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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美国强大的秘密（1－2） 作者：不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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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国强大的秘密（1－2） 作者：不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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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美国强大的秘密（1－2） 作者：不争论 (266 reads)      时间: 2002-11-22 周五, 下午5:4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美国强大的秘密(连载一)

作者：不争论



一、统一与分裂：联邦制



1、美洲大陆：文明竞争天平上最重的一块砝码



美洲大陆的发现，在文明的竞争史中，是一件意义难以低估的大事。这一地理发现最终确立了以基督教为象征的欧美文明在全球文明竞争中的霸主地位。



许多中国人对几年前亨廷顿的著述《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不以为然，认为他对文明间的冲突趋势强调过度，融合、共存的趋势强调不足。说实话，我也认为亨廷顿的观点难以接受。但是，站在一个欧美文明拥护者的立场，亨廷顿的思路却是很自然的。因为欧美文明的成长历史，和我们华夏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近现代以前，华夏文明并没有经历过和其他文明的直接冲突，它主要是同一文明体系内部不同亚种之间争斗和融合的成果。汉唐对匈奴、突厥的征战，至多是与阿拉伯文明边缘分支的缠斗。欧美文明则完全不同，在长达几百年的中古历史中，它和阿拉伯文明之间一直在激烈搏杀，发生了数次关乎文明生死存亡的、以“基督教－－伊斯兰”宗教战争为旗号的文明间战争。因此，一个学习欧美史长大的西方人，和一个学习华夏史长大的中国人，会持有截然不同的文明冲突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两种文明观谁对谁错，也许暂时还无法定论，但它们的确是迥异的两种视角。



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前，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于欧洲基督教文明，已经占据了难以动摇的优势。过去300年中欧洲文明的几次十字军东征（以占领圣城耶路撒冷为目的），均遭到流血的惨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战略要津Constantinople（中译不详，君士坦丁堡？），是阿拉伯压倒性霸权的最高标志。当时，欧洲的有识之士们已惊恐地预测着基督教世界的末日。



阿拉伯文明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地理地位。想象一下一个没有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在这样一幅地图上，中东阿拉伯世界恰恰正是世界的中心，联接诸大陆的铰链。阿拉伯世界当时拥有比欧洲更为发达的商贸体系和更为强大的军事势力，牢牢扼守着欧亚之间贸易联络的要津。如果世界上没有美洲大陆，今天中国学校的第一外语，很可能会是阿拉伯语。实际上，在15世纪的时候，阿拉伯语的确是当时法律、商贸、科学乃至政治中的通用语言。



文明存亡的压力促使欧洲人开始派出一批批船队，试图探索新的贸易航道。在Constantinople陷落仅仅40年之后，哥伦布以瞎猫碰死耗子的方式，发现了美洲大陆，误打误撞地彻底改变了世界地图的格局。1560年代的作者Tomas de Mercado写道：“以前，（西班牙的）Andalusia和Lusitania是天涯海角之地，印地大陆（当时西班牙以此称呼美洲）的发现把它们变成了世界的中心。”在短期内，来自北美的贸易，特别是新物种（玉米、土豆、木薯等）的引进，迅速提升了欧洲的农业水平（如玉米、土豆的单位热量产出是欧洲传统作物大麦、燕麦等的3倍左右），促进了欧洲人口的急剧膨胀，改善了营养状况，扭转了欧洲在同阿拉伯世界竞争中的全面被动局面。



从长远看，在太平洋航道打通后，拥有两条海岸线的北美大陆恰恰是世界的中心。这预兆了一个新的基督教文明帝国在那里的崛起，预兆了从那之后直到今天，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压倒性优势。



10多年前，中国人在反思“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时，喜欢把这归结为“中国文化中保守、不思进取的劣根性”。以电视政论片《河殇》为代表，当时人们热衷的一个事例是：欧洲人派出的远洋船队目标定为开拓贸易机会，最后发现了新大陆；而中国明朝郑和的庞大船队（远远大于哥伦布的船队规模）去东南亚海上转了一圈，却是一趟纯粹的政治性游行，毫无开拓商贸的动机。我认为，这种论调对华夏文明是极不公平的。如上所述，欧洲人之所以会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地继续进行地理开拓，决不是单纯的冒险精神或逐利欲望能够解释。他们的的确确是面临文明存续的生死关头，被逼出来的对外开拓！



