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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读史料《彭德怀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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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单世联：读史料《彭德怀自述》 (495 reads) 时间: 2003-2-14 周五, 下午10:2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中国朝臣们不断地重复着韩愈因言获罪的命运。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中央主席毛泽东，申论会议讨论中的未尽之意，批评大跃进及党的领导的思想作风。由此招致毛的严厉批判，彭德怀怀最终冤死监中。

　　在蒙冤受辱的日子里，在专案组一次次的提审中，彭德怀写了几份简历材料，尤以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６日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一封长信（后以"八万言书"著名）最为详尽。１９７９年彭德怀平反，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些材料编成《彭德怀自述》一书，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发行数百万册，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

　　这本书有一种特殊的叙述方法。处于受审查、被批判的境遇，彭的每一句话都会受到严格的查证，可以认为，这本书有高度的真实性。由于在毛与彭３０多年的共事生涯中，他们的合作与"对立"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对半分，是庐山会议上毛与彭的争执的要点之一，因此彭在记忆中对其与毛一致的方面多作突出，并尽量对毛多作颂扬，哪怕当时他对毛并不衷心认同。既要为自己辩护又要维护毛的一贯正确，阶下囚的屈辱也表现在一种刻意的修辞上。"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１童年记忆

　　政治家也是有感情的人，但他的感情通常都经过理智的洗礼和权力关系的编排。就此而言，彭不是一个老练的中国式的政治家，而是一个身居高位的普通人。

彭与毛有一个惊人的相似，这就是早在童年时代，他们的人格就已形成，童年经验在他们一生中都有鲜明印记。

　　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

　　正月初一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我立在门坎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家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７０年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柱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Ｐ２）

　　童年的经验真是太深刻了，６０年代，身陷囹圄的他还这样说："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Ｐ２）当然要流泪伤心，童年时代生为穷人所承受的欺负和困顿，极盛时期因为农民说话而横遭残害，革命成功并未使彭这样的农民摆脱２０世纪苦难。

　　中国革命最初由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发动，但革命的主力，则是像彭这样的底层农民，他们的阶级意识、政治立场、斗争精神主要源自童年时期就深刻体验过的贫富对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革命者的回忆几乎都有这种体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只是赋予他们的意识、情感、行动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整合。彭的特点在于，当大多数农民出生的官员已经用这种意识形态代替了原初的农民感情时，他仍然记忆着童年苦难。一般认为，邓发、项英、彭德怀是党内最为艰苦朴素有清教徒气质的领导人，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都同样不为毛所喜欢。

　　１９４９年４、５月间，彭从西北到北京汇报，有一次在周恩来办公室，他"对我们先入城市的同志提了些意见，指出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崐毯，又是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最后对总理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１）也许彭确实相信革命就是为了劳动人民，因此对革命者的享受看不惯。其实还在１９３９年年底，邓发从新疆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经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就相当气愤："我们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２）

　　１９５９年７月，"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保健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样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褴褛，蓬首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３）也许此时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彭童年时即不爱讲假话（不是招财童子而是讨饭花子），此后也以此赢得荣誉和遭受失败。他不喜欢的"洋顾问"李德也说："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他自从１９２８年带着他的部队参加红军以来，一直支持毛，把毛看作是革命军队的当然领导人。但这并不是说，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都很积极，只要他认为必须批评的，就总是直言不讳。他爽直，严厉，既反对损失耗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４）但说真话不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者的特点，对他知之甚深的黄克诚就说："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５）直言犯上，党内唯一能管得住他的毛泽东对他猜忌极深，曾对他说：老总，咱们定个君子协定，我死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彭如此动情地回忆童年说明他还保留着常人之情，这也是中国政治家的大忌。党内斗争的另一个失败者瞿秋白也和彭差不多，１９２４年１月８日，瞿在给恋人的信中说："我不知怎的，近来又很能动情的，很真挚地想着我的父亲，想着我已死的母亲，甚至我六、七岁时看见过的外祖母，我已经又能很悲酸的为他们堕泪。"（６）相反，毛在向斯诺谈到自己的童年时，津津乐道的只是当年与父斗的喜悦。

２爱憎分明

　　彭不是一个善于修饰感情的人，他的爱憎是直接的。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彭因杀了恶霸而被追捕，在易家湾的湘江河岸，一个叫罗六十老倌不要他的钱就把他送过河：

