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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毁灭》第21章、生态环境保护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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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毁灭》第21章、生态环境保护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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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之毁灭》第21章、生态环境保护与人权
(498 reads)
时间:
2003-1-07 周二, 上午3:22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郑义
第二十一章 生态环境保护与人权
移民悲歌
一只小木船。
船工往水中投掷炸药包。
一声沈闷的爆炸,平静的水面上激起水柱。随著翻涌而上的泡沫,一具已经肿胀的
少女的尸体缓缓浮起。
岸上哭声顿起……
在河北省潘家口水库库区,这是十分寻常的一幕。之所以炸,是因为溺水者往往紧
抱住水底的石头不放。 这是一个关於水库移民的象徵:他们死死拥抱著故土。
移民的故事不断重复,一成不变:迁走了,再偷偷返回,再迁走,再返回……岸边
山坡上,密匝匝散布著返库移民的窝棚。在安置区,有户口没有人。在故乡,有人
没户口。这是一些远离道路、码头、商店、医院、学校的孤岛,人们仿佛退回了初
民状态。他们铺地盖天,被称为“天地人”。抬腿就是水,从未摆弄过船,如今却
一天也离不了船。简陋的小木船成为他们通往文明世界的唯一工具……
於是水面上经常游荡著觅尸的船只……
人,并不仅仅是他的身体。人,还包括他的家庭、社群以及房屋、土地、山河等早
已人化了的自然环境。每一次迁徙(特别是非自愿性搬迁),都意味著永远失去他
的一部分本质。因此,大规模移民在西方是难以想象的,而在中国,不过是一纸行
政命令。
……
本章打算计划讨论中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另一个制度性的原因:漠视人权。
丹江口水库大移民(略)
黄河三门峡水库大移民
这是又一个大规模移民的悲剧故事。
恰巧又是一个30万人三十余年。与丹江口并列世界第一。
五十年代初,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建造三门峡水库。
……
周恩来圆熟地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解决了一个科学问题,但留下了漫长的灾难。
(如果水库以最低水位来设计,那麽相当大面积的土地将划在库区之外,大部分农
民不必迁移;如果水库按照最高水位蓄水,则全部土地都会被淹没,也不会发生事
後移民返回争夺未淹没土地的风潮。)
政府巨大的宣传工程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一种无尚的荣誉感。人们被告知:他们为黄
河下游数以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作出牺牲,他们是国家的功臣。政府并信誓旦
旦地向移民们作出保证: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於原有水准。1956年秋,节日般
的大迁徙开始了。很快,政府的谎言被大漠风沙所撕破。宁夏贺兰县和陶乐县的移
民安置区地处黄土高原的沙漠边缘,自然环境极端恶劣,一年到头狂风漫卷,黄沙
蔽日。晚上闭门睡觉,第二天早上房门就会被流沙封住。当时,一位元负责移民事
务的干部不小心掉进一个沙坑,没有挣扎出来,顷刻之间便被流沙掩埋,全村人出
动也未能找到他的遗体。
谎言破灭了,大逃亡开始。
南路逃亡队伍在宁夏首府银川附近被当局拦截,绝大部分被遣返安置区。北路的逃
亡者穿越险恶的内蒙古沙漠,辗转於秦晋高原,终於成功地返回黄河岸边的家乡。
当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逃亡者们走进自己祖居的村落时,已经泣不成声。他们 述
了安置区的恶劣环境和逃亡途中断水喝尿、沿途乞讨的悲惨情景。乡亲们把他们团
团围住,如同召开全村大会。听的人和讲的人哭成一片,泪水淹没了村庄。第二天
黎明,村里的马车队出发了,去迎接那些还挣扎在逃亡途中的亲人。恐怖与悲伤迅
速席卷了库区,各村派出的马车队汇成一股洪流,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次年秋天的移民,再无欢声笑语。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干部如围猎一般驱赶著村民
,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走者,并随即推倒房屋……原住民早已占据了好地,
移民们只好被安置在沙漠边沿。恶劣的气候使移民大批患上水土不服,病倒了一半
,带来的耕牛也死得所剩无几。大迁徙後的第二年,又遇上了那场人造的“三年大
饥荒”,每月人均口粮仅有7市斤。大批大批的人饿死了,幸存者们一贫如洗。安置
地人口剧增,移民数量甚至超过原住民一倍以上,生存空间的争夺与环境的恶化激
化了移民与原住民的矛盾。原住民占据了河流的上游,每当灌溉季节,便截断下游
的水源。抢水发展为大规模械斗,移民与原住民成为誓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在沙
