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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不锈钢耗子的自由基因，请大家看看她的祖母刘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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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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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小左按，网上扫荡/反扫荡还真有文人反右运动的派头。大家能不小心谨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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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我是怎样成了“顽固右派”的
【博讯2002年12月11日消息】 感谢澳洲的张晓刚先生提供这两篇有关刘衡女士的历史文献。刘衡是笔名叫做"不锈钢老鼠"之刘荻的祖母，据说是一位"死不悔改"的铁杆右派。现在，她的孙女被她所长年效忠的党逮捕了。让我们在了解她的情况下，给予应有的关怀啊！──洪哲胜编按 看到了一个女孩的故事，挺有些感动。原想给她家里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但讲故事的人已经预先劝阻。真有点无力的感觉。今日在网上查了一下，又见到刘衡的文章。此文以前就读过，因为其中有些熟悉的名字。想不到作者竟是她的祖辈，莫非理想主义也是有基因的？通过先辈拐弯抹角却也和她家多少有点关联。无力之中，又更多了些义不容辞得做点什么的压力感。在还不知道倒底能做些什么之前，只好先沉入历史。 ──澳洲张晓刚
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我是怎样成了"顽固右派"的 (博讯boxun.com)
刘衡
§§怎么反革命越来越多了
1954年秋天，《人民日报》社要在各省建立记者站，派我和林沫去内蒙古。
1957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来临，到处在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许多记者站发表了鸣放的消息、通讯。而内蒙古却迟迟不动，我怎么能跟上形势，闻风而动，写出"得风气之先"、"指导全国"的报导呢？不怪我没本事，只怪内蒙古工作太落后了！好容易等到5月底，包头开始鸣放了，我好不欢喜！认为这是抓住大题材的好机会。我找了一个厚厚的大本子，准备大记一场。
鸣放中，大家对肃反的意见最多：
"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一搞肃反，就叮当打人。我说打人不应该，领导说可以推推搡搡，还说我右倾！"
"土改时农民对地主是真有仇，可积极分子打斗争对象是假积极。打人一耳光，他脸上很不自然。"
"问题还没搞清楚，能那样对待同志？我看现在对这些人就不能和风细雨！""领导肃反的人是无理、无知、无情、无能，有的还无耻："
"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是社会大恐怖！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
"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最终弄清了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赔礼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先弄清我的确是反革命，然后再残酷斗争，岂不更好？"
这些意见与报上登的大同小异。看来肃反引起的怨气是全国性的。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把好些人斗成特务。那时挨斗的不是党员，就是跟党走的进步青年。你把他斗错了，他能原谅自己的党。可肃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众。你把他斗错了，他对党会越来越远，甚至会把不是反革命的人推向反革命。""现在全国解放，党执政了，搞调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气，再去搞调查、甄别呢？""这样做，势必会弄错许多人，可能把胡风也弄错了"。
我的笔记本没有记上几页，突然风云骤变。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变调，6月8日，反右派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下"。社论还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评"。原先口口声声说"言者无罪"，现在说成是只听"善意批评"。什么批评是善意的，什么批评是恶意的，谁能说得清呢？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一时间，右派分子成了反动派、伪君子、大坏蛋。接着，农民也说话了。6月17日，黄继光的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说："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要和他拼命！"
报上大张旗鼓地批流沙河、林希翎、文汇报、章罗联盟……鸣放时，我并没看出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的言论。现在，从批判的内容看，说服力很差。有的看不借，有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我把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人民日报》6月19日）看了好几遍。上边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我想，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怎么现在又来了呢？反革命已经不多了，怎么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来越多呢？
我还想到："肃反运动斗错了许多人，还未总结，接受教训，又来反右派，一错再错，越错越大。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向党及时提醒。"我记得1955年初夏，我正在大兴安岭林区采访。大兴安岭的白夜、木头房子、一望无边的森林……给我留下了新鲜的深刻印象。我还来不及酝酿主题，突然报上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记者部几次来信、来电话，要我停止工作，回北京参加肃反运动。"稿子写不成了！"我怕别人说我不关心政治，无可奈何地回到北京。
我们的记者部主任陈Ｘ是从东北《劳动报》调来的，先在国际部，我还是头一次和他见面。只见他流着热汗、满嘴惊叹号，领着大家把白原一股劲往反革命方面斗。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学生，与文艺部诗人徐放有些接近。徐放原来被认为是胡风派，现在由于参与了胡风的30万言意见书，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我看陈Ｘ新来乍到。太主观了。又想到他当众是一副整人的面孔，可能背后会冷静一些，能心平气和地研究问题，就跑到他房里对他说："白原比较老实，不会是反革命。你应该从另外一方面去想想！"他立刻翻了脸，训斥我："你说他老实，他最狡猾了！你不要破坏运动！"吓得我赶忙退了出去。林沫和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同学，比较友好。在斗争会上，我和林沫都插不上话。记者部特地派人到我们房中，批评我们落后，对肃反不积极等等。林沫就学着大家在会上吼白原了，我仍然发不了言，对白原气不起来。陈Ｘ根据大家在会上的表现，伙同记者部副主任汪Ｘ背地里划大家为运动的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等等，我当然是落后分子了。以后我回到内蒙古，知道弄清白原不是反革命，我在内心负疚："为了保护自己，不敢对陈坚持正确意见，浪费大家好多时间，害得大家虚惊一场，也伤害了白原！我的情绪被破坏了，不愿再去大兴安岭，稿子也无法写。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现在反右派，不能再这样了！我要据理力争、仗义执言。"
