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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冼岩专栏：只有实现全民和解，中国政治才可能有实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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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多维冼岩专栏：只有实现全民和解，中国政治才可能有实质进步 (158 reads) 时间: 2002-11-29 周五, 上午2:0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多维冼岩专栏：只有实现全民和解，中国政治才可能有实质进步

【多维新闻社28日电】冼岩专栏／中国的现状是不是糟得很？现政权是不是万恶之源？

不搞西方式民主，中国问题是否就不能得到真正解决，而只会越拖越重？为此，是否

必须推翻中共政权，清算其罪孽？这些简单的问题，虽然少有人直接提出来，但一直

隐含在关于中国现状和前途的讨论之中。正是针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对中

国现状和未来走向的不同判断，将海内外华人分化为两个阵营。这也是今天知识界许

多具体争论的深层思想背景。

当然，在中国，使用不同尺度可以把社会划分成不同群体或阶层。收入、财产、身份、

地位，无一不影响著人们的立场观点。但这些分歧，在社会发展的大平台上，大多可

以找到交集，可以整合、调和或兼顾。只有上述思想上的极端分别，将社会划分成壁

垒分明、彼此绝不相交融的两个阵营。由于两个阵营中的构成人员在政治行动和意识

形态上的重要性，使社会在精神上、在意识形态上陷入分裂。

分歧的关键在于：看待中国问题，究竟应该适用什么样的尺度标准？如果站在今天现

代文明已经达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衡量，没有民主自由的中国显然是糟得很，中共政

权在某些方面也是倒行逆施。但是，这样看问题，既是在以抽象的正确性抹杀现实的

可能性；也相当于是站在旅途终点，坐在舒适的客栈里，嘲笑著挣扎在泥泞中的行人

的困境。社会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每个人在历史中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因此，

我们可以用抽象的标准或先进水平的尺度来衡量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但不可以将此作

为评判社会即时状态下人们所作所为的标准。

曹长青先生有一篇文章谈到，西方人评价中国，所用尺度太粗略，应该再精细一些。

其实，他们根本就用错了尺度：不能用衡量西方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正象不能

用陆栖动物的身体指标来衡量水栖动物。两者的身体构造、生存条件及生活需要都不

一样；即使为了相同目的，也可能采用不同方式，表现出不同状况。无疑，今天的中

国在物质精神上都与西方发达水平相距甚远。但中国的现状是一个现实，既不能摆脱，

也无法超越。中国的现状，不但包括了它在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也包括了它本身的行

为方式和行为逻辑。这些，共同构成改革的环境和起点。只有立足于起点，先适应环

境，才有可能改造环境；同样，也只有善于利用现成的逻辑和规则，在中国这样的既

定环境中，行动才有可能产生预期效果，社会才能维持有效运转。无论是照搬西方模

式还是以西方状况作为诊断标准，都只是削足适履。西方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可参照

的目标，一种可借鉴的思路和经验；评价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准只能依据于对以下问题

的回答：当前社会进程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为此，人们能做什么？他们又做了什么？

正义总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如果用马列原教旨主义的观点衡量，一切曾经的剥削

者和阶级异己分子都罪该万死，其结果导致了中共建国后一次次的清算，直至文革的

残酷颠狂。如果视意识形态纯正性为自身生命线的中共，都能对当年的极端偏执作出

反省，那么为什么今天的民主斗士们不能对中共曾经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历史眼光？

客观地说，中国今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并非中共造成的，而是历史造就的。

你我他，个人或政府，都只是历史包袱的承载者。中世纪千年的辉煌，酿成了今天民

族的苦果。更远的源头，还可以向历史的更深处追问。祸兮福兮，生为中国人，这是

我们今天不得不品尝的苦酒，是无法逃避的命运。中共的错误，是在1949年选择了那

样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但那时的选择，也并非中共出于私心，有意选择了一种较差的

制度。在当时，那确实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一种于国于民最好的选择。回头看当时共