　　船抵西岸时，我将汗衫交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将汗衫丢在船上说：他日相逢，留作纪念吧！（Ｐ２０）

　　１９３０年７月，彭率七三军团攻占长沙，戎马倥偬之际，他没有忘记去找这位罗六十老倌，将没收土豪的粮物送了他一些，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认其为恩人！"（Ｐ１５５）

有爱就有恨。第一次打长沙，国民党省主席何健逃脱，彭写道：

　　何健这只老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Ｐ１５４）

　　１９６９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批判他不要根据地，彭甚为恼怒。在详细叙述了当时突围的经过后，他以农民式的口语责骂文章的作者：

　　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胡说八道去吧，谨慎点罢，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Ｐ１１８）

　　党内有不少老干部以骂娘著称，敢骂人被视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其最初起源是穷人对穷人的天然感情、对富人的本能敌意。用贫富二分来分析社会并提炼感情，是革命动员的法宝，它是有力的，但又必然是粗线条的。不是爱就是憎，舍弃了人类感情的许多方面自然也就使爱憎抽象化，这是许多农民出生的革命家实施暴力革命、认同领袖集权和极端政策的心理根源。

　　实际上，不但社会整体，就是在党内，是非曲折也并不明确，黄克诚就发现，彭"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７）爱憎分明与无处不在的"关系"是不相容的。这或许是彭个性的局限的，只是中国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有什么正面价值？为什么每个人都得要适应这种恶劣的"关系"？把彭打倒的结果，是党内失去了忠义敢言之士，妥协、迁就、无原则的"顾全大局"、逢迎、拍马之风日盛。

３知识分子与工农

　　１９１６年３月，彭参加湘军，开始了他壮烈的军旅生涯。湘军是地方军阀的部队，士兵多为贫苦的农民，但也有知识分子，一类是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一类是中学生，彭对他们的评价是：

　　保定青年军官来部队充当见习官、排长、连长，他们来时朝气逢勃，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国耻，编写了不少军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他们也讲得痛哭流涕。他们随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贪污腐化，什么爱国爱民完全置于脑后，如何升官发财，却成为他们一切闲谈的话题。

　　我在这段时间，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发奋图强，廉洁奉功，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剩了彭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三军军长和红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们是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艺工人，老实纯真，容易接受打富济贫，灭财主、灭洋人的思想。到１９２１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贫会，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了，有的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在红军中牺牲了。这批人没有一个叛变的。（Ｐ２９─３０）

　　知识分子之所以腐化堕落，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当官的可能性大，而普通的工农子弟因为没有文化只能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革命性的坚定性与否与个人在现实环境中选择性的多少成反比，这似乎是人之常情。

　　不过，对于革命，特别对于彻底破坏现存社会秩序、颠覆传统价值体系的中国革命来说，"人之常情"恰恰不能解释。事实上，彭发动平江起义时的一些核心人物，除黄、李外，其他的如贺国中、邓萍、黄纯一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革命立场都很坚定。黄纯一的部下李聚奎记得：黄"外表像个文雅的书生，但性格刚毅，遇事沉着果断，作战勇敢，对士兵胜似手足，对革命忠贞不渝。"（８）同样，彭德怀结交的士兵朋友没有一个叛变，而工农革命者并不都是立场坚定的，比如皮匠出身的师长郭炳生１９３３年就在广昌叛变。正如同是党的总书记，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英勇就义而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却最终叛变、被蒋介石像狗一样杀掉的。所以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在革命性的差异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经过极端贫苦的生活，由牧童、童工、堤工、当兵到军官，彭体会了工农兵的实际生活，建立了朴素的阶级感情。这种感情使他对底层民众有较多的关怀，对革命进程中过火的烧杀政策有不满情绪，并在关键的时刻客观上充当"为民请命"的角色。但也是这种阶级感情，使他对知识分子的较难认同。庐山会议上他坦承："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看作关公投降，无礼貌。在敌我斗争中，我是坚决的。"（P９）

　　毛泽东上井冈山时得力于王佐、袁文才两支土匪队伍。党的六大决议，对土匪有严厉的惩处政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亦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均应当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时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应完全歼除。"毛并不是拘泥于教条的人，况且其时还用得着袁、王，所以红四军前委（毛为书记）在讨论（王、袁参加）决议时，把这一段话删掉了。但袁后来看到了原文，就念给王听，并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Ｐ１４２）这当然是事实，党的决议已经决定了袁、王的命运。