§§自投罗网
包头的鸣放被扼杀了。我回到记者站的所在地──呼和浩特。
我是记者站的党小组长，我向小组提出我的担心，另外两个记者都有同感。钦达木尼是蒙古族人，1956年从《内蒙古日报》调来记者站。他说："我是肃反积极分子，那个时候，领导同志说某某是反革命，我也跟着他穷追猛打，就像得了神经病，疯了一样。以后我再也不盲目跟着领导跑了。"我说："大家对肃反意见特别大，怎么现在一对肃反有意见，就变成右派分子了呢？我们应该给支部提醒提醒，以免做事后诸葛亮！"林沫说："那你去给支部汇报一下"。我又说："胡风派的诗文，我看不懂，欣赏不了，但要说他是反革命，证据不足。以前跟着领导跑，他说啥是啥，不用自己的脑子。领导说他是反革命，我就盲目相信，不去深思。现在想想，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中，说他在国外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究竟是什么勾当，一点也不明确。又说他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并没有说他们有什么组织关系。在白区，找对方做朋友来掩护自己，是常有的事。可能把胡风也搞错了"。我还说："最近何其芳的一篇文章中，称胡风集团，并没有称胡风反革命集团。"林沫说："那你也去问一问。"于是，我向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党支部）领导汇报：
"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那位领导听了我的汇报，脸色立刻变了。他很惊讶我们记者站三个人怎么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唱一样的腔调？当时到处在找右派、抓右派，许多人躲避还来不及，我却找上门去，自投罗网。
林沫见情况不妙，赶忙到牧区采访。回来后，表示立场转变。支部派他和张Ｘ（党委办公室主任）、周Ｘ（农牧部副部长）轮番对我进行教育。张Ｘ说："你不想想，挨斗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情况那样复杂，哪是什么好人！"我说："不管多复杂，是不是好人，他总不是敌人吧？怎么能用对敌人的方式斗争他呢？"周Ｘ说："挨斗有什么要紧？我就当过斗争对象！挨一下斗是有好处的。"我说："我们党员无所谓，一般群众就受不了。"张Ｘ说："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弄清许多人的问题，这就是成绩！"我问："是不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审干的秘密目的？如果这样，成绩就大，否则成绩就小。"张Ｘ说："审干是审干，肃反是肃反，不能混为一谈。党不会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我说："既然肃反没有审干的秘密目的，那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能种下冬瓜得扁豆。那弄清许多人的问题就是肃反的副产品，不能说是成绩很大。"我还死死咬住一个理："你说斗得对，不是缺点，干吗以后又要向他赔礼、道歉？"
周Ｘ对林沫说，我的问题十分严重，他们和我没有共同语言，应该把我的言论向《人民日报》记者部反映一下，林沫是记者站的站长，不然对他不利。林沫对我说："连朋友们都说和你没有共同语言，这个批评的份量是很重的，你应该好好考虑"。就把我的言论写了下来，由我在字句上加以修改，寄给记者部。信上还说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与我斗争。我十分坦然，以为中央的水平比地方要高一些，不会草木皆兵，对我大惊小怪，
不几天，支部开大会批斗我，说右派分子反对肃反，你也反对，和他们站在一起了。我说："我不是反对肃反，我是对肃反斗争会有意见。如果斗出真的反革命分子，我拍手称快；如果斗的是自己人，那就不应该。"人们大喊小叫，一个个舌头像快刀、牙齿像枪刺，向我砍杀过来。我一点也不害怕："你们不了解我，《人民日报》的同志们是了解我的！"钦达木尼在旁边帮腔："你们不了解刘衡，她比较正直、稳重、水平高！有次，内蒙古党委一位领导要她在报上为他们向中央呼吁经费问题。她认为这个问题只能写内参，不好在报上发表，拒绝了。"
钦达木尼是蒙族人，以后也成了农牧部的斗争对象。因为他与林沫合写了一篇稿子，批评大汉族主义，就说钦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大家怎样批斗他，我不知道。钦达木尼对我说："这篇稿子是我和林沫合写的，署名时他在我前面，现在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头上！"当时，少数民族不能批评大汉族主义，一批评，就说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林沫是汉族，又是记者站站长，在紧急的关头，他不去承担责任，于是，钦被划成右派分子。
这当间，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在台湾当将军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他，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好些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他和我哥哥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
记者部收到林沫的信，立刻把我调回北京。我住在招待所里。陕西记者站的袁良也住招待所，我和他聊天。谈到《湖北日报》报导我父亲是 耿伯别反党集团，上面 写的许多不是事实。袁良说："《湖北日 报》报导不真实，你应该写信告诉他们"。我说："我才不！我一告诉他们，他们还以为我包庇父亲。我应该避嫌疑！"转念一想："为了避嫌疑，保护自己，不去告诉《湖北日报》，是不对的！"我应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就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我想，让父亲去提醒《湖北日报》，比我去好。《湖北日报》当然不会"更正"，但会引起内部注意。
我为什么要劝父亲不要"无中生有"呢？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历次运动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错误，好些人只求自己过关，乱说乱咬，给组织增添许多麻烦。运动过后，我不止一次地听见领导同志抱怨："你瞎说一气，害得我们到处为你调查！"我当然要防备于未然，不让父亲去害组织劳民伤财，自己也落个不好的罪名。
§§与报上的"右派分子"共鸣
1957年6月开始，《人民日报》等报纸纷纷在标题上用文学语言辱骂右派分子，我感到这些标题漂亮，但华而不实，徒有其表，揭发的材料缺乏科学性、逻辑性，也就没有说服力。原先我对一些人在鸣放期间的言论没有太多注意，一反右派，提起了我对这些言论的注意，我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右派言论。结果，我感到好些话不但没有错误，反而有情有理。例如：
"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揭发广西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揭发青岛市民盟曲北韦，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