漠与饥荒夹击之下,思乡之情终於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惨烈悲壮的大
逃亡。
1960年,是那场大饥荒最可怕的一年。当初冬来临之际,树皮、草根、谷糠、老鼠
……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留在安置地只能是死路一条。逃亡很快由分散行动
汇集为洪流,宁夏首府银川周围的交通线被挤得水泄不通。
政府当局紧急封锁了所有的车站渡口。只要是陕西口音,没有“移民通行证”不准
乘车渡河。在黄河封冻之後,大批移民偷越冰河。贺兰县某移民村40余人踩塌了冰
层,当场13人葬身黄河,剩下的人仍然义无反顾地跃过浮冰,继续回归之途。
1961年6月,在宁夏仁群黄河渡口,上万名被堵截的移民与封锁渡口的官员僵持了三
天三夜。……
但返回家园的决心是暴力所无法阻挡的。不久之後,1961年7月的一天清晨,当各村
留守监视的移民干部们醒来时,发现所有土屋都空无一人。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
人从高原上神秘地消失了。这一次,他们绕过严密把守的黄河,向北迂回,横穿内
蒙古沙漠,再折向南方,越过晋北高原,顺汾河河谷一直走到山西省最南端,最後
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这条跨越三省,顺著河套外沿绕行数千
里的路线,就是首批逃亡移民九死一生的“北路”。除了餐风宿露,忍饥受渴,还
要对付官方的围追堵截。沿途各级政府奉命追捕,被抓住的马上强行押解回安置区
。漫长的路途中,有些人失踪了,有些人被遣返了,有些人半途留下了,回到家乡
的逃亡者不及出发时的一半。
这是自两千年前犹太人出埃及以来最为悲壮的一次远征。
在政府当局严密的封锁下,大部分移民仍然难圆返乡之梦。
三位共产党的乡村支部书记背上乾粮,代表著一千多个移民村庄在北京和西安进行
了艰苦的告状请愿。在30万移民的强大压力下,陕西、宁夏两省政府终於同意移民
全部返回陕西。 ●“返陕的那些日子,一支衣衫褴褛的灰色人流绵延数十里,在黄
河的两岸缓缓地蠕动著,宁夏到陕西沿途所有火车、汽车挤满了回归的移民,这是
一支败溃的大军,规模巨大的黄河移民至此彻底地失败了。”(11)
1960年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
当一个绿色的人工湖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在场的上万名观众无不热泪盈眶。圣人出
、黄河清,中国人怀抱千年的梦想终於变成了现实。但人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把
三门峡水库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高调宣扬的同时,黄河进行了毫不容情的
报复: ●“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後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三门
峡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可是
到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964
年,库容量仅剩下22亿立方米了,四年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照此速度,整个水库
只需七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
灾难并不止於此。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
门沙坝。在短短三年之内,渭河河床升高半米,西安受到洪水威胁。在坝体做了重
大改建和运行方式做了大幅调整之後,水库虽然免於淤废,但蓄水被限制在300米上
下。按原计划蓄水360米而强行搬迁腾空的上百万亩土地并没被淹没,而成为闲置无
用的荒原。很快,各种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瓜分了这片沃土。
当数十万移民终於回到自己祖居的故土时,不禁悲喜交加。喜出望外的是,家园并
没有被水淹没;悲愤难平的是,故土已被侵占,自己竟成了身无立锥之地的外人。
一场夺回土地的圣战就此展开。政府当局别无良策,只好习惯性地实行镇压。1964
年,夺地运动的首领王志义等4人被警方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在镇压的同时,陕西省政府对移民采取了分散安置,甚至极端到一村仅安置一户移
民。原来的一个移民村有时被分散安插於数十里长的广阔地域,“聚众闹事”的可
能被消解。暴力震慑和分散安置的政治谋略,确实维持了十五年安定。虽然在新的
安置地里移民们仍然是最贫苦无助者,但返乡之梦似乎已然破碎。
1979年,黄河大移民二十三年之後,土地承包制开始试行。土地使用权的松动唤醒
了移民对故土的渴望,前赴後继持续七年的返库大起义终於爆发。
1979年秋,後来被称作“返库司令”的移民领袖王福义在自己家中召开了蒲城县移
民代表会议。王福义首先讲明与当局对抗必将承担的风险,请不愿闹事者退出。 ●
“会场静悄悄的,只见得到一闪一闪的菸袋火光,只听得到抽菸的滋滋声和鼻息。
60多个移民代表,没有一个退出的。二十多年来,命运已经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
地步,他们面临的是鱼死网破的选择:蒲城县的移民全被安置在三个最穷的绝地--
