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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之毁灭》－再与郑义先生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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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戈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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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戈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论《中国之毁灭》－再与郑义先生商榷
秦戈
乍一听郑义先生写了本名为《中国之毁灭》（以下简称《毁灭》）的书，笔者的直接反应是觉得这书名就没有起好，炒做、哗众取宠的味道太浓。自1989年“六·四”以来，这类耸人听闻的预言太多了，且最终大都流落为谎言，以至于今天让人再接触到这样的话语时就反感。直觉归直觉，出于对中国生态问题的关注，笔者还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抽空去读了读《毁灭》这本书。读后除对郑先生“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努力所感动外，对作者分析、作文态度的严谨性和公正性深表怀疑，对书中的许多论点和结论实难以苟同。
《毁灭》分上下两篇；上篇中作者选用了许多个案，从不同的方面描述了一幅灰暗的图片：中国由生态环境急速恶化而导致走向毁灭的必然；下篇是重点所在，即对生态灾难的制度分析，结尾两章作者画龙点睛，指出是十恶不赦的制度导致了今天的生态灾难，所以药方还是制度改革。
在与郑义先生商榷之前，为避免误解，笔者有必要先申明，本人一直认为：（1）中国的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环保任务紧迫，保护和恢复的工作任重道远；（2）中共执政以来在资源管理、利用和环保政策上有过失误，也犯过一些严重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发生在三次与所有权变更有关的管理体制上。为有效保护、利用和发展现有资源和生态环境，真正实现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必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过去的资源环境发展政策，在管理制度，投资、税收、补助诸方面进行适当的改革。应该说这两点其实是多数人的共识，大概也是笔者与郑先生的共同之处。但笔者同时也认为：
（1）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其复杂的历史、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原因。目前的现状是：一方面，在一些地方或在一定时期，生态在恶化，另一方面，在其他一些地方和在其他时期，人们在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取得了可资鼓励的成功。正是这些努力，使中国的生态还远未到达致中国毁灭的地步。郑先生的“毁灭论”太有些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了；与先生的阅历和严肃作家（非民运分子）的身份不相匹配。
（2）工业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意识到的问题，与人们的经济条件和认识水平有关；该问题既不会因社会主义制度而存在，也不会因资本主义制度而消失。就目前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恰恰与郑先生所想象的相反，即就环保而言，公有制也许更有利于这种“公共产品”的生产、管理和分配。人类迄今的认识水平还难以确认在社会制度和生态保护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制度和政策的合理性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对其效果的评价必须受制于特定的时空范围和作用的受体。
对据说是有“50万字砌成的长城”之誉的《毁灭》一书，鉴于时间所限，笔者不打算也不可能对其进行全面的评论；这里仅就《毁灭》的第一章，提出几个问题与郑义先生商榷。
一、森林覆盖率与林木蓄积
作者写到：“有一个官方数字始终和我们的现实感受相冲突：虽然林业官员和专家不断警告中国森林资源已近枯竭，但森林覆盖率却不降反升。各种官方出版物都抄来抄去地说：五十年代初，全国森林覆盖率是8.6%，九十年代初是将近13%。而且，不管如何乱砍滥伐，甚至在经历了三次全国性的森林浩劫後，这个12%-13%都稳如泰山。”
郑先生冲突的感受也许来自于其对这一领域知识的不足。森林覆盖率的概念是有林地面积与国土总面积比率的百分数；而林木蓄积则是所有林业用地上林木生长量的总和，其计算公式是单位面积的平均蓄积量乘以林地总面积。所以，蓄积量或总蓄积量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森林覆盖率的下降，这里的关键是单位面积的平均蓄积量。在地球上天然林逐步减少，人工林不断增加的现实中，这种反相关关系在许多地方是普遍存在的。只要郑先生在下笔之前问问你周围的人，相信这一点应是不难搞明白的。
