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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人道主义:跨世纪的课题 /雷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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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人道主义:跨世纪的课题 /雷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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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人道主义:跨世纪的课题 /雷永生
(338 reads)
时间:
2003-1-21 周二, 下午10:40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人道主义:跨世纪的课题 /雷永生
在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比较坦然地谈论人道主义了。这是一件多么来之不易的事情!
作为在本世纪上半叶出生、青壮老年则在本世纪下半叶度过的我,真切地感受到人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大地上的坎坷命运。这种感受是如此令人刻骨铭心,竟使我从壮年起就把捍卫人道主义当作学术生命的首要任务。
人所共知,建国以后,人道主义就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人道主义被戴上“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帽子,谁讲人道主义,谁就不仅在学术上“错误”,而且在政治上“反动”。“人道主义”与“反革命”至少是近义词。五十年代对巴人的批判令人噤若寒蝉,不敢再言人道主义。往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更是高扬阶级斗争的战旗,批得人道主义“体无完肤”、“臭名昭著”,以至一提人道主义,无论文人学士还是乡村学生,无不嗤之以鼻。人道主义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喊打的人们其实是被愚弄了,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人道主义,连人道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没有。翻翻当时批判巴人的文章,就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以势压人,那么多的强词夺理,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思想强权就像《水浒传》里的高太尉,既无知,又专横。
今天看来,在那极左路线统治的时期,人道主义的遭遇实属必然。人家要搞“阶级斗争为纲”,你却要宣扬博爱;人家要崇拜“革命暴力”,你却要宏扬人道;人家认为个人是无所谓的,国家、主义才是最重要的,你却要推崇个人的价值;人家要搞个人崇拜,你却主张人人平等;------你如此与人家对立,人家岂能容你!
不过,有一件事却是批判者万万没有想到的,即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在实践上的恶果。原来,人道主义并不是象牙塔上的学术玩物,它与人的实践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人失去了人道情怀,就会生长出无边的仇恨,就会在“阶级斗争”中引发出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并在这种暴力中感受到畸形的快乐。这种快乐如果受到环境(包括权力机构和社会舆论)的鼓励,就会恶性地发展起来,竟至扭曲了人性。(“文革”中我所在的某大学“牛棚”里,打人最凶的一个学生“看守”经常受到表扬,说他“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无产阶级感情最强烈”。这使他洋洋自得,不断地找“碴”打人,最后竟成了神经病!)可见,非人道的暴力不仅使被摧残者受到伤害,也使施暴者严重异化。“文革”中冤狱遍地,暴行盈国,道德沦丧,良心泯灭,其实(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正是长期“彻底批判”人道主义的必然结果。拒斥人道主义引发了非人道的暴行,受愚弄的中国人不得不咽下这个苦果。
残酷的现实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开始重新估价过去的一切,包括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思想之解冻,政治环境之改善,人道主义的意义问题被提出来了。谁知这个问题竟是如此引人注目,一旦提出便立即成为理论界、文学界最热门的话题,短短的几年里全国共发表了六百多篇文章。争论之激烈,涉及学界之广泛,为前所未有。然而,这次讨论尽管规模宏大,但并未深入于人道主义理论本身,而仅集中于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亦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几十年来一直被判定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要想取得合法地位,首先必须解决它与马克思主义(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是否相容的问题。就此问题基本上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仍主张人道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另一派则主张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人道主义,而且是最高的人道主义。
这场学术讨论惊动了最高领导,最后以胡乔木的小册子《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为其作了政治结论。这本小册子说:“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
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小册子批判那些宣扬人道主义的学者说:“有些同志从斥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从批评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一段时间里所犯的‘左’的错误,走到怀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怀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地步。”罪莫大焉!戴着这样的大帽子,谁还敢讨论人道主义?至此,这场讨论嘎然而止(你想讨论也不行,没有报刊敢发表你的文章)。在扼杀了这场大讨论之后,接下来的就是对“资产阶级的”“修
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大批判了。尽管胡乔木的小册子表示了一点宽容:如果把人道主义局限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那么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立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然而这种宽容并没有多大的反响,因为这种观点与大多数文章作者的观点相距甚远,又令少数对人道主义持彻底否定态度的作者难以接受(胡乔木竟然对人道主义作了让步!)。
讨论沉寂下来,一下子就沉寂了十年。这次对人道主义的再批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人道主义和人道原则再次被蔑视,这种环境给人道主义的理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只要理论良心没有泯灭,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就会继续下去。1996年,两套同样以“人道主义研究”为题的丛书开始出版,报刊上讨论人道主义的文章重又出现,并逐渐多了起来。
我预感在新的世纪里人道主义将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有何根据?