北部山边的沟壑区、南部卤泊滩区、中部旱原氟水区。直到七十年代末,这里的日
工分值还不到1毛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承包制推行以来,当地居民首先分得较好
的土地,而分给他们这些外来人的又都是最贫瘠的土地。闹返库虽然凶险难测,但
留在当地他们只能世代贫困。他们早已置於死地而後生了,选择风险总比坐以待毙
强。”
在向省政府申述失败之後,移民们经过一年多串联和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返库运动
勃然兴起。1981年春播季节,蒲城等5县数千移民拉著架子车,赶著牛车下了山。在
王福义“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的大旗引导下,直奔家乡朝邑滩和沙苑滩。他们闪电
般地抢种了4千多亩农田,并抢占了农场的仓库和办公室,安营扎寨,准备长期相持
。他们相信那个古老的习俗:谁种谁收。农场紧急动员,组织起80多人的敢死队,
开著巨型推土机,将移民部落夷为平地。流血冲突惊动了当地政府,立即开动专政
机器,短期拘捕了30余名民众领袖,将移民强行遣返。吃了亏的移民组织了数百人
的复仇军,杀将回来,誓言血洗农场,捉拿凶手。官方闻讯大惊,即刻派员调解。
最後以沙苑农场赔偿移民5万元损失,而结束了这场历时三个月的流血风潮。
次年,1982年清明时节,原黄河华荫滩移民在“返库祭祖”的旗号下卷土重来。这
是一次极为成功的策略运用--有什麽理由禁止人们在传统的扫墓日回乡祭祖呢?清
明节那天,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高举著“返库祭祖”的旗帜标语,堂而皇之地从
渭南市穿城而过。华荫滩移民的“返库司令”刘怀荣身著素服,站在开路的拖拉机
上指挥若定,数十辆手扶拖拉机和上万移民紧随他前进。 ●“队伍开进华荫滩,数
千移民举行了公祭仪式。刘司令站在临时搭起的简易主席台上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悼
亡词。当时在场的政府官员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都不得不佩服刘怀荣演说的煽
动力。当演说结束的时候,满面流泪的刘司令大声向面前的数千移民发问:“挖我
祖坟,占我土地,移民兄弟们,你们答应吗?” “不。”众移民饱含热泪,一呼千
应。如林的手臂竖了起来,众口一声的誓言响彻华荫滩:“甯做库区鬼,不为安区
人。””
这次返库祭祖,移民们携带了炊具、口粮、种籽和农具,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
紧接著,另外三个“司令”也率领著各自的人马开进华荫滩。
王福义,最早起事的农民领袖,这次带领著原沙苑滩的移民卷土重来。
苗福群,因领导返库曾三进三出公安局,属於不合作派领袖。苗司令不相信共产党
任何承诺,甚至拒绝接见政府谈判代表。
陈文山,移民前是人民公社干部,积极回应政府号召,结果把乡亲们带入水深火热
之中。他代表共产党向移民们所作的保证,二十余年来长久地折磨著他的良心。正
是这种负罪感使他揭杆而起,成为雄据一方的农民领袖。
这四大返库司令带领著渭北五县各路大军会师於华荫滩上的军队农场,划分了势力
范围,连营十里,抢种抢收,驻扎下来。
陕西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先礼後兵的镇压方案。
四大司令也针锋相对地在蒲城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对策。虽然在是否可与当局合
作的问题上未达成一致,但数十位“各路诸侯”成立了协调性的“移民返库总指挥
部”,使运动上升到联合抗争的新阶段。当局最後采取了高压政策,拘捕了“不合
作派”领袖刘怀荣和苗福群,强行将刘、苗两部移民遣返回安置地。“合作派”孤
掌难鸣,王、陈只好率部主动撤出库区。
第二波返库大潮退去。
但是,夺回土地家园的信念是至死不渝的。两年之後,1984年春,规模最大历时最
长的一次返库运动爆发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农民起义。四大领袖各自重新组建了自
己移民大军,其建构一般包括由总部、常委班子和基层指挥部构成的指挥系统,由
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参谋系统,触角一直延伸到省城、专区、县城的庞大的情报系统
,起草文告散发传单的宣传系统和由精壮青年所组成的总部卫队。他们召开了总指
挥部联席会议,划分了势力范围,议定了统一行动的日期。
秋天,在预订的日子里,八县上百个乡的安置区仅剩下老幼看家,青壮男女全部开
赴库区。 ●“这一次,返库的移民不仅仅抢种土地,抢占房屋,而是从一开始就著
手建立起移民新秩序。他们规划街道,划分宅地,打井垒墙,分田承包,一切有条
不紊,秩序井然。”
当局的办法仍然是镇压。他们动员了全渭南地区九县的人力物力,决心采用人海战
术,以至少2:1的优势,两个干部对付一个移民,也要把人押解回安置区去。当“政
府军”在大荔县城集结时“上万人和上千辆车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店铺的烧饼蒸
馍被抢购一空。”但是,在组织严密、有备而来的“起义军”面前,一切软硬战术
都无法奏效。
双方从1984年秋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事件终於通了天:中央大员胡启立和田纪云
主持召开会议,决定从国营农场和军队农场使用的50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
活特别困难的移民。这实际上是对黄河移民坚强意志的无可奈何的承认。
但陕西省政府决定,解决问题要在“保持政府尊严的前提下”。何谓“保持政府尊
