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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修改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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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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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修改版序)
一年来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东西在网上发表，主要是自己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看法，本人人微言轻，感谢网路给了我一个一吐为快的机会。
由于多年来受共产党的教育，始终对政治很感兴趣，但一直到“六。四” 后才明白共产党已经是不可救药了。党的伟大历史及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在外人看来是那么的无法理解，但只要用争权夺利的角度去看，才发现一切又都是那么地有逻辑。一言以避之，共产党几十年来在中国只作了一件事----争权夺利 。无论是好大喜功的经济建设，还是劳民伤财的政治运动，都是为了他们争权夺利服务的。想明白了这一点，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可惜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却不明白。刚到美国时，我对所谓的民运人士很感兴趣，但不久就发现民运中也是劣币逐良币，因为许多民运人士根本不尊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本质上还是在搞共产党那一套。不过无论如何，这至少也是给中国今后的民主工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教训。
文章中多数的观点来自我在国内从事科技，经济改革研究的心得，以及到美国后对西方的社会、法律、和经济体制的亲身观察和体会。文章发表后看到了一些网友们的评论，并和一些朋友进行了讨论，以此为基础，我陆续做了不少修改。这次再上网，希望能听到更多中肯的批评。其中有两个观点贯穿我的所有思想：
1) 两全其美的社会、经济或政治体制(或政策)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所以中国的体制改革必须要走“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路。不切实际的、看似两全其美社会体制往往是最糟糕的体制，这种体制没有、也不可能有可操作的运作程序来实行他。因为社会行为是由大众的个体行为组成的，是一种概率分布，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任何政策或体制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又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付作用、甚至恶性的后果。除非一个社会都是由圣人来领导、政策都是由天才来执行的 (这是不可能事件) ，否则产生两全其美结果的几率是非常小的。比方说：现在的法官常说：“我们绝不可放过一个罪犯，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可实际执行这个政策的方法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百姓：“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对豪门则：“能够可放过则放过，管他是不是罪犯” 。说的是两全其美的政策，做的是两全其恶的事。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应该设计一条可以操作的，有严格的、刚性的运作程序的方案。程序的严格和刚性使一些阴险小人即使当选为领导人也无法为所欲为。当然，这样的方案必然是问题多多，但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
2) 政教要分离。这里我说的教不仅仅是宗教，也包括其它的信仰：象真理、正义、公平、科学等等，等等。他们代表了人类千年来所追求的伟大和美好理想。但是定义模糊。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立场的人、或不同时代的人对他们的判断往往是水火不容的。这世界的深奥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理解能力，人类每一个新的发现都随之为我们的知识库带来了更多的未知变数。人类现在已经知道的真理、科学只不过是这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而已。只有无知者才会大无畏地宣称他们已经发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科学理论或正义、公平原则等等。追求真理、正义、公平、科学，是我们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伟大的动力，但如果想把某些人相信的正义、真理强加于别人。把他们的理想变成至高无上的立国之本---即使那是代表大多数人的信仰---那就成了变相的政教合一。自由的追求精神就会被扼杀，我们就会重韬中世纪宗教领导、和本世纪共产主义领导的覆辙，创造出一种新的独裁社会、或暴民民主社会来。总之，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是尚民主制度的基础，绝不能允许个人或团体以宗教、真理、正义、公平、科学、爱国主义等的名义来干预法律，或行政体制。
网友们对我文章批评最多的论点是“不合实际的空谈” 。我何尚不知我的许多观点是“空谈” ，但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不把这些“空谈” 变成事实，民主改革的结果将会让中国变成一个“四不象”的怪兽。(当年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的经济改革就是因为不敢或不愿解决某些“空谈” ，才造就了中国今天畸形的经济体制) ，所以，我还是不自量力地保留了这些“空谈” 。对不起。总之，社会、法律、、政府、和经济体制相互依存，必须同时改革。否则一定是画虎不成反为犬类，对中国人民造成新的伤害。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之一)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长期发展之困难
1。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努力，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话，就可以发现他们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廉价劳力、大量出口、引进外资、和政府投资。而所有这些优势都是不可能长期为中国所保持的。
1) 廉价劳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廉价劳力的优势必然会消失。
2) 大量出口---海外市场的饱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必然会使这个优势逐渐消失。
3) 引进外资---随着前面两个优势的消失，外资不再进入中国甚至撤出中国的情况也肯定会出现。
4) 政府投资---长期大量的政府投资不仅是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也是腐败的一个温床。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应该退出经济活动，只执行宏观控制。
2。市场供需矛盾----
上节所讨论的这一切矛盾，他们后面真正的原因就是市场供需矛盾这只看不见的手。现在海外市场饱和的情况已经十分明显，拉动国内需求的政策又几乎没有效果。其实那些政策根本就没有碰到实质问题。因为拉动国内需求的方法：一是增加工资(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但那会提高劳动成本，降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二是降低税入，这对赤字累累的政府来说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他国家(地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产业升级。我们在后面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另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降低发展速度以平衡供需矛盾。这两条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中第二阶段的必由之路，目前还没有例外。我希望中国是第一个例外，但我很怀疑。违反经济规律是要付出代价的。