"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地说了许许多多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际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了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党决不会做的。"（揭发九三学社顾执中，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叫的时候，就一枪打过去。因为一枪打过去，乌鸦固然无法再叫，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揭发上海叶元龙，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3日）
"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中国青年报》记者詹1956年9月给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说詹是"反对党的勇士。"）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革副主席龙云在鸣放中说：1．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账，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许多人纷纷低头认错、认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请求人民宽恕"、"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从检查的内容来看，一点也不具体，尽是给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众压力之下，表面是低头认罪，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骂自己是"阴险的、丑恶的、狡猾的"等等。实际上是假检讨，使我感到他们不但不是坏人，而且都是忧国忧民之士。例如：
罗隆基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羞愧无以自容"，"愿意以今天之我与昨天之我斗争"。他"认罪"道：关于肃反，我主张"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条"。"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条。"（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龙云检讨说："由于身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那时苏联搬走机器，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识别。"关于他早先发表的"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的意见，他检讨道："我既无远大的目光，又无磅礴的气概，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量入为出"。
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把我的思想搞乱，究竟错在哪里？我弄不清楚。更弄不清为什么要把他们划成右派。他们是真服罪，还是假服罪？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倒是令我感到亲切、自然。因为报上说他"拒绝批评"，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上，"章乃器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他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6月28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他的发言。他说，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不是两面派。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在7月16日，《人民日报》又登出他《我的检讨》："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他从六个方面证明自己和右派分子毫无共同之处。说："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我最关心的是人们对肃反的意见。例如：
诗人艾青说："党内没有民主"、"没有温暖"，总是"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
画家江丰说："许多人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十分可怕！"
葛佩琦的意见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刊登葛的讲话摘要："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员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是说不爱国。"
文章刊出不几天，葛佩琦就写了一个更正，说他的原话是："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发展下去可危及党的生存。"
可是，一贯强调报纸真实性的《人民日报》为了制造紧张气氛，却对此置之不理。于是，到处都说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是反革命。反革命要杀共产党，不肃反，怎么得了？葛佩琦就成了要杀共产党人的大右派。
我那时当然看不见葛佩琦写的更正，光从报上登的摘要来看，我对大家说："他并没说现在就杀共产党人，而是说搞得不好才杀，说得过激了一点，不能因此就证明他是反革命。"
《人民日报》内部的反右派斗争也闹得热火朝天，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批判国际部的蒋元椿。他说胡ＸＸ是说一不二的"圣旨口"。这样，蒋元椿就变成反党反领导的罪人了。当副总编辑王揖派他到外边参加反右斗争会时，他说："我才不去当打手！"这样，他既不响应党的反右号召，又辱骂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更罪加一等了。
我和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有共鸣。例如：认为历次政治运动不同于农民斗地主，农民斗地主是出自真正的仇恨。在政治运动中，敌我还没弄清，如果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私心杂念，积极分子哪来那样大的火气呢？像我就对他们恨不起来。蒋元椿骂这些人是打手，我感到十分恰当。再如人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感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的确不称职，既然如此，就应该下台。不能说要他下台就是要整个的共产党下台，就是取消党的领导。会不会把我也划成右派？我心里直打鼓。但我从报纸上寻找到许多对自己有利的根据，来为自己辩护。例如，郭沫若6月底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对《光明日报》记者表示：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而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长大，历史没有污点，怎么会是"有罪者"呢？再如：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而我，有些想法只是放在心里没有说，有些说了的光是在党内进行有组织地汇报，并没有在外边写文章、作演讲。怎么也变不成"行者"！党绝对不会冤枉我的。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我的散文《包头，你变了！》我更放心了，几次催促记者部，快开我的会，"我要回内蒙古搞反右派报导！"我很害怕我又一次失掉抓大题材的机会。
