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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马悲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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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再谈“马悲鸣现象”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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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管理员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经验值: 519217
标题:
再谈“马悲鸣现象”
(486 reads)
时间:
2003-1-15 周三, 上午3:21
作者:
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再谈“马悲鸣现象”
◇ 韵谷 ◇
半年前,笔者曾撰文抨击马悲鸣。后来决定与人为善,故通过《枫华园》编辑部转给他一封信,诚恳地劝他羽毛自珍,写作态度稍微严肃些,少制造些伪劣“文化”产品。最近在《多维网》上见他将“八九学运”的死难者比为咎由自取的流氓混混,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当年章士钊之辈称被段祺瑞执政府枪杀的请愿学生“自蹈死地”,比起马的毒骂来还真算得上是恭维。尽管笔者从来是反革命,主张和平渐进改革,反对包括“六四”在内的激进改革运动,但无知的青年学生和民众因其政治主张而惨遭射杀与坦克碾压,其家属遭到株连歧视,迄十年不得平反抚恤赔偿,凡是稍有天良的中国人,不论其政治主张如何都会心存悲悯。鲁迅说:勇者发怒,向更强者挑战;怯者发怒,向更弱者施威。作践不幸者,向沉冤难雪的冤魂泼污泥当然十分安全,但这份卑怯实非正常人所能想像。
于是就忍不住要来再次清算“马悲鸣现象”。
什么是“马悲鸣现象”?笔者曾说过:“借一切机会来污辱国人成了牢不可破的 obsession, 思维混乱,见识幼稚,知识破碎,行文杂沓,却又施施然纵论天下大事,立志‘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出来的只会是谵语”,这就是“马悲鸣现象”。
“马悲鸣现象”的第一个特点,是作者根本不懂形式逻辑为何物,连正常思维活动都无能力进行。他登在《华夏文摘》与《枫华园》上的一系列文章都是例证。其中逻辑错误铺天盖地,要一一指出非十万言莫办。这里只能随便举几类。
1、 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在一篇谈抗战的妙文中,他拿德军作砝码,给各国军队“称重”,称得妙趣横生。先说美军“怕死”,后又说美军是“劲旅”。上句说“只有真正和德军打过,而又没有大败的军队才能算得上劲旅”,下句是“苏军…虽然大败…但…堪称劲旅”。如果读者以为这种自相矛盾已是奇观,那就错了,须知他这里的断言是涵盖古往今来的。也就是说,一切没有“和德军打过”的军队,从亚力山大大帝开始直到将来可能有的一切军队,都算不得劲旅!不信请看他的慨叹:“(自德军败亡)从此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支好军队了。”
2、 概念高度混乱。例如,马坚持认为中国当年根本不可能打败日本,其理由是日军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大量的中国平民伤亡,根据他的计算,“(要)打光日本的五千万人口。中国得拼掉十二亿才够”。于是,“战胜日本=打光日本人口”的公式就这样问世了。
3、 偷换概念,把实质完全不同的事物拿来类比。当年他将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这样一些毫不相同的人物莫名其妙地与汉文帝相比。又拿“六四”比“西安事变”,拿被捕的异议人士比张学良。这次更将施行宪法权利、在公共场所和平请愿示威的学生民众比为擅闯私宅、讹诈勒索钱财的流氓地痞,真是越出越奇。而且,每次这种离奇类比之后,他都一定要来一个“逻辑上的飞跃”,拉扯上全体中国人民,或慨叹:“中国人的感恩情怀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以不知历史为荣了”;或嘲笑:“中国人是只知屈服于暴力的民族”;或怒骂“中国是流氓国家”,“中国人是不知耻的民族”等等,等等。
“马悲鸣现象”的第二个特点,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可以是常识性的错误,而且违背常识可以到认为“强奸是做爱”、是“爱了一次”的程度,让人批驳时不能不感到鲁迅所说的生于二十世纪还要跟人争论地球方圆的悲哀。在一篇污蔑中华民族在抗战中表现怯懦的文章中,马的中心意思是责骂国军不该在日军面前撤退。他问道:“中国军队明摆着打不过日军。那该怎么办?”然后答曰:“这里有三种策略选择。第一是开门迎降,第二是望风而逃,第三是拼死抵抗。”并强调:“这第三种策略选择最受人尊敬”。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没逃,所以都是好汉,中国人逃了,所以是不配生于天地间的懦夫。于是,希特勒不许处于绝境的德军撤退、由此倾覆了第三帝国,斯大林在战争初期严禁部队后撤、导致三百万红军被围歼,在马心中都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在拿破仑面前“望风而逃”,“一溃千里”,连莫斯科都不惜放弃的库图佐夫,在敦克尔克撤退的英军,以及抗战中的国军反倒统统成了胆小鬼。按马的意思,国军明明打不过日军,却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后退,只许拼光为止,让全国沦陷而永无国土重光的希望,让全国人民永受奴役而无得救之日,这种祸国殃民的高招也只有他想得出来。
这种以常识性错误为文章中心论题的最新例子,是他“谁先发难谁无理”的命题。所以,“六四”烈士死得活该,因为他们先发难。这种论调,只有《大林和小林》中的法官判决:“你用胸口打他的拳头,用屁股打他的脚尖”差相仿佛。
充满稚气的直线思维,是“马悲鸣现象”的特点之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为一次世界大战作道德评价的文章中,马认定奥国是兴兵为被刺皇储复仇,而德国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所以同盟国是正义之师,而协约国是不义之师。这样,他一笔勾销了参战国的千丝万缕的历史恩怨与利害冲突,抹杀了德军的大量战争罪行,把一场波及全世界、导致上千万人丧生的大战儿戏式地归结为“基度山恩仇记”式的唐宋传奇。
又如在另一篇谈抗战的文章中,马千方百计地使用此种思维方式缩小中国的伤亡人数。他先是自己给出一个“一千二百万”的伤亡数字,紧接着又连这个数字也不承认了。他的第一个理由是日军才死了五十万(?),中国死人太多实在丢人:“我们中国人员的总损失绝不可能有四千万!最多只能有一千万。我们只用六名战士和十四名平民就可以拼掉一名日本鬼子了。”这种“论证”出自成人之口,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首先,情绪化的瞎猜,无论说得怎样斩钉截铁,都算不得论据。其次,屠杀毫无抵抗能力的平民、战俘、老弱妇孺,杀得再多也只能是侵略者而不是受害者的耻辱。只听说过奥斯威辛是纳粹的耻辱柱,未听说它是希特勒的凯旋门。第三,只有弱智儿童,才会把八年抗战简化为瞬间内完成的人命交换。就算平均一个日本兵换八十个中国人,这交换也决不可能是一次性实现的。若一个兽兵一次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杀了八十次后自己给干掉,这就是皇军的赫赫战果、中华民族的耻辱么?