　　但袁文才不是土匪，而是党员："他在永新一中读书时就听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因而要求进步，向往革命，参加过学生运动，在龙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于１９２６年年底或１９２７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把宁冈的农民自卫军拉到井冈山，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那时袁文才部已有党的组织。"（１０）都是共产党的部队，他与朱毛红军的区别只是先上山后上山，为什么不说他们先行走上建立根据地的道路，却认定他是"土匪"、而且后来袁、王被追认为"烈士"后也一直这样称呼他们？唯一可以说明此点的，是当时的革命武装与土匪之间并没有一这万里长城。

　　王、袁的警惕造成了他们的覆灭。值得注意的是毛、彭都认为袁是主谋："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滑，名堂很多。"彭则这样比较王、袁："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Ｐ１４３）王、袁相较，袁更坏，原因之一，在于他是知识分子。

　　井冈山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敌意相当普遍。陈正人在边区特委会上被选为书记，可就是因为他在遂川师范读了两年书，在当时算得是知识分子，就不得不把书记的位置让他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１９２８年毛领导湘赣边界的"洗党"，"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１１）每个党都有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利益集团，共产党是工农党，知识分子当然是外人，但革命又需要知识分子，因此党只有把他们接纳进来，团结、改造、利用是毛确定的知识分子政策。但知识分子总是本性难改，常常要犯点独立思考的毛病，这就令乾纲独断的工农干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４怎么叙述"打ＡＢ团"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爆发的"富田事变"源自１９３０年初毛针对赣西南党团组织和地方红军的一次大规模的捕杀行动──"打ＡＢ团"，恐怖引起兵变，兵变被更大的恐怖扑灭后，毛在中央苏区的绝对权威完全确立。

　　彭不是"打ＡＢ团"的急先锋，但也在三军团开展了以江西人为主要对象的整肃。在"富田事变"中，彭全力支持毛，以至到１９６５年，毛也承认："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Ｐ２８９）当然，毛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表达感谢之情，因为就在他和彭德怀这次谈话之时，他正在蕴酿最终置彭于死地的"文革"。

　　彭为毛地位的确定有很大贡献，考虑到兵变发动者"拥护朱彭黄，打倒ＸＸＸ（即毛泽东）"的口号，彭在这个问题上对毛的忠诚就更显得无以复加了。但彭对"肃ＡＢ团"是有自己认识的。１９２９年春，彭退出井冈山路过赣南的安远县时：

　　县委杜同志来城汇报情况，谈到他们县委靠砍柴和烧木炭维持生活，很艰苦。我们给了二、三十两鸦片烟（从反动县政府没收来的）和二百元作为党开展工作的经费。他退还二百元，只拿去那点鸦片烟。杜同志说："砍柴烧炭卖，可以勉强维持生活，现洋留给你们作军费，鸦片烟卖掉之后，买个油钱印机和救济几个死难同志的家属。"他们的艰苦卓绝，真是令人感动工作。后来我在湘赣边和湘鄂赣边苏区，介绍过这个县委的艰苦工作的作风。……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他被诬为ＡＢ团杀掉。这样惨痛的事，在王明时期不知有多少！（Ｐ１２６）

　　"打ＡＢ团"的始作俑者是毛。１９３０年２月６─９日，毛主持的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的联席会议发出"肃反"号令，先是刘士奇、李文林分别领导地方上的"打ＡＢ团"；１１月下旬毛以"快速整军"为名在自己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内部"打ＡＢ团"，被杀官兵达４５００人，接着就迅速把矛头指向包括李文林在内的赣西南党和红军，由此激起"富田事变"。１９３１年１月，项英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着手纠正红色恐怖，但不久已取得中央领导权的"王明路线"明确支持毛，又派出以任弼时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取代项英，与毛密切合作掀起了第二次"打ＡＢ团"的高潮。总之，毛是两次"打ＡＢ团"的主要领导，而"王明一伙"是１９３１年１月才上台的，此时数千名红军将士与地方干部早已被冤杀。