§§想起了《巧克力》
不几天，《人民日报》记者部召开批判我的斗争会了。没想到，大家讲的话竟然和内蒙古农牧部的同志们一模一样："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立场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了！"无论我怎样申辩："我不是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我是站在结论不是反革命的斗争对象那边，他们也是自己人！"人们仍然一股劲批斗，说我反对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葛佩琦辩护等等。我说："我不是在鸣放期间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是在反右派以后才发的言，害怕又要出偏差……"汪Ｘ连忙插嘴："反右派了，右派分子都不敢说话了，你仗着自己是党员，就代表他们在党内向党进攻！"
老记者陆Ｘ说："刘衡在我们记者当中，文学修养是最好的，但政治上……"这话戳进了我的痛处。长期以来，我就隐隐约约感到，报社对政治性强弱，存在一种偏差：报导中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强，报导其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弱；报导自上而下的工作指示叫做政治性强，报导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意见叫做政治性弱；写枯燥乾巴的经验介绍叫做政治性强，写生动活泼的描叙性文章叫做政治性弱；热衷参加运动的叫做政治性强，欢喜钻研业务叫做政治性弱。我立刻顶嘴："我在政治上也不错……"
"不错？不错到反革命那边去了……""你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轻视群众、污蔑群众！""你污蔑群众斗争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你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提并论了！"拍桌子、训斥、辱骂像连珠炮一样地打了过来，使我心里发酸，肺腑刺痛。"怎么连《人民日报》的同志们对我也不能理解了？"散会后，我伏在办公桌上大哭。陈Ｘ以为我在悔恨，有什么难言之痛，再三盘问我。我哭得没法讲话，就写了一个条子："顾Ｘ讲话过于简单、粗暴，应该对他进行教育！"
"你、你……"陈Ｘ气得不知说什么好。在他看来，一当斗争对象，就成了待宰的猪羊，只有索索发抖的份儿，哪里还能反抗？陆Ｘ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鸣放，你听着就是了，何必插一嘴？"他叫我到他家吃饭，我不肯去。陈见势不好，不知我会发生什么意外，赶紧叫林沫从内蒙古到北京来帮助我。
我吃不下饭，睡不了觉，十分在意别人背后对我的看法，老向林沫打听。他告诉我："李Ｘ（编委）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向组织撒娇！大家对她还是有所了解的。""陆Ｘ说：'刘衡一句批评都受不了，连我那样的话都不能接受！'""大家奇怪：刘衡写别人，倒头头是道，怎么对自己，光晓得哭，写不出检查！"只好让林沫帮我写检查。
我亲自出马，了解我的意见究竟错在何处。党总支书记、反右领导成员肖Ｘ告诉我："你们攻击我们的肃反和苏联一样扩大化了。要知道，扩大化是把一些人脑袋砍错了，咱们是一个不杀、大部份不抓，只是斗了一下，不能说是扩大化"。可是，挨斗的滋味是好受的吗？我是不是太娇嫩了？我到处喊冤叫屈，捉摸人们对我的真实意见。老认为：别人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一套。问他们："是不是一搞运动，就不能一边倒，不能说反面的话？一说反面的话，就会破坏运动？"大家无法回答我，只好闷在肚子里笑："刘衡太天真、太幼稚了！"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正像陆灏说的那样，我在政治上的确是十分幼稚可笑。我不知道易卜生的名言："当狼群在外面狂嗥时，最保险的是跟着它们一起嗥。"我不会保护自己，成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子。
开头几天，陈Ｘ对我比较友好，洋洋得意地向我夸耀："我没有当过斗争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是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我就是右派分子骂的整人的人，是打手！"他还说："你不像是在革命队伍里呆了好多年的，就像是一个才参加革命的小青年。"他说我是思想认识问题，叫我好好清理一下思想："大家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你跟他们（指另外几个被批斗的人）不一样。"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上边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在对党内的右派，特别是对有较长党龄的党内右派作斗争中，有些同志所以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还因为他们过于看重这些人的'党龄'。他们总认为，他们这些人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有功劳的，同时又是自己的同事、老部下要知道，我们党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组织，不是温情主义的小集团。温情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我们党只能起腐蚀和瓦解的作用。"
汪Ｘ（记者部副主任、支部书记）批评陈右倾，不应该对我那样温和。陈Ｘ立刻对我变脸、疾言厉色了。本来嘛，历次运动中的打手当然要考虑"温情"的后果，他不能为某个下级影响自己的仕途。但我没有失望，因为社论上还有一段："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必须严肃，决不应该有任何的姑息宽容。这当然不是说，在划党内右派分子时可以草率从事。"
9月23日，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在反右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对待党内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克服。"
党中央一催再催，反右派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来了。《人民日报》是共产党员的大本营，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农村部主任林韦原先对我说："你在革命队伍长大，谁不知道你？我们会帮你说话的"。现在，他为难了，说："党中央发了脾气，不好办了。"报社从武汉弄来我给父亲写的全部信件，汪Ｘ叫我交出父亲写给我的信，并打印出来。我一点也没想到这种"抄家"行动是侵犯我的"人权"，反而十分高兴，放心，以为很快可以回内蒙古。谁知汪Ｘ看了来往信件，硬说我让父亲找党员、找《湖北日报》是给他出坏主意，破坏反右派斗争。肖风也为我惋惜，说我有包庇父亲的行动了。我的思想被搞乱了，以为我的脑子出了毛病，就把打印件给李克林（党总支委员）看看。李克林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立场是有点模糊，但不是什么坏主意。"以后汪Ｘ再一股劲说我包庇父亲时，我恼火了："你就恨不得把我打成右派，人家李克林看了信，不像你那样"（以后反右倾时，批斗李克林。"同情右派分子刘衡"成了她的一条罪状。）报社要开全社职工大会批斗我们了。临开会时，汪Ｘ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向我解释："这不是哪个个人决定的，是党决定的"。我说："我现在明白了，我和我父亲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她满脸通红，说："是不是政治问题现在还说不定"。但在批斗会上，她又恢复了她穷凶极恶的样子，对我无限上纲。肖Ｘ批斗我说："你说，是汪Ｘ划的你。光这一条，划你是右派，就没有错！"以后，陈Ｘ对我说："你们都恨汪Ｘ，其实，汪Ｘ的后台是我！"'你们瞧不起汪，其实，她的立场坚定，革命性比我还强！"
