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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蒋故总统经国先生英文秘书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告的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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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曾任蒋故总统经国先生英文秘书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告的全文：
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常务委员、各位先进同志：在本党蒋故主席经国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的前夕，英九能有这个机会，在此向各位报告英九与经国先生生前的互动点滴，以及亲身观察他晚年政治改革的用心，令英九感到很光荣，同时，也藉此表达英九心中对经国先生的景仰与追思之意。
英九有幸为这位深受民众爱戴的本党故主席服务，前后共计六年余。比起在座的许多长期追随蒋故主席的长辈与先进同志，六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英九因职务使然，得以近身见证经国先生晚年的诸多行谊，亲眼观察并参与政治民主化与两岸关系解冻的历史场景，是英九生命中非常宝贵的历练与经验。
一、早年的渊源
经国先生早年留俄、治理赣南、整顿上海经济及来台初期协助稳定大局的事迹，英九身为晚辈，仅能自文献中得知。英九念中学时虽与经国先生同住台北市长安东路，相距仅二百公尺，但当时无缘见到经国先生。直到民国五十七年暑假上成功岭受军训时，英九担任开训典礼学生宣誓代表，将誓词呈送当时任国防部长的经国先生，才得以与他面对面接触。民国六十三年英九通过中山奖学金考试赴美留学，行前经国先生特别召见全体录取学生，在三军军官俱乐部共进早餐，才再次与经国先生接触。但两次见面，都没有机会交谈。
民国六十一年六月英九大学毕业，当时国家的经济即将起飞，经国先生此时出任行政院长，开始推动十大建设及行政革新，在硬件及软件上为台湾做到了整体的升级。在英九服役及出国深造的十年间（民国六十一年至七十年），是台湾发展的关键期。这段期间，国内外的局势都异常严峻，考验一波波接踵而来，但是经国先生稳健地带领台湾度过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美断交，经济保持快速的成长，缔造举世知名的「台湾奇迹」。十五年来多次民调显示，经国先生最受民众肯定的政绩，正是十大建设。英九认为，如果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观点来说，经国先生在历任总统中的评价最高，确实当之无愧。
二、推动政治民主化
在此同时，台湾社会也由追求经济的富裕，慢慢转而追求政治的民主。这段期间发生的中坜事件（民国六十六年）及美丽岛事件（民国六十八年），正代表这股趋势的隐隐胎动。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面对来自海峡对岸的压力，经国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更开放的社会，中华民国台湾才能得到人民及国际社会的支持。民国七十年代，正是经国先生加速民主改革的年代，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及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到国会改革，英九因缘际会，都躬逢其盛，参与规划工作。
民国七十年九月，英九辞去在纽约华尔街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返国，进入总统府第一局服务，第二年初开始兼任经国先生的英文秘书，自此与经国先生有较频繁的接触及互动。民国七十三年六月，英九又奉派出任本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负责推动政党外交，定期向常会报告业务，但仍继续担任英文秘书的工作，此后直到民国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经国先生逝世为止，前后共有六年多的时间。
当时经国先生身体已受糖尿病、视网膜剥离及白内障等疾病所苦，极少出远门，因此英九并未有机会随同下乡，平日虽仅作传译工作，但经国先生偶尔会在送走外宾后垂询：「英九，有没有事啊？」这时即是英九个人的「国是建言时间」，经常藉此反映舆情，报告社会脉动。
这段期间有两个关键性的议题可以展现经国先生的开明与魄力，就是解除戒严与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
经国先生很早就开始思考解除戒严以及国会改革问题，并曾交代英九研究「戒严」（martial law）的意义，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戒严的观感。民国七十五年十月七日下午，经国先生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Mrs.Katherine Graham）时，正式告知对方「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台湾的民主改革也踏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英九当天在场负责传译工作，把经国先生所说的「我们即将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终止戒严」、「开放政党合法登记」等关键词句，逐字、逐句、精确地翻译给访客知悉。当时立即感受到犹如电流通过身体一般，我告诉我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历史」，一股强烈的历史参与感油然而生，为此心中振奋不已。
