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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62)chr(62)赵无眠chr(62)chr(62)周恩来的复杂脸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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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chr(62)chr(62)赵无眠chr(62)chr(62)周恩来的复杂脸谱第3部分 (241 reads) 时间: 2002-12-17 周二, 下午1:38

作者：加人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滑

一年以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力陈大跃进的荒唐。周恩来开始呈观望

态度，别人问他对“万言书”怎么看，他轻描淡写地说：“哦，那没有什么吧。”及

至龙态震怒。决定反击，他便积极充当打手，不过不再是打自己的屁股，而是帮着毛

打彭德怀的屁股了。他不是不知道彭德怀是对的，就像一年多以前不是不知道自己是

对的一样。他是总理，谈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已极为紧张：

“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

跟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

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亿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万人。按‘一五’经验，一元货币九

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一比八点八就紧张了。”

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

周恩来支吾其词地：“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恩来在常委会上长篇发言，严厉批评彭德怀：

“他在（来庐山途中）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

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他又说，工业的大跃进，是农业的浮夸搞起来的。归罪于农业，

也是不对的。大跃进是工业跃进在先。农业是主席直接领导的。他攻击谭振林，也是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标

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彭在

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他对主席讲他对主席就是不服，如反对个人崇拜，说

偶像崇拜不对。他在政治局说，不要唱《东方红》。他没有领袖观点，自己也说，有

无政府主义。…..”

打彭主将刘少奇败落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当时批判彭德怀的实况。在后来的一些

研究者那里，却令人遗憾地将批判声讨划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不同的声音。

“坏人”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黄永胜…..等人。其余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陈毅、聂荣臻…..等都是“好人”。“好人”与“坏人”最大的区别是，“好人”

是迫不得已，与人为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隔靴搔痒；“坏人”则是居心叵测，火

上浇油，落井下石，惟恐不能置对方于死地。这种划分是极为可笑的，也与事实不符

的。

刘少奇、这两个“好人”，是打彭的主将，他们两人在党内的地位、影响都比彭高出

许多，由他们出面说一句话，比林彪等人厉害得多，不怕彭德怀不服。把彭定罪为

“反毛主席”就是刘少奇干的。他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毛主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

的，毛主席要是能反，我早就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来反！”

斗争彭德怀大会，刘少奇是主持者。从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拍摄的一张现场

照片看，彭被喝令站起，低着头，后排很多人离身藤椅而站，作愤怒声讨状，情势仿

佛要围殴这位敢于犯上的乱臣贼子。这幅场面，仿佛是七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批斗会预

演。而出席批斗大会的既不是“学生娃娃”红卫兵，也不是工人、农民造反派，更不

是居委会一群没有文化却想显示“积极进步”的老太太，全部都是中央大员、“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革爆发，刘少奇自己也落到彭德怀同样的境地。他比彭还惨，彭只是遭受政治局常

委、委员们的围攻，然后交由中央委员会批斗，还有辩白和申诉的余地；刘少奇则完

全不由分说，当作囚犯一样被监禁起来，甚至像狗一样遭受侮辱和戏弄，随意唾骂毒

打，直至惨死。在感觉人格受侮辱之际，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声言自己

是国家主席，要捍卫宪法的作用。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宪法的尊严早在他自己和他的

同志们手中败落殆尽。

周恩来积极参加剿刘战役

周恩来当然知道彭德怀是蒙冤受难，他甚至完全赞同彭德怀意见书中的观点。只有出

于这两种目的，才会“违心”地反过来批判彭；一是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威信，二是保

住自身的权威。

相较之下，周还算是有一点良心。事后他躲在房间里喝酒，一直喝到不省人事，邓颖

超也阻止不了。周恩来的酒量，闻名于国共两党、“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之中。他

嗜好茅台，嗜好烈性酒，喝遍天下仅逢一次对手（苏联老大哥）。他可以用一两的杯

子一连干掉二十五杯茅台仍然谈笑风生。有人统计，他一生中只醉过四次。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书中分析庐山会议：

“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

科的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

命而行。历史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第316页）

韩素音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评价庐山会议，得出庐山会议帮了美国人的大忙，所以仍值