对森林覆盖率13％的说法，郑先生不信，很可能是他不愿意相信。因为从郑先生所选取资料的方面来看，他是先有了“毁灭”的结论，然后“上穷碧落下黄泉”，找一切所需要的“事实”来作证。正是有这样的“先入为主”，使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许多重要但对他的分析不利的另一方面的报道。如，1994年以来，木材蓄积量持续下降的严峻形势得以扭转，森林资源的消耗得以控制，森林资源的年增长量开始超过了年总消费量，森林面积和木材蓄积量双双增长（洪菊生，2000）。加之近年来，由于国产木材价格上涨，资源短缺和环保压力，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与欧、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等一系列的原因，使得中国采取了增加木材进口，逐年减少国内蓄积采伐量的模式。这意味着，资源供应量（速率，rate）的增加和资源需求量（速率，rate）的减少，必然从两方面加速蓄积量（水平量，level）的增加；即：森林资源的消长曲线已过了拐点，开始呈上升趋势。而郑先生却无视这一根本性的质的变化，而采取了简单的直线进行趋势外延。这种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是不严肃的、违背科学常识的，其结论极可能是错误的，进而，其导向有可能是危险的。
据笔者所知，有人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的林业发展和资源利用政策进行过专门、独立研究。该研究运用了中外资料库的大量数据，选取了200多个变量建立了一计算机计量模型，利用该模型对中国林业资源未来的动态发展进行了不同投入－产出水平下的模拟分析。应该说这类的研究是具有一定的科学参考价值的。根据该研究结论，取中等投入－产出水平，1990年左右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可望达到13。051％，1995年14。109％，2000年15。041％。1998年左右出现年生长量大于年消耗量，但到2000年，总蓄积量降到最低水平；这个水平还要在低谷徘徊几年后开始缓慢回升。过去近10年的实践与该论文所提供的分析结论在中等投入－产出条件下的吻合程度很好，进一步证明该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这一题名为《Strategic…Study…of…Forest…Development…Policy》的研究报告作为博士论文现存于大英博物馆，郑先生若有兴趣可以直接查询。此外，西方学者Richardson，S。D。在该领域出版了一本专著：《Forests…and…Forestry…in…China:…Changing…Patterns…of…Resource…Development》和一本咨询报告：《The…Cotchell…Report》。类似的学术资料还有不少。这些资料作为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客观性和参考价值要大于，至少不低于郑先生的民运朋友所提供的材料。遗憾的是郑先生似乎对这类资料不感兴趣，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些重要文献资源。
二、生态保护与公共产品的产权
郑先生把国人的短期行为，掠夺性生产，归罪于产权不合理和产权不清。尽管郑先生宣称他的“最重要的发现是：‘公有制’，特别是‘两权分离’的‘公有私营制’乃是生态环境的第一杀手”，但在他的书中没有讲什么是“不合理”和“怎样才能合理”。这一点作者倒是在法拉盛的演讲中作了明确的补充说明。他提出，只有在明确了土地，山林等资源的私有产权的前提下，人民才会自觉地保护，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个人虽然可以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从自我做起，但要根本改变中国生态不断恶化的趋势，还是要著眼于改革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由此可以断定郑先生的所谓“合理”就是增大私有比重或者全部私有化。
看来郑先生在写这么一本书之前，真应该恶补一下环境经济学的ABC。私有化可以提高效率和对财产的保护，这在许多情况下是对的，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公共产品就是例外。经济学上所定义的公共产品是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的产品：它的生产成本和利益享用在时间、空间上的分离，和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个体上的分离；它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例如纯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国家安全，基础研究等。这些产品人人都需要，人人都享受，但很难从地域上和形态上划清楚所有权。这是大家共认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先天性缺陷，也是凯恩斯主义在市场失灵条件下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也是为什么大家（除美国之外）一致认同的环境保护需要全球的合作。看看西欧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有森林占相当大的比例。郑先生也许不知道，在英国，林业部门非常社会主义化：主要的森林由国家所有，森林的经营由国家机构－林业委员会来全盘执行。这类谁都需要但谁都不愿意去作的公共产品是政府发挥作用之所在，这一点已是人们的共识。
