蒋经国时代的中华民国﹐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坚持着国父

孙中山博士的理念﹐以在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为己任﹐坚持“反共复国”的

国策﹐将大陆人民视为自己的同胞。正因为如此﹐双方都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大

局为重﹐以“推翻中共﹑重建民国”为目标﹐求同存异﹐进行了“一家人”式的

合作。



其二﹐李登辉时代中华民国的台湾化,及其对大陆民运的“情报路线”



李登辉接掌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之后﹐国民党当局对大陆民运的政策逐步转向

﹐以趾筢来完全违背了蒋经国先生制订的路线。说白了﹐李登辉时代的路线是

“情报路线”。即:用有限的金钱进行收买﹐将大陆民运变成“情报收集队”和

“情报汇集站”,将大陆民运人士变成“情报分析员”。后来﹐国府便不再与大

陆民运合作,以进行旨在推翻中共政权的活动了。



我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曾两次访问台湾。访问期间﹐我向国民党有关当

局力陈支持大陆内部民主派的重要性﹐力陈中国大陆近年来矛盾的激化﹐指出大

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合作以共同推翻中共的可能性﹐力劝国府当局继承蒋经国

先生的遗志﹐恢复与大陆民运的真诚合作。我对他们说:台湾安全的最大保障﹐

不是花大钱买飞机﹑军舰﹐不是花大钱做金钱外交﹐而是争取大陆老百姓的民心

﹐是与大陆民运结合﹐尽快地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我建议台湾当局﹐根据目前大

陆局势的发展﹐应当建立与大陆内部民主力量的真诚合作﹐目标应当非常明确─

─推翻中共的专政。为此﹐国府有必要资助一大批大陆内部的职业革命家。台湾

朝野的反应﹐则是用各种借口否决我的建议。而在蒋经国时代﹐台湾国府曾主动

建议资助大陆内部的职业民运人士。然而﹐在八十年代﹐限于当时大陆的形势﹐

仅有少数民运人士具有投入“职业民运”的条件。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

下岗工人﹑下岗干部﹑退伍军人﹐无业农民和不满的知识分子﹐到处都是。一九

九八年﹐我秘密迁入大陆﹐曾走访了城市和农村。我发现﹐在大陆组建一支旨在

推翻中共政权的职业革命力量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我的建议﹐台湾朝野一片否决之声。最“离谱”的是这样的说法:“我

们不能用台湾纳税人的钱﹐来支援你们推翻‘贵国’政府。”针对这种说词﹐我

严肃而气愤地指出:我们大陆民运向中华民国国府﹑向台湾朝野寻求的﹐不是台

湾人民的纳税钱﹐而是本来就属于大陆人民的钱。国府当局撤退到台湾时﹐带走

了几十吨黄金﹐而这些黄金﹐很多是国府用金圆券从大陆老百姓那里买来的。这

些黄金的利息﹐就够我们大陆民运推翻中共了。我来台湾要的﹐是这个钱。因此

﹐我们大陆人民﹑大陆民运来台湾要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我的这番话

﹐被台湾当局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我们来台湾要钱﹐是天

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报导什么“王炳章说﹐台湾的钱﹐都是大陆人民的”﹐

以引起台湾民众对大陆民运的不满。台湾报纸用大幅版面发起对我的批判。从此

﹐李登辉当局﹐竟在民主的台湾,把我列入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我访问台湾时﹐关于国府支援大陆民运的经费问题﹐有一次“认真”的谈话。