严”?就是各路移民大军必须全部无条件返回安置地,让政府赢回面子。当局故伎
重演,先动员压服温和派陈、王二司令撤离,再对孤立无援的强硬派刘、苗二部发
动突然袭击。政府方面先以优势兵力对移民聚居区完成合围,然後采用战时徵用手
段,在各公路口设卡,强行徵用路过的空车,并沿途设岗,确保交通畅通无阻。在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後,各路清剿大军同时冲进去,连打带骂,将移民强行架上车
。因陈、王二部撤退而军心动摇的移民们,不久就绝望地放弃了反抗。只有一人高
喊著“政府哄人,别相信”投河身亡。
政府的尊严终於得以维护,人民的尊严再次被践踏。
第三波返库大潮又退落了。但其後事态的发展证明,黄河移民历经十七次返库风波
、三次返库大潮所表达的不屈意志最终得到实现。
1986年7月,第一批移民回到失落了三十年之久的故乡。出於所有人预料的是:大部
分移民放弃了来之不易的返回家园的权利。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大多是极端贫困户
。政府“自拆自迁自建”的方针实际上阻断了他们的回归之路。他们太累了,不想
折腾了,在讨回了公道之後,他们无力再一次承受重建家园之艰辛。 ●“至1989年
底,大约有10万移民回到了库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当年敲锣打鼓离开家乡的,
相形之下,重归故土的情景却凄凉得令人心酸。公路上蠕动著一支几乎可称作难民
的队伍,一户又一户的移民自己拉著架子车,肩挑手提著破烂的家当,人们默默地
走著,没有欢笑也没有生气,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不但耗费了他们的家产,同时也耗
尽了他们的生命力。”
然而,当他们回到黄河滩上时,却发现往昔肥得流油的沃野已变成一片荒滩。 ●“
三门峡水库引起的黄河回水垫高了黄河及渭河的河床,使黄渭洛(河)三角洲的地
下水位普遍升高了2-3米,原来的平原地变成了低洼地。土地大面积盐硷化水涝化已
成为难以遏制的现象。……盐硷地和涝洼地已达12万亩,占划拨给移民使用土地的
40%以上。原来黄渭洛三角洲的富庶已经成为年代久远的童话,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成
为十分严酷的现实。”
四大农民领袖的结局也同样是悲剧。
苗福群回到朝邑滩後,第一件事就是火速招集起原“总部卫队”旧部,拼死拦截农
场赶运木材的汽车。国营农场的撤退简直就是一场浩劫:原来人们引以自豪的绿洲
,在几天之内被砍成一片树桩。无论是政府的严令还是移民的拦截,都无法阻挡农
场职工在最後一刻的大破坏。黄河滩上的每一个人都深知树木的重要,没有树木就
保不住水土,保不住富庶。倔强的苗老头不禁老泪纵横,大放悲声。正如他早就预
料到的那样,他叱吒风云所夺回的土地再也没有恢复往昔的富庶。不久之後,一代
英豪苗福群默默地死於贫困之中。
王福义回到了他的故乡沙苑,但土地已严重盐硷化,种下的花生和豆类几乎颗粒无
收。王福义对曾经占有过他们土地的国营农场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他感到
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让不热爱土地的人占领了热爱土地的人的土地,在把它
掠夺蹂躏之後再还给他们。
刘怀荣失踪了。有人说他被抓进大牢,死在了里面。他率领过的乡亲们回到了故土
华荫滩,在农场留下的废墟上重建家园。但记忆中的风水宝地变了:从第一次播种
起,连续四年大旱,玉米不长芯,棉花不结桃,花生苗可以当柴烧。更奇怪的是虫
害,生命力无比顽强,高效农药也无可奈何,最後把虫子扔进农药瓶,仍像魔鬼附
体一样活蹦乱跳。这是他们从来不曾见过的奇观。1991年风调雨顺,但却遇上特大
洪水,三门峡大坝关闸,庄稼被淹没一半。即使刘大司令没有失踪,他又能如何?
陈文山未能活著回到家乡华荫滩雨林乡。当接到政府批准返乡的通知时,他已重病
不起。土地重归旧主时,同样已成为一片废墟。陈文山的儿子们为了让父亲活著喝
上一口黄河水,夜以继日加紧盖房,但死神赶在了前面。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後的
心愿:“把我埋在库区。”陈文山的葬礼异常隆重,渭南地区与大荔县两级政府都
派出代表参加。一个最大的花圈的落款是:“渭南地区移民办全体干部”。一位曾
高举义旗聚众造反的农民领袖,竟然得到了官方对手由衷的敬重。
这是正义的伸张,公理的胜利。
这是对30万黄河移民为土地与生存权而坚持三十年惨烈抗争的迟到的肯定。
生态环境与人权
人权并非本书主题,但却是一个无法跳越的论述环节。
由於中国的特殊国情,人权是一个敏感而含混的观念。先就一般人权观念及其论争
作一尽量简略的陈述。
什麽是“人权”?(略)
对本书有直接意义的是“第三代人权”范畴里的资源处置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由
於各层次人权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有时也会回到对基本人权的讨论。但是,
为了避免卷入概念性争论以争取最起码的共识,本书试图采取1966年国际会议求同
存异的策略,尽量回避“公民—政治权利”,大体上以中国政府最近签署的“经济
—社会权利”国际公约为准,仅从生存权、发展权等集体人权角度进行论述。
什麽是“环境权”?
环境权即是每一个人都应拥有足以维持尊严与幸福生活之环境的权利。本书前面章
节,已经对环境破坏与环境污染对基本生存状态的影响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此处