3。产业结构单调----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决定了它的产业结构必然是单调的。主要是集中在高劳动成本、高消耗、或有污染的工业生产上。这些产业都是供需矛盾下最薄弱的一环，一旦供需矛盾产生，它会是第一个受到打击的。产业结构的单调还使各地方政府只能去竞争有限的资金和市场，结果就是重复建设严重，供需矛盾更为加剧。
有人欢呼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 ，我对此却是非常担心的。制造业是经济危机时风险最高的一环。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将其转移出国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种现状。但这种情况必须解决。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所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在后面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4。经济发展速度过快----
1) 中国的通货紧缩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看不出近期有任何改善的迹象。经济规律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警告，我们的发展速度过快了。有人反驳说，许多国家(象日本) 也有过长期高速发展的情况，为什么就我们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呢？原因是：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集中在少数行业中的，这使供需矛盾更为突出。
----日本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是建立在产业升级的基础上的。我们还基本没有开始产业升级。有的也是个别由海外引进的。
----日本已经受到了惩罚。由于政府决策的失误、制造业外移和金融体制的不合理而使经济陷入了十年衰退。
2) 我们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环境的严重恶化，尤其是水资源、能源的超负荷消耗大大缩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的生存空间。这种竭池而渔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和强大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什么“发展是硬道理” ，这根本是外行人的昏话，却成了最高指示。别忘了西方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原因都是生产过剩，没有用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只会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西方大部份公司的倒闭还不都是因为生产了一大堆买不出去的产品。保持供需平衡的发展速度是最好的，但实际上做不到。目前我们能做到的是保持在这个速度附近，不人为地拔苗助长。我个人主张学习美国强大的经验：慢慢发展，少犯错误。这才是国家和民族富强的最佳途经。想一口吃一个胖子，被咽死的可能性倒不小，成功的可能性则几乎是零。
3) 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近年中国的农业止足不前，在这基础上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之二) ：社会不稳定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影响
1. 社会不稳定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在危险----
其中失业和养老的问题尤为严重。这些问题其实主要是毛泽东时代错误的人口和经济政策造成的。那个时代的人口爆增、养老金被用完、经济停转、以及城乡隔离政策使这些问题积重难返。改革开放以来，这些问题已有了一定的舒解。但现行政府的政策显然是短期行为的，除非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否则问题是不可能用现行政策解决的。在政治上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关系到如何保持社会稳定，这在后面我会讨论到。
2. 贫富差距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无论世界经济怎么变化，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发展的势头，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奇迹。许多公司的领导人承认中国是目前世界最佳的建工厂地点。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有：
1)很好的工程技术人员。相当的生产和市场规模。相对稳定的社会。
2)形同虚设的环境保护法、劳工法。
3)廉价的劳力。
第一条，台湾，新加坡等亚太地区远远比中国大陆优越。第二条，这些地区完善的法律体制也足以弥补投资者的在环境、劳工方面的法律困扰。所以第三条，廉价劳力才是中国大陆优越于其他亚太地区的真正原因。我前面谈到我的看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廉价劳力的优势必然会消失。有人反驳说：“中国许多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非常好，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却是最好的，并不存在优势消失的问题。” 其实回答已经在他们的问题中了：“许多地区” 而不是所有地区。。。。。。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地区。这三个地区是大陆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他们满足第一条件。那里的人民生活平均水平也的确不错。不过那里外资企业的廉价劳力则都是来自其他贫穷的地区的“民工族”。这就是为什么随着许多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廉价劳力的优势没有消失的真正原因---地区贫富差距。
由于贫穷的地区根本不能满足第一个条件，所以近期外资是不太会愿意去投资的，但“民工族” 却会非常愿意来这三个地区。这种自然的趋势使中国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以后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地区贫富差距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这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同时由于失去了廉价劳力，“中国制造” 的价格优势也会随之消失。出口下降，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困难时刻。另一种可能是为了保护“中国制造” 的价格优势，继续保持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短时间内这种政策会使中国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未来却会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且不说在道德上这种劫贫济富的政策对“民工族”的不平等。目前也没有先例，一个国家能在这样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平下长期保持社会安定。而社会安定正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
贫富差距、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如何平衡这三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因素，将考验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我个人认为，目前解决贫富差距是首要任务。
来自贫穷的地区的“民工族” 是中国受剥削和歧视最严重的阶级。由于和留在家乡的人相比，他们是属于富裕的，所以在短时间内他们会满足于现状。一旦他们接触了发达地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后，他们的不满会与日俱增。由于他们中间多数人的受教育水平很低。这种不满所带来的那种反社会，反文明的倾向将是毁灭性的。