那是台湾情治机构派来的。那位官员指出:现在﹐台湾与蒋经国时代不一样了。

希望大陆民运能够正视这个现实。台湾国府现在给大陆民运的经费﹐只能以搞情

报的理由来支出﹐作为一种情报交换。他说:“听说您王博士在大陆有不少关系

﹐您可以动员他们搞中共文件嘛。绝密的价最高﹐机密的其次﹐秘密的最低。中

央一级的价钱较高﹐省市地方的较低。什么文件什么价﹐我们台湾只能以此来‘

帮助’你们大陆民运人士。”听此一言﹐我气得发抖。我不客气地说:“我们有

骨气﹑有理想的大陆民运和大陆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充当特务的。对不起﹐这种

交易﹐我不能做。我们大陆民运也有专门的人员收集有关信息﹐用于制定战略和

策略的参考。如果你们有必要﹐我们可以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信息交流﹐如此

而已。”在台湾当局“情报路线”的金钱利诱下﹐我不止一次地对台湾有关人员

表示:“我们宁可餐风宿露﹐也不会出卖灵魂。”



为什么在李登辉时代﹐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和政

府﹐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理念﹐放弃了中华民国“反共复国”﹑民主统一中国的

国策﹐放弃了中华民国国府对大陆同胞的责任﹐实行了“独台”政策。李登辉提

出的“两国论”﹐就是这一政策的集中表现。



所谓“两国”﹐李登辉一派的解释﹐就是“海峡两岸﹐一边一国”。李登辉

的两国论﹐使中华民国国府长期固守的“反共复国﹐反独求统”的国策﹐转变成

了“与共和存﹑分离求独”的国策。一位大陆人士说:“李登辉的两国论﹐是企

图把中国当成一块大饼﹐分为两块﹐由中共吃大块﹐由台独人士吃小块。”的确

﹐李登辉等人﹐曾在很多场合表示“希望大陆江江泽民政权稳定”。



正是在整个国策转变的大形势下﹐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之

间的关系﹐与蒋经国时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李登辉对大陆民运决以“情报路线”而进行利用的政策指导下﹐在大陆,

有因一时认不清李登辉真相而被骗下海,因为台湾收集情报、结果遭遇中共迫害

的大陆反共人士﹔在海外,也有因抵制“情报路线”而受到台湾排挤打击的海外

民运人士。至于受台湾当局指使和利诱﹐而在海外民运圈内拉一派﹑打一派者,

于今亦已经为海外有识之士所共知。历史的记录是﹐在李登辉时代﹐大陆民运因

台湾因素的不当介入而受到了相当的破坏。我想﹐很多人对此都有亲身的体会。

历史的纪录是﹐在李登辉时代﹐大陆人民本有很多严重打击中共政权﹑直至摧毁

中共专制政权的机会﹐但都在李登辉“希望与中共政权和平相处”的政策下错过

了。关于这两方面的秘辛﹐我相信﹐将来﹐在适当时机﹐有关人士会予以披露。



其三﹐陈水扁时代,正在台独化的中华民国对大陆民运推行“收买路线”。



如果说﹐在李登辉时代﹐其台独路线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到了陈水

扁执政后﹐其台独路线已经表面化。所以我们说﹐中华民国在李登辉时代“台湾

化”了﹔在陈水扁时代则“台独化”了。“中华民国”成了台湾地方政权的一个

代名词。就像一些台独人士宣称的:台湾没有必要宣布独立﹐没有必要再宣布成

立“台湾共和国”﹐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就叫“中华民

国”。



在李登辉时代﹐由于国民党内还有相当一批孙文主义的追随者﹐他们对国民

党的蜕变和李登辉的独台路线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努

力平衡下﹐李登辉时代的国府﹐还是在纸面上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成立了

“国家统一委员会”﹐起码在口头上﹐还是要追求国家的民主统一的。



如果说﹐李登辉时代已经将“中华民国台湾化”了的话﹐陈水扁时代﹐则完

成了“中华民国台独化”。陈水扁将“中华民国”向“台独化”推进的一个重要

步骤﹐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在两岸关

系的处理上﹐陈水扁当局也较李登辉时代走得更远﹐他试图完全切断台湾与大陆

之间的政治血脉。最近﹐“世界台湾人大会”年会在台湾举行。这次﹐“世台会”

