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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再谈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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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 再谈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上） (371 reads) 时间: 2002-11-18 周一, 上午7:1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再谈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上）

中贞

【多维新闻社17日电】电子网络杂志《枫华园》在其枫华论坛栏目发表中贞的文章《诺奖的沉思：集大成还是发展？》，全文分两部份转载如下

引子：随著二○○二年度诺贝尔奖的宣布，新的一波批高浪潮又从世界的某个角落悄悄地展了开来。屈指算来，这可算是第三波了，而这第三波已经开始了不短时日。前者由多维社的记者挂帅，后又有大量未曾读过高行建《灵山》等作品的评论家们的参与，搬来了三、四十年前中国文化界所教导的中学作文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主线、戏剧性始末关系等要素逐一“比对”，还搬来了“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学复兴时期所提倡的重复法、拟人法、转换法、直观法甚或情绪内感法等对高的作品进行品评头品足，真使人眼花嘹乱，不敢直视。第二波的批评是继海外中文作家们的批评之后，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的文学界笔会人士，主体十分简单：那一起诺奖是政治游戏而不是文学。如今这第三股风源自诺贝尔原教旨主义，是对诺奖从崇拜到失望过程中所产生的一股情绪。对高行建作品的批评有助于对诺奖的进一步了解、有助于认知距离诺奖的程度、有助于中文文学的革新，因而有助于中文文学的发展，但对一部文学作品过于求全责备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永远不会存在。

　　笔者数十年来喜爱作诗、写散文、写小说或报告文学等纯文学之类的章句，默默地历数著自己人生的脚步、想像著社会图形的变迁、思考著人性的发端及终结、记载著笔者所能看见得人间辛酸，虽然其中不乏应机之作，但大部份都是时间允许，从容而作。今天可算是应急之作的代表，把重要的谋生手段放下，来回应茉莉姐的文章，其主要的原因是茉莉姐对“诺奖”十分认真（见：茉莉《回应各位，为什么我要这么认真？》原文出于《罕见奇谈》论坛，２００２年十月三十一日，下称《回》文），因而她居然先后曾发表过近十篇的著作十分明晰地表明她认为的高行建不符合诺奖“原教旨”标准等的系列文章，其心力之作、其认真之程度、其对世界文学殿堂的圣洁不容许任何污垢的治学态度不由得使中贞肃然起敬：这是中贞所见最为可亲可爱的文学人物；更因为茉莉姐几乎与笔者为同代人（虽然笔者还没有来得及下乡，但在八九年的六四时茉莉姐是湖南某高校的讲师而笔者是北京某大学的讲师，故生而硬之又堂而皇之地将茉姐称为“同代人”），因而对茉姐误入歧途有义不容辞之感，但对茉莉姐如此的认真态度又多少带有悲凉的感觉。我常想：是否因为大陆中国对诺奖的正反宣导不够以致于人们对诺奖达到了近乎一种宗教崇拜的程度，还是因为人们从未与诺奖获得者相处过，不了解诺奖光环者是人还是神所导致的误判？

　　原教旨主义者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因为不合理社会发展构图中保留下来的“回归自然”的想法的一种实践，因而永远不会没有舞台，也永远不会由于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任何的变化，他们是一成不变的，或曰以不变应万变。天主教中有主张《旧约全书》的原教旨主义者；穆斯林也有其原教旨主义者的派别或专门组织；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也分化出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两大理论对立阵营的理论论战便是搬出了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在毛泽东思想这个阵营中于十年前就出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旨主义者；目前文坛上又出现了诺贝尔奖原教旨主义者，如此五花八门、淋琅满目、五彩缤纷的观点正是在这当今的多维世界中最令人感到欣慰的人间绝活之一流派。

　　经《回》文的提醒，笔者想起了曾几何时拜读过多维社某先生批高系列文章的这回事，仿佛高行建的获奖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到底而终成了他的文学宿敌，那文笔颇像当年姚大胖子主导的《人民日报》调门中所派生出来的一个亚种，虽同根而生但却不能等同而论，读了使人深有“多此一举”之感。倘非茉莉姐的提及，笔者早把此公的表演艺术忘到了九霄云外，此次忆及，倒真的想起了此公可能真的读过那似云似雾、似狗似狼、似风流而儒雅、捉摸不定、令人难解也令人难以逃出纷围的《灵山》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茉莉姐的《回》文及其他的文章研判：她如此认真的态度与其对该奖的深深误会有著千丝万缕的关连。按理说茉姐对诺奖深有研究及不乏独到的体会，但正因为她在此路上走得比任何人都认真、态度非常诚恳，因而她的误入歧途才会令人深感遗憾，不得不作此文。