根据之一:实践的要求。
从国内来说,社会转型期间各种关系之重新调整如何体现人道精神,这是改革过程中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现代化应当是理性的、科学的和人道的。这里所说的人道,首先是指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绝大多数,因而必须保证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改革中得到保障,而不能容忍权力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不能容忍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喂肥某些权贵;不能容忍国有资产的权贵私有化。这里的人道,还指社会主义改革的手段应是人道的,而不应是非人道的。非人道的手段不仅指暴力的直接掠夺,还指非法的强权剥夺,也指资本的超限剥削。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全过程,都应竭力体现公正合理,这样才不致将“共同富裕”变成空中楼阁,将“防止两极分化”变成骗人把戏。可以预言,改革中的不人道现象的恶性发展将会引发社会性的不人道的暴力行为。
从国际来说,“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这也就是国际环境的人道化。在二十世纪,人类饱受战争与暴力之苦,两次世界观大战都发生在这个世纪,数不清的暴力行动(包括“革命暴力”)此起彼伏,切身的体验使人们对战争和暴力深恶痛绝。要和平,不要战争;要人道,不要暴力,成为人类大多数的共识。这已成为世界性的强大潮流,这股潮流影响着各国政府和首脑,使他们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常常要受此潮流的左右。其实,和平与发展恰是人道主义的体现,因为这种原则已经将人置于最高地位,将人的生命及其合理而健康的发展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人们必须警惕: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实现人道化的现代化,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世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因此,在实践上实行人道主义将是非常艰苦的,防止和反对非人道化则是不可避免的战斗。
根据之二,理论上深入研究之必要。
前已提到,八十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深入于人道主义本身,而仅在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打转转。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以来,都没有认真研究过人道主义的理论问题。与此同时,国外的人道主义研究却长盛不衰。几十年来,不论世俗人道主义,还是宗教人道主义;不论非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都有长足的进步,以至现代西方任何人文学派和科学学派的代表都不能不涉及人道主义问题,人道主义已经成为各种学派共同关注的问题。
两相对照,中国大陆的人道主义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的研究首先还要从弄清人道主义的ABC开始:什么叫人道?什么叫人道主义?其历史演变过程如何?其当代形态如何?等等。当然,这一步走起来并非易事,但这还只能算是真正研究的准备工作。我们不能因其为“准备”而鄙弃它(有些人瞧不起这种学术上的准备工作,总想一步到位,结果做成了夹生饭)。只有这种准备工作做好了,我们才能与国际“接轨”。 今天,人道主义已经成为内涵丰富、含义深刻、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学术理论。尽管其基本内容已经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随着现实的发展,它也不断地面临新的挑战。诸如高科技时代人的价值问题,科技进步与人的异化问题,世界大变革时代人的地位及其异化问题,“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与人的命运问题,正义的暴力行为(如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武装行动)的合理限度问题,人与环境关系的新概念,现代宗教关于神的观念及其与人的关系问题,人道与反人道、非人道的界限问题,某些国家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人道问题,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现代化与人的自由问题,人的发展与生态的关系问题,“后现代”意识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将充实人道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且将对人在当代世界中的命运产生直接的影响。 人道主义的理论研究对当代中国来说,更是极为迫切的事情。我在为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人道主义研究丛书”的序言中曾说:“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需要宏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需要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的规范,重建中的新文化需要人道主义的魂魄。”所有这些,都是中国迫切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
无论对那国的学者来说,人道主义都是跨世纪的研究课题。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那只能说,二十世纪我们仅是为此作了一些准备,真正的理论研究要在二十一世纪进行。说来也甚悲哀,我们为这种研究的合法性耗费了过多的人力、物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牺牲了一些学者的政治生命。今天,当我们终于有了研究这一课题的自由时,绝不应当忘记这一切。
(摘自 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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