从郑和船队等等的例子引申开去，指责中华文化存在所谓“保守劣根性”，在我看来，是难以成立、显失公允的。把华夏文明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为这种“文化劣根性”，进而把重整华夏文明的“秘方”总结为“改造民族性”，这种简单化的思路更是俗手。实际上，直到15世纪欧洲文明的“救亡图存”时代到来之前，欧洲人在固步自封、骄傲自大方面，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明王朝或清王朝逊色。欧美历史学家们已经发现：当时欧洲人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低于亚洲的远邻。其时欧洲人以为，世界上的一切真理，早已被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圣先贤们（相当于明清中国人眼中的孔孟）发现或已经被上帝通过《圣经》昭示，留给后人的至多剩下一些整理完善的工作而已。所谓文艺复兴，以及更晚得多的启蒙运动，并非欧美文明内部自发生长起来的瑰宝，而是他们在阿拉伯文明挑战面前的应激反应。最应当记住的是：文艺复兴依据的绝大多数典籍，是从当时的阿拉伯语典籍中转译过来的。对于欧洲文明来说，这些典籍当时其实是“洋学”。



华夏文明在面临生死时刻，激发出来的求变图存的欲望，并不弱于欧洲文明。胡服骑射的上古例子也许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在近代，我们这个民族为了救亡，已经几乎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和典章，已经把一种全新的、和华夏文明完全异质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全盘搬入中国，又可以在短短几年内，骤然完成从封闭式计划经济向开放式市场经济的转轨。对这样一个民族和文明，若还指手划脚说它“保守”、“不思进取”，未免太过于苛刻了。



我赞成一种文明要不断反思和完善自己。我反对那种动不动把该文明的某个缺点（或优点）拿出来，就诊断为其“劣根”（或“特质”），裁定为其不能强大（或之所以强大）的“根源”，依此开一个号称能立马强国的药方，等等。这种错误做法我称之为“文明的血统论”。在当代中国，这种“文明血统论”不仅表现为“全盘西化论”，也悖论地表现为另一种极端的方式，即所谓“民族主义”。例如：这种“民族主义”的一个基调，就是欧美文明天生具有“尚武精神”，而华夏文明天生缺乏“尚武精神”等等。（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基调，即华夏文明天生就不可能融入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只能走“光荣孤立”的道路，也是这样一种“文明血统论”）



回顾华夏文明或欧美文明走过的道路，我的判断是：不同文明的之间的差异远小于他们自身在历史跨度上的差异。例如：14世纪的欧美文明在妄自尊大和自我封闭上，和18世纪的华夏文明也许更为相似，而和20世纪的欧美文明相去甚远。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一种文明和一个成长的个人一样，具有非常强大的开放性与可塑性，文明和文明之间在天然禀赋上的差别是有限的。



实际上，我认为“文明血统论”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作为华夏文明在当代的继承者，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认识到，我们继承的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强大可塑性的文明遗产，而不是某种无法改变的积习。我不喜欢这样一种人，他们面对5000年文明总是一副负担承重状，悲叹一声“中国的事，难啦！”有那么沉重吗？我怎么没看见谁在你肩膀上压着？装什么蒜啊？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假若我们不能振兴这个文明，首先应当怪我们自己无能。



文明之间的竞争，不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禀赋”之间的竞争，而是文明继承者之间因时随地的竞争。在某一个历史时刻，某个文明的继承者们，如果凑巧能够做出适应时代的抉择，就可能博得竞争优势。15世纪的欧洲人就是这样，在文明存亡关头作出了正确抉择。他们选择了开辟远洋航道，发现了地球上最后一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陆。这个小小的、具有很大偶然性的一步飞跃，使得直到今天的此后几百年中，欧美文明在文明竞争中都拥有了难以逾越的地理优势。







美国强大的秘密(连载二)

作者：不争论





2、地理优势：1比7的成本比例





我贴出本系列的“引子”和“连载一”之后，不少网友提出了认真的意见。如“旁观者清了又清”网友写道：“我们暂且承认西方文化是被伊斯兰文明逼得走上了一条探索之路。应该看到，人家被逼走出来，不到200年的时间，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用不争论兄的话说‘扭转了欧洲在同阿拉伯世界竞争中的全面被动局面’。可中华文明被逼也200年了吧？取得了多少成绩呢？”（类似地，有人用日本明治维新很快取得成功的例子来反诘中国）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有点出乎大家意料的：这里有很多历史的偶然性。一个最大的偶然因素就是：等华夏文明苏醒时，世界上已经没有第二个美洲大陆等着我们去发现了。