更加可怕的是“民工族”的下一代。虽然“民工族” 对发达地区的繁荣发展作出来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户口的限制，他们的子女无法得到和当地儿童一样的教育。“民工族”的孩子或者离开父母，回到他们父母的家乡接受教育。或者留在父母身边接受不正规定教育甚至变成文盲。两者都会对他们幼小的身心产生巨大的扭曲。他们对发达地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感受比他们父母深刻；发达和落后地区的巨大差距对他们的产生冲击远比对他们父母严重；他们没有感受到父母从落后地区刚出来时生活水平提高的那种快乐；他们对父母的家乡没有感情，但发达地区又没有给他们感情；这群人和父母的代沟是显然的；他们也不象他们父母家乡的孩子，因为没有接触到现代文明那样的纯净、那样的愚昧。他们将会是一代没有情感，充满愤怒的群体。混杂着他们父母家乡中的愚昧和现代文明中的堕落，我真不知道这些人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政府不及时采取措施，给于他们同样的教育机会，二十年后，我们将以羞愧的眼睛面对这一群野兽。那是因为我们的过错，而他们则是无辜的。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之三) ：人才和中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
前面谈到了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困难的一个关键是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下面我想谈一谈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障碍。
1。人才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综合第一节所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突破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障碍的必由之路。但是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是由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所决定的，不改变这些因素，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不会凭空实现。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下面是两个最容易做到的方法。
1) 自力更生地发展新兴行业。把新兴行业转移到中国，发达国家还要不要吃饭？所以发展新兴行业不可能靠外资，自力更生是唯一的出路。但这是一个说说容易，做起来困难无比的工作。其中，人才是关键。没有人才，就没有新科技和新行业。可是没有一个让人才自由发挥才华的环境，就是有了人才也只是浪费。在这种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新兴行业完全是一句口号，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
2) 创造个人创业的环境。这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硅谷奇迹的根本动力就是个人创业。在其中中国人也是功不可没的。中国人是以聪明闻名于世界的民族，只要给中国人一个能发挥才华的环境，其能量是没有人敢低估的，当年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成功就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例子。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适合个人创业的社会、法律、和经济环境，个人创业也就永远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而已。
因此，归根到底，创造一个让中国人的才华能够自由发挥的环境，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
2。政府干预是中国产业升级调整的致命弱点----
当然，还有一个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办法，就是由政府来调控产业结构。中国政府官员并不全是笨蛋，他们已经做了他们认为能够做到的一切去试图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但是效果非常有限。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改革社会、法律和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新兴行业是无根之树，不可能存活的，也不会有职业投资家会来投资的。另外，有政府干预的股票市场更是所有投资家的恶梦，新兴产业不可能从有政府干预的股票市场中得到所需的现金。
事实上，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政府干预是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最大障碍。这从社会主义失败的实践和资本主义成功的转型可以得到证明。近年来，中国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开放都是政府干预的杰作。如果政府不完全从经济领域撤出，只进行宏观调控，不仅产业升级调整无法实现，腐败也无法得到扼止。
总之，政府的工作应该是改革经济环境和宏观调控而不是直接插手经济活动。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之四) ：人才和社会人文环境
1。为什么是美国---
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其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美国发达是因为发了战争财；有人说美国的地理位置保护了他的本土没有卷入战争；有人说，是因为外国的人才帮助了美国的发展。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都是外在因素。我认为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内在的因素是他独特的社会人文环境(包括他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结构)。如果没有这个内在的因素，即使上帝再给一万个机会，美国也只能成为一个二流国家。
1) 美国社会人文环境的最大特点是宽容。对于不同的观点和行为---无论多少惊世骇俗---只要不侵犯别人利益或违反法律，都有他们存在的空间。当然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行为，肯定会有人批判，但不会被扼杀。这种宽容给了天才一个广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使得同样的人才，在美国远比在他的母国能发挥他们的才华。这种宽容也的确产生了许多的社会、道德、和教育问题，而且给了许多人心目中的邪教，武装反政府民兵，等等之流一个生存的空间。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宽容我认为是有利于社会的，毕竟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有聪明人告诉我：共产党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是立法打击邪教，只给其他人宽容。好一个两全其美，太伟大了，太可笑了，由什么标准来决定什么是邪教呢？不要忘了，多数社会改革或科技革命在一开始常常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当年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遗传学等等在苏联和中国可都是邪教噢。
2) 美国人对失败者的态度也是非常地宽容的。不要说因为任务失败而被俘虏的军人回家时会受到乡亲们英雄般的欢迎。就连南北战争中为奴隶主而搞分裂美国，打内战的李将军，也因为他的人品而至今受到人民的尊重。这种宽容的态度使美国人有敢于冒险、不怕失败的精神，也创造了美国社会人文环境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创业精神，当然这也可能是美国祖先的经历的遗传。所谓的“美国梦” 的核心就是个人创业。你再有钱也未必能得到别人的尊敬(除了在商店里)。但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总是被认为是美国的英雄。说到钱，中国人喜欢所谓的“不蒸馒头蒸口气” ，也就是想用钱来买别人的尊敬，这在美国大概会被人当成傻瓜或疯子。美国人的钱主要是用在“享受生活” 上的，其次是投资，面子问题要么不在考虑之内，或被例在清单的最后。
3) 美国社会人文环境的还有一个特点是讲究个人特色。虽然随大流起哄的人不是没有，但与众不同却是美国人的最爱。这种标新立异的风气使美国的思想中不断爆发出天才的火花。这种个人特色也使美国文化中的负产品(象赌博、色情活动之类) 自然地被限制在了少数人的小圈子里，减少了其对社会的破坏力。
正是这种美国文化使得美国成为了世界新事物的主要发祥地。二十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和世纪末的科技革命之所以发生在美国，决不是偶然的。其社会人文环境是主要的原因，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移民、及其他偶然的和必然的因素当然也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