后来，英九参与「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动员戡乱时期集会游行法」与「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的草拟工作，也遇上若干质疑大幅度开放人民自由与权利是否合宜的声浪。为此，经国先生曾当面指示：「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这些指示也成为后来民主改革的基调。
民国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同日台澎地区正式解除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象征民主改革列车正式激活。
同年，经国先生指示推动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时，有人提议增设大陆代表，否则我国的国会即无法代表大陆地区，而影响中华民国的法统。此种「法统在人」的观点一出，舆论为之大哗。十一月间，经国先生两次在大直七海寓所卧房召见，询问「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政府迁台当天，有没有对中国大陆的主权问题发表过任何政策宣示？」
英九当时负责「充实中央民代机构方案」的幕僚作业，曾奉召集人李副总统登辉先生及中央李秘书长锡俊先生指示研提方案，因此向经国先生报告：政府迁台前后，并未对我国政府的全国代表性作过任何声明。
经国先生听罢便作出结论：「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来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不必再增设大陆代表了」。经国先生这一个「法统在法不在人」的决定，让英九当场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在台湾设置大陆代表，一方面本身毫无代表性，且不具正当性，更使我国自民国四十年以来中央民意代表因国家发生重大变故，以致未能依法定期改选的正当性，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政府将何以自圆其说，向全体国民交代？由此也可知经国先生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明智，也使得他在英九这个小幕僚心中的地位，更为崇高。当晚我走出他的卧房，望着深秋的星空，想到他病到躺在床上与我说话的景象，内心交织着深刻的敬佩与强烈的不忍。
当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先生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当时民进党籍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鼓噪，经国先生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何宜武秘书长在喧哗声中宣读总统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国大抗议事件一周之后的民国七十七年元旦，政府正式解除实施了三十多年的报禁，不再限张、限地及限登记。一月十二日下午，李副总统登辉先生召集的充实中央民代机构项目小组举行会议，通过英九负责草拟的改革草案，英九原本计画翌日晋见经国先生报告，但第二天上午中常会经国先生并未出席主持，当天下午一时许，他竟因大量吐血而撒手人寰，不及亲耳听到这个好消息。直到一月廿七日改革方案经常会通过实施，英九才带着方案赴头寮经国先生灵前含泪向他报告，当场泣不成声。一日之差，令英九至今仍唏嘘不已。英九至今仍经常在想，经国先生在国大抗议事件十八天后辞世，是否因心情恶化而加剧病情？如果当年能及早完成国会改革方案，或许能化解反对人士的抗争。每思及经国先生后半生全心奉献给台湾，却在辞世之前受此委屈，英九实感锥心之痛。
三、两岸关系解冻
经国先生晚年另一项为人称道的政策，就是体现人道主义的大陆政策开放措施。
两岸阻隔近四十年，许多来台三、四十年的民众（尤其是老兵）思乡心切，却受限于政治因素而不能成行。随着冷战落幕，大陆方面改革开放基调确定，国际局势开始转变，新的契机逐渐浮现。民国七十六年三月间，在一次外宾晋见经国先生之后，他照例问英九有没有事。当时国民党籍立委赵少康、洪昭男在立法院质询时，建议政府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台北街头也有老兵身穿上书「想家」的长衫游街请愿。当天我便向经国先生率直反映此事，没想到经国先生早已注意及此，立即指示我向张副秘书长祖诒先生报告，张副秘书长告诉我经国先生已有指示：基于人道精神，政府应立即规划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英九乃奉示草拟开放方案，在六月四日陈报，当时为了保密，特别为这个方案取了个颇有「学问」的名字，我个人想起《左传》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中的历史典故：郑庄公为颖考叔的至孝感动，采纳其巧思与失和的母亲姜氏在隧道中重逢团聚的亲情故事，因而给该方案取名代号「颖考项目」。这个方案经过李副总统登辉先生主持的项目小组多次讨论，五个月后，政府在十一月二日正式开放大陆探亲，从此打开两岸善意交流的大门，也决定了大陆政策「以维护台湾同胞权益为优先」的指导原则。