假设世界上连这第一个美洲大陆也没有，15世纪欧洲人的远洋探索会是什么结果呢？很明显，哥伦布船队会全军覆没在途中（当时远洋能力不可能支持船队航行大半个地球，到达东亚）。欧洲人至多能开拓出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线。这条航线行程远，风险大（经过风暴多发地带）。欧洲文明同阿拉伯文明的殊死争夺，必定会拖延更长的时间。甚至直到今天还没有超过阿拉伯文明，也是可能的。



在文明竞争中，地理环境一直就是、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某些地理条件可以严苛到使某个文明完全没有强盛的机会－－例如，在可预见的将来，冰天雪地的爱斯基摩文明不可能成为世界上的强势文明。另一个例子是：世界四大强势古文明（埃及，巴比伦，华夏，印度），都发源于河流附近。一个高山部落是不可能成为古代强势文明的，无论这个部落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一神教还是多神教，换句话说，不取决它所采取的社会制度。



一个在地理条件上相对不利的文明，若想占据强势，就必须在教育、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因素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才行。就可能花费更长的历史时期来达到强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对我们自己的华夏文明更多一点信心，给它更多一点时间。



我另一个看法是，华夏文明真正开始有“求变图存”的欲望，是从1890年代开始，而不是我们官方的“反帝版”教科书所暗示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实际上，鸦片战争对清朝中国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存亡威胁。此后30多年中，太平天国才是威胁政权的最大敌人。扑灭太平天国后，清朝还经历了一个“同治中兴”的昌盛时期。在1890年代后，不过20年，华夏文明就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权性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家。不过50多年后，中华民国就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可以说基本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不过6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战争中取得了不胜不负的结局－－上述成绩，无论对哪一种文明来说，都应当是一份基本及格的答卷。



我对中国官方的“反帝版”教科书，是不以为然的。这种教科书人为制造了一种“直到XXX以前，中国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几乎要亡国灭种”的氛围，哭诉了一个自虐型的“百年耻辱史”。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强国，在过去两百年中，几乎都有过政权沦陷，首都被外国侵略者占领的历史。它们的教科书中，却几乎都是以“胜败乃兵家常事耳”的心态来描述，很少见到我们这种哭哭啼啼的自辱。这种自辱史观的教科书，扭曲了相当多数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认识，不仅制造了盲目的崇洋情绪，也制造了盲目的排外民族主义情绪。



让我现在回到正题，接着谈北美大陆的地理优势。



地理优势包括气候、纬度、水系、海拔等等。但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因素，是交通的便利程度。因为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血脉。经济的骨干是贸易，贸易就是要把货物从一个地方移运到另一个地方。最近一二十年人们在谈论“信息经济”，但传统的实物贸易仍是信息经济的基石。实际上，在很多贸易活动中，由于信息交换的成本大大下降，反而使得交通运输的成本更为突出，更加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海运是今天世界上最为便宜的运输方式。统计数据证明：同样距离，海运的成本只有陆路运输的七分之一。这个1比7的成本比例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把同样的货物从旧金山运到上海，比从上海运到成都（假若走陆路）的成本，还要低15％。（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例如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比例还要高。）所以，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相比，天生就有交通上的经济劣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些国家都是面积大小适中的岛屿或半岛型国家。它们都没有“内陆”。若干个港口城市的兴盛，就足以使这些国家全面摆脱贫困。



从历史上看，水路交通一直比陆路交通便宜，这也就是中国隋朝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在陆地上硬生生开凿出一条大运河。15世纪是远洋航海开始的时代。技术的发展，使得水运对陆运的经济优势，超越了传统的内河（内海）航运范围，达到了跨大陆远洋贸易的境界。早期美洲东部沿海地区殖民地的发展，主要就是依赖与欧洲本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直到今天，跨大西洋贸易仍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物流。



跨大西洋贸易对美洲经济的重要性，可以从如下例子看出来：在美国独立30多年以后，它和英国在1812年曾经发生过又一次为争夺北美殖民地控制权的战争。有人把这场战争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就在这场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北方各州（新英格兰地区，今天的美国东北部）的一些政治家却试图与英国人达成一个私下协议，以免战争破坏跨大西洋贸易的航线。而这些政治家本来是以“爱国”著称的所谓“联邦主义者”。这个举动败露后，直接导致了“联邦主义者”作为一种政治势力，身败名裂，一蹶不振。很明显，这些政治家不是不知道身败名裂的风险，但为了维持跨大西洋贸易，他们冒了这样的风险，而且几乎成功了。