2。为什么中国人的才华没有自由发挥的环境----
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中国没有人才自由发挥的环境是一个公认的问题。讲到这一点，首先就一定要讨论中国人的素质。社会环境是由人组成的，多数人的素质不提高，就不会有个人才华自由发挥的环境。许多人有这么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外以聪明闻名，而在国内则以内斗闻名呢？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反对的人则说中国人在国内现在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首先，“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是一种现象，但说它是本质就很有疑问了。至于说中国人在国内现在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我个人见过很多，但他们只能说是发财，不能说是创业。而且主要还是发的不义之财。真正称得上是勤劳创业的我不敢说没有，但绝对是凤毛鳞角。
看一个社会是否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首先是看他公民的素质。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社会体制，高素质的公民是不可能在产生的。原因是你不可能要求大多数人都有对社会的献身精神. 绝大部分民众会自然地遵守“适者生存” 这个基本法则。如果在一个社会环境下：
1) 勤劳者很难致富，发财者多为权贵。人民就不会勤劳。经济发展就没有坚实的基础。
2) 说真话的会倒霉，说假话的常常一帆风顺。人民就不会诚实。社会也就不会有信用。
3) 法律管不了权贵，执法者知法犯法，人民就不会守法。也不可能建立法制社会。
4) 不干事就没有事，一干事就有事。(第二个事是指有人找麻烦) 。就没有人去真正干工作。生产和社会的劳动成本就会提高。
5) 有一套很高的道德标准。或使用双重标准，人民就不会相信这世界上存在有道德的人。也就不会有社会公德。
6) 父母老师说一套做一套，孩子就不会有品德。也不会相信大人的教育。长大后也不可能成为高素质的公民。教育也就不会起到提高民族素质的作用。这样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7) 新思想新事物可能被当成异端邪说而遭迫害，科学文化就不会进步。发展高新科技就成为了空中楼阁。
8) 法律制度把人分等级，社会就会有歧视。道德规范就会有双重标准。如果法律制度歧视本国人，那么民族自尊就根本无从谈起。
9) 政府把一切错误和失败都归究为别人的责任，或客观原因，而人民却无法自由地组织压力团体。百姓也就会把自己的一切失败和错误也都归究为社会、政府或别人的责任。整天说“这不是我的错” 的民族是不会有反省精神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的。也不会有未来的。
10) 公众人物的榜样作用。如果其中的品德高尚的被迫害，道德败坏的升官发财。社会大众自然不会学习品德高尚的好榜样。(象彭德怀，张志新，李鹏，郭末若等等)
这些情况任何国家多少都会存在。但当这些情况变成社会主流的时候，高素质的人才就会被当成反社会的危险人物而被打击和迫害(他们就象疯人院里的正常人一样)。这些情况我们称之为人才逆淘汰现象。长期下去，当高素质的人才被淘汰完了，整个民族也会就沦落成为劣等民族了。谁敢说中国现在不是在向这种情况发展呢？我希望不是，但我无法否认：这样的情况中国过去有，现在有，看得见的将来也不象要绝迹的样子。
所以，不健康的社会体制才是我们民族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人才的逆淘汰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最大障碍。不扭转这种状况，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就没有希望。中国的崩溃也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同样话，不创造一个让中国人的才华能够自由发挥的环境，上帝再给我们一万个机会，中国也最多只能成为一个二流国家。二十一世纪也不可能是中国人的世纪。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之五) ：体制的选择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障碍，归根到底，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后，社会结构没有及时改革的结果。
其实，马克思早就讨论过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要是现行的经济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那现行的政治体制就一定要改革，因为它不适合现行的经济基础。如果现行的政治制度是正确的，那么经济改革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他不符合现行的政治体制。同时保持现行的政治体制和进行经济改革是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共产党政府顽固拒绝政治改革，除了证明共产党已经沦落成为一个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的、只是为其领导人私利服务的利益集团之外，我实在找不到任何其他合理的解释。
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我认为民主宪政是唯一的选择。宪政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没有民主的宪政就象建在沙滩上的大楼一样是不堪一击的。同样，没有宪政的民主社会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当然也不可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定义就是民主宪政制度。下面我可能为了方便而混合使用他们。
下面我来阐述我的观点。
1。民主宪政制度是共产党人当年对人民的许诺，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中国要不要民主呢? 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因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士的大肆质问，变成了一个大问题。我们知道，民主制度并不完美, 它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离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很远很远. 其实共产党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许多批判都是正确的(只是没有同时指出自己有更严重的问题而已).下面几条理由足够说明民主制度是现阶段中国发展的唯一选择。
1) 推翻满清皇朝后的中国已经试行了许多不同的政治制度, 没有一个被证明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民主是唯一中国没有试行过的，并被许多国家实践证明有效的政治制度.
2) 在世界上所有已经实行过的制度中, 民主制度还是最好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 民主制度还是中国最好的选择.
3)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模型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上的。
4) 中国共产党当年是打着新民主主义的大旗打败国民党的。所以说，当年中国人民是选择了新民主主义，而不是“人民日报” 所说的“选择了社会主义” 。人民有权要求共产党回归当年人民的选择。
5) 现在的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方向，说穿了走的是官僚资本主义的路，最多回到当年的国民党的制度去。共产党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有任何可能性，它的领导人有能力解决当年国民党人未能解决的问题。
2。民主是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土壤----
从历史上看，凡是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才、尤其是开拓型人才，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相信书本上的真理，喜欢挑战权威。没有自由的空气，对这些人才而言，就象鱼儿没有了水。所以，一个民主自由的环境是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当然，独裁体制下也会出于些人才，但数量很少，能在生前发挥作用的更是屈指可数。而且这类人才往往是奴才型而非开拓型的，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帮助不大。