批斗大会后，我们好些人被派到图书馆干活。有天，党总支办公室的姜ＸＸ把我叫去，要我在政治结论上签名。我去时，裴达正在他的结论上签名，姜对ＸＸ他十分温和、客气。轮到我时，我不肯签，说上面讲的许多不是事实。姜ＸＸ拍着桌子大骂："你的态度最坏，明天还要开大会斗争你，要加重你的处份：……你只管事实部份，政治结论是党下的，你怎么不相信党？"我本想写'句"我不同意这个政治结论"，但一看他可怕的样子，就像他的巴掌马上要打在我身上一样，不敢写了。光对结论上不合事实之处予以说明，签上名。回到图书馆，我一边干活，一边眼泪叭叭掉。在旁边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蒋元椿对我说，"你怎么搞的？在革命队伍这么多年，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我问："什么道理？"他说："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总是有人要牺牲的。苏联就有许多例子。"我问："什么例子？"他说："像《巧克力》"。
《巧克力》又名《佐丁之死》，是苏联的一部小说。写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位名叫佐丁的领导人错用了一位舞女当秘书。那位舞女与白军有勾结，利用佐丁的名义向人们敲诈勒索。不久，白军反攻，人民不肯抵抗。上级知道佐丁罪不至死，但当时情况紧迫，没有时间向人民说明真相，只好把他枪毙。佐丁为了党的利益，自觉自愿地走向刑场而且感到光荣。我对蒋元椿说："如果党要我牺牲，会告诉我的就像告诉佐丁一样。党不告诉我，我就不盲目牺牲"。蒋元椿说："党不告诉你，你自己应该这样想。"
我是在1941年到陕甘宁边区不久，看到这本小说的。1943年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我正在关中分区关中师范教书。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从延安带来了一批自称特务的人，号召大家坦白交代。有一位名叫陈英的女同志现身说法，说她在延安怎样拉拢一些人搞小圈子、搞小广播、搞自由主义，破坏党、破坏边区。还说，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地下党都是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等等。我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年丰上台说自己是特务，我也跟着说。下台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就问陈英："我们在西北大学时，在党领导的读书会里，都是读马列主义的书。我们去边区时，党都是叫我们好好工作，并没有叫我们搞破坏！"她说："我们也是这样呀！"我问："原先不知道自已是假共产党员的现在也变成特务了吗？"旁边一位领导同志赶忙拦住我："你不要到处说你不是特务，不是假共产党，你破坏整风！"我想，在国民党统治区，当特务的是极少的，怎么到了解放区，特务会这么多。我立刻想起了《巧克力》。佐叮刭刑前的一些内心独白震动了我："死的本身我们永远不会感觉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死。对于活人是没有死的，而死人又感觉不到它。""看那佐丁的榜样呀，他是个恶棍，他一时为了过去而忘了未来！他像一只下流的畜牲一样，像一只狗一样被枪毙了"。"让佐丁那个下流的臭名爬进人们的脑袋吧。从今以后，让它变成卑鄙和下流的象征，变成背叛那最忠实的、最纯洁的永久的主义和永久的革命的象征，而安慰一切在这挺进的运动中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们：共产主义的存在只是为着未来，只是为着不幸的人们的幸福。为了这个缘故，此刻是值得生、也值得死的呀！……"
我想："既然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弄脏了共产主义的清水，就让大家把我们当成特务吧，让大家说：'不要学刘衡呀'！同时为了促使真正的特务坦白交代，不管大家把我当成什么，我都愿意！即使叫我去死，我也感到光荣！"
不久，抢救运动进行甄别，证明绝大部份人是假坦白。我又想起《巧克力）中，领导向佐丁讲的不得不枪毙他的理由："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群众决不会了解冗长的辩解的。群众只懂得单音的yes，或no"。我想："这不是把群众当成阿斗，污蔑群众吗？这本书可能有问题。"听说当年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巧克力》，拿佐丁做榜样。十多年过去了，在反右派运动中，我又想起了这本书。蒋元椿一提，感到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去问这本书的译音林淡秋（编委、文艺部主任）："《巧克力》不见再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回答："没有听说"。于是，《巧克力》有没问题，成了我心中的难解之谜，只好不去想它。
§§我是向党汇报思想
中央指示：被划为右派的党员，一律开除。记者部要开支部大会，开除我的党籍了。我痛苦得死去活来，林沫原先照顾着我，陪我到饭馆吃饭。慢慢，不愿和我一块上街了。他多次劝我，不要摆出一种不服气的架势，要低头哈腰，唯唯诺诺、表示认罪，给人一个"态度好"的印象。他埋怨我："你的问题比较简单，就是因为态度不好才被划成右派的！"他责备我："你太不懂事了！党说你是右派，你承认了，以后证明你不是的，难道党会责备你当时的承认是说假话吗？会这样的道理吗？"我痛苦得写不出检查，他帮我写了一个，说了些大家都在重复的话，如：我对不起党，辜负了党对我的教育，感谢党对我的挽救，我要低头认罪，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由我抄写，签上我的名，交给汪Ｘ。林沫说："你态度好一点，人家不会划你；即使划了，处份也会轻一些……现在后悔也迟了。开除党籍是最后一关，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要被开除。不要临走还给大家一个坏印象！"我满口答应。
1956年9月八大通过的党章，是党执政以后的第一个党章。我学习它，仔细寻找我的不足之处。准备大家一说开除，我就举手。
一天晚上，记者部开支部会了。林沫到内蒙古交代工作，准备搬家（内蒙古记者站三个人，我和钦达木尼两个成了右派，林沫这个站长当不成了，因此把他调回北京），无法参加。其他一些老记者有的说要找人谈话，有的说要赶写稿子，找出各种理由，拒绝出席。光是汪Ｘ领着傅Ｘ等一批年轻人乱起哄……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汪Ｘ当主席，先开除林钢。林钢十分沉痛地说，他因为不好好进行自我改造，以至沦为可耻的右派。他以后要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说着说着，伏在桌上哭了。汪Ｘ连忙说："林钢有悔改之意，我们十分欢迎，建议行政给他较轻的处份。现在举手表决……林钢在被开除前，还有表决权，自己可以表态……现在，同意开除林钢的请举手！"'轰"地一声，到会的人都举起了手。林钢举起了手，我也跟着举了手。