产主义运动在全球的蓬勃泛滥，其兴也勃焉；当时又有多少人能断定它后来的命运，

其亡也忽焉？因此，这一错误，是历史的错误，是理性的失误，而并非道义上的犯罪。

现在，经过30年的折腾，中共也已经认识到自身体制的局限和弊端，意图作出改变。

但是，改造并不容易。既有千年传承、百年积弱的惯性和包袱；1949年的选择，又成

了一个巨大存在，横亘在道路面前。这些都构成历史，构成我们今天的处境，谁也无

法回避！

诚然，民主自由是好东西，它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但是，它并不是人们唯

一需要的东西。人类同时还有著多重需要。在理论上，民主自由可以促进其它需求的

满足。但在现实中，在物质手段的稀缺性导致的两难选择下，如果民主自由等价值追

求与人类其它更为基本的需求，例如生存、温饱、安定等等发生了即时矛盾，中国人

应该怎样选择？这不是可以简单作出“非此即彼”回答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可以使

我们的思考、立场和选择更加复杂化。停留在理念王国，我们可以单独面对一个个的

问题，作出选择是容易的；但是在现实世界，我们要同时面对所有问题，选择常常要

面临两难困境。此时，权衡、妥协、让步、等待，就成为必须；就必须摈弃那些片面

性和绝对化的思维观念。

西方文明确实令人羡慕，心向往之。但千年前的中国，也曾长时间地让人称慕。昨日

的伟大不能保证今天的成功，今天的辉煌并不代表明日的灿烂。一味地模仿照搬，并

不足以实现大国腾飞。先进文明的成就和经验，可以作为借鉴，但不能将其夸张为绝

对标准和普世模式。中国的事情，还是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借鉴和创新的互动

中，逐渐踩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道路。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近阶段我们要达

到什么目标.com)，我们又能达到什么目标？

中国文化的巨大惯性，社会结构的脆弱稳定性，人口多，资源少，政权集团的强大以

及国际竞争的迫切压力，这些都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经过剧烈变动走到西方式

的民主社会。在震荡较小的前提下，向前跨出一大步，既改善大多数人的精神和政治

状态，又为将来进一步进化打下基础，这倒是大有可能。但前提是必须实现全社会和

解，弥合意识形态的鸿沟。

不是寄望于推倒重来，而是建立在存量基础上的，震荡较小的改革，离不开政权力量

的积极参与；在初期，可能还需要政府主导。但在现实躁动中，相当部分最坚定的改

革支持者还沉浸在与政权势不两立的情绪和思维定式之中。他们坚决主张彻底改变政

权，立即全面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其中最激烈的声音，不乏主张要以西方文明的

标准，对中共进行审判和清算。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其正当性是建立在一套先验的绝对理念之上的。正是因为理念的

绝对性，才会有政治民主化后的韩国对前任总统的审判，也才会有叶利钦为了获得特

赦而提前下台。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一套显然行不通。理念的绝对性是为了建构现

实的正当性，而不是反之。现实情况是，在中国，理念的绝对性正在成为社会进步的

阻碍，它使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意识形态各走极端，不能在中间地带实现和解，

不能形成社会前进的合力，而是彼此相互敌视，力量相互抵消。对于致力于中国进步

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最严肃的诘问可能是：当民主自由的绝对理念，或推翻中共专制