3。只有民主化的中国有可能和平统一台湾----
在某种意义上说，大陆政府是台独的最大同盟。台湾民意支持台独人数第一次超过支持统一的时间是在大陆政府闹剧般地审判“千岛湖惨案” 以后。对台湾试射导弹后，支持台独的比例更高。就是支持统一的台湾民众也只是士支持民主统一。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台湾人民是不可能愿意回到独裁统治的怀抱的；你看么多所谓的“爱国华侨”，有几个放弃绿卡回国的？即使回国也是带着绿卡去的。请别苛求他们，华罗艮他们一代人的在大陆的遭遇使大陆中国政府完全失去了信誉。分析了这一切后，你还能相信“一国两制” 能和平统一中国吗？那只是现政府愚弄国内人民的一个口号而已。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之六) ：体制的选择(二) ：制度和社会稳定
1。只有民主化的中国有可能避免分裂和动乱----
打一个比方说, 现行政府对付动乱就象大禹的父亲治理水, 建大坝 “堵”. 开始几年大家平安, 可是到了堵不住的时候呢? 大家同归于尽----而这一天必然会来临，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那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民主制度对付动乱就象大禹治理水--- “疏”. 尽管年年可能会有一点小灾(象游行示威), 但人畜基本平安, 不影响大局. 所以结论是: 没有民主, 中国迟早会动乱和分裂的. 而民主化的中国却有可能(还不一定能)避免动乱和分裂。
当然民主化还可能召来反民主力量策动动乱, 甚至武装暴乱, 但那不是民主化本身带来的问题。任何社会改革只要侵犯到到这些代表恶势力的人的利益, 他们都会搞动乱，搞镇压。他们的能量惊人。可是我们从另一角度考虑，任何改革如果不触及这些人的利益, 别的群体(象农民)就可能会造反, 中国就迟早会动乱, 为什么不给民主一个机会呢?只有民主体制才能保证社会长期稳定。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2。提高人民素质与社会稳定----
前面谈到只有民主化的中国有可能避免分裂和动乱。这中间人民素质的提高又是一个关键，人民素质不高，社会的稳定性就比较差。但提高人民素质的关键又是社会改革。这是一个循环：一个好的社会-----高素质的人民-----人才正淘汰----社会更加进步；一个腐败的社会-----低素质的人民----人才逆淘汰----社会更加腐败。如何从现有的恶性循环跳到良性循环，民主改革是一个突破口，当然还需要其他法律、政策和教育措施来的配合。而且这种改善的进程将会是非常缓慢的，可能会远远慢于经济的恢复。
1) 道德教育。我们不能成为圣人，制订常人所不能及的道德标准实际上是反道德教育。我建议基本的道德标准只有两条：
----对待别人要象你希望别人对待你自己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要求社会做到的，你自己也一定要做到。
很简单，不是吗。但叩心自问，你做到没有。
1) 制度平等。我并不认为一个建设完全平等的社会是现实的。许多平等是很难判断的。而且由于个人的智商，体力，健康情况不同，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但我们可以做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人歧视人，等等。
2) 社会制度改革。这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比如嫖娼妓问题：共产党制定了无数的政策而结果是更加“娼”盛，因为嫖娼者是以公费官员和有闲暴富为主。如果我们能够有新闻自由，并让政府完全退出经济活动，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减少，这样官员嫖娼的问题也就会大幅度减少。让勤劳致富成为可能，靠权力(或投机)致富成为少数，那样富人就会忙于工作而很少去嫖娼。失去了主要嫖客源，这个问题就一定会大大改善。
3) 宁纵勿冤。宁可放过罪犯，也绝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即使他并不是好人。因为你冤枉了一个无辜者，结果就常是把他真正地逼入了犯罪的行列。现在的政府常说：“我们绝不可放过一个罪犯，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这是可实现的吗？我看除非是警察个个都能未卜先知。共产党执行这个政策的实际方法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结果就是冤狱满神州。把千千万万无辜者及其家属逼进了社会的对立面。更加严重地危害了社会的安定。这也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之七) ：体制的选择(三) ：制度和经济发展
1。民主与经济----
有些人相信民主马上就能带来经济繁荣。“和合”先生更是在批评我的文章中把它当成正确民主的定义。说实话，我认为他是故意混嚣民主的概念以达到否定民主的目的。无法想象一个象“和合”先生这样的人连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都搞不清楚。
其实说民主能带来经济繁荣就和说精神能产生物质一样，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民主只是一个体制问题，长期来说她会创造一个能让经济长期繁荣的环境，但真正的经济繁荣是要靠人民的劳动来创造的。这两者有关系, 但并不互为因果. 有些人常常想由此证明民主会妨碍经济繁荣, 这和他们所批评的论点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 这些人还最喜欢引用俄国和印度的例子来作证, 却从来不提发达国家的例子, 这显然是故意误导读者. 全面地说, 世界各国民主化的实践证明了, 虽然民主本身并不能带来经济繁荣, 但长期稳定的繁荣发展却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做到。
在上面责问的例子中，印度与中国其实是不可比的。印度有他本身民族文化、种姓矛盾等其他问题。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只能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基础而已。
俄国和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情况。他目前的问题大多是前苏联领导人错误的政治经济政策积累下来的，“震荡疗法” 只是使这些矛盾一起爆发出来而已。不采用“震荡疗法”，他们恢复经济的困难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不同的只是矛盾爆发得早晚而已。无论是在社会矛盾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政府现在积累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前苏联。政治上的高压政策使民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失业问题严重，经济政策又基本上是寅吃卯粮、杀鸡取蛋的短期行为。所以参考俄国的经验，我们可以相信：中国民主化之后，无论是过程是和平或革命的，经济一定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因为被共产党长期高压政策掩盖下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会有一个总爆发的时期。而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政府是不可能采用现行的谎报数据的方法来粉饰太平的。另一方面，长期健康的经济发展又要求中国降低经济发展速度。政府也不可能采用现行的短期行为来人为地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对于这一点，每一个支持民主的人士都要有心里准备。另外，俄国经济正在复苏中，如果中国不加紧改革，很有可能被他们赶上。
2。效率还是效益
有人批判民主制度缺乏效率，一件小事也要全民投票，最后还不了了之。这位先生真是天才，在中国大陆居然指出了民主体制的致命弱点。虽然他在讨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时表现得象一个傻瓜，不过他要向权贵们要饭，如此表现也情有可原。
民主体制是没有效率的，一个军队或公司如果采用民主体制的话，一定会在强大的竞争面前土崩瓦解。所以没有人会用民主体制去管理一支军队或援个公司的。但民主体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他也没有或很少负效益。由于大多数人参预了决策，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了一定的照顾，又使决策有很高的可行性。而大多数错误的决策由于反对派的合理批判大多时候会被否决。因此，效率与效益总是成正比的，整体的工作成果总是累加的。