　　彭对"打ＡＢ团"的原委当然是知道的，仗着他在"富田事变"中对毛的巨大支持，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交代材料中，彭也不可抑制地表达了对捕杀杜同志这样的革命者的"打ＡＢ团"的愤慨。然而，他此时正遭受沿"打ＡＢ团"思想路线（方式已不再是肉体消灭）下来的毛的整肃，并希望毛能使他复出，因此他必须为在上者讳，把"打ＡＢ团"的责任推到王明路线。不过，毛当然知道自己在"打ＡＢ团"中的角色，所以投鼠忌器（彭的信是写给毛的，他的自述材料毛也肯定会看到），彭还必须着意加上这样几句：

　　１９４２年整风审干运动，毛主席的方针是：大部不捉，一个不杀，还向被整错了的同志道歉，使这些被整的同志甚为感动。两者对比，毛主席的路线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多么伟大。（Ｐ１２６）

　　这样，如果对"肃ＡＢ团"的反感对毛有所刺激的话，那么歌颂一下延安做法，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尽管这是彭的唯心之论，因为整风审干时的"抢救运动"也很恐怖，只是极少肉体消灭而已，彭对延安时的华北工作会议"操了我四十娘"也耿耿于怀。

　　复杂性还在于，彭也对毛不开杀戒的一面也有极深印象，１９２９年红四、五军二次会合后：

　　在途中某地，没收钟姓地主谷物分给当地贫农。不知是地主同姓的狗腿子还是受蒙蔽的群众阻拦分谷，在分谷时，就发生了械斗。四军司令部的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研究，即令将拦阻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 在午饭时，毛主席得知此事，当时给乱杀人这件事以严肃的批评。（Ｐ１２７）

　　富田事变时，彭还以此事来说服三军团干部支持毛。既然对毛的这一行为记忆甚深，那么对毛在"打ＡＢ团"中的行为就肯定烙印更深。但《自述》没有说到毛的捕杀行径，这是刻意回避，还是说明彭对毛多方面的权谋认识不清？

５能否"问一个为什么"？

　　１９３２年，三军团打赣州失利，下一步如何行动，中央局主张向西发展，以期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毛泽东主张向北发展，与赣东北打成一片。彭德怀支持中央局的意见，以彭当时的身分，如果支持毛，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事后反省，彭觉得是出于对中央的服从，由此得到的教训是：

　　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Ｐ１７６）

　　无论多么控制严密的党，至少在理论上，党员是可以"问一个为什么"的，因为每个党员都是有脑袋的，即使他在行动上无条件地服从，他的脑袋也还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问题不在问不问，而在问了并发现了疑问以后，党员有什么途径可以把自己的观点有效上达并影响上级决策。根据中共的组织体制和普通党员的素质来看，一个党员即使"问一个为什么"也不可能影响大局（当然，身为主力军团的领导人的彭在决策上是有部分发言权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共产党的目的不止是要夺权，还要改造一切与之不同的思想意识，这就决定了一个普通党员、甚至是高级干部要真正"问一个为什么"也是很困难的。彭真正想说的：一个党员即使不能影响上级，但至少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盲目执行。不盲目执行与不执行是不同的，尽管不盲目执行也不可能对革命产生多大的影响。党员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是减少执行的盲目性，而不可能不执行。

　　通过１９３０年打武昌的教训，彭已感觉到中央也可能犯错误，但是党中央路线错误，下级党在开始时不容易了解，因为它不容易了解全盘情况；即使了解了，也只能向中央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严重损失，也只能掏像打武昌那样的事。如开始就采取对抗，那就会有分裂党的危险。这个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适当的办法，到现在我还没有肯定明确的观念。（Ｐ１５１）

　　客观的限制使党员很难发现上级的错误（"全局眼光"、"顾全大局"常常是上级为自己的错误所作的最好的辩护词），即使发现了你又能咋样？反抗、不服从就是"分裂党"，党史上有多少明知不对却又只能服从或坚持原则却背上"不顾大局"、"分裂党"这样的悲剧！

　　中国人习惯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点不错。以１９３２年的事而论，实际上并无径渭分明的是非之分。三军团向西、一军团向北，两个军团都没有打好，真正的教训是："像手足一样的两个军团，分开都没有打好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那次战斗也是可以歼灭敌军的，这证明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不利的。"（Ｐ１７６）所以很难说毛是正确而中央局是错误的。但彭当时服从了中央局，是因为中央局在毛之上；而在《自述》又作检讨，又是因为毛此时是最高领袖，并且在庐山会议上对这一段历史念念不忘。所以可以把彭的这句话补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但对当时的最高权威（可以是中央局也可以是毛泽东）却只能无崐条件地服从。