得肯定的结论。她因此认为：“彭德怀的勇气是值得赞扬的。临时因胆怯而背弃他的

朋友们，也不该被贬损。”这样高妙的史学观点，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她根据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彭德怀是‘亲苏派’），去推断一个根本不可能的结

果（把毛泽东放逐到四川），然后说这个结果对美国不利（面对苏联的强力高姿态），

从而要人们“不该贬损”那些违背事实和良心、出卖原则、“因胆怯而背弃”的彭德

怀的“朋友们”──其中包括“从不谋私利，有彻底献身精神”的周恩来。

接着，周恩来积极支持和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剿刘战役：文化大革命。在大量的文革

照片中，我们看到他身穿绿色的军装，经常同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站

在一起，出现在各种场合，高呼拥护毛主席、林副统帅、旗手江青的口号。

林彪的野心是被逼出来的

刘少奇被打倒了，他尝到了出卖原则的恶果，他孤独地躺在臭烘烘的房间里，手里紧

紧抓住一个塑料药瓶，把它捏成了葫芦状。没有人能救他，也没有人向他表示同情。

我们无从知道，在漫长无尽的关押岁月中，他是否想起那位被他指斥为“野心家”的

彭德怀？是否对自己以往的言行感到痛悔？

当然不止刘少奇，还有贺龙、陶铸，那些位高名显的文臣武将们，甚至还有原属于

“毛主席司令部”的成员：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甚至还有林彪。

林彪是毛泽东籍助打鬼的“钟馗”，却在《给江青同志的信》中说自己是林的“钟

馗”。林彪在反彭斗争中立了功。本来他没有上山开会，因为他不管经济，身体又不

好，长期休病。庐山事发，必需一个懂军事的国防部长与之抗衡，于是急调林彪上山。

他以党的副主席身份参加声讨会，会后取代彭当上新的国防部长，为毛执掌兵符。毛、

刘之争，林彪本来也是局外人，因为他不管党务，也不过问政事，但毛需要他号令三

军听从调遣，于是升为副统帅，刘少奇倒台后，取代刘而成为毛的接班人。

实话说，林彪本不是一个有大野心的人。他自讨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密切。领兵打仗，

常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傲气。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曾问出“红旗到底能打

多久”的“蠢话”。遵义会议后毛复掌兵权，他又是第一个提出怀疑毛领军能力的人，

认为毛还不如彭德怀，几次抗命和发牢骚，以至惹得毛骂他“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

么？”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他也几次抗拒毛的指挥，叫他打这里他偏要打那里，主

意大得很。这都不是逢迎之辈干的事。建政后，他以养病为籍口，不愿出兵朝鲜，也

不大与闻政事，这亦非“有野心”的人之所为。他不喜欢拉帮结派，不在上层中扯关

系。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说邓与军中老帅关系都不错，十大元帅有九个和他

家十分亲密，惟独林彪和他没什么来往。如果林彪有野心，就不会这样孤独行事。毛

挑选他为接班人，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看中他不拉帮结派，没有野心（王洪文结成‘四

人帮’，接班人就当不成了）。林彪的野心是一步步被毛引发起来的，到了副统帅的

份上，你再没有野心也就难了。

事先也并不知道矛头对着谁

林彪倒台前，已经感到了覆灭的威胁，只得放胆一搏。他把毛泽东称为“秦始皇”，

历数其诛杀功臣、迫害无辜的罪行，可见他也并不赞同毛的作为。现在轮到他自己了，

他是否也曾为自己被利用迫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而后悔？

周恩来与刘少奇没有特别的交情，倒是有前面说到的“过节”，虽然这并不是他积极

参与倒刘的原因。延安时代，刘少奇突然从新四军代政委任上调到中央，一下位高权

重，越过资历威望远胜于他的周恩来。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毛泽东的著作

并列为党内整风的必修教材。他攻击周恩来看起来十分牵强，有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之