见木不见林的“隧道眼”(tunnel vision),是“马悲鸣现象”的特点之四。他缩小中国伤亡数的另一理由是所谓“工作量”限制:“德国…以如此高效率杀了五年,犹太人才指他们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人才杀了三年,“效率却低得多”,“怎么可能杀得了一千万中国人?(按,连前面猜的一千万也不认了)”。说德国人杀人,他就只看得见杀犹太人,似乎他自己列出的苏联、波兰等受害国死去的一共两千三百多万人统统都是悬梁自尽的。说日本人杀人,他就只看得见屠杀,至于死于轰炸扫射、炮火、“三光政策”造成的饥饿冻羸、用飞机散布的伤寒、鼠疫病菌造成的瘟疫等战祸的无数牺牲者是不存在的。而且,他似乎是指导过大规模杀人工程的专家,把杀一个人看得比盖一所大楼还要艰难,因而首创“工作量”的理论,并咬死刀枪只有“低效率”。其实,当年秦军尽坑赵国四十万降卒,用的不过是冷兵器。本人看到的一部电视文献片中,就有一个日本老兵亲口承认他一共杀掉一百二十多名中国平民。就算他只杀了三年,一年也只需杀四十人,有什么“工作量”问题?
凭着这么一个莫须有的“工作量”,马先生就敢毅然向权威挑战,有人在《华夏文摘》引用权威统计说“斯大林杀了两千万苏联人”,他竟认为“这个数字太夸大,不可信”,是“多数了一个零”,只杀了两百万。他一面承认“当然我这么说也没什么根据”,一面又用“隧道眼”,把“斯大林杀人”看成是“用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杀”,得出“工作量太大,杀不过来”的结论,一笔勾销了死于直接处决之外的无数生灵。“没什么证据”就敢从权威统计里去掉一个零,这种魄力,我只在马的大作中见到过。大约马先生贵人事忙,所以至今还未见到他根据“工作量”理论对赤柬超负荷杀掉的数百万人施行起死回生的神功。
这种“隧道眼”的另一例子是作为军事家的马悲鸣一个著名论断:“评价一支军队的优劣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装备,第二得不怕死。”据此,一只由战国时代的军事家赵括指挥、由疯人院放出来的不怕死的疯子组成、由美国提供最先进的现代装备的军队便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引用史料出错频度为一般文章的数倍至数十倍,是“马悲鸣现象”的特点之五。这一特点几乎见于他的所有文章,实在不胜列举。数其大者,计有“珍珠港事变救了莫斯科”;“苏军打掉日本陆军,美军打掉日本海军”;“千岛群岛属于北方四岛,业已归还日本”;“日军在张鼓峰与哈勒欣河与苏军打个平手”;“日本已经道歉过了,可是中国人还不依不饶”;德军“纪律严明”,“装备好”,等等,等等。
认定“谁最后住口谁赢”,多次重复早被人驳倒的谬论,是“马悲鸣现象”的最后一个特点。马多次鼓吹日军侵华是“割鸡焉用牛刀”,“三个月就能灭亡中国”,说:“日军若不是犯多线出击的错误,不去招惹美苏两军,中国军队还怎么打败人家?(按,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军从未招惹苏军。)”此话几年前就被人驳得体无完肤,马当时也做声不得,过后却又反复重弹老调,别人的批评“有如东风射马耳”。如此不屈不挠,倒真有几分混混们的气势。
马自谓“多言无忌,不羡时尚。好读邪书,但求歪解,偶有会意,必欲一吐而后快;然亦常遭诘难,不为世容”,咬死那是“中国人普遍的不容异见的残酷本性”所致。从这种屈原式的自恋自怜中,可以看出马大概还以当代鲁迅自况。其实,在混乱支离的思维之下,马文只有一点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他对全体中国人怀有一种阴暗的憎恨、鄙视和厌恶心理。不幸的是,由于我们的文化落后,马悲鸣才有可能变成“作家”,而且是“北美著名的政论作家”。换在任何一种先进文化中,这种荒谬混乱、浮嚣刚愎、阴暗刻毒的东西当然“不为世容”,不仅不容于当世,而且不容于万世。“马悲鸣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国人的、特别是刊物编辑们的文化水平与思维能力的普遍低下,是中国文坛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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