轮到开除我了，汪Ｘ叫我表态。我说："我也同意被开除……"汪Ｘ不等我说完，就插嘴："你同意？讲一讲理由！"我说："我感到我不够党章说的党员八项条件……"傅Ｘ赶忙说："我们也不够！我们开除你，不是因为你不够条件，是因为你沦为可耻的右派！"我一下子愣祝厮。汪Ｘ说："你攻击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鸣不平"我说："我不是在鸣放期间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反右以后向党汇报思想，怕又斗错了自己人。"汪Ｘ吼："你哪里是汇报什么思想？反右派了，一些党外右派不敢讲话了，你仗着自己是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党内继续向党进攻！"从外表看，我讲的话的确是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样，如果仔细分辨，就能找到我们之间的不同。我不是要共产党下台，而是出主意，要在台上的共产党更好地团结人民、领导人民呀！可是当时有谁去仔细分辨这个不同呢？汪Ｘ见我不发一言，接着又说："你还给你父亲出坏主意……"本来我在肃反、胡风问题上的意见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似，根据这些划我右派还有点道理，但一提我父亲，我立刻清醒了："我叫父亲找党员、找《湖北日报》，怎么会是什么坏主意呢？"汪Ｘ说："不管不管！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开除刘衡的请举手"！"轰"地一声，大家举起了手，我没有举。汪Ｘ又说："不同意的请举手！"我也没有举。汪Ｘ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现在迷糊了，我弃权。我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回答你。"眼看就要散会了，我准备了好几天要"低头认罪"的话一个字也找不着了，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家对我的印象是好、是坏，行政处份是轻、是重，我已毫不考虑。从我的心底突然发出一阵从来没有准备、从来没有想过的吼声（也就是我灵魂深处的吼声）："我是向党汇报思想，不是右派分子！你们开除我，并不能把我吓倒！我以后有什么思想，还是要汇报的！"汪Ｘ赶忙挡住："你看你看，这个右派分子刘衡最近交给我一个检查，我满以为她的态度变好了，有改悔之心，准备让行政给她较轻的处份。现在你看，她凶恶的面貌又暴露了！她死不甘心，临走还要放一次毒！一个党员向党汇报思想，党就要开除她的党籍，你说党多残酷呀，党内多黑暗呀！"我说："不是党内黑暗，是你们的工作有偏差！。我并不想和人顶嘴、吵架呀，我并不想最后还要在党内给人留下一个坏印象呀，可是，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对我自己毫无办法。"第二天，冷静下来，告诉汪Ｘ，我不同意被开除，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她偷偷笑了一笑，没有说什么。
听说开除的事经支部同意后，还要经中直党委批准。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中直党委会冷静、慎重一些。我对陈Ｘ说："请你们千万不要马上登报"。我想，报社的领导喜欢赶热闹、表现自己的成绩。如果冒冒失失一登报，就没法更正了。我们更有嘴没处说、有冤无处伸了。谁知不说倒好，一说，在1958年1月6日，报纸就登出，《人民日报》揭发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其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沫从内蒙古回来后，知道我的态度无法改好，也无可奈何。他听说我已被开除，虽然是在他意料之中，也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对我说："真想不到，就像做梦一样。"田流（记者部副主任）对林沫说："原先我们都把党当成妈妈，以为对妈妈无话不说。现在才知道，对妈妈也不能胡说八道"，汪Ｘ对林沫说："现在看来，和上级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我过去在工业组，跟组长王揖关系不好，他就把我调出，我就到记者部来了"。肖Ｘ对林沫说："刘衡以为划她右派，是假的，是我们在演戏。现在，报纸都登了，是演戏不是？"
我问蒋元椿，"在开除你的支部大会上，你自己举手没有？"他笑着说："以前在陕北，中央要开除刘志丹的党籍，他自己也是举了手的"。我很惊讶，党员在接受错误处份的时候，为什么不据理力争，为什么要说假话，隐瞒自己的观点，难道这就是党性强吗？
接二连三的打击把我打蒙了，我不相信这就是盖棺论定。也不相信中央党报人员的水平真的那样低下，真的分不清敌我，可是，为什么党要这样划我呢？对我更是一个难解的谜。
§§对党组织不能说假话
1958年4月2日，报社开全社工作大会、宣布右派分子处理结果以后，我们大部份人要到唐山柏各庄农场（现唐海县府所在地）劳动了，当时正在干部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声中，我是受的第三类处份，属于劳动锻炼范围。于是，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这与干部下放并没实质性的差别。林沫对我说，我们去的地方是平原，主要产大米，比有些干部下放的地方条件还好。他叫我好好劳动改造，把懒病好好治一治。我的问题报社已经掌握，不要再到农场喊冤叫屈了，我说；"当然，我身体差，劳动不好，又加上不服罪。农场要把这两个问题连在一起，我就不得活了！"
4月8日，我们十多人和别的单位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在北京车站坐上火车，以后又走了十多里路，来到柏各庄农场。我们报社来的全部份到第4分场。蒋元椿、林钢、胡平、刘晓唏、赵克惠、李右、方达、张恩铭到3队；刘时平、吕建中、裴达到4队，我和孙乃、田兰坡到4分场场部。大概领导照顾妇女，除了我和田兰坡外，别单位到4分场的女右派也集中在场部。有《工人日报》的陈蓓和全国妇联的谢松生，另外还有王兆祥、王济培、左渊明分别来自中直各机关。
领导我们的是4分场人武部的干事王振山，30来岁，共产党员，谢松生打饭时，脸上毫无笑容，王振山看见她愁眉苦脸的样子，偷偷一笑，我认为他了解事情真相，把他当作党的化身，"无事不可对党言"，对他说："我们都不是真右派……"他笑了，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每天，他分配给我一些轻活，和我有说有笑。谁知不多天，农场发下一张表，叫我们填写。我一边看，一边填，填到中间，有这么一项："你对你的处份有什么意见？"我脑子一闪："说真的？说假的？说真的对我不利。"立刻，我责备我自己"农场也是党组织，对党组织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假话。"于是，我写："我不同意这个处份，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再往下填，有这么一项："你是否受过严格的审查？"我脑子又一闪："大概我们现在是在受严格的审查！"想到林沫责备我的话："老爱顶嘴，说话不晓得客气、委婉一点。"这次，不能再给农场留下这一印象了！就在填写对处份意见的前边，加了一句，变成："我愿意接受党组织严格的审查，但我不同意这个处份，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