　　所以这不只是个人崇拜问题（彭大概不会真心对毛崇拜），而是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必然会摧毁党员个体的独立意志，不让你"问一个为什么"。但彭的性格过于刚直。庐山会议的７月２３日，彭对周恩来说：

　　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１２）

　　尽管"忍不住"，彭的信也还是"字斟句酌"。尽管已经"字斟句酌"，毛还是大打出手，认定彭是有计划、组织地进行反党活动集团，嘱你休想"问一个为什么"，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在如此颠倒是非的领袖独裁面前，彭尽管在"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屈服，但面对强大的组织压力和围攻，他在其他问题上，也只能"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Ｐ２７８─２７９）如果不是这样"配合"毛的意欲，彭的下场会更糟。李锐指出："９月９日，在北京开完军委扩大会议后，彭德怀也写信给毛泽东：'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正是毛泽东希望得到的反应，他对此感到满意，立即作赞扬批崐示，通报全党。"（１３）

　　明知真理在手、正义大胸，却只能腑首贴耳、甘愿挨整，"问一个为什么"岂不是太天真？

６ "犯上"的不同后果

　　庐山写信毁了彭的政治生涯与肉体生命，这肯定是他始料未及的。在党内军内，相对而言，彭是敢于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人。１９３３年夏，针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政策，彭给最高领导人博古打电报，表示了批评意见，博古"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改正的反映"。（Ｐ１８１）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几次反对博古和李德的命令而获得认可。１９３４年广昌战役期间，他与博古、李德谈话：

　　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我骂了他无耻下流，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这次也出乎意料，没有撤职，也没有给处罚，只是他到瑞金以后，造谣说彭德怀右倾。（Ｐ１９０─１９１）

　　因为这些经验，彭觉得给最高领导人写信不但是应该的，也不会受到打击，不会受到组织上的处理。庐山会议上，他的自我辩护之一就是"过去在江西时，对中央也上过万言书。"（１４）虽然如此，他还是知道毛泽东不是博古、李德，措词谨慎，对大跃进的总体肯定，对毛的小心推崇，但一句"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得本没有准备写信更没有准备被撤职的彭从此万劫不复。

　　向上级提意见，博古时代的彭可以放言无忌，毛泽东手下的彭却如履薄冰。结果却反过来，博古照样让彭大将军横刀勒马、驰骋疆场，毛却让彭元帅进驻"挂甲屯"、被迫害致死。可见博古尚有一定的民主作风，而毛则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然而，如果这样来评比博古与毛泽东，又是不够的：在党内斗争中，博古根本不是毛的对手；而且是毛泽东而不是博古（包括对党内民主问题稍有自觉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使共产党取得了政权。这一无情的事实再度表明：革命与民主根本就是两回事。

７ "名"不只是虚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革命靠的是的一支英勇顽强的军队，毛主要是通过他掌握的江西根据地的军队而使党的声光逐渐聚于其身的，他的军事成功为他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在遵义会议上，他也是通过批评博古等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而首先获得是对军队作战的指挥权的。只是到延安后，毛才逐步成为党的领袖。在紧迫的战争环境中，军队是"实"，政治组织似乎是"名"，毛对博古等人的取代，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但"名"仍很重要，特别是当"名"和"实"结合之时。长征路上，有过这样一次危险：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全会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要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Ｐ２０４）

　　张闻天（洛甫）夫人刘英回忆当时情况："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１５）

　　江西时期，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握于总政委之手，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据此要津而位于总司令朱德之上，但总政委如果不是军委主席或前委主席，那它的权力就相应减小。毛要让出军权，但又不能是全部军权，总政委一职恰到好处；而且要此时的总政委周恩来让出此职，也削弱了周对军队的影响。此时张国焘的实力远为强大，如果让出总书记，那就等于党权、军队等于全交给张国焘了。洛甫不是纯粹书生，他知道自己所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名"；但他毕竟未脱书生气，还不是成熟的中国式政治家，不明白如果这个"名"与四方面的"实"结合起来，那么张国焘就是名实兼具，党和红军都得听命于他了。毛的洞察力在于，张既已在"实"上占了优势，"名"就万万不能给他。事实证明了毛的远见卓识：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他就是借助"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的帮助，利用这个"名"，逐步逼张就范。毛不崐但智慧过于张国焘，胆识也过于张国焘，张"没法取代"朱德的军委主席一职，而毛不久就堂而皇之地取代了。