相比之下，独裁体制虽然效率很高，但常常有负效益。比如一个集团，在有竞争者的情况下，其独裁者错误的决策会使整个团体垮台，或逼迫其独裁者下台。这就迫使独裁者放弃自己的利益，和同伴们同甘共苦，并听取不同人的意见，也因此大大提高了决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这时候，效率与效益是常常是成正比的。而当这个集团已经取得垄断的情况下，其独裁者的决策错误是不会影响他的地位的，于是独裁者个人的利益就成了他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他人的意见常常会被认为有损于独裁者的形象或利益而被否决。这时，决策错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效率与效益也就可能会成为反比，这时候在独裁体制下常常是破坏大于建设，有时甚至把前面几十年的成果都了赔进去。因此，存在竞争者的团体采用独裁体制比较好，而没有竞争者的团体则应该采用民主体制。
对军队或公司来说，是应该用独裁体制来管理的，再加上国家用反垄断法、会计法、国防法等等来监督他们，会产生最好的效益。而且一个公司或一场战争的失败也不会动摇国家的根本。
但国家则完全不同，除了有亡国危险的战争年代以外，国家的领导层是完全没有外来的竞争和监督。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独裁体制来管理，产生负效益的机会就会远远大于产生正效益的机会，象大跃进就是一个人人皆知的“高效率、高损失”的例子。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长期的独裁统治也会动摇国家的根本，最后导致社会动乱，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就是最好的例子。
总之，我认为民主体制是目前我们已知的最佳管理国家的方式，虽然并不完善、效率也不高，但他能保证产生正效益。
3。大社会小政府----
由于民主体制低效率的本质，民主政府并不适合管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因此，地方分权自治和大社会小政府是民主体制必然的选择。不象独裁政府可以用不合法的、或暴力的手段、或不顾人民死活的方法快速地解决许多共务，让一个民主政府来全面管理以前由共产党包办的庞大的、人民保姆式的事务的话，会带来一些恶果：
----无政府主义；是由于政府没有办法用民主的方式管理所有前政府遗留下的所有职能，所产生的权力真空造成的。
----财政困难：大量的超负荷工作将使政府严重超支。
----更低的效率：大量的超负荷工作会使民主政府原来就低的工作效率更加差。
所以我相信，在中国实现民主改革，一段过渡时期是必要的。在这期间，过渡政府可以让大量国营企业和机构私有化或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团体。并由社会团体接手大部分的非行政类的工作。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之八) ：体制的选择(四) ：制度和信仰
1。政教分离----
信仰，我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宗教，也包括了真理、正义、道德、公平、科学、爱国主义，等等，对信仰追求不仅是使我们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伟大的动力，也是人性光辉的的写照，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信仰的人多是善良、优秀、情操高尚的人，是社会的栋梁。而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则往往是一个堕落的社会。一九八九年我在北京，那时城里没有政府，街上没有警察，但社会却是那么的安定。没有小偷，没有打斗，共公汽车上我没有一次看到吵架(过去我是没有一次不碰到吵架的) ，到处我能听到了“谢谢、不客气、请”等等。在动乱中的北京我看到了我以为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文明中国。这就是信仰的伟大。
信仰有三个特点：
一是非常美好。他们代表了人类千年来所追求的伟大理想。
二是不可挑战性。任何信仰都有足够的合理性支持，他们虽然有问题，但反对的意见也同样是不可能完全正确的。而且个人的信仰往往不仅有他理性的选择，还有他在追求理想过程中和信仰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联系。因此挑战一个信仰不仅是在挑战信仰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也是在挑战信仰者的感情，这是非常困难的。
三是定义的模糊性。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人对信仰的判断往往是水火不容的，不同时代的人对他们的认识也常常是完全不同的。这世界的深奥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理解能力，人类每一个新的发现都随之为我们的知识库带来了更多的未知变数。也就是说知识积累得越多，我们能所接触到的未知也就越多，我们也就越感到自己的无知。人类现在已经知道的真理、科学只不过是这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而已。只有无知之徒才会大无畏地宣称他们自己已经发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科学理论或正义、公平原则等等。每一个信仰都有其不同的面孔，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信仰，如果不带感情色彩的话，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就我相信的而言，人类永远也最多只可能掌握部分的信仰。而如何定义正确的真理、正义、道德、公平、科学、爱国主义等理想的工作更是超过了人类所拥有的能力的极限。比如说：
发展医学科学，救死扶伤，是不是代表正义、真理、和科学？大多数人会说是。但有人却说不！他们认为那那是葬送人类未来的错误行为。因为新的医学科学的发展，使“不育症”都成了遗传。那会使人类的基因严重退化，最后危害人类的生存。而遗传工程则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无法判断那一个观点是对的。
正因为信仰的定义的模糊性和不可掌握性，使得伟大的信仰常常被野心家利用来作为他们从事罪恶活动的幌子。以信仰之名，行暴政之实的情况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不象没有的样子。套用一句名言：“信仰，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 。请看以下例子：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绝大多数德国、日本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法西斯集团是不可能肆虐欧亚非大地的。
2) 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自认为有共产主义伟大信仰的，“正义在手，仇恨在胸”的红卫兵，中国也就不会有几百万的冤魂。
3) 在苏联，自以为真理在手的科学家把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遗传学等等当成唯心主义的伪科学大加批判。
4) 在毛泽东时代，人们把美丽的爱情当成道德败坏加以禁止。
太多太多了。这些以信仰名义进行的罪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的支持下对不同信仰的人进行人身攻击。西方的一些伟大的政治家从中世纪宗教的黑暗统治中吸取了教训，建立了“政教分离”这个现代国家体制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这里我说的教不仅仅是宗教，也包括一切信仰：也包括了真理、正义、道德、公平、科学、爱国主义，等等。
政教分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能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别人。真理、道德、正义、公平、科学等等的美好来自于人类对他们的不断的、自由的追求。但一旦把某些人所相信的理想变成至高无上的立国之本---即使那是代表大多数人的信仰---那就成了变相的政教合一，自由的追求精神就会被扼杀，我们就很可能会重韬中世纪宗教领导、和本世纪共产主义领导的覆辙，创造出一种新的独裁社会、或暴民民主社会来。总之，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对他们所相信的宗教、真理、正义、公平、道德、科学、爱国主义等等的信仰，但绝不能允许个人或团体以宗教、道德、真理、正义、公平、科学、爱国主义等的名义来干预法律，或行政体制。换句话说，信仰只能在法律的约束下，作为社会和个人的一种公认的契约而起美化社会的作用。
2。法律和信仰----
有人以法律制度的不完美为理由，认为信仰应该优先于法律。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信仰，用谁的信仰。不同的人---因为所在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受到教育和其经历，所属的民族或团体，以及事发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等等的---对真理、正义、公平、科学、道德、爱国主义等的判断往往是水火不容的。除非用武力压制，你无法把你所信仰的强加于别人。如果把信仰置于法律之上，无论你的出发点有多好，结果只能是实行独裁、暴民民主、法西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任何正面的东西。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绝对不能让正义、自由、爱国主义、真理、原则、人民、公平、合情合理等动机高尚但定义不明的理想凌架于法律之上。当然，这些信仰中定义明确的，可操作的，并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部分可以写入法律。但要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并在不侵犯其它人的信仰自由的基础上。
