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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任不寐 :90年代的精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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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任不寐 :90年代的精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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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任不寐 :90年代的精神出路 (599 reads)      时间: 2002-12-21 周六, 上午3:37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90年代的精神出路



任不寐



最近在乡下闲居,才有时间将“思想的境界”上的文章下载下仔细研读。觉

得收获非常之大,一方面是是学理上的认知,另一方面则使我重新审视自己

对90年代思想界之理性深度和道德高度过于悲观的判断。感谢主,90年

代中国知识分子并非完全交了白卷。即使在那些“公然污辱世界的智慧和我

们的良知”的事件上,知识分子并非完全耻辱地缄默著,也公开存在著不同

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是微弱的。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往往有一种80年代情结,因此过高估计80年代的

思想水平和自由程度,而贬低90年代的精神界。事实上,90年代中国精

神界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话语立场上,都实现了深刻的转变,思想终于成为

个人的思想和民间化了,而不再是80年代主流话语中的一个合唱者,一个

其中的激进派发出的刺耳的音符。更为重要的是,之所以存在这种转化,是

因为90年代的精神界存在一种耻辱感,耻辱感和抵抗耻辱是90年代的思

想最鲜明的特征。如果说80年代中国的精神自由是乞丐式的自由,90年

代同样如此,但其间还是有一个区别,至少90年代开始了对这种局限性的

反省,在这种反省中突破了、或象征性地突破了思想的绝对危机。此外,传

媒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互联网络)使90年代的思想自由拥有了更多的可能

性,柏林墙依然存在,但已经成为一种可悲的笑料,它可以糟蹋一些自由,

但再也无法活埋(所谓“消灭在萌芽状态”)自由。



90年代因其特殊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课题,其思想史和政治史同样值

得作为专项课题来研究。(90年代应该记住李永刚等先生,他们为90年

代的思想建立了最丰富最真实的资料库)我在那本未能出版的《90年代精

神档案》一书的序言曾感慨:“90年代是无人怀念的年代,它在结束之前

就结束了”,现在看来,与其说90年代是当代思想史上失踪的十年,不如

说是“抵抗耻辱的十年”。“抵抗”因其被动性质在学术创见上可能是无所

建树的,它被迫援用近代史上的思想资源来捍卫自己的底线,对抗实用主义

的侮辱。这场侮辱是从11年前那场悲剧开始的,这是90年代思想界的原

罪。我们看到,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事实上都是从近现代史中

“现代性”中汲取思想的。



然而,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二元论划分可能忽视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第

三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的是“中间偏右”的一些独来独往的思想者,他

们以圣经文明的精神资源为依托,来反思中国自由之贫困以及中国自由之可

能,90年代的耻辱感在这一学派中得到了最有力的彰显。这一学派在年长

一代中有何光沪等先生,中年一代以刘小枫先生为代表,可能还包括朱大可

先生、茉莉女士等等。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学人中,我所了解到的有邵

建先生、任不寐先生、摩罗先生、尹振球先生、萧瀚先生、李柏光先生等等。

年轻的学人中可能大多数人没有经过严格的神学教育,他们多是通过“向自

由忏悔”(任不寐)和“寻找精神出路”(摩罗)这中生命体验而走向耶路

撒冷的。这一学派与教会学派不同,他们可能更多“处境焦虑”,更多在

“奥斯威辛以后的神学”或“自由主义神学”那里找到共同语言,而为教会

神学派垢病为“实用主义神学”。与此同时,他们也批评专务灵修、固守神

正论教义的的教会神学是“神学犬儒主义”。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是,都反对

偶像崇拜理论的乌托邦观念,都认为人类自我拯救是不可能的,人完全免除

不幸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上帝主持的审判中人才能实现彻底的解救。但二者

之间存在分歧:这个新学派认为人虽然不能免除不幸,但可以免除不义,可

以对此岸世界进行“相对改进”,但这种相对改进的能力不是一种权力,而

是基于原罪而产生的责任。教会神学完全否认人的责任,因而被批判为无视

人身上存在的神性特征,将人和动物降低在一个位格上,并不符合神的话

(参见《创世纪》)。



这个新学派作为一个学派还不够“强大”,还在发展中,但毋庸置疑,它将

在新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从神学史角度,可以称这一

学派为“忏悔神学”,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称之为“神学自由主义”。如

果说,新左派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最好的社会制度”,自由派的目标是建立

一个“最不坏的制度”,而神学自由主义试图说明:建立“最不坏的制度”

如何可能(如强调西方的自由制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经济理性存在道德约束

或宗教平衡),并声称,“最好的制度”只能存在于彼岸世界(表现在此岸

的自由的、信仰式的精神生活中)。



“神学自由主义”同样是当代精神返回近代历史上的精神资源的回家之旅,

但它更多不是对既存的近代文化传统的援用,当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

宗教资源,但显然是有限的。“神学自由主义”不仅是对这种有限精神资源

的记忆,也是对这种资源有限性的记忆。



90年代已经敲响了自己的晚钟,但显然,90年代还没有结束。时间观念

在自由派和新左派那里都是线型的,他们以各自的理由期待著属于自己的新

时代,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苦心经营著实践的出路。对于神学自由主义而言,

90年代是我们存在的一种永恒的真相,我们只有在信仰实践中而不是在时

间序列上才能超越时代的精神病痛,没有人有义务,也没有人有权利说服他

们成为“新时代”的“历史代价”。90年代的政治实用主义是否是对上述三

种精神自由的惩罚,是否是知识分子因自身的道德缺陷和理性缺陷而赢得的

惩罚,我还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90年代的精神生活

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的,即政治生活完全丧失了精神。毛时代对精

神生活的蔑视是通过政治迫害主动消灭的,而今天,对精神生活生活的蔑视

则来自动物哲学或小市民智力的冷嘲。精神自由不再是与意识形态进行争论,

而是面对牛二式的仇视和黑手党式的杀害。理解90年代的精神状态,必须

理解这个背景。90年代的精神是无精神的世界的精神,它不仅要确认自身,

而且面临著对实用世界的话语翻译的独特困境。



90年代的精神是困境中的精神出路,它找到了一些出路,但背后却是市民

社会在酒吧里的哄堂大笑。精神出路还不是回家之路。



摘自<海纳百川丛书之一:我为什么不能沉默?>


http://209.101.125.119/hjstore/hnbac_book.html >海川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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