　　在中国革命中，"名"其实就是最高权力，谁的的位置最高，谁就有"名"。１９３１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全面占据中央的领导地位，彭听到传达后就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对博古等人在江西的一系列政策也非常不满。

　　此事到１９４４年一、二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Ｐ１７９─１８０）

　　四中全会是由莫斯科派来的米夫一手控制召开的，无论多么荒唐，也无论它给中国革命造成什么损失，只要有国际支持，它就是合法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听命于莫斯科。事实上，即使延安时代毛已经取得了对党和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后他也仍然需要国际的认可；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应以毛为核心的口信，使王明等人从此一蹶不振，而毛则借此发动对王明的攻击。

　　１９８０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也有人提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的观点，邓小平立即否认："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会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全法性。"（１６）重要的是这两次会议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主持的，谁参加谁不参加取决于他的意愿，他当然可以凑够半数以上。一把手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他做什么都具有合法性。

８彭与林彪

　　毛泽东、彭德怀之间的一个大疙瘩是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毛认为这封信是彭鼓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２日，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但彭自信与此无关，就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当场申明，而林彪也没有说明写信的真相。

这件事发生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毛的处境是：取得了两个胜利：第二次攻占遵义时击溃王家烈部几个团，次日又歼灭吴奇伟部一个师；也遇到两次失利：攻鲁班场未克，追潘文华师未胜，撤退时受敌侧击。在此关键时候，如果彭与林彪两个主力军团的首长提出对军委的不信任，是极可能动摇毛刚刚获得的军事指挥权的。所以，事久不一定明，从１９３５到１９５９，"在这２４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Ｐ１９９）毛不会饶恕关键时候对他的不支持。

　　此事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声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时彭不知道。（Ｐ１９９）

　　林彪受毛之托，在庐山对彭也有严厉批评，但总的说，他不是批彭的急先锋。至于他为什么在彭受批时说明真相，李锐的看法是"因当事人面对面，林彪不能不说实话"。（１７）然而当面说假对革命者或政治家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林彪的行为可能别有考虑。不过无论如何这在客观上还是使彭得到安慰：总算澄清了２０多年的一个误会。庐山时毛要算总帐，如果彭在庐山上为自己辩解，毛极有可能不相信；有林彪出来讲，才可以把这一灾难性的误会彻底澄清。当彭回忆到庐山这一事情时，对林的"庄严声明"肯定是感激的。这是江西时期两个主力军团首长的最后一次合作。

　　不过政治上的事总是复杂的。这封信长期没有说清楚，却也没有直接影响彭的地位，因为毛要借重彭。长征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分兵北上，朱德、张国焘与四方面军主力为左路军，中央、一方面军及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一部为右路军。右路军的布置是："一军团先行，继后是党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３０军、４军，彭德怀率三军团殿后。"（１７）一军团即林彪军团，３０军、４军属听命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宋任穷回忆，当毛率中央及一方面军连夜北上时，四方面军的李特等人曾想阻拦，当时气氛紧张，枪都拔出来了。毛除向李特讲理外，还"严肃地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就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想要南下，火气大得狠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毛泽东同志的严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享有能征善战的声威，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１９）既然彭对毛是如此有用，那封信的帐当然就可以、也必须"挂起来"以后再算。

　　不止这一次。延安时召开华北会议清算彭发动的"百团大战"，彭受到严厉批评，在１９４５年的"七大"上还作了检讨。两天后师哲在开会的途中遇到毛，两人边走边谈，"主席首先问我：'彭德怀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你听了没有？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感想？'……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就不高兴了，说：'但他承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他是心悦诚服的。'…… 又补充了两句：'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２０）但毛在"七大"上没有彻底打击彭，因为还用得着：从西北战场到朝鲜战争。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彭德怀率军在吴起镇打胜初到陕北的第一仗，毛为此写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六言诗。１９５７年，杭州的文艺月刊《东海》编辑部写信给毛，请其校阅后允许发表，毛回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中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式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发表。"（２１）很明显，最晚到１９５７年，毛已不再有表扬彭德怀的需要了。到１９５９年毛更无需倚重彭了。而且正因为此前倚重过深，现在要彻底摆脱。所以林彪的"庄严声明"无法缓和毛的敌意，彭的命运并不因澄清２０多年前的误会而有所好转。