全农场一百多个右派分子，都表示同意这个处份，只有我一个人公开不服、立刻把农场领导惊动了。总场公安局张局长特地赶来了解情况。有天晚上，他和王振山来到我们女右派的宿舍。我正坐着，向他点头打个招呼。他大吼一声："站起来！"我站起来后，他连珠炮似的训斥："我走了几十里路（当时不通汽车），大老远跑来帮你解决问题，你坐着一动不动，真是太没礼貌了！"我只好向他道歉，说我劳动一天，太累了，不想动。实际上，是我没有养成向领导低声下气的习惯，不知道见了领导要站起来，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的人，应该有个卑恭屈节的模样，想到他亲自跑来帮我解决问题，我内心感到过意不去，我的确是太不懂礼貌了！接着，我就把我为什么不是右派的理由向他说了一遍。还说到，这个问题由报社掌握，本来不想在农场谈的，只因农场让填表，才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写了出来。在写以前，我还闪过"说真的、说假的"念头，这是不对的，以后不再这样了。他说了一些冠冕堂皇、老生常谈的话，像什么党不会冤枉人的，你要低头认罪，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之类，我当时听不到心里去，现在自然更是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清楚的是；王振山从此对我变脸了，不断对我训斥、责骂："你这个右派，欺骗我们工农干部，我差点被你骗了！你真害人不浅，你害得我挨批评，差点要撤职拿办！"还说："你在报社的政治结论上，明明签名表示同意结论，来到农场你又变了卦"。我听了，十分高兴，看来农场已和报社联系，看了我的政治结论表。就说："我是对一些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加以说明，然后再签的名，是对说明签名，不是对政治结论签名。"他说："你太小看我们农场了！只有报社才能解决你的政治问题，我们农场不能解决？"我说："我当时以为你们只管我们劳动，政治问题由报社管。现在你们也管，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一直对你交心。说真心话，怎么会小看你呢？"一有机会。我就向他解释，靠扰，把他当成知心朋友，甚至傻到对他说："我解不了你的秘密，你的职业的秘密。你外表很凶，不断训斥别人。其实你的心很软，见不得别人的眼泪。那天，谢松生愁眉苦脸地向你买饭，你偷偷一笑，我看见了。"
王振山让我做较重的活，让我挑水、掏厕所等等。嘲笑我的气力、姿势："连10岁的小孩子都不如："他知道我害怕把劳动和服罪连在一块，不停地说："你劳动不好是因为你不服罪，你不服罪所以你才劳动不好"。"你到这里是因为你犯了罪，如果你没有犯罪，你怎么会到这里？"有一次，训着训着，他向我说开了悄悄话："你不应该把你们不是右派的话告诉我的，你不应该对我说……"立刻，他感到他说漏了嘴，又大声对我吼了起来。
他让大家监督我、孤立我，说："她是不服罪、反改造的，你们不要相信她，跟着她走。你们要好好服罪，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大家对我没有好颜色了，老是横眉瞪眼，表示他们和我不同，我成了四分场场部斗争的重点，我的日子不好过了。
李有是第三队的重点，和大家闹得不可开交，王振山鞭长莫及，就把他调到场部。他来后，因为有我这么一个比他更顽固的人，他才免于当重点，得到解放，参加到批斗我的行列在右派小组改造，也和划右派时一样，你划了别人，自己就免于被划。别人当了重点，自己就可以免于当重点。自己的安全是建筑在别人的罹难上面。
这年年终作改造鉴定，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这是关系大家前途、命运、能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什么时候回来的大事。我仔细看了看鉴定表，上边把右派分子排成三类：第一类口服心服，第二类口服心不服，第三类口不服心也不服。我对王振山说："第二类口服心不服，不是对组织说假话吗？怎么比第三类还要改造好些呢？"他说："口服，是讲不出道理了，不得不表示服。当然比心不服口里也对抗的好。"我听了，并不以为然。列宁说："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怎么一到敌我斗争的紧要关头，共产党的章程就变了，变得我不能理解了？明明不同意自己被开除，却要自己举手表示同意；明明不服组织对自己的处份，却要把不服放在心里，不在嘴上说，这样的人比心口如一，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还要好！共产党不是逼着党员哄自己、欺骗自己吗？为什么党要这样做呢？真是不可思议：
我属于第三类是无疑了，但我想不通，也无可奈何。
§§农场怎么违背党章
1958年底，王振山管理右派有功，由干事升为人武部部长，1959年2月，总场让右派分子回家过春节，四分场的右派分子全部放假回家了，只把我一人留下不让走。无论我怎样哀求，也不生效。我写去一个汇报：
我感到时间有点长，如果我是光身一人，戴着帽子来到右派小组，和大家一块劳动、学习、开会、斗争，长期下去，即使有些烦恼，但也不无好处。
可是我有爱人和小孩子。我的爱人早就不愿等待，因为我的爱人当的不是光荣的革命军人家属，等待出征的妻子，带着幸福的微笑，观看来自前线的捷报。我的爱人当的是可耻的右派分子的丈夫，而从农场传回去的有关我的消息，始终都是不好。只要想到我的家庭，我就感到软弱，不能支持，感到风浪太大，时间有点长。
春节过后，右派分子都按时回来了。
不几天，总场场部突然向全场发出一个通告，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一直不服罪、反改造，要加重对我的处份，由第三类上升为第二类。即由劳动锻炼上升为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由60元降到26元。全农场100多名右派分子都知道了，纷纷把我当作反面教员互相检举、揭发、批斗。我们4分场也召开右派小组会，要我表态。我并没有被吓倒，只是感到奇怪，会上，我说："党章规定，党员对自己的处份有上诉之权，并没有说上诉错了要加重处份，何况我并不错。农场怎么违背党章呢"？"一个人是不是右派与他的工资多少没有关系，减少我的工资我不是右派，即使增加我的工资，我也不是的"。"是不是右派与处份轻重没有关系。加重我的处份我不是右派，即使减轻我的处份，我也不是的。"
王振山淋头泼下一顿大骂："你这个顽固右派，你太把我们农场看扁了！你说我们违背党章，你有什么资格？你早已不是党员了"！"告诉你，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你的嘴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铁硬铁硬"！"你是一块啃不动的老牛筋！我要看看，胳膊拧不拧得过大腿"？我对王振山当众骂我已经习以为常，不但不生气，还经常提醒他，让他掌握政策，做好工作。会后我对他说："你们只在右派分子这个小范围搞，倒没什么。千万不要散布到群众中去，要是散播出去，党的威信损失就更大了"。
谁知不说倒好，一说……不几天，这个加重我处份的通告就贴在四分场场部的墙上，王振山洋洋得意地对我说："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农场的职工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抗拒改造的顽固右派，编了歇后语，嘲笑我，如："刘衡过沟，没辙！……"
§§我是平反问题
1959年9月，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中央决定特效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并给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柏各庄农场轰动了、到处都在谈这件事。右派分子们看见了一线曙光，偷偷希望自己正是这摘帽中的一个。我内心十分不安："大家都摘帽走了，光剩下我一个人了！反右派运动采取大呼隆办法划右派，又采取大呼隆办法摘帽子，我就糟糕了！"
王振山、四分场领导不断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赶快认罪、承认帽子，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有次，场长说："你看，连溥仪都摘了帽子，你还摘不了！你还不如溥仪……"我说："我们两个性质不同。溥仪是伪满洲国皇帝，这是千真万确的，改好了，当然可以摘帽子。我不是右派分子，就不是摘帽问题，我是平反问题。"就这样，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这个人虽然很顽固，可是对党倒很忠诚。"
不多天，总场要召开摘帽大会了。那天，我们从各个分场向总场大礼堂集合。大礼堂没有座位，只有一个半月形的主席台，台上有几位农场的干部。我们对着主席台排队站着。先由一位干部宣读《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再由一位干部宣布农场第一批摘帽右派分子的名单，并简单地介绍了他们改造的成绩、摘帽的理由。每个人姓名后面都加上"同志"二字。我们报社的裴达也在其中。大家一听，摘帽的只有10位，自己不在其中，都泄气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反右派不再采取大呼隆办法，我就好办了。"我们报社30名右派分子，这次摘帽的除裴达外，还有留在报社改造的杨春长。一共2人。