　　茉姐对那千众万僧所敬仰的诺奖在其《回》文中作了以下的主要描述：一是因为诺贝尔奖在一百多年里，堪称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项奖励，所以作为一位文学圈子内的人不得不对该奖认真对待；其次是虽然有人在中文方面获了奖，但此奖所获得并不符合诺奖设立之最初原则，对此事的澄清反而有好处；其三是茉姐热爱瑞典这个新的落户之地，也热爱（研究）这个奖，不愿意看到这个奖变成“文学游乐场” 等等；最后便是因为茉先生是学文学专业的，所以，她的所为是一种敬业的精神。

　　这些理由听起来使人感到激动人心，看起来非常值得敬仰，然而这些似是而非的议论极易误导文学青年。诚然，倘如众人所云那般是因为送人情而得该项奖，那么，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然而遗憾的是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下述便知。

一、文学的发展并不总是基于文学理论的建立

　　批高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徵是：高行建对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的理论十分贫乏，因此，他不该得到该项奖。这种说法其实是对文学奖及文学发展的重要误会！可以这么说，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该奖者并非因为他们发现了哪一代祖宗曾经奠定下的何等伟大的文学理论，而毫无例外地是因为他们发展了一种有效地表述故事情节的文字构成。海明威的获奖是因为他的通俗及幽默；高行建的获奖是因为他的特殊的对故事白描的手法。不是吗？前几天在那秋高气爽的十月份，头戴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高行建与识途老马（马悦然）到台湾那个岛上给某大学演讲时还侃侃而谈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批高的这种论调其实已经有了一段日子，当高行建获奖的消息不径而走，传遍海外的各个乡村角落、传遍各个研究机关大学、传遍每一华裔中国人的家庭、深深地震撼著每一位海外中国人或以中文为母语的华人时，还伴随著一位诗人的遗憾事迹。此时立即有人大作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无大师，指出某诗人既不了解世界文学也不知道中国的文学史，其诗篇更是辞品有限、不值一谈，不可能获得文学奖等等，这些表演无不与其对诺奖的误会有著不可分割的根源。

　　文学的发展并不在于文学的理论的预先建立，而是在于新文体的创造和发展。这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史中几乎没有例外：《诗经》的存在并不在于《诗经》理论的研究及建立；《楚辞》存在了千年以后才在宋、明、清等朝有了系统的理论研究；《汉诗》及《汉赋》流传到魏朝时才有人对其文字构成进行系统分析及定型；唐、宋、元等朝的《笔记小说》一直到明朝通俗小说的发展也没有人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所以，批高行建的这个论调其实就是秦绘“莫须有”罪名的继续。

　　笔者早已提倡过：文学的发展在于新文体的创造等之类的文学见解（见中贞：《一种新文学体栽的探讨》原载《枫华园》第０１０１Ｃ期）及多年来所坚持的写作实践（见中贞：《十八魂》，原载《枫华园》特刊第２９Ｃ期，及《诗仙礼赞》等作品）。这应该成为文学界的一种通识教育，这样会避免许多文学青年走弯路的可能性。从故纸堆中研究文学理论虽然可以帮助文学的发展、明晰文学发展之路、指明文学发展中的种种艰难、鞭鞑那些阻碍文学发展的孤家寡人，但不能代替文学的进步。记得在《十八魂》中我曾谈道：

　　“《十八魂》是利用中国古典文学形式，诸如辞、赋、歌行体、近体律诗、古风、长短句等，经过文体上重大的改革变化，在单一历史题材下的较大集成之作。主要的改革点在于（一）拓展了原有单篇文学体裁的局限性；（二）在组诗间引进了对人物心理及表征进行述而不议的诗篇；（三）解决了使用组诗或不同格调的诗篇成为连续体裁时所必需建立的承前启后的语言体系；（四）解决了现存诗体中叙述故事的难点。不谨使得诗中有诗、歌中有歌成为可能，而且使得故事中有故事、情节中有情节的诗语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使得变革体古典诗词歌赋成为现代文学创作体裁迈出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现在回想起这些文字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正是笔者多年来所坚持的文学写作实践的方向。

　　说穿了，文学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它与技术学（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及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一样，其关键在于新的创造带动新的发展这个层面上。这种发展在文学上当然要以语言文学为主线，因为这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是文学的主干部份。因此，批高浪潮中的另一个主旋律则是：高的语言文学水平不高。