９党伦理

　　庐山会议期间的８月１日，毛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会者都是掌握国家命运的领袖，但在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林彪等人批评中，彭却感到："你们这样猜测，就难讲话了。（２２）岂止是"猜测"，周小舟就在会上抗议："你们要戴大帽子，什么帽子都可以戴。"（２３）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从江西苏区有"肃ＡＢ团"经延安的审干运动再到文革，"上级"、"组织"要给你戴个帽子是毫不费事的。既然毛泽东已经发了话，谁还能有半点异议？"在党内斗争中，随大流，跟'风'跑，'墙倒众人推'，上面说是就是什么，这是党内生活中时常遇到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２４）对这种党伦理还缺少了解的李锐却还没有参透：崐"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的话呢。"（２５）

　　参加最高层会议的是拥有最高的地位却很难说是有起码的政治道德的人，２０多年前，他们大多是放牛娃、小伙计、教书匠、山大王，但他们在会议上的表现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素质偏低，更重要的是时势使然。朱德、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等人都因讲了"公道话"而挨批。而批彭的主力们，在彭信刚刚印出、毛还未公开反击时，发言也不很尖锐，有的还做了自我批评，但７月２６日后，他们都根据毛的态度迅速加强火力。谭震林７月２６日的发言虽然认为彭信是"烟幕加毒气"，但还是对彭个人表示了敬意："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立了不朽功勋"，但两天后，有人批评他的这些话时，谭不得不改口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２６）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毛接受了彭的意见，那么这些人肯定会大唱"彭大将军颂"。

　　当然，庐山会议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落井下石的，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听过李锐一句很犯忌的话，就没有揭发──但这样一个好人，文革中因为毛的一句话被活活打死。

　　不过，使彭低头认罪不只是因为这些会上的批判，更有会后的工作。为了让彭作检查，毛让聂荣臻、叶剑英去进行劝说。这两位在毛时代都不是锋头甚健的元帅，他们去劝说，容易成功。两位元帅来到彭的住处。彭记下了他们的话：

　　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Ｐ２崐７８）

　　党内生活中，谁是谁非从来都不重要，事实如何更无需考虑。重要的是毛肯定不会错，也不能错，这是铁定的，错的只能是反毛或与毛不一致的一方。裁判权操在毛的手中，毛说你是你错你就错，而且你只能心悦臣服，"皇上圣明，臣罪当诛"。所以，彭决心配合毛泽东，"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Ｐ２７８）从延安时代起，党内斗争有一条，就是要被批判者认错，以显示毛的英明伟大、无比正确。如果公开的斗争达不到这种效果，那就要背后做气氛缓和的劝说，有时还有收买：只要你承认，就可从轻发落。尽管只要你承认了强加的罪名之后，如何处置就由不得你了，但也有个别兑现的情形。所以整人的规律是先通过深揭猛批宣布你的罪名，如果你的脊梁还没有被打断，不再加上种种劝诱，总之要让你彻底认输，最后以一片"向党和人民认罪"的忏悔之声来颂扬运动和整人的必要。

１０提意见的"罪恶"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中，披露了７月２３日毛作出反击后彭的一段笔记："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的后果！！"（２７）

　　李锐在《庐山会议真面目》中，抄录了聂、叶两位劝说之后彭的笔记："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２８）他还想找毛辩论一次：当前的形势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问题，切不可由于他作了检讨，而放松对缺点、错误的纠正。

　　可见彭已经意识到给毛泽东提意见，即使是正确的，也只会给党和人民带来危害。毛一贯正确，当然就不会认错；你说他左，他就要批你的右，其结果自然是左上加左。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庐山会议后，又掀起了１９６０年的"特大跃进"，使中国社会经济雪上加霜。彭写信的动机是想纠正极左，如果反"左"的信刺激毛更加的"左"，这不是"罪恶"是什么？