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更改“国名”──将已经空壳化﹑台湾化的“中华民国”

﹐改称为“台湾共和国”。其实﹐“世台会”的主张倒是干脆些﹐倒是有“讲真

话”的勇气。陈水扁先生出席“世台会”捧场﹐说明其内心是认同该会诉求的。



的确﹐在陈水扁“中华民国台独化”政策的导引下﹐“中华民国”已经成了

变相的“台湾共和国”﹐只是出于策略的需要﹐没有公开宣布独立﹑没有公开变

更国号罢了。



在陈水扁“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国策下﹐台湾当局对大陆民运的政策也进行

了调整。调整的方向是:收买大陆民运﹐为其“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国策服务。

据我所知﹐陈水扁执政后﹐台湾当局曾派员与一些大陆民运人士接触。台湾当局

利用某些大陆民运人士谋生困难﹑希望能够得到“容易钱”的心理﹐以每月发给

生活费为诱饵﹐让大陆民运人士签下“卖身契”。“卖身契”的实质内容就是同

意“台独”。台湾当局试图收买一批披着“大陆民运”外衣的“中华民国台独化”

政策的辩护士和推销员。



五、台湾民主化与重建中华民国



我们必须声明﹐虽然我们不同意李登辉和陈水扁的“中华民国台独化”﹐但

绝不否定台湾近年来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我个人而言﹐民进党内也

有很多私人朋友﹐我对台湾反对派人士的奉献精神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问题在

于﹐我们在肯定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如下因素:



(一)台湾民主化的成就﹐除了台湾反对派人士的努力这一不可否认的因素

外﹐与中华民国的民主法统有着不可分割的传承联系﹐甚至可以这麽说﹐台湾今

日的民主化﹐是中华民国民主法统的继续。这是因为:



没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在

台湾”﹔



没有中华民国无数优秀儿女的牺牲奋斗﹐就没有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就

没有台湾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获得自由解放的事实﹔



没有中华民国民主宪法的制定以及在这一宪法下的民主训政﹐就没有后来的

﹑在中华民国宪法导引下台湾走向完全民主的发展﹔



没有两蒋总统在台湾坚持“反共复国”的国策和对台湾安全的坚决保卫﹐台

湾可能早就被社会主义台独或中共所窃据。如果是这样﹐就根本谈不上台湾的建

设和民主化发展﹔没有中国国民党一贯坚持“自由民主”的理念﹐就没有国民党

后来在台湾“政治让权”式的民主改革。我说“政治让权”﹐指的是﹐一切的和

平民主改革﹐除了反对派人士的争取之外﹐掌权者能够“让出政治权力”﹐也是

不可或缺的因素。很多大陆民运人士的献身精神不可谓不大﹐但是﹐由于中共从

来就不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由于中共不肯让出任何一点政治权力﹐所以,

大陆至今才看不出以改良方式实现民主化的可能性。



(二)除了民主化之外﹐甚至台湾今日的经济成就﹐也与大陆有着不可分割

的关系:



没有中国国民党退到台湾时带去的大批大陆精英﹐没有这批精英成功地进行

了台湾的土地改革﹐没有这批精英根据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制定的台湾经济发展

战略﹐台湾在六、七十年代就不可能有那么快的经济起飞﹔



没有中国国民党退到台湾时带去的大量黄金(大陆人民的血汗钱﹐一说数十

吨﹐一说十几吨)作为稳定台湾金融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金

融稳定和迅速的经济发展。



因此﹐今日中华民国在台湾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民主化成果﹐实际上应看做是

整个中国的财富﹐是整体中华民族的财富。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台湾本土精英和

台湾原住民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我们要提醒注意的是﹐台湾今日经济发

展与民主化的成就﹐绝非台独人士的私有资产。尤其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

发展出来的台湾民主化成果﹐更非单纯来源于台独人士的“打拚”。台湾的民主

化成果﹐只是《中华民国宪法》这棵大树发育出来的一株幼芽﹐一次成功的地方

试验。她的根﹐在全中国﹐她的主体﹐仍在中国大陆。虽然那里至今仍被冻土封

盖。但是﹐我们坚信﹐一旦解冻﹐必将成长出民主的苍天大树。倘若今日在台湾

的中华民国仍然坚持孙中山的理念﹐仍然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那么﹐就

理应运用经济成就与民主化的成果这一整体中华民族的财富﹐采取进取性措施﹐

与中华民国国民的主体力量──大陆人民联合起来﹐开展新时代的北伐﹐尽快结

束中共的专制统治﹐实现全中国的民主化。不幸的是﹐由于独台和台独人士狭隘

的民族主义眼界﹐他们从私利出发﹐将中华民国台独化了﹐从而放弃了对大陆─

─这个中华民国的主体应尽的责任。



谈到责任问题﹐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人民理应有亏欠之意。

历史的教训是﹐没有中华民国国府早期在大陆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失误﹐大陆就可

能幸免沦陷于共产党之手﹐大陆人民就可能幸免于遭受共产党的专制蹂躏。即便

在中共残酷的统治之下﹐大陆还是有数不清的有志之士﹐心向中华民国,心向国

民党﹐“南望王师”﹐一心把推翻中共的希望寄托在“复兴基地”中华民国身上。

为了响应中华民国原来“反攻大陆”的号召﹐为了保卫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不知

有多少大陆优秀儿女﹐在与中共残暴统治的抗争中﹐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

些心向中华民国的大陆人民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也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提供了一

定的安全保障。即使在今天﹐中华民国已经台独化了﹐已经把大陆同胞抛弃了﹐

大陆无数有良知的人士﹐仍然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为了保住台湾的民主

成果﹐为了台湾同胞的安全﹐为了不让中共血洗台湾﹐而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

起而呼吁中共不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我们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府

﹐在道义上﹐在政治上﹐理应对中国大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华民国应当是

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如果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放弃了这一责任﹐如果在台湾的中华

民国被台独人士窃据了﹐大陆人民反而有责任与台湾的有识之士一道﹐将中华民

国拿回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使之发扬光大。



还有一个道理﹐需要使意图将中华民国台独化的人士明白。那就是﹐一个民

主化的台湾﹐面对中共专制政权﹐你不摧毁它﹐它就会吃掉你。你想用承认它﹑

尊重它﹑甚至献媚它﹐来换取它对你的承认﹐是非常天真的﹐是与虎谋皮。不改

变中国大陆的专制制度﹐台湾局部的民主成果﹐随时都在受到威胁,甚至惨遭毁

灭。



六、如何开展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



中华民国在大陆被中共颠覆了﹐在台湾被台独异化了﹐因此﹐我们有责任重

建她。如何重建呢?我想﹐我们应当开展一个运动──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这

个运动大致分为如下几个层面:



其一﹐舆论宣传层面。我们要宣传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民

主共和性质﹔我们要揭开历史的真相﹐把中共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把中共对中

华民国泼下的污泥浊水洗净──还中华民国本来民主共和之真实而可爱的面貌。

同时﹐我们要宣传﹑学习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并根据目前现实的

国情和国际环境﹐继承三民主义﹐发扬三民主义﹐光大三民主义。舆论宣传的目

的﹐是使大家达成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展开行动。



其二﹐蓝图设计层面。要重建的新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模式﹐我们必须从现

在起就进行规划。诚然﹐几十年前中华民国建国先贤们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建国大纲》以及一系列的法规建制﹐不但显示了她的民主性质﹐而且其实

质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具体内容必须更新﹐必须现

代化﹐以更加适应目前海峡两岸﹑香港﹑澳门以及国际新格局的现状。过去几年

﹐台湾曾进行了几次《中华民国宪法》的修宪活动。我们则应检讨台湾修宪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大陆反对派人士也曾为后共产党政权起草过几部宪法草案﹐勾画