的具体目标，与社会安定和发展的整体目标发生矛盾时，你将如何选择？是脚踏实地、

忍辱负重地推动历史，还是不惜另起炉灶，置国家民族于动荡莫测的烈火洪炉之中？

相互对峙，彼此提防，谁也不能放心向前迈步；只有各让一步，相互包容，社会才能

进步，民族才有未来。从自我严格要求、对历史负责的角度来说，自由派知识分子作

为道义上居于上位者，可以在解开心结、实现和解上采取主动，策略上先退一步。今

天，文革的惨祸已有时间的距离，现在的执政者基本上已可与昨天划清界限，真正仍

然横亘在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竹幕，就是13年前的“六四”悲剧。

从历史角度来说，“六四”是两种文明传统的碰撞，是力与力的冲突。民运人士方面

固然有足够的正当和正义，政府方面也有自我坚持的现实需要和理由。这是不同的身

份立场，不同的价值理念，不同轨迹的星体碰撞在一起的必然灾难。最后的惨烈，既

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各方都愿意避免的。但是，各方又都事先预见到了悲剧

的可能性，牺牲者并没有回避牺牲，他们愿意以生命来验证理念的纯粹，换取中国的

进步；同样，政府方面也认为有一些东西，其价值更重于生命。客观地说，这是双方

在既定情势的博弈中，共同朝著某一点在接近，并不是单纯哪一方面的原因。政府方

面虽然更有组织，更有效率，但当时也已经不能控制全局。当然，如果政府经验更丰

富些，准备更充分些，各方更理智些，悲剧有可能避免。但是事已至此，悲痛已无可

挽回。最重要的是，牺牲者所为之献身的，并不是纯粹的理念，也不是某些人的政治

资本，更不是为了播种你死我活的仇恨，而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未来。如果让

“六四”的悲哀长期成为分裂社会的鸿沟，民族和解的心结，社会进步的障碍，这一

定不是牺牲者的本愿。历史要前进，因此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国人和日本人，昔日生

死相搏的仇敌今天才能成为事业上携手共进的伙伴，相逢一笑泯恩仇。

对于13年前的那场悲剧，撇开道义和其它因素不谈，仅从自我反省的角度来说，自由

派知识分子有必要俯拾新的视角：当时政治改革的来势很好。这种形势是由多种因素

综合形成的，符合历史和现实的运行轨迹，来之不易。但是，部分激进人士（这种人

总会有）受形势鼓舞，或出于理想热情，或被片面表象所迷惑，提出了脱离实际，为

当时条件所不可能容纳的激进主张和政改目标，并以此征服了从来就是社会最激进群

体的青年学生，使学生站到了政治舞台中心，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过刚易折，欲速

则不达。犹如两军对垒，这种过急行为和随之而来的形势，使反对派易于集结，能够

迅速形成统一而明确的意识、意志和行动。这种力量反弹的结果是形势急剧反转，泰

极而否，政治改革被冰封雪藏达十多年之久，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另一个视角是：当时激进者的冲动，部分源于苏东演变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诱导。

激进者的思路主张，与后来苏俄剧变的实际进程大体相似。关于苏俄剧变的整体评价：

其长期得失利弊如何，俄罗斯能不能从此奠定长期发展的基础？争论很多，莫衷一是。

但其短期震荡，举世有目共睹，基本上形成共识。如果象俄罗斯这种经济基础（工业

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雄厚，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此阵痛也要脱几层

皮，才能勉强持续下来；那么象中国这样经济底子薄、人口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

能否经得起类似震荡？不能不引人深思。

理想诚可贵，理性价更高。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应该是多斗智，少斗气。薛涌先生最

近的文章说，如果不能超越民主墙的一代，中国的民主将毫无希望。其实不是哪代人

的问题，而是思维方式和历史包袱的问题。民主政治要想在今天的中国落地生根，不

但要超越民主墙时代，而且要超越“六四”。

在现实境况下，要想争取中国政治早一天发生实质性变化，而不是要等到礼崩乐坏、

不得不变的那一天，就必须调动起体制内力量的积极性；就必须超越历史恩怨，一切

向前看，实现全社会和解，而不能相互提防，各走极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最佳选择

是：对历史怀抱宽容，放下怨恨和指责，将眼睛盯在现在，从理想目标和现实可能性

出发，监督批评政府今天的所作所为。当这一步迈出后，接下来就要看中共怎么回应：

社会已经表现了必要的克制和包容，为政府行动挪出了足够空间，为中共的自我更新

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那么中共是否有足够的责任心，足够的魄力，能不能抓住这一全

民和解、中华腾飞的难得契机？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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