　　薄一波后来说："人们或许可以这样想，假如毛主席当时接受彭德怀同志信中的意见，或者对彭德怀同志的信'参考''参考'就算了；假如彭德怀同志不写这封信，不犯颜直谏，而是缄默不语，情况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可能不会这样曲折，彭德怀本人的命运也自会安然无恙。"（２９）两种假设都没有根据：延安整风建立了绝对权威之后，毛泽东什么时候接受过别人的"意见"？即使彭不写信，以毛的狂思逸想，也不可能搞好中国经济，彭的命运也不会好。刘少奇、贺龙、林彪庐山上都是顺着毛的，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１１彭、毛泽东与刘少奇

　　薄一波介绍，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２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一反右，就有一个假象。搞下去，就整出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就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反革命分子。一反右倾，"共产风"又出来了，几个"大办"出来了。（３０）

言不由衷。第一，批倒批臭彭德怀是毛多年的心愿，不向"县以下"的公开怎么能达到此一目的？第二，庐山会议之前，尽管毛已意识到大跃进的一些问题，但彭信使他激情膨湃，要他的秀才们准备材料，"由我编一本书，例如１９５５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动派。……为此问题要向全世界宣战。"（３１）他怎么会担心批彭而强化"共产风"？

毛此说与刘少奇有关。庐山期间，刘像许多人一样明白彭所说的是大实话，所以曾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另外再发一个反"左"的文件。胡乔木回忆，１９６１年"从广州回来时，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会议时曾经想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在这件事上对我批评得很厉害。"（３２）１９６９年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还专门把刘与彭划在一起，也是基于这些事实。

　　其实，刘批彭确实是积极的，不但在庐山会议上拍过桌子、要和彭"算总帐"，而且在１９６２年，彭的意见得到充分证实、刘也在会上承认"信中所说的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时，他还不想放过彭："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３３）理由有四：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二，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阴谋篡党，背着党中央搞派别活动；四，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向党进攻。刘的讲话表明，党内是非别有标准，彭德怀的意见肯定是对的，但他这个人却不能放过。为什么？聂荣臻回忆劝说彭投降时的情形："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桀骜不驯"的彭大将军是敢于向毛提意见的人，一心准备接班的刘少奇怎能不惧怕十分？毛代刘少奇把话说明了："我６６岁，你６１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对付你，很多同志对此有顾虑。"（３４）

　　所以，事实越是证明彭的正确，对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纲。《三国演义》第３１回，袁绍出兵打曹操，谋士田丰劝阻无效反被打入囚牢。袁绍兵败后狱吏向田丰报喜："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但田丰深谙最高领导人的心理："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今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袁绍回师后果然即将田丰杀死。彭不是没有文化的人，《三国演义》应当是读过的，但他看得肯定没有毛那样熟，所以没有记信这一回，他以为既然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就可以获得平反，以至于１９６２年代初还上书"八万言"要求翻案，结果是贺龙受命组成彭德怀专案组，彭永世不得翻身。

注释

（１）（２０）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页２８０、３６９─３７０，北京：崐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页３９１，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２６）（３４）参见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１１６、１８２、２３崐８，海口：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李德：《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页８１，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崐１９８０。

（５）（７）《黄克诚自述》页２６２，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６）梦花编：《瞿秋白自传》页１２８，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

（８）《李聚奎回忆录》页３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

（９）（１２）（１４）（２２）（２３）（３１）引自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崐页２２５、１７８、２２６、２５１、３２９、３９３─３９５

（１０）（１９）《宋任穷回忆录》页３１─３２、９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崐１９９４。

（１１）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伯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崐根据地研究》Ｐ３０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３）（１７）（２５）（２８）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３９３、２３３、崐３２５、２０９。

（１５）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页７８，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崐１９９７。

（１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３０４，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８）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４４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２１）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页１２１─１２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崐１９９７。

（２４）（２９）（３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页９１０、９崐０３、１０７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７）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页９０３。

（３２）《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大页Ｐ９４，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３３）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１９６２年"，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崐８。

彭德怀简历

１８９８年生于湖南。

１９２８年率部在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军长。

１９３０年任红三军团长。

１９３７年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１９４７年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１９４９年任西崐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１９５０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军赴朝参战。

１９５２年回国主持军委工作，１９５４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务副主席、崐国防部长。

１９５９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撤销国防部长，所保留的政治局委员的权力实际上崐被剥夺。

１９７４年被近害至死。

１９７９年平反。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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