不赘。本章将描述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并以此为例展开下述三方
面的讨论。
第一、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人权问题。
在民主社会,因大型建设而不得不实行的非自愿性移民,是一个极为敏感而棘手的
人权问题。因为这种非自愿的移民方式摧毁了家庭、家族、社区与社会、环境之间
在漫长岁月里所形成的关系。人们经过若干世代调适才趋於完善的生产—生活体系
(农、林、牧、渔、商、宗族、历史、习俗等等)被外力所破坏;人所赖以生存的
熟悉的自然环境(土地、山林、河流、房屋、道路、村落等等)也被无情地剥夺;
顷刻之间,移民们经历了社会解体的深刻痛苦,在强大的社会、心理、生理压力下
变成了一些孤独无助的家庭或个人。倘若其结果又降低了原本不高的生活水平,移
民们将无法重建生活而陷入永久的困境。同时,移民们的反抗也将造成社会动荡。
(在这方面,黄河三门峡水库移民的抗争当然极具代表性。此外,河北潘家口水库
移民也是一个典型。七十年代後期,为解救天津、唐山日益紧迫的供水危机,河北
省滦河干流上兴建了潘家口水利枢纽,其规模仅次於葛洲坝和丹江口,全国第三,
华北第一;移民人口将近5万。在潘家口水库大移民中,蓝旗地的抵抗运动具有代表
性。蓝旗地是一个古老的村庄,400余户、2 000多人,全是满清八旗精锐之一蓝旗
的剽悍後裔。一道搬迁令打破了蓝旗地三百多年安居乐业的平静生活。蓝旗地居民
并不反对建库移民,但提出了两个很有代表性的条件:一是新址生活条件不低於蓝
旗地,二是整体迁移,不拆散祖先血脉。在条件未得到满足而强制移民的情况下,
蓝旗地和其他村庄的移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在八十年代初期,他们曾以
庞大的阵容,赴省城与北京频频上告,静坐示威、散发传单。北京十万火急电令河
北地方官员赴京解围,连哄带骗好不易把人接回河北,承德行署却被围困了两个多
月,日常工作几乎陷於瘫痪。从专员开始,主要政府官员几乎都遭到围攻、辱骂。
1983年,上访运动达到高潮。1 000多人打著旗子,呼喊口号,拥进县城,占领县委
县政府和县招待所达七天。)(14)
在素来安土重迁的中国,大规模非自愿移民反倒不是一个人权问题,就连大规模炸
堤泄洪也不是人权问题。因为政府所称的“集体”事实上是指“多数”,是“多数
”人权。移民问题属“集体人权”。但当局玩弄概念游戏,把他们公开主张的“集
体人权”偷换为“多数人权”;如此一来,为了“多数”而牺牲“少数”便获得了
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丹江口30万移民是少数,三门峡30万移民是少数,三峡150万以
上的移民也是少数,全中国1 000多万水库移民还是少数,即便把中国人移走几亿终
归还是少数。
这是一个虚假的数字游戏。
民主制度实行“多数决定”原则,但并行不悖的是“保护少数”而非牺牲少数。因
为任何“少数”乃至於每个个人,其生命、财产和尊严都应当获得一视同仁的保护
。从制度上,这种“保护少数”的原则由宪法所确定的一系列公民个人权利而获得
保证。(注意:即便在主张集体人权的中国,宪法上的公民权利也不是“集体权利
”,而是“个人权利”。)
“少数”还是一个相对的轮换的概念。
在自然灾害、生态污染、“下岗”、“盲流”、金融危机、政见分歧……等形形色
色的社会问题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集体”与“少数”之别;承认“牺牲少数”
原则,最终的结果是牺牲“多数”。长江下游洪水牺牲太湖行蓄洪区,长江中游洪
水牺牲洞庭湖、荆江行蓄洪区;大涝之年牺牲洼地,大旱之年便可以牺牲高地;压
低粮价牺牲农民,国企破产便轮到牺牲工人;建水库时牺牲上游,泄洪时便轮到牺
牲下游……——谁没有被“轮流”牺牲过呢?只要认可了“集体人权”(“多数人
权”),你便无话可说。谁让你这回成了“少数”呢?
看来,“多数人权”更像是一个“分而治之”的统治术概念:只要在技术上将任何
“集体”划为“少数”,便可以当著其他被催眠的“多数”(下一次的“少数”)
於光天化日之下实行剥夺。“多数人权”分化了民众间天然的相互同情,瓦解了他
们自我保护的意志,赋予了统治者侵犯基本人权的方便而无边的权力。
“多数人权”还是一个虚伪的概念。简单的事实是:掌握国家权力者是真正的少数
,但不管世事如何变迁,这个少数的利益从未受到丝毫损害。权力经济制度下,他
们手中的权力直接变成物质利益;“双轨制”下,他们手中的权力奇妙地转化为金
钱。不管是洪水滔天还是赤地千里,不管有多少“少数”轮番成为“牺牲”,他们
这个打著“集体”与“多数”名义的少数永远都是享祭者。
第二、就本书自身的逻辑而言,需要论证的是:忽视基本人权是造成生态灾难的重
要原因之一。
首先,大型工程一般会破坏大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如果重视基本人权而不是把政
府的政治—经济利益与水利工程集团既得利益置於首位,类似丹江口、三门峡、三
峡等大型工程自然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生态环境因而受到保护。(以丹江口水
库所在地陨阳地区为例:各类大型工程淹没、占用耕地近50万亩,毁坏山林近100万
亩,森林覆盖率在几十年间从60%锐减到32.2%,水土流失面积达5 344平方公里,常
年流失量达2 857.15万吨,相当於每年失去6千公顷耕地上30厘米厚的熟土。由於森
林急剧减少,陨阳地区灾害频繁,水旱交替,泥石流暴风雪不断,耕地年均受灾面
积达41.2%。)(15)
其次,失去土地的移民,为基本生存之需,在不宜垦殖地区强行毁林开荒,使本来
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再以陨阳地区为例:大量移民在国家法定不得
开垦的25度以上陡坡毁林开荒,由於坡度陡峭,被当地民众戏称为“大字报地”。