作者指出：“即便奇迹般地建立了美国式的制度，所谓恢复，也是几代人之后的事情了”。作者所推崇的“美国式的制度”的环保药方，更凸现了其在环保方面的偏见和乏知。不错，美国是在许多方面很强大很先进，但在全球环保上却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乏任何道德优势可陈。即使不说美国在赶杀印第安人和工业化过程中对森林的破坏，仅自二战以来，光以美国发动的20次对外战争对地球带来的环境恶果，美国可以大言不惭地雄踞环境杀手之最的地位。相信作者一定知道这样的事实，美国是唯一不在《京都议定书》上不签字的大国；美国占世界4％的人口却消耗着全球39％以上的资源。假如这个世界上再多几个美国，这个地球上的资源也许已经或接近枯竭。所幸的是到目前为至，地球上就只有一个美国；使得其他国家还有石油可用，使得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还能看到绿色的树木。笔者独不解作者放掉了那么多北欧西欧的环保先进国而向世人推荐以邻为壑的美国，这大概连西方人士也要大跌眼镜了。
最让人惊讶的是作者宣称他“首次以生态经济学方法对一个世界大国进行了资源环境成本的全面的量化估算，其结果骇人听闻：近年来，在“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下，每年因破坏性“高速增长”而支付的资源环境成本约为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以上”。果真如此，郑先生可是对环境经济学科做出了惊人的贡献。据笔者所知，对于环境成本－效益的估算对全球经济学家而言至今是一个没有攻克的难关，即使对一个小流域的估算都非常困难。而对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所有资源消耗量、环境破坏量的估算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一个人坐在美国的办公室里做不到的，更不要说关于资源、环境定价这个让全世界经济学家头痛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不知这个“3倍以上”郑先生是如何估算出来的。
三、生态效果的滞后和中国生态恶化的形成历史
生态演化是一漫长的过程，滞后特点极其突出。中国过去50多年里在生态问题上有许多失误和严重错误，但把中国的生态恶化都推给共产党政权也是缺乏历史常识的。即使象生态问题非常严峻的中国大西北，曾几何时，那里的许多地方还是“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千百年来的屯垦戎边，战乱焚毁，加之大兴土木，“蜀山兀，阿房出”，刀耕火种，和人口压力带来的开荒造田，才使得那地方变成了今天的模样。大跃进的破坏就是这一趋势的延续。恶劣的生态环境是历史的积难，是中共政权从前朝继承下来的遗产，而绝非50年所为。
并非为中共时期对生态破坏开脱，但客观地说，中国的工业化也就是从1950年以来才逐步展开的。而工业化初期对环境的破坏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相关关系；不同的经济政策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众所周知，英美等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问题上都犯过严重的错误。美国在开发印第安地区时对森林的破坏何至是野蛮。英国经过了工业化后，土壤的PH值的失衡至今未得以矫正，森林覆盖率在二战后降到5％，恢复到今日才达到9－10％。河流、空气的污染也是非常严重，以至于导致了1950年代“雾都”闷死人的惨剧发生。中共政府在环境资源保护的实践中犯了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愚蠢的错误，产生了短期内难以弥补的损失，但从理论和政策的层面上讲，中共对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重视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考虑到1950年代中国千疮百孔的现实，考虑到全面工业化的迫切性，考虑到急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任何严肃的研究和作者都不能以泛政治化的思维，简单地把这一切一股脑都推到中共身上，就象不能把三年前小溪中出现浑水的罪过强加给仅有一岁的小羊身上的道理一样，基本的时间逻辑还是得顾及。
刘宾雁为《毁灭》做的序中的话语倒是值得郑义先生深思：“只求经济增长〖笔者注：同样可为‘只求私有制’〗，或只要一个多党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怎麽样？）而不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存问题、又可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的独特道路；不使国人摆脱消极、敌对心态而自我动员起来，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变自己，一切都无从谈起”。而《毁灭》所要发挥的作用，恰恰是在制造这种消极、敌对心态，是在呼唤革命而不是建设，是在把人和社会朝相反的方向推动。
四、中国之毁灭？
看得出来，郑先生为撰写这本书确实倾注了不少心血。他把中国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有用”报道，经过娴熟的笔法，巧妙地组织在一起，使人们看到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河流在干（水旁，加固），水土在流失，森林在消失，沙漠、石漠在扩大，空气变浑浊，耕地在快速减少，垃圾在包围城市，······一副多么恐怖的图画。据说为了尽可能的客观和不带作者本人的感情，作者甚至连感叹号都避免使用；也真有些难为作者了。
同一本书人，不同的读者读后的感受和所引申出的结论很可能是不同。但当读者在面对作者在书的前半部分里所提供的大量“货真价实的铁板钉钉”的“事实”时，谁能不相信作者的立论－中国在毁灭？中国何止在毁灭，中国这块地方，简直就是长在地球上的一个癌，应该深深地从地球表面铲起，扔到外空间才对啊。