过部分未来新中国的蓝图﹐也起草过未来新中国的各项政策草案。我们在设计未

来新中国的蓝图时﹐要肯定过去有关人士的研究成果﹐要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我

必须强调的是﹐一个政治运动﹐如果只知道反对什么﹐不知道建立什么﹐是不成

熟的。也就是说﹐只有解决了“拥护什么”的问题﹐才能对民众形成凝聚力量。

当前﹐大陆民众对中共专制腐败的不满﹐已经到了极不耐烦的地步。可以说﹐人

民大众在心理上﹐已经完全做好了“改朝换制”的准备。问题是﹐中共垮台后﹐

其“替代政权”的模式是什么?“替代政权”的国策是什么?什么样的政治力量

可以取代中共而建立起“替代政权”?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解决民众“拥护什么”

的问题──拥护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和拥护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我认为﹐这是

大陆民主力量需要尽快解决的。



其三﹐发展组织层面。只能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达成政治目标﹐这是

常识。在舆论动员群众的基础上﹐将有共识的精英和群众组织起来﹐使之凝聚成

政治力量﹐就像当年中华民国的建国先贤们成立同盟会一样。



其四﹐资金筹措层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应当成立“重建中华民国

基金会”或“新中国基金会”一类的筹款机构﹐为推翻中共﹑重建中华民国的运

动筹措基金。



其五﹐行动策划层面。我们要在中国大陆策划一系列旨在推翻中共政权的行

动。我认为﹐我们不要再浪费精力﹐作那些对中共政权没什么实质性打击的事情

了。现在要作的﹐就是实际策划那些可能推翻中共政权的动作。要集中力量﹐策

划出一个﹑两个﹑几个大动作﹐触发中共政权的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以学运﹑工(农)运﹑兵运的模式﹐最终导致中共的垮台。只有瓦解中共的专

制统治﹐才能重建一个民主的新中国。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重建中华民国﹐使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重新屹

立在世界的东方﹐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的责任。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大陆﹑台湾﹑

港澳﹑海外一切华人的力量﹐重新举起孙中山的旗帜﹐重建曾经属于﹑未来也必

然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中华民国。当然﹐我们必须最终接受大多数中国民众的选

择:在推倒中共政权之后﹐国号﹑国旗﹑宪法这些问题﹐必须由全中国人民来决

定。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简便而具体的方案──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和

宪法。这一方案是否可行﹐必须最终由人民作出选择。不过﹐我们可以断定﹐不

管将来人民选择什么“替代方案”﹐其精神和原则﹐都脱不出中华民国及其宪法

的民主共和性质。就此意义上讲﹐研究﹑继承中华民国的传统﹐无论如何﹐都是

必要的。



一九九六和一九九八年﹐我访问台湾时﹐台湾朝野的独派朋友们竟然不止一

次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假如﹐将来你们中国大陆民主人士掌握了政权﹐台湾宣

布独立﹐你们会不会像中共一样用武力攻打台湾?我思索了一下说:将来﹐大陆

民主了﹐按照我的意见﹐将实行中华民国宪法﹐大家在一个宪法下﹐成了一家人

﹐共同选总统﹐那里还有什么打不打的问题?一句话﹐说得独派朋友们哑口无言

﹐只能以掌声回应。当时的一句应景之语﹐现在想一想﹐或可能成为未来解决海

峡两岸问题的最佳选择。据说﹐当年毛泽东对抛弃了“中华民国”的国号﹑采用

苏联所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非常后悔。更名一举﹐曾给中共政权进入

国际社会带来很多困扰。说实在的﹐中共的专制政权也根本不配使用民主“中华

民国”的名号。中共的这个“改名错误”﹐或许给我们这一代中国大陆人留下了

一个契机──将“中华民国”重新唤回中国大陆和整个中国。



写于二零零零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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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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