全区250万亩旱地有150万亩(60%)在25度以上,虽水土流失日趋严重,但无法大量
退耕还林。已有报导证实,三峡库区移民也开始垦拓25度以上的荒地。)
再次,世代祖居的原住民被迫迁离後,库区失去了昔日的守护者,外来者掠夺式开
发加剧了生态灾难。(以三门峡库区为例:历史上黄渭洛(河)平原土地肥美,是
著名的“粮仓”,但被军队和各类农场占用之後,树木被砍伐殆尽,土地大面积盐
硷化、贫瘠化,旱涝虫害俱全,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忽视基本人权(公民与政治权利)使生态环境遭到大范围破坏,生态急趋恶化最终
又严重破坏了生存与发展人权(经济与社会权利);生存与发展的压力越大,就越
有理由忽视基本人权……这是又一个中国人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第三、如果将逻辑贯彻到底,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所谓生存发展权问题,归根结蒂
还是所有制问题。
为甚麽人们不能有效地抵制破坏生态并剥夺他们基本生存条件的大型工程?为甚麽
移民不能争得较为公平合理的补偿?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们没有土地山河的所有权
。早从五十年代中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原来属於个人私有的土地就被强制
充公。在法律的意义上,一户农民、一个村庄的土地不再属於它原有的主人。土地
的唯一新主人--政府--既可允许你在原有的土地上继续劳作生活,也可因土地另有
他用而请你走人。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授权的“集体使用”。在
法律上,除了中央政府,任何一级政府或“集体”并不真正拥有土地所有权。(19
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於冻结土地“农转非”一年的通知中明文规定的“农地转
非农建设用地的土地收益,全部上缴中央”,便是一个明证。)允许原地主继续耕
种及兴建房屋,仅仅是一种政府与原地主之间关於土地使用权的契约或默契。在一
般情况下,政府倾向於维持现状,因这种现状是经由自由经济形成的较为合理的既
成事实,而破坏现状将造成经济、政治及社会的一系列动荡。但是,当政府因种种
原因执意要收回土地使用权之时,便可单方面废除契约或默契。早就被剥夺了土地
所有权的人们,除了卷铺盖走人之外,别无他途。同理,搬迁补偿费用也仅是一种
单方面的施予(因曾允许在其所有的土地上耕种建房),不容讨价还价,又惶论公
平。
如果与自由经济制度进行对比,事情就更加明白。在土地私有制下,政府或公司因
大型建设而徵用土地,必须以市场价格或略高於市场的价格与地主进行买卖。由於
市场价格是公平的,剥夺便没有可能。比如房屋,是建在自己土地上而不是建在他
人土地上,便不可能象徵性“作价”打发;比如搬迁造成的经济损失(改行、失业
、地理交通文化条件降低等等),实际上早就包含在土地的市场价格之中(富庶、
就业率高、交通方便、文化条件优越的土地价格高)。由於自由买卖关系是一种公
平关系,我们就不可将这种非自愿性移民完全等同於侵犯人权,或者可以说这种进
入了市场的买卖过程大大化解了非自愿性移民的强制性。
如果重视基本人权,尽可能避免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大型工程必然较难实施,生
态平衡自然较易维护。
以三峡工程为例:如果打算尊重150万以上移民的经济、发展、环境权,坝址就会向
人烟稀少、地价便宜的方向移动,其结论自然是在上游及支流分散建坝。——奇妙
的事情发生了:这正是反对三峡建坝的人士曾提出的那个在金沙江、大渡河、岷江
、嘉陵江、乌江分散建坝的替代性方案。同三峡建坝方案相比,防洪、发电效益相
差无几,而四川水患、库区污染、淤积、崩滑等生态灾难都将大大减少。
於是,人权的问题又回溯为所有制的问题。
看来,无论逻辑链条如何曲折迂回,我们都会循著它回到所有制这一不易漂移的锚
点。
当我们说私有制(“财产权”)时,就等於在说人权;当我们说人权时,也几乎等
於在说私有财产权。当然二者并不相等,人权在内涵上大於财产权,但财产权是人
权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人权时,相当正确地看出了自由和财
产权“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16)毛泽东对财产权和人权、财产权和自由之
间的关系有著更深刻的认识。马克思还把财产与自由并列,毛则更为透彻地指出:
“有财产就有个性,有自由,有独立,有人格,没有财产就没有这一切。”(17)
私有财产制为每一片山河大地都安排了一位守护者,守护而不是破坏则是每一位守
护者的天职。
淮河流域辛未大分洪
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们早已适应以“集体”名义牺牲“少数”。於是,在灾难
降临之际,我们更可铁硬起心肠以“集体”名义牺牲“少数”。
前文已介绍过长江流域低洼地带(行蓄洪区)人民灾难性的生存状态。1991年大水
灾和一位富於责任感而又勇敢的报告文学作家,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这苦难之深重与
惨烈。
《中国青年报》年轻记者卢跃刚目击了一切,但他如实报导的新闻稿屡次不得发表
。幸好他同时还是一位记实文学作家,於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终於从“报告文
学”的孔道透露出来。
1991年6月中旬起,华东普降暴雨,江淮平原洪水泛滥,散布於淮河流域、太湖流域