　　天哪！只有某些蒙面大盗才敢于说出这种毫无根据、不负责任的话来，此等指责无论放在谁的身上都是人生的一大耻辱。也是那与世无争的高行建才会将这种指责置之脑后，不置一评！这又一次从他那飘渺的《灵山》中体验到作者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从来就是如是所言的那样远避于室外桃园而尤恐之不及呢。为了写出《灵山》这样一部作品，作者精心设计了一起起的男欢女爱，但究其语言体系及其应用，这些男欢女爱难道不是为了叙述那波澜壮阔的动乱年代吗？如其说高行健在逃避现实弗宁说他对那个年代挥之不去，依恋不舍。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些不吃人间烟火的僧侣信众、不谙人生真蒂的初生婴儿及那些因遗传缺陷而导致第十三染色体三体的泊塔综合症、第十八染色体三体的爱德华痴呆症及第二十一染色体三体的蒙古痴呆症等等之类的先天性愚蠢者而外，无论谁都脱离不了那《灵山》的圈套。有人说：“音乐和美术，用现代派手法揉合民族艺术语汇，以及用现代人的视角，关注发掘古老的民族和民间艺术，力求达到一种现代完美与和谐方面，比文学超前，也比文学成功”（请参见王心丽的《跟随他在逃亡路上寻找》），是的，可以说音乐和美术正是文字学的发端及源流，更是文学所应能做到的艺术表现。但是高行健在其《灵山》中不正是在探讨了用文字的形式来达到使“完美”体现在“和谐”之中而值得提倡的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么？他不正是用文字学来为我们绘出令人难忘的人生图形么？如果这也是一种美，那么，又何惧有大批的中学生、大学生乃至于那些无缘上过大学但却以写作为生的人们来模仿这种仍然处于初生婴儿阶段的文学形式呢？岂不知模仿也会导致一种事物的进一步完善化？

　　文学艺术的种种形式一旦被固定下来就不可能再指望她的发展。您看！《诗经》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第二部《诗经》；《楚辞》之后呢？《汉诗》及《汉赋》之后呢？唐人在举手投足之间便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酒令、新的诗歌文学体栽（见王小川《唐代酒令艺术》），但是，遗憾的是一旦律诗被固定之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发展。没有旧的或将旧的形式束之高阁不也有新文学体栽的发展吗？那《笔记小说》、《通俗小说》、《戏曲》及各地的《剧》不也是先有了发展才有了理论吗？因此，文学应该先发展再谈理论才是正确的发展顺序。

　　文学如此，科学何偿不是？曾经二次获得诺奖的、剑桥大学的如今仍然健在的桑格先生便是明证。他第一次获奖是因为他发明了未端封闭法完成了胰岛素（一种蛋白质）的序列分析；第二次获奖是因为他发明了双脱氧的方法成功地完成ＤＮＡ的序列分析；但是，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大师，诸位有读过他的综述文章或科普文章否？科学理论的总结不正是在综述文章中提出的吗？难道桑格先生从来没有总结过理论就等于他的理论贫乏吗？又有谁在生化及分子生物学理论方面超过这位大师？如果真的有人超过他，我们应该因此而感到奇怪吗？如果没人能超过他，科学能发展吗？

　　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显然的，无须笔者在此多费口舌。公元二零零二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就是授予了一位因为不知道蛋白质不能离子化而提出离子化的测定其分子量的天方夜潭式的、天真的想法这样一个科学上的天大的错误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懂理论吗？否！他懂生化吗？否！他连作为一位普通的科学家的资格可能都不太够格，他只是一个小公司的技术开发员。

　　然而，总结前人的理论也是需要科学方法的、也可以成为大成者、也可以为科学奠定一门新的学问。罗蒙诺索夫便是其中之一：他完成了当时所有元素的排列，制成了《元素周期表》。他凭此伟业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高行健呢？他还是完成了几部小说，用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洞察力给我们呈现了在那波澜壮阔的动乱背景下的基本人性，或者严格意义下的中国人之人性。这就是高行建所能行走天下的本事及其获奖的基本条件之一：中文行文中的一种创新方法。

　　在科学上，没有人将既有的理论与获奖者所建立的理论或达成的发现采优化评判的态度，因为新的理论及发现是前人所未曾达成过的。文学则不一样，一部著作的优劣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感情和经历。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灵山》，那么，您也许不会得出“杂乱无章”的结论。

（未完待续）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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