美国总统甘乃迪在一九六一年发表就职演说时有一句名言：「我们决不可因为恐惧而谈判，但是我们也绝不恐惧谈判」(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此语虽然脍炙人口，但是证诸古往今来，能够真正做到的政治领袖并不多，经国先生是少数之一。
经国先生在民国六十七年中美断交时，面对大陆强势的孤立促谈政策，曾经断然宣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在被迫采取守势的情形下，成功地维系了国内的安定与团结。但是，经国先生对台湾的制度有充分的信心，在与共产制度公开竞争时，绝对可以获得多数民心的支持。因此在时机成熟时，经国先生断然决定采取主动策略，以民间交流促进大陆人民对台湾制度的认同。
根据统计，民国七十七年台湾总计有近四十四万人次前往大陆，到了民国八十一年突破一百万人次，现在则平均每年超过三百万人次。在贸易方面，台湾对大陆的出超从民国八十一年开始，即年年超过对美国的出超，若是没有对大陆的出超，台湾对外贸易将出现赤字。另外据估计，台湾名义经济成长率中，对大陆的出超占百分之二十二左右的比率。换言之，如果没有经国先生适时、审慎地开放大陆政策，台湾在民国八十年代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能否维持经济持续成长，可能会有很大的疑问。经国先生的远见与魄力，于此可见，抚今思昔，感慨尤深。
四、经国先生的人格及领导风格
古人有所谓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立功方面，经国先生高瞻远瞩地推动十大建设、激活政治民主化，解冻两岸关系，功在台湾，绝无争议。他自奉俭约、不蓄家产，其勤政亲民、平实清廉，亦足为立德之典型。
经国先生个性内敛寡言，在接任行政院长时就强调：「少说话、多做事」，主持会议也是要言不烦，绝不拖延冗长，因此在立言方面，经国先生与西方著名政治领袖妙语生花的谈话风格确实有所不同。尽管如此，经国先生针对十大建设所说的：「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晚年解除戒严前说的：「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认同本土所说的「我在台湾住了四十年，我也是台湾人了」、「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做总统」，在面对中共「一国两制」的喊话时所说的在「海峡两岸应采一国『良』制ｋ自由民主的制度」等，在宣示政策目标、寻求社会共识两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领导上，经国先生向来少说多听，但鼓励年轻人多说，也鼓励党内同志多发言。他有坚强的意志，却不会受限制于意识形态。他不先入为主，对于任何意见都愿意倾听，博采众议之后做出决策时，却也慎谋能断，而不优柔寡断。
经国先生始终留意为国家培养人才，早年即网罗了大批留学生及本土出身的优秀人士进入政府服务。三十多年来，这群坚强的执政团队，不但在经济上缔造了台湾奇迹，政治上也完成了民主改革。天然资源贫乏的台湾，身处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源是竞争力的关键，在这方面，经国先生已为我们留下丰厚的基础。
经国先生一向要求身边干部或秘书，为人要诚实、谦虚、不得招摇，同时更要反映民意。如果干部到外面招摇，给经国先生知道了，一定予以告诫，甚至不再提拔。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虽然总统没那么可怕，但英九担任经国先生的英文秘书时，还是难免紧张。记得英九第一次上场翻译时，比现在足足胖了十五公斤，勉强挤进经国先生和外宾中间，坐上传译官专用的小板凳，差点把茶几给撞翻。经国先生注意到此事，后来还特别交代秘书室多留点空间给英九。虽然经国先生说话带有浓重江浙口音，但他的言谈亲切自然，英九多半能听懂，但还是有出状况的时候。有一回经国先生接见一位熟悉苏联事务的外宾，谈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亚塞拜然首都「巴库」(Baku)这座城市，英九听成了「白宫」，接着愈翻译愈不对劲，才知道自己弄错了。
五、经国先生的民间声望
经国先生去世十五年来，停灵于大溪头寮宾馆，瞻仰的人潮不断，每年都有一百万人上下。十五年来国内媒体对历任总统的民调，他总是独占鳌头。例如：民国八十七年元月十五日经国先生逝世十周年《联合报》的民调显示，有七成六的民众肯定他对台湾的贡献。民国九十年三月一日《联合晚报》的民调显示，在蒋中正总统、蒋经国总统、李登辉总统、陈水扁总统四位总统中，执政表现的分数分别为蒋经国总统八十.五四分、蒋中正总统六十八.二一分、李登辉总统六十五.九四分、陈水扁总统则为五十七.八五分。同年五月十日TVBS的民调显示，四成二的民众认为历任总统中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总统是经国先生，在四位总统中高居榜首。十一月，《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逝世十三年的经国先生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为何在台湾人的心中，经国先生始终被列为对台湾最有贡献的政治领袖？其中必有其道理。