数十个行蓄洪区的命运摆到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会议桌上。犹如战争时
期的总参谋部,国家防总灯火通明,决策者们紧张地等待著专家计算结果。15日
晨3时,结论:次日洪峰将在王家坝超过安全水位,必须立即分洪。一个多小时之後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昌安签发了“国汛令(1991)第一号命令
”,令安徽省防汛指挥部於晨8时开启王家坝闸门,向蒙洼蓄洪区分洪。
富於中国特色的“分洪”制度,就是在洪水威胁城市和交通干线之际,炸开海拔较
低地区农民所修筑的堤坝(长江下游称“墟”,中游称“垸”),让洪水淹没这些
被事先规划为“行洪区”或“蓄洪区”的低洼乡村,以降低水位,削峰滞洪。
已有八年没有开启的王家坝闸门在中央政府的死命令下缓缓提起了,铅灰色的雨幕
中,12万蒙洼蓄洪区民众紧急撤离,人人泪水晶莹,绝望地回望著故乡蒙洼,那18
万亩麦子已经成熟了的金色的土地。农民发疯地往闸门下每秒1 680立方米的洪水上
扑,拽下来,挣脱了再扑……
……
蒙洼蓄洪仍然未能大幅度削减洪峰,接下来轮到了邱家湖。
邱家湖洼地,属於安徽省颖上县半岗区,有5万余亩土地,3万多人口,88个村庄。
从1953年起被定为行洪区,悲剧的命运便被决定。为削弱民众的反对,地方官员以
分洪受灾後每人每天3斤大米相欺骗,事实是,别说3斤大米,1斤大米也从未兑现过
。至91年前,邱家湖共行洪十二次,平均三年一次,次次如此。邱家湖农民曾十二
次抵抗行洪,1982年,灾民聚众殴伤了执行炸堤命令的副县长和县武装部长,并人
人手捧污泥向省长砸去。91年该是第十三次了。
炸堤之前,邱家湖人拼死保堤,已经砍倒7 500棵大树,用去了9万条草包、麻袋,
打下了6万根木桩……人们毁家补堤,在所不惜。经历了与洪水7日7夜的搏斗後,淮
堤安然无恙,数万护堤官民信心倍增。
6月16日,蒙洼分洪次日,邱家湖接到了炸堤分洪的死命令。
消息火速传开,数万正在大堤上奋战的人们如雷轰顶,顿时瘫软下来……
……
然而,更多的人却怀著满腔的仇愤,提前作出了另一种令人震惊的抉择: ●“……
这次行洪把农民的耐心和愤怒逼到了极限,逼到了没有生路的份上! 6月16日下午
3时,也就是行洪前的三个小时,有人在麦垛上点燃了淮河行洪史上第一把火。 第
一个麦垛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把火点燃了一种可怕的情绪。 紧接著第二个麦垛、
第三个麦垛……很短的时间里,40余平方公里奔走呼号,成千上万个麦垛都燃烧起
来了! 邱家湖顿时成为一片火海。 大火燃烧著,滚滚浓烟直冲云霄,哭声一片,
天空阴霾而沈重。 高山为之黯然! 江河为之哭泣!”(19)
然而邱家湖的灾难尚未到头:因泄洪量未达到要求,邱家湖接到命令再次炸堤,扩
口行洪。这意味著又有数万人倾家荡产,沦为灾民。区委书记沈步才无视到现场监
督的省防汛指挥部官员,高喊“要炸,你们自己去,我不能当被人千古唾骂的坏蛋
!”摔掉电话,抹著泪冲出门外。(第一次炸堤前後,在组织紧急撤离时,他都被
老百姓指鼻大骂,“你是只会保乌纱帽的坏蛋!”从那一天起,这位“坏蛋”再不
准人们提起他的名字。)女副区长杨某抓起话筒回答:“明白了,我们执行!”话
音未落,已泪沾衣襟……(20)
作家写道:“行蓄洪区内的生产队长、村长、乡长(书记)、区长(书记)、县长
(书记)、市长(书记),炸墟行洪後,没有不哭的。”
为了减轻洪水对正南淮堤的压力,6月17日前,蒙洼、邱家湖等8处已经相继开闸、
炸堤,行洪蓄洪。但上游暴雨不止,水位降而复升。6月18日 晨,正阳关洪水已离
保证水位仅差0.26米。为了保住正南淮堤护卫下的数百万人口、数百万亩耕地和数
十个城镇,国家防总决定於姜家湖破堤行洪。转瞬之间,又有数万农民痛失家园。
6月底7月初,暴雨再度横扫江淮平原。
……
特罗列以下地名,作为对淮河流域320余万行蓄洪区人民苦难的祭奠。
1991年华东洪水中,淮河流域破堤分洪的有:蒙洼、城西湖、邱家湖、姜家湖、唐
垛湖、城东湖、寿西湖、瓦埠湖、洛河洼、汤鱼湖、荆山湖、新民滩1.3公里……等
17处行蓄洪区。滁河流域有:荒草三墟、荒草二墟、东关墟、西关墟、蒿子墟、汪
波东荡、汪波西荡、塔字墟、麦子墟、孟家墟、小熊墟12处墟垸。太湖流域有:钱
盛荡、大鲶鱼坝、红旗塘坝、沙墩港坝等8处堤坝。为了保护城市、交通、工业和更
多的人民,他们的家园成为牺牲。而且,除了通过报告文学渠道略有透露,他们悲
惨的命运和绝望的抗争被官方媒体严密掩盖。
至於过去历次炸堤分洪,其规模、其惨烈程度,人们至今毫无所知。
雨停之後,灾难还在继续。
……
8月21日,据中央电视台报导,91年水患,当局迄今已收到国内捐款79 721万元人民
币、港澳捐款30 200万港元、国际捐款1 970万美元及价值10 970万美元的捐赠物资
,皆已分批送达灾区。并称帐目清楚,记载详尽,并有法律、制度和严格工作程式
之三大保证。但实情相去甚远。例如,重灾的安徽省,至7月上旬已收到价值8千多
万元数十个品种的救灾物资,其中85辆汽车,60辆被省级机关截留,15辆被武警截
留,仅有10辆下发到淮南、六安等地。鉴於过去历次救灾中出现的腐败现象,8月4
日,陈云、彭真就对捐款捐物的落实情况表示关切,彭真还特别指示中纪委要加强
监察。邓办、陈办每天要接到上百封国内外电报、电传,询问款物能否送达灾民手
中。各级官员以假帐应付,救援物资笔笔有帐,但根本不可能查到真实下落。例如
汽车一项,帐本上每辆车都有去处,有经手人签字,而实际上是一本骗“老外”的
假帐。安徽巢湖地区灾民上百万,第一次只发放了1.5吨饼乾,而且集中在城镇地区
。发放时省地县官员纷纷露面上镜头,全国播放,而作秀後面是灾民的抗议。据《
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内参”报告,由於层层盘剥,大部分灾民没有收到救
灾物资,安徽、湖北、四川的人大代表愤而率灾民游行示威。安徽省埠南地区及埠