嫌。五十年代，在对苏关系上，六十七的态度较为温和，而周却是坚定地站在毛一边，

是坚强的“反修战士”。但经济观点刘周二人比较一致，虽然最后他们都不得不屈从

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这些分歧和微妙的差别，按道理都是工作问题，不应当把个人

的恩怨牵扯进去，各个不应该动辄以斗争方式解决彼此的歧见。

如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会主动去进攻刘少奇。而且在文革发动之前，周恩

来也并不知道这场革命矛头对准的是谁。但一当他摸清了毛的意图，便毫不留情地积

极参与对刘少奇的迫害。为了达至这一目的，不惜捏造事实，网织罪名，上纲上线，

另一方面则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摆出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的姿态。他把一枚带有毛头像的“为人民服务”的像章挂在胸前，毛接见红卫

兵时他站在椅子上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公开高呼“拥护江青同志”的口

号，谦逊地跟着正副统帅毛泽东、林彪上天安门，把自己定位为远远落在后面的第三

名…..如此等等。

邓小平：“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

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七年韩素音到北京访问邓颖超，问她：“我也曾写过一些反对刘

少奇的文章。他现在被平反了。当时我所得到的资料不正确。我该不该向刘少奇的太

太王光美道歉？”

邓颖超回答：“你有什么错？你并没有反对他。你相信我们。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文件，

也是周恩来签署的….我们需要为此行为道歉吗？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又非如此做不

可…..他不得不往大处着眼。”（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402页）

什么叫做“往大处着眼”？说穿了就是顺从君王的意愿，他要打倒谁咱们就合力去打

倒谁，虽然“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那也还得去做。否则自身难保；自保不成，也就

不能去保护别人。这样的逻辑，居然是评价周恩来文革“功绩”的基本依据──

邓小平说：“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也说过许多违背自己良心的话…..但他心中所想的，

则是较大的国家利益。”

浦寿昌（周的秘书）说：“周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陷于两难之间，不管怎么做，都要

承受极大的牺牲。他如果抗拒文化大革命，或者加以谴责，就可能被诬指为反党阴谋

分子、叛徒、“牛鬼蛇神”，而且不会再有人跟随他。”

黄华说：“周恩来的心中，自有其长远打算。他不追逐权利，处处让着毛泽东，韬光

养晦，不抢毛泽东的光彩。一旦旋风过后，必须有人出来料理善后，那时他就会出

来。”

荣高棠（体委副主任）说：“我觉得他受毛泽东的诱惑太深了。”周曾当众细数他的

罪状，真是气极了。

一位研究周恩来生活的学者说；“他在为谭振林奔走了四个月之后，我突然在扩音器

里听到他大声喊：‘打倒谭振林！’这令我百思不解。周恩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

怎么能如此出尔反尔呢？”

一位前驻外大使说：“我想，周恩来一定还记得他儿时所听‘韩信手胯下之辱’的故

事，一九二八年（应为一九二七年），周恩来不是说过：‘为了革命的关系，我们有

时必须相妓女一样’的话吗？”

独裁者的权利是追随者赋予的

然而即使是妓女，她也只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并不去攻击、迫害和消灭别人，从来不

会把双手蘸满无辜者的鲜血作为保存自己的手段。从这点上说，她们确实比许多“政

治家”们要乾净得多。

一些人会说，为什么不去指责独裁者，不去指责暴君呢？为什么要这样苟责一位屈从

者、一位自身也是暴政独裁的受害者呢？

独裁者的权利，并不是独裁者自己所能够赋予的，而是他的追随者赋予的。拿毛泽东

来说，如果不是他的那些战友、同志、部属、亲信的拥戴，如果不是通过他们在人民

中间建立那样崇高的威望和巨大影响，他手中的权利从哪里来呢？他的话是圣旨，一

句顶一万句，但有时也有“说了六万句，半句也不顶”的时候，可见话灵不灵，要看

别人听不听他的。而且他的话怎么说，也要看别人的接受程度。建政初期的毛泽东，

与文革中的毛泽东，讲话的语气谴词用句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两个时期的毛泽东，

受拥戴的程度不一样。

毛泽东的追随者们，对毛的态度也是一步步发展的。遵义会议刚结束时，很多人对毛

泽东的指挥能力抱持相当的怀疑。三月二日（一九三五年），也就是他刚刚被任命为

前敌司令部政委的第六天，党的总指挥张闻天召集二十几个人开会讨论林彪打新战场

的建议。与会者几乎一致同意林彪的建议，只有毛一人反对，根据“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张闻天决定打新战场。毛急了：“如果你们坚持进攻新战场，我这前敌司令