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摆“事实”，让“事实”讲话。
有人（好象是羽箭）讲过我认为很精辟的话，判断这类“事实”是否反映真相，不仅要看它讲了什么，更要看它没讲什么。当听者被讲者绘声绘色的语言所牵引时，他们不仅要辨别所讲事件的真伪和资料的翔实程度，而且还要问：这些是构成一完整事实的全部吗？
如果把中国生态环境的现状看成是一硬币的话，《毁灭》向人们展示的仅仅是这枚硬币的一个面，无论出于作者对其另一面存在的不了解，还是以娴熟的手法对其有意的掩盖。这样的片面对一部50万字的巨著而言，无论如何也是一种遗憾，甚至是失败。那么现在让我们把这枚硬币翻过来瞅一眼，略览存在于它另一面而被《毁灭》遗漏了的故事：
宁夏西吉县大坡头采用了草网治沙方法，初步做到了沙退人进，取得了荒漠治沙的成功经验；该方法已大面积应运于陕、甘、宁、蒙、晋、新等北方地区。原秃荒之地的“两西”地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初步改变了面貌，山头出现了绿色（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对这些项目有验收评价）；
到目前为止，三北防护林计划已造林1333.33万公顷，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带计划已造林306.67万公顷，沿海防护林带计划完成防护带1.3万公里，太行山造林计划完成试点造林面积58万公顷，平原地区耕地防护林带计划中已有612个县达到了平原地区造林标准，适合防护带联网的平原耕地中已有82%入网，由造林种草而实现的抗沙摸化植被面积累积总量达1000万公顷；
森林破坏率从1987年的0.8%下降到现在的0.2%。森林病虫害的防治率有了显著的增长，综合治理率从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36.7%上升到当前的40%，大规模的非法采伐已经不再出现；
中国已经建成了多种类型的森林保护区。到1995年，全国已建成574个国家森林保护区，总面积达6112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6.37%。建森林公园数已达751个，总面积达660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0.66%；
从1994年以来，森林资源的年增长量开始超过了年总消费量，面积和蓄积开始了净增长；
。。。。。。
一句话，一方面问题很多情势严峻，另一方面成绩不小转机已出现。若采用郑先生同样的手法，笔者可以以郑先生十分之一的努力，找到绝不少于《毁灭》所载的个案资料和真人真事，并据此去描述一个正在逐步改善着其生态环境的中国，撰一本也许名为《中国之复苏》的著作来。然而从任一极端出发，以片面的视觉、材料和手法所写的书，除了误导对正在发生在那里的事情不甚明了的读者，混淆视听之外，对准确把握中国当今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而形成社会舆论和压力，促使中国政府改变现行政策，改善其生态环境，又有多少理性、多少益处呢？
《多维》上所刊署名为天孙的书评文章倒道出了一个事实：天孙把《毁灭》推荐给他/她在国内的朋友，但（受推荐者）十有八九者没反应。于是天孙感叹曰：可见沉睡的人太多了。我倒不这么认为。海外中国人和生活在国内的中国人如果对某事物的认识和反应上存在差异是合情合理的。许多身处海外的读者去国多年，已对国内的实况缺乏了解，多凭10－20年前的情况来跟着书作者外推。这些读者大多从事的是与环境科学距离较远的专业，即使在国内时也多对中国森林生态的全面具体情况缺乏了解，所以在读了《毁灭》后才有了“怎么会是这样”的发问。其实，这样的警钟至少在1980年就已由中科院农经研究所的何乃文先生敲响，何先生的题为《长江会变成第二条黄河吗？》的长文头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后时有轰鸣，如署名为进言的文章－《中国的木材供需、木材进口和林业发展》－发表于1986年第四期的《林业问题》上并获得了本年度的青年经济学最佳论文奖。类似的专题研究报告和新闻报道从1980年以来不断地出现在许多报刊杂志文献上。众多的民间环保组织活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包括在小学校；环保、绿色等概念开始深入人心，连假冒伪劣产品也知道利用这些概念为其扩大销路而作文章。可以这样说，无论是中国的学术界、政府部门，还是一般老百姓，对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人还是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所不同是，对于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来说，他们耳闻目染着中国环境保护喜忧参半正反两方面的现实，因而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任何极端片面的论调，无论是这些极端论调出自于何人之手。因为他们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他们自己的家园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想这大概就是国内读者为什么“沉睡”的原因吧。