英九认为，经国先生真诚、朴实、平易近人，对百姓用心，以认同和包容处理族群问题，不挑拨分化。同时，他务实解决经济问题，不推诿责任，也不用权谋。这些人格特质及施政风格，都能深深打动人心，而且禁得起时间考验。
由于早年在异国的经历，经国先生对于民生问题格外关心。一九七三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暴涨四倍，台湾的物价立刻受到波及，民生物资诸如米酒、卫生纸、电费，也随着涨价。经国先生了解人民生活需求，要求民生用品物价控制在微幅上涨的程度内，且一次涨而不是分段涨，以消除预期心理。当时英九在左营海军服役，部队的老士官长喜欢喝两杯。一听说物价要涨，就十分紧张，第二天看报知道十元一瓶的米酒只涨五角，才大大的放了心，卫生纸亦是如此。也就是经国先生始终不忘民间疾苦，以大多数民众的感受为感受，才使得基层民众至今仍然对他抱持着高度的认同与肯定。
前年一月十三日，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在市政大楼中庭举办了一个「蒋经国-13年后再回首」的照片特展，缅怀经国先生一生的事迹，吸引了许多市民到场参观。主办单位表示，经国先生一袭夹克、轻车简从的亲民作风，创造了一位政治家的平实典范，其后的政治人物不分党派，也追随经国先生，穿起夹克便装。主办单位称之为「蒋经国时尚」，还制作了一张当前政治人物穿夹克合照的合成照片，来证明所言不虚。但就个人而言，经国先生给英九最深刻的印象，不是夹克，而是轮椅：晚年的经国先生坐着轮椅的佝偻身影，是我最不忍看，但也是最刻骨铭心的印象。他为了推动各项改革，每天与时间进行激烈的赛跑，最后真正是油尽灯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拚尽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最后的一滴血。
经国先生如果可以自评，他大概会像另一位伟大的「轮椅总统」-美国的小罗斯福总统所说的一样：「我只想当振兴经济运动的平凡象征和人民意志的卑微工具」。
六、结论：「蒋经国时代」的意义
经国先生的功过是非，自然有其历史评价，不须刻意夸张或冲淡。历史即使再巨大，每个人还是要回归人的本质。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两种声音的回忆》一书中，对第五共和宪法赋与总统的权力、乃至权力的本身作了深刻的反省，他说：「对总统行为的唯一约束，只能产生于总统本人」。经国先生生前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台湾长期位于东西冷战的前线，面对威权统治的质疑，经国先生晚年燃烧生命与病魔奋战，致力政治改革，以具体的行动抓住历史的契机，粉碎了所有的质疑，也证明他通过了权力的考验，恰巧也印证了白居易的名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说过，经国先生的一生，犹如廿世纪的缩影；他早年在共产党统治的苏联求学，晚年却在台湾实现民主，就像人们在廿世纪初对共产党存有乌托邦式的幻想，然后幡然醒悟，走上民主之路，再步入民主混乱时期，这一连串检验民主的过程，也正是廿世纪历史的主轴。
就如同英国民间流传有关亚瑟王与圆桌武士治理下的「嘉美乐（Camelot）传奇」，这个传奇故事表达人类对太平盛世的向往，以及这种心情的具体投射。论者认为，历经岁月静静的冲洗，面对景气不佳或治安不良的时候，人们就会回忆起经国先生留下十大建设，和怀念当年良好的社会风气。
与「嘉美乐传奇」不同的是，从民国六十一年到八十八年的「蒋经国时代」是曾经发生的真实历史。那个时代，我们虽然在物质上较为匮乏，但在精神上是富裕的；我们的外交局势比现在还艰困，但是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是光明的。经国先生跟他优秀的团队-本党的诸位先进同志，也都是真实而非传说中的人物。
那段「全民拚经济、熬夜看少棒」的共同记忆，与现在许多社会中坚人士的成长经历，往往紧密连在一起。在这层意义上，「蒋经国时代」并没有完全过去，他依旧不时呈现在今日许多人的思考、感情及行为惯性上。经国先生带领的执政经验，正是本党最宝贵的资产，甚至是民众对本党的信心的来源。
在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民众之所以怀念经国先生，是因为眼前的时代已看不见当年的价值与风范，而感到前途茫茫，才会产生昨是今非的情感反射作用。但是，民众真正要的不只是前人遗留下来的感觉，如果本党不能重建台湾当年力争上游、刻苦、清廉的精神，就如同挥霍祖先遗产的败家子，既辜负了台湾人民对本党的期望，也让我们纪念经国先生的任何仪式都显得毫无意义。在此深盼本党同志上下戮力，将我们对经国先生的追思，转化为发愤图强、再造盛世的决心，让本党真正浴火重生，脱胎换骨，不让「蒋经国时代」专美于前。
注解：
－陶涵（JayTaylor）着，林添贵译，《蒋经国传》，民国八十九年，时报文化，第342－343页。
－本案原非英九负责，但因党内负责规划单位迟迟不提出方案，李秘书长甚感焦虑，方指示改由英九接办。
－黄仁伟、傅勇编，《罗斯福政言集》，民国八十三年，智能大学，第218页。分别转引自James MacGregor Burns,Roosevelt the Lionand the Fox,Harvest Books,1983及Nathan Miller,FDR－AnIntimate History,New York:Doubleday＆Company,Inc.,1983二书。
－密特朗、维瑟厄尔合着，胡洪庆译，《两种声音的回忆》（MemoireaDeuxVoix），民国八十九年，麦田出版社，第222页。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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