南县的14名地方与全国人大代表,与数千灾民在堤坝上示威,并赴省城抗议。4 0余
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追查援救款物下落。
据国务院7月30日的内部通讯透露:“某些地方领导部门官僚作风十分严重,救灾迟
缓,霸占交通车辆、船只首先把自己的家人和亲属撤往安全地方,有些领导趁机敲
诈勒索,以付出金钱多少的代价来决定後撤和安置的先後次序,激起了民愤,使灾
民彷徨消极,在部分灾民中产生了对抗情绪和激烈行动。”为此,有关部门撤换或
停止了140多名受灾地区党政领导干部的职务,并依法拘留审查40多名县团级以上官
员。(据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直接派军用直升机到
贵池县把他家亲友接走,被当地人民指骂:共产党、王八蛋,姚依林,X你妈!”有
的地方,直升机照著名单喊话救人。医疗队下来,也是先给当官的家属打防疫针。
)
各级官员的腐败,激化了灾民(特别是行蓄洪区灾民)的不满情绪。各地均发生了
哄抢救灾物资、冲击地方政府、扣押领导干部事件。前文曾提及的安徽省颖上县半
岗区(邱家湖所在地)属於重灾区,但救灾物资堆积在县委、区委机关,迟迟不予
下发。7月16日,十几名复员军人率领近万灾民冲击了县、区委,把救灾物资哄抢一
空。区武装部长开枪打死了一名为首的复员军人,愤怒的灾民当场把他同地区公安
局长、区委副书记等8人投入井里活埋,还捣毁了区委办公室和有线广播站,抢走武
器库里64枝半自动步枪,并自发成立了“救灾指挥部”。
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下旬到7月底的一个多月里,各受灾省区至少有140多个地、县
发生集体示威、静坐及冲击事件。还发生了带有政治骚乱和社会报复性质的“反革
命案件”2 800多宗。皖、豫、川等省,激愤的群众冲击当地公安机关和地方武装部
,抢掠枪枝,焚烧政府办公大楼。河南发生了多起枪击党政官员案件。鄂、皖、豫
先後发生了72起针对水库、堤坝和交通线的爆炸事件。云、贵、川三省出现了“保
卫家园武装自卫队”、“临时救灾安置委员会”和“人民法庭”等自发性组织。合
肥、武汉、郑州等省会城市出现了具有“煽动性”和“攻击性”的传单。7月11日傍
晚,在曾经发生过军警驱散数千民众强行炸堤(新民滩1.3公里)的高邮市,一个存
放军车和配件的军用仓库起火,一夜之间,这座共5层的军仓被烧成废墟。7月16日
,安徽省佛子岭水库附近的霍山,一个军需品工厂连同仓库起火爆炸,伤亡50余人
。7月份,京广、沪宁、浙赣铁路上的桥梁、隧道发生了十二次严重破坏事件,破坏
者被捕40余人,被击毙18名。河南省商丘地区出现了一支200多人的“铁道游击队”
,7月初包围了铁路公安局,激战近两小时,後被赶到的军队击溃,逮捕70余人。贵
州发生了警“匪”双方用冲锋枪、手榴弹交火的激战。(25)
这是对於践踏人权的报复。
很少有人赞成社会报复,尤其是暴力行为。但事有因果,你不能指望种瓜得豆。不
尊重人权的法律自然得不到人的尊重。损害了人权的社会自难逃避仇恨与报复。
无人能够否认,聚居於中国东部低洼地带人民的基本人权和经济—社会人权已遭到
事实上的剥夺。民谣说:“行过一次洪,背上十年债,五年复元气,何时富起来?
”
不是说人权就是集体人权吗?整个东起洞庭湖、西至长江口、北抵洪泽湖、南达鄱
阳湖之广大地域数十个行蓄洪区数百万人民的集体人权何在?
不是说人权就是经济—发展权吗?行蓄洪区民众已经提出针锋相对的口号:“保命
第一,发展第二!”连生命尚且不保,又谈何发展?
平心而论,所谓“集体人权”并非中国政府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中华民族是
一个发源於大河流域的农业民族。从远古时代起,灌溉与防洪就是整个氏族国家的
共同事业。因此,在危难时牺牲个体的群体精神自然成为我们这个文明的精神内核
。巨大的水利与同样巨大的水患造就了中华民族世所罕见的巨大凝聚力。在灾难压
头之际,这个民族难以征服。其负面效应则是,统治者极易假群体之名偷售其私。
舍生忘死、奋发抗灾的昂扬气氛,营造了官民一体的假像,往往竟掩盖了对统治者
应负罪责的理性追究。
由於历史的、地理的、人口的、生态的原因,在可以预见的岁月里,分洪这种万不
得已的应急措施不可能完全放弃;但是,如果有起码的人权观念,吏治清廉,尊重
自然规律,代价不至如此高昂。最简单的办法是:行蓄洪区不应居住大量人口。
……
1991年江淮大水和1998年长江大水,其流量都不及1954年,但水位却高於1954年,
形成巨灾。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历史上作为洪水通道的低洼地带被大量围垦。
在国家立法机构的庄严会议厅内,在中央政府的巨大办公桌上,数百万人成为“牺
牲”的悲剧早已注定。
……
1998年洪灾後,中国政府决定在长江流域实施“平垸行洪,移民建镇”的百万移民
工程,迁移人口总数约200万,已有90万人撤离那些苦难的土地。(29)
这是行蓄洪区民众以几代人的苦难、死亡和反抗所换来的基本生存权。
祝愿两千万因环境灾难而流离失所的百姓永离苦海,幸福、平安。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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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不一定是不对的;分洪命令未必是错的;巨大工程的上马考虑得肯定是不科学的;造成
--
叶酸酸
- (334 Byte) 2003-1-07 周二, 上午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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