《毁灭》的作者还有一种理论，就是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和由官方控制的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不可信的。既然这样，那么人们就要问，这些专门机构的统计资料和专家们的研究成果是否至少可以用来作参考呢？如果这些资料和人都不可信，那么什么资料和哪些人是比较可信的呢？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料，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信；若是，又为何不用？退而再问，既然这些都不可信，为什么作者还要引用原林业部长徐有芳，工程院副院长、院士沈国舫（原北京林业大学校长，造林学专家）等人的语言和官方媒体的报道为自己的论点作证呢？翻遍全书人们可以看到，对郑先生来说，信与不信的标准并非是看信息的来源和准确性，而是看所讲是否符合作者的口味和需要。同是那些人物和媒体讲的话，若属讲成就的，郑先生一概忽略不计，若属讲问题的，都在收罗之列。试问这样一种“先入为主，断章取义，为我所需而取舍”的判断标准和研究方法，有何客观、公正可言？其结论又有何等程度的可信？
环保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参与和努力。象郑义先生这样的名作家能感兴趣于中国环境保护问题，对中国环保事业来说显然是福音，至少可以以其娴熟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名人所独有的社会影响力，唤起社会大众对环保工作的关注、参与和支持。然而大家知道，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建设事业，需要的是科学的决策，适用的技术，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和扎扎实实的工作；切忌街头演说家式的振臂一呼，以自己偏颇的观点来煽情，来误导民众，切忌以“一窝蜂”式的（无论是大跃进式的，还是天安门广场式的）群众运动来搞环保。中国最不缺的也许就是这种历史的教训。作为作家，郑先生的强项也许在能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文学创作，譬如极具感情色彩的电影剧本或者报告文学什么的，而不是这类专业面广，技术性强，论证过程要求严谨的实际技术（政策）性研究。当然，实在由于责任所趋，情趣所至，郑先生有志移步于后者的研究，那也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但提前是必须舍弃政治家的偏激和文人的春秋笔法，以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方法去给人们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不是象郑先生那样凭“某种命运感”和“对于自由写作的信念”去任意选材和发挥。而且这样综合性的评述，最好是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合作，以弥补作者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捉襟见肘。至少作者也该到那片土地上去转转，哪怕是走马观花，考察考察，得到一些起码的感性认识，对较准确地把握全书的基调，增加论据，进而结论的可行性，无疑是非常有益、有用的。然而遗憾的是作者用文学创造的方法来烘托科学问题；为证明自己预设观点的正确，不惜片面选用材料和夸大事实，其结果只能是危言耸听，误导读者，到头来害人害已。在我看来，郑先生在几个民运朋友的鼓励支持下，扬短避长，编纂了这么一本所用资料片面、观点极端，非文非理的书，有负一级（最高）作家之美誉，实非明智之举。
一些读者以为《毁灭》是在向人们敲响环境保护的警钟，其实这些读者并未读懂作者编写该书的良苦用心。为《毁灭》做序的刘宾雁倒是点明了该书的要旨：“郑义的千言万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中国人，你无处可逃了！’而逃避“大劫难”的唯一出路是“愿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一读，认真地思索，广泛地传播，继之以采取进一步行动；为了中国，为了世界！”，“是改变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社会地位，从而使他们对社会总体及自身的态度有一个根本变化”。看来《毁灭》真正关注的并非中国的环保，说它以环保为另一个突破口为改朝换代鼓风加油也并不为过。
这些年来，海外民运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大的变化。首先，由于其内部贪污争斗丑闻不断，劣迹斑斑，他们已在政治上失去了民心和社会基础，玩政治已没有了本钱。其次，面对中国这十多年经济的快速稳步发展，要从经济上攻击中国现体制也只能是自欺欺人，毫无市场。因而就有了象郑先生这样聪明者找到了“环保”这根中共的软肋，作为新的攻击点。郑先生的聪明在于：1、中国的环境问题严重且多多（71.29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沙漠、48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13亿人所必需的基本生存空间）；2、环境问题复杂，涉及面光（涉及到陆、海、空全方位生态系统），且难以直接量化；3、环境改善在许多方面的效果有较长的时间滞后，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凸现。因此，对在这一问题上任何极端观点的证实和证伪都不是那么简单、直接的。
然而，物质化具象化的事实是难以以语言来改变的，真与假总会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显现出来，无论这个过程是20年，50年，还是100年。以笔者这些年实地考察的感受和判断，我想劝慰郑先生的是，虽然中国至今问题不少（尤以环保为最），但无法否认的是中国也正在各个（包括环保）方面以较快的速度在进步；在不出现诸如战争和巨大天灾的情况下，按现在的发展趋势，中国将会逐步全面复兴，而不会毁灭。
《中国之毁灭》？郑先生，您言重了。
2002年12月2日
作者：秦戈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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