我个人认为，制定完美的法律制度和信仰一样，是在人类所拥有的能力之外的。但执行成文的、可操作的法律，虽然不可能是完美的，却是在我们人类的理解和掌握能力之内的。更重要的是不同于信仰，法律是可以挑战的，当然这应该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也正是因为这样，法律才可能为不同观念的人接受, 使不同信仰的人和团体能在同样的法律下和平共处，成为一个国家的基础。
不过在以下情况下法律本身将成为非法的产物，而不是我所讨论的法律：
1) 执法机构不遵守法律，这样的社会等于没有法律。因此对法律的挑战不需要、也不可能遵守当时的法律。
2) 法律剥夺了每个人要求修改法律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修改法律的程序根本不存在，采用非法行为来挑战法律也就成为对法制体系的必要补充。一个正常的法律体制应该允许每个人都有要求修改法律的权力。当这类个人达到一定比例后，法律就必须修改。
信仰不但不应该优先于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能优先于其他游戏规则。海外民主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许多民运人士不遵守游戏规则，只会高谈理想，主义，正义等等口号，一到选举或重大决策就叫结果不公平。我们应该知道：结果是否公平，游戏规则是否符合正义的原则，目前没有一个客观的，公认的、可检验的标准可用来判断。所以只要程序合法，失败者就必须服从选举(或决策) 的结果，等下次再来过。如果失败者发现程序不合理，他应该致力于拉选票去修改选举程序，而不是以结果不公平为借口搞分裂。
“真理”的迷信----
我们知道，学术争论和政治争论的方式往往是完全不同的：在学术争论中大家可以从一个公认的 “公理系统”出发, 越争就越接近真理。而在民主社会里, 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 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一个公认的 “公理系统” ，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共同的真理。争论的目的往往只是各个群体要在妥协中争取得他们最大的利益，不搞妥协, 民主制度是寸步难行的。甚至搞阴谋鬼计的方式, 在学术界和民主政治圈中都是不同的。在独裁社会里到常常是有“真理”存在的，可惜这仅仅是统治集团所相信的真理，然后通过政府的高压手段迫使其他群体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独裁者最喜欢高谈“真理”的原因，那是他们统治合理性的基础。所以，破除“真理”的迷信将是中国人民学习民主的必修课。许多“民运人士” 至今还在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什么“社会真理” ，闹得民运团体四分五裂，也真是迷信可以。
讲到真理，马上就会让人想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一个是时间太长，等到实践检验完了，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事过境迁了。而且即使检验结果出来了，不同立场的人对结果的解读也常常是完全不同的。1978年那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是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里程碑。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另一个似是而非的真理---邓小平理论，因为一个独裁国家需要一个真理来证明它的合法性。而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所相信的真理，每个人也都应该尊重别人所相信的真理，但不能把你所相信的真理强加于人。政治家则应该按多数人所相信的真理运作政府，即使他并不同意。社会或政府更不能强迫少数人同意多数人所相信的真理。总之，我坚决反对再进行所谓真理问题的辩论，那只是增加社会分裂而已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之九) ：中国的民主过程中的困难。
1。暴民民主倾向---
中国目前的民怨问题积累太多，一旦实行民主，暴民民主倾向值得注意。暴民民主可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
----某些政治家为了选票，宣扬仇恨、暴力、和歧视。就象台湾的某些人利用省籍情结来达到其当选的目的一样。所以，在保证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一定要禁止宣扬仇恨、暴力、和歧视的报章和政党的活动。象雷锋的“夺过鞭子抽敌人” 就是这类典型暴民的言论，应该立法禁止。
----因为经济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民怨也可能爆发。我的建议是在民主化初期
立即开放言论自由，并让人民知道经济现状的真正原因，以舒解民怨。另一方面，民主化的前两年内暂时禁止千人以上的游行示威。以保证和平过渡。如果两年内政府还不能解决民怨，这样的政府就应该下台，人民也应该恢复游行示威的权力。
2。官商勾结问题----
台湾的民主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独裁体制下，官僚是受贿的主体，而在民主化初期，议员又取代官员成了受贿的主体。黑金政治就是这个问题的写照。因此，在民主化初期，防止黑金政治的法律一定要尽快制定。同样的话：要象防贼一样盯着我们的领导人。即使他们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
3。社会福利----
某些政治家为了选票，许诺超过社会承受能力的福利。而造成新的经济困难。因此，在民主化初期，有关福利的法律一定要先行制定，福利占经济产出的最高和最低比例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4。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政治家----
没有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政治家将会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制度的最大障碍之一。共产党把“动乱” 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政策使得在中国大陆更本没有任何类型的政治家产生的可能性。有的只是奴才和主子。在海外，所谓的“民运人士” 已经很少和国内人民有联系了，这也使他们失去了代表性。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中国拥护民主的社会活动分子，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大部分都是学者型的。但优秀的学者往往是蹩脚的政治家。因为学者要追求真理, 讲究原则, 往往好为人师。而民主政治则要求政治家遵守法律, 顺从民意。这就决定了优秀的民主政治家必须是善于做学生的人，能倾听不同人的要求，同时也是搞 “妥协” 的高手。他们不受所谓 “原则”或 “真理”的束缚。这两类角色之间存在本质的冲突。学者去搞政治, 还想同时做学者和政治家, 结果就往往成为了小丑。
另外，中国政府长期神化政治家的人格的宣传使人民产生了严重的“青天” 思想。民主社会不需要青天型的官员，而是民主型政治家。我认为, 他们只能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 他们不必是完人, 甚至也不必是好人, 只要他们遵守法律, 顺从民意, 会搞妥协就行, 民主社会不会因为坏人上台而变质. 象克林顿, 我看他在中国的话多半会是一个大贪官, 但在美国却是个很不错的总统.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之十) ：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
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现在是没有人有答案的，只能在宪政改革过程中去探索。下面也是我的一点初步想法。
1。一点想法----
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内民主派的帮助，把中国和平过渡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可能性是零。通过革命达到民主的社会成本又太高。而且还可能变成另一次改朝换代。可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是没有选择的。中国未来的钥匙握在共产党的少数领导人手中，要么他们自己搞民主，要么就是革命，全在他们一念之中，没有第三条路。不过无论是通过和平过渡，还是革命达到民主改革的目标，我认为以下三个过程是必要的：