接着，由被指定的摘帽右派代表上台讲话。无外乎是"感谢农场党的领导，使我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在农场的改造只是起点，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将来的道路更长，今后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改造，任凭风吹浪打，不再犯同类错误"等等。
会议休息，大家三三两两的到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我坐在石头台阶上，还是和在分场时一样，没有人理我，我也不理任何人。这是我们农场全体右派分子第二次大集合，头一次是1958年4月8日在北京火车站，相距一年多了。我用眼睛寻找认识的人，除了看见我们报社的右
派外，还看见了文艺界的陈企霞、钟惦□、唐达成、穿着补丁连补丁衣服的肖乾……突然，肖乾向我走过来了，我们来农场后，王振山向我谈过肖乾。他说："三分场的斗争重点是肖乾，人家一斗，他就劈里啪啦交代好些，写了好多好多，尽是反动又反动的东西"。还说："你交代的材料有半屋高了。三分场的肖乾、四分场的刘衡，你们是一对活宝！"农场关于我不服罪、加重我处份的决定是通告全场的，肖乾当然也看见了。肖乾来找我，我猜他是想和我说说心里话，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在农场的日子比别的右派更难过，他不会像别的右派一样，对我横眉瞪眼，和我划清界限。我也知道，他和别的右派分子一样，口里服罪，心里也是不服罪的，我准备和他好好谈谈。谁知我们刚寒喧几句，三分场一个人走过来，赶紧把肖乾叫走。我这才知道，肖乾一直受着监视，人家怕他和我这个顽固右派串联，而这监视他的人正是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用右派监视右派，这是最狠毒，也是最令人伤心的。所谓"煮豆燃豆箕"是也。
会议继续，公安局张局长讲话了。他说："反右派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经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辨明了是非，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打退了右派分子猖狂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扫清了道路，使三面红旗在全中国高高飘扬。在这样大好形势下，经过一年多的改造，一些右派低头了，认罪了，服输了，表现较好。根据中央精神，农场决定给他们摘掉帽子，使他们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他们仍然是好同志，现在摘帽的10个人是第一批，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我们希望所有在农场改造的人，都能摘掉帽子回去，与家人团聚，重新工作，不希望有一个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长期留在农场劳改。"
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音，喊道："四分场的刘衡，你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大家都摘帽了，你就摘不了！你想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吗？"一些人朝着我看，大家的眼光刺得我的脸发疼，我心里咚咚跳，感到这一下自己可完了。但是，张局长停了一会，接着又说："不过，你不要灰心、丧气，你还是有前途的。只要你服罪，承认这顶帽子，你也可以摘掉，甚至比别人还要摘得早。"我听到最后一句，豁然开朗："这不是威胁利诱吗？开头是威胁，现在是利诱。"我心里笑了，脸上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来场开会的路上，我内心沉重。回去的路上，我脚步轻快，不时露出笑容。
一回到四分场，王振山马上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表态、谈感想。大家都表示，要以裴达为榜样，加紧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轮到我时，我说："它们是右派分子，应该争取摘帽。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是摘帽，而是平反问题。是右派的要摘帽，不是的就该平反。这里头有个甄别问题。"当然，在我的内心，认为大家都是平反问题，但我不能说。不然会惹起众怒，对我"群起而攻之"。
§§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
1962年，我们在农场劳动4年多，领导要把我们全部调回原单位了。我们回报社后，除我之外，都分别摘掉帽子。这次摘帽不像在农场那样大张旗鼓了，而是个别通知他本人，即毛主席说的"阴摘一批、阳摘一批"。在通知的同时，还告诉他组织上对他的安排。留在报社的有蒋元椿、季音、习平、裴达、田兰坡、朱克潜、杨春长和我，其他人都分别到内蒙古、贵州、河南、新疆等地。有些去外地的人愤愤不平了："怎么我们这些摘帽的不如没摘帽的、我们这些改造好的不如顽固右派刘衡？"有的人甚至向我发脾气，认为我的待遇不应比他好。领导就向大家解释："刘衡没摘帽子，没有地方肯要，只好留在报社。"
我们在农场4年，不知什么时候，谭立当了报社的党委书记，他见了我说："别人改造摘掉帽子，你改造却加重处份！"我说："那是因为我对党说了老实话。"他说："哈，你说对党说老实话的加重处份？你好反动！"但声音里含着笑意，看来他对我比较了解、同情。我说："是这样的，现在说老实话的吃不开。"他说："你回来，随便找个工作干干吧。"我干了短时间的杂工（如挑水）后，没有部门要，被分配到资料室，不久，工资由每月26元升到99元（即17级，比原先下降4级）。
我在资料室，工资是最高的，但工作却是最低的，如剪剪贴贴之类。有的人又发牢骚了："怎么我的工资还不如当右派的？"以后工资调整，就给有的人升了级，特别是当领导的，他的工资不能低于右派，不然他怎么能叫做领导呢？
我对这些毫无怨言，因为那些摘帽右派如裴达等都没恢复工作、工资，恢复党籍。使我感到，反右派这个工作没有结束。我必须继续喊叫，促使右派甄别的一天早日到来。我必须继续调查研究：反右派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拜访许多领导，如梅益、习仲勋一半为了呼喊，一半为了刺探。
我找得最多的是中央组织部。组织部派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听取我的诉说。她说，现在上诉的人有不少，好些外地来的，在组织部门口露宿："你比他们强，你有工作，有住的地方。有好些人连工作、工资都没有了。"我说："这就说明反右派的甄别工作更需尽快进行。"我回去后，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催促。有一次，她回答我："现在好了，现在中央接受你的意见，决定给右派甄别、平反了。你等着吧！"但过了些天，我打电话问她，她突然改口："现在中央决定不甄别了！"我再三责问："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为什么？为什么？"她没法回答我，只是一股劲地说："不甄别了，不甄别了！"
原先《人民日报》社把高粮从内蒙古调回来，告诉他，要为他甄别，不几天，中央决定不甄别，又叫他回内蒙古。
1962年初，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调安徽当省委书记。临行前，刘少奇曾暗示他，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时，也可以为右派分子平反。李葆华到任后，就大刀阔斧地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等到中央下命令不甄别，安徽已有数千右派平反了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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