殖民地时期美国的4大城镇：纽约、巴尔迪摩、波士顿、费城，都是港口，都是倚仗跨大西洋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它们不但直接联接北美东部沿海地区和欧洲的贸易，也是加勒比海乃至南美殖民地同欧洲本土之间贸易的中转站。17－18世纪的北美东部地区，正如15世纪的阿拉伯地区一样，扼守了世界贸易的要津，享受着丰厚的商业流通利润。早在美国独立战争前的130多年前，1640年代，北美殖民地的平均富裕程度就已经大大超过了大西洋另一侧的英格兰。这促使了一个大规模英国移民潮的到来，种下了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英语国家的种子。



原材料在此地的周流，自然促进了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批发、零售业的扩张，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也应运而生。1700年，波士顿已经是全英国境内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伦敦和Bristole。到美国建国的时候，上述4大港口已经初具城市化的雏形。本土的生产和组织能力，和当时的欧洲相比，自然还很幼稚。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看似微弱的本土生产能力，美国的独立战争就不可能成功。



在21世纪，既拥有两条漫长海岸线、又坐拥一片广袤陆地资源的美国，其天然国力仍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企及。无论21世纪仍是“大西洋世纪”也好，或者变成“太平洋世纪”也好，美国从地理上都不会被抛下。事实上，美国今天仍扮演着联接欧亚两大经济体的枢纽角色。



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不少战略家曾力倡促进中欧直接贸易，提出过“欧亚大陆桥”高速铁路的规划，但都流于纸上谈兵，美国仍然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欧亚大陆贸易不但本身面临着1:7成本比例的尴尬，而且，这条路线横亘太多的国家。穿越国境线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据对美国、加拿大边境贸易的研究，即使在这样两个友好盟国之间，货物越境一次，也相当于增加了4000到16000公里的运输成本。把一个标准集装箱从美国东海岸巴尔迪摩港，运到非洲象牙海岸（最近发生暴乱的那个国家），只需3000美元。把同样一个集装箱再运到内陆的中非共和国，由于穿越4道国境线，成本竟然可以达到13000美元。



不过，国境线困境也带给我们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假若北美大陆上没有建立象美国这样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保持着18世纪时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即分割为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三大殖民地（分别占据东部、中西部和西部），那又会怎样？



很明显，那样的一个缩小了的、只及今天三分之一版图的“美国”，虽然也可以在17－18世纪，凭借跨大西洋贸易而富甲一时，其地理优势在19世纪末以后就会渐渐钝化，在21世纪的今天将化为平常。实际上，密西西比河流域属于早期法国殖民地，而我后面很快就会讲到，密西西比在19世纪的美国工业革命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角色。如果美国分割为三块，则在19世纪末的时候，它很可能就不象真实历史上那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



甚至英语系殖民地领域，也不是没有分裂的可能。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13个殖民地之间在建国方向上相去甚远。站在当时的历史立场，分裂的理由比统一的理由要多得多。当时流行的一个建议，就是把13个州分割为3个邦联，而不是一个联邦。倘若如此，今天的三个“东美邦联”，可能只是世界上的二流国家。



认识到这一点，我想人们也就应当承认：美国的成功，不完全是地理条件的天赐所致。英雄们在历史关头扮演了关键角色。1783年，标志独立战争胜利的巴黎和约墨迹未干，13个殖民地“国家(State)”之间还吵作一团，西邻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势力仍显得无法逾越，西海岸仍然遥不可及。是时，乔治·华盛顿就发表了如下的雄心勃勃的惊人远见：



“从此，（独立的美国公民们）将占据这世界上最显赫的舞台。上天特意赐予人类这个舞台，就是让他们展示自己的伟力和鸿运。”



考虑到美国当时的狭小面积和有限国力，华盛顿此语可称为“身居僻壤，胸怀人类”，应该遭到讥笑。然而，以华盛顿、杰弗逊等为首，被称为“国父们（Founding Fathers）”的一批英雄人物，从此百折不挠地推进着在美洲大陆上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事业，毫不留情地吸吮着上天赐予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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