1. 政治改革阶段。主要目的解决紧迫的社会、民生问题，并为民主改革打好法律和社会基础。这一过程最好由共产党内温和民主派来主导。用两到五年时间解决。主要的工作是实行
----共产党党内民主
----开放报禁、和言论自由
----制定选举法及相关法律
----党政军分家
----平反冤假错案
----建立独立的司法和立法机构。实行阳光法，扼止腐败
-----国有财产由独立于政府的财务委员会暂时管理
----修改中小学历史教程。实事求是面对历史。也让我们孩子从小学习诚信。
2. 过渡宪政阶段。由于中国的现行的宪法属于违反法治精神的恶性法律，所以宪政改革碰到的第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改革本身违反了现行的宪法。如果马上版布一本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社会的现实将使他变成不可操作。而如果继续进行象第一阶段那样的不考虑合法与否的政治改革，不仅会使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荡然无存，也可能会使改革变成个别领导人实现其个人理想的试验场，从而留下严重后遗症。(象台湾民主体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就是李登辉为了实现他的台独理想而设计出来的) 。因此一个过渡宪政阶段是必要的。在这一阶段盾主要目标是使一本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在现实社会中变成可操作的法律。这一阶段中，两部宪法共存：一部可操作的过渡宪法，包括能使政体能逐渐过渡到宪政体制的有弹性的大纲和时间表；和一部最终目标宪法草案。该阶段的主要的工作是实行
----制定政党法。除了禁止主张暴力或种族、阶级，宗教歧视的政党外，不加其他限制。
----逐步实现经济私有化。军队警察国家化。
----民主选举临时国会和省议会，并在部分省、市、县实行自治。
----修改一切与宪法规定不合的法律。完成其他法律制定。所有法律应该是可操作的。
----改革教育，提高民族素养。
3. 最后完成宪政阶段。
----完成最终目标宪法及相关法律。
----全面民主选举。
----实行省级自治。
----过渡政府领导人不得参加第一届民主选举。以防止独裁复辟。
2。时间表----
中国的革命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和平改革或革命，如果人民在一开始还有主动权时不能迫使领导者给出有约束力的民主化时间表。一旦领导人的地位稳定下来，他们的民主化意愿就会下降，甚至走向民主的反面。邓小平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在民主化没有完成之前，人民一定要组成压力团体，以防止领导人利用他们对中国进步的贡献、和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变成新的独裁者，时间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工具。当然时间表要考虑其可操作性问题，但在对领导人的限制方面绝对不能放松。总之，要象防贼一样盯着我们的领导人。
3。民主蜜月期----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把第一个阶段称为“民主蜜月期” 。在这时期，人民对新政府保有很高的期许。政治热情高，愿意接受暂时代困难。这是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民主政府的领导人不能在民主的蜜月期内建立一个初步和适当的宪政体制架构，并完成最困难的改革的话，许多历史遗留的问题会长期困扰中国的发展。
东方明：中国发展之路探讨(之十一) ：中国的民主宪政之最终目标
1。中国特色----
有些人是在什么事物前面都要加上一个中国特色，好象不这样就不能显示他的爱国心似的。这本来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观点，但有人(主要是统治阶级) 别有用心地在许多名称上加上了中国特色，目的只是为了取其所需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最后把别人好的东西都折腾成了四不象的坏东西，连带把“中国特色” 也变成了负面名词。
其实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风格。就象打球，每个国家的球队都有自己的风格。象足球的“欧洲风格” 和“南美风格” 等等一样，自然地，足球到了中国也必然会有中国的风格。“不管白猫黑猫，打赢球就是好猫” 。但是如果你改变了打球的规则，那你就是犯规，或打的根本不是足球。你是可以叫它中国足球，不过国际足联是不会承认它的参赛资格的，也不会有人和你比赛的，(比不要脸你当然永远第一)。用犯规的方法想去赢球的，那不是好猫而是不要脸的猫。民主也是一样，到了中国就一定要有中国的特色，但如果你改变了民主的规则，那你搞的就不叫民主。就象中国政府口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根本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是典型的官僚资本主义。
所以，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定义就是：坚持民主规则的有中国风格的民主宪政体制。至于中国特色的具体内容，应该在民主化的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完善，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无疑是闭门造车。
2。民主体制的基本标准----
那么，什么是民主体制的规则呢？我认为她在宪政阶段至少要符合以下三条标准，
1) 服从多数. 具体表现在一个可执行的民主选举制度，没有这一条，就不叫民主。是否直接选举倒不是本质的问题，可以在民主化过程中再选择。
----要有相关的法律以规定政治募捐方法，防止黑金政治和贿选，保证选举过程公平，公开, 公认, 有竞争。(注意，对选举结果是否公平，目前没有一个客观的，公认的、可检验的标准可用来判断，所以只要程序合法，失败者就必须服从结果，等下次再来过)
----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财政及宣传机构必须公开并受到监督。以防止执政党滥用国器。
----被证实用国器打压竞选对手的官员必须下台，并接受法律制裁。
2) 保护少数. 具体表现在保护人权(象新闻, 结社自由). 没有保护少数的 “民主”制度和法西斯只有一步之差. 德国当年有法律, 有选举, 但还是出了法西斯, 就是这个原因.
----严禁任何形式的歧视。包括性别、种族、地区、年龄、阶级、身高、相貌、宗教、职业、文化、健康。等等。
----国会应该有两院。一个以人口分配席次，以保证多数统治。一个根据种族，地区，宗教，文化，职业等等来考虑分配席次，以保证少数的权力。
----在保证人权、信仰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禁止宣扬仇恨、暴力、和歧视的报章和政党活动。
3) 法治. 具体表现在有一个独立于行政, 政党之外的司法系统, 和一部人人遵守的宪法和法律. 没有法制的民主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 中已经实践过了。
----法律至上。执法，立法，和解释法律的机构必须相互独立。
----制订的法律一定要可以操作，否则等于没有(就象目前许多中国的法律那样)。在这个基础上，法律才去尽量考虑做到公平、合情合理、和奖勤罚懒等等。
主要的原则是：程序合法第一，结果 (象选举结果，判决结果。。。) 的合理性其次。否则法律就失去了可操作性。因为程序合法性是可检验的，而结果的合理性则是无法量化和检验的。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纠缠于结果的合理性，双方一般都会固执己见，失败者会指责仲裁不公。可想而知，下一步结果就会引来强权解决(象暴力、权力等)，使法律的尊严尽失。
----许多法律在解决了某些问题的同时又制造出了新的问题。这时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由法律专业人员研究其利弊后，让人民(或立法机构)投票决定。
----解释法律的机构则负责解决法律的可操作性问题。(通常是高等法院)
----法律没有规定是非法的行为就是合法的，只要它没有侵犯他人的利益 (除非大多数他人因为支持你的行为而放弃他们的利益) 。如有必要，立法机构可以在事后立法堵死漏洞。但一般不能追溯以往，以防范政治迫害。
----法律的合情合理性问题由立法机构解决，执行机构不得越权。执法者只需要考虑合法性，而不考虑合情合理性。否则法律又会变成纸上谈兵了。因为合情合理性的问题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能由立法机构根据民意来决定如何修改法律。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中国有法不依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执法机构用合情合理性为借口违法。这也许是因为权贵集团需要利用这个法律漏洞来为他们利益服务。
----宁可放过罪犯，也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即使他在许多人眼里并不是好人。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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