部政委就不干了！”

张闻天也痛快：“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了！”毛拂袖而去。

毛原以为他一撂挑子，众人就会改变主意，不料大夥儿趁势通过撤消他的前敌司令部

政委的决定。毛泽东回思右想，终于觉得不安，半夜打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被

他说服了，第二天一早开会，周又把大夥儿说服了。新战场不打了，毛泽东也复职了。

自此，红军长征恢复“三人团”制，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最高指挥部，周

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

无情打击的重要性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介绍自己的病情，口气完全变了：

“…..肿瘤的位置四十年前就已经确定，那时正在举行沙窝会议。我的肝脓肿入侵大脑，

后来开刀治疗好了。那正是主席你带领我们越过大草地前往西北的时候。因为你的明

智决定，我们才有今天…..”

其实，毛泽东“带领我们的时候”，只是周恩来的助手；周才是最后的拍板者，亦即

红军长征的总指挥。面对毛泽东数十年的虎威，周恩来的战战兢兢、谦恭柔顺已成了

习惯，以至于开口就要自贬。

毛泽东在党内逐步获得威望与信任，不是没有道理的，甚至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尤其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确很会打仗，战略头脑也非他手下的任何一位将帅可比。中国

民众中“王权天授”的观念甚为牢固，树立毛的“真命天子”的形像有助于争取民心，

赢得战争的胜利。其后遗症是“真命天子”一经树立，他就是“真的”了，大夥儿都

得无条件地服从、拥戴他，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一个人要“伟大”起来已够不易，而

一个人“伟大”以后要不伟大下去则更难。毛泽东绝不是一位好的治国人才，对经济

工作完全外行，还好大喜功，长期实行扰民政策，折腾个没完，使国家元气大伤。这

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

建政初期，高岗、饶漱石要求重新分配党内权利，重排座次，向刘少奇等人的地位挑

战，固然不得人心，其作法尚属合法，没有必要将其定为一次“路线斗争”。就算是

“路线斗争”，也没有必要对他们无情打击，从高爵厚禄栽成阶下囚（中央人民政府

副主席高岗被逼自杀，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不知所终）。

历数中共获得政权以前的诸次“路线斗争”，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

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先是左的后是右

的机会主义、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都对中共本身的生死存亡产生过威胁和危害。

夺取政权以后，党内“路线斗争”的严重性不复存在，斗争的方式和结果也应该相应

缓和得多，无论如何，这都是党内的事，是同志之间的事，有话好商量。但事实是，

反而远较以前激烈和残忍。失势者不是自杀而死，就是受尽折磨致死，要么就是吓得

外逃摔死。

谁会害怕“一个人”呢？

反高饶集团别列为第七次“路线斗争”，之后是反彭德怀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反

刘少奇的第九次“路线斗争”，及反林彪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江青等人结成四人

帮以后，企图提出按周恩来、邓小平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毛泽东所否定。事

实上，粉碎四人帮到真可以说是一次“路线斗争”，只是后来觉得“斗争应该有穷

期”，才不那么称呼了，还把以前的“路线斗争”一一抹杀。

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都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们明明都同意彭德怀的

观点，也明明知道彭德怀挑战的是毛泽东的权威而不是权位，却硬要站在毛的错误立

场上，合力将彭德怀等人屈打成反党集团，维护和强化了毛的神圣地位。他们出卖原

则，换来了自身地位“稳固”的好处，却更加拉大了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君臣

关系进一步确定。每一次斗争的结果，都使得毛泽东与臣子的关系拉大，君权加强，

臣势削弱。后来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如此。

可以说，独裁者的权势，是在一次次整肃自己的同党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使被统治者

害怕，这还不是独裁者的典型特徵，只有同时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害怕，才

算具备独裁者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其他成员”的作用尤为重要。没有他们，谁会

怕这么“一个人”呢？

我们不能要求历史“应该怎样”，不能要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应该如

何”对待毛泽东。那是他们的事，而且已成既往，永远无法重新来过一遍。但是我们

可以从他们的悲剧中，总结出“为什么会这样”的历史教训。

苏共“十三大”赫鲁晓夫发表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各国共产党产生极大的震动，中

共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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