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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将“马列”一锅煮――就所谓“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失败”答FoxPro 网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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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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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试验过了。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
请举出一个例子。不过，先得提醒一下，若先生拿“列宁主义的失败”来搪塞，则只能证明您的“证明”或“证伪”本身的失败。
／／在中国，虽然共产党还自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
稍有阅历的人都应该明白不应当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自称”来判断这个人实际究竟是什么。
／／可以说人类在在二十世纪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试验已经彻底失败了。／／
否，我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试验大获成功；列宁主义试验则彻底失败。社会民主党的试验大获成功；共产党的试验则彻底失败。
／／在几十个曾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国教的国家中，无人真正理解如此高深马克思主义， 那么如何能让我相信你们就真的是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传？／／
马克思主义一旦被奉为国教，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国教版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专门让人不能懂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若在中国，四十年代会被打成“托派”；五十年代会被打成“右派”；六十年代会被打成“修正主义者”；七十年代会被打成“反革命”；八十年代会被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九十年代会被打成“卖国贼”；今天则会又被打成“敌对势力”。甚至已经被枪毙过好几回了。
马克思主义只是我和其他朋友自然而然用以分析事物的一种思维方法，而非贴在额头上一枚标签。它更不是一种要强迫别人相信的东西。
在您并不明白某物为何物（从您将马列混为一谈即可证明）时，那么是谈不上去证实或证伪作为某物之次级层次的“真传”这一类命题的。
／／特别是搞民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据说你们将来是要恩赐给我们选票的。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我恐怕不会投你们的票。／／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在目前中国民运中，还唯有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必然性之不可抗拒的历史铁律上来论证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唯有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中国当今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特权阶级的斗争中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既然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可以赢得选票执政，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为何就不可能赢得选票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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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高寒：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毋庸否认，今天，在苏联、东欧、中国这些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共产”帝国大厦已倾或将倾的时刻，人们——尤其是那些在铁幕中生活过的人们——一说起“马克思主义”，便往往从心底流露出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他们站在成堆成堆谎言的废墟上放眼望去，相对于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资本主义彼岸是一派繁荣景象。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许多论断大受质疑，便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们知道：自“十月革命”以降，历经数代人，苏联、东欧及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几乎已经被“定格”化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肯定者是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来肯定，而否定者也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来否定。同时，既然经列宁主义转译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抽象价值符号化为特征的，那么长期受这种“马克思主义”所熏陶的人们，一方面往往爱从诸如抽象的正义、公正、善、恶等等上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论述，另一方面又常常反过来要马克思主义去承担这种泛价值化论证所必然要导致的荒谬逻辑结论的责任。
这就如同以地球为参照系，人们横竖都觉得是太阳绕地球转一样。
那么，我们不妨换换参照系试试，即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政治学放回到他的历史哲学基础上，不是从超历史阶段的什么抽象的“善”、“恶”，而是从历史演化的一般趋势来审视一下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有朋友责难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那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更是倍遭嘲弄，似乎其“荒谬性”已可作定论了。人们据以批驳的理由大致都是：事实证明，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预言必将灭亡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如他所论述的那样一步步走向衰亡，反而还欣欣向荣，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均毫无寿终正寝的迹象……。谁也无法否认人们所据以列举的这些事实，问题是这些事实是不是就真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化的生产力将必然追求着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有关论断相矛盾，从而逻辑地引出否证的结论来？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的论断，决非是建筑在他那诸如“资本一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这类“价值判断”之上的，尽管这类描述在他的著作中比比皆是。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从一般意义上说，其实不过是建之于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万物皆过程”的辩证法宇宙观；从特殊的意义上说，则是根据他自己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推导出来的。这个推论在哲学上其实异常简单明瞭：既然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那它也就不会永久地存在；既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可以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那么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会同样促使它让位于另一更高历史阶段。可见，要驳斥马克思的结论，就不能不驳斥他据以推论之前提，或据以推导之过程。当然，人们有权建立另外一套宇宙观、历史观，有权完全抛开马克思主义的那套理论模型，不过这样作至少证明，仅靠前面提到的那些哪怕是铁一般的事实，你不一定能驳倒马克思，除非你能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从来如此，并永远如此。
以上当然还仅限于从概念的逻辑层面上看。下面，让我们再试着从历史的逻辑轨迹来看。
我们都知道，今天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简直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了。不仅生产力已由以蒸汽机为标志进化到以信息为标志，而且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更令人刮目相看。在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各国的工人组织还都是一些秘密团体，其成员也大体象今天中国的各民运组织的成员一样遭受着警察、法庭、监狱的迫害。而今天，这些工人团体不仅早就从地下走到地上，而且还走进了议会，其中不少甚至通过竞选执政了。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所谓普选权还受到诸如财产、性别、种族等等的限制，而今天，这些限制则均已是历史的陈迹了。在一百多年前，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还是那样郑重其事地将争取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争取8小时工作制等等写在自己大会的决议上，而今天，不仅5月1日是法定假日早已构成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普通生活的一部分，而且8小时工作制甚至已是隔日黄花，而为周末两天休息制，6小时、4小时、以及弹性工作制所取代了。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曾频繁出现过的生产过剩瘟疫，在本世纪30年代达到其峰值后，其发生的频率和烈度均呈下降的趋势。今天，尽管仍有周期性的经济滞涨，但整个社会的危机承受力已大增，阶级矛盾已大为缓和，社会已日趋稳定。这些无疑得益于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日臻完善的普遍社会保障体制，它几乎消灭了赤贫，并使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日趋缩小等等。总之，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组织、自调节功能显示，这种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社会化生产力之全部潜力不仅至今还看不出业已耗尽的症兆，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也不能得出如此结论。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造成的财富了”、“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了吗？对此，你作何解释呢？对于这类问题，我可以毫不含糊地承认：马克思当年面对资本主义频繁的商业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剧烈社会动荡，的确曾作出过许多低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自组织、自调节功能的结论。用王若水先生的话说，即过早地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结论，我们当然应当根据历史的发展予以修正。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他们的理论从来都是持这种态度的。这不仅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谈过，倘若以后来写《宣言》，其许多地方应该会有不同的写法，《宣言》中的个别地方本来就是可以修改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一类话中可以看出；从马克思1850年自己否定他1848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幻想（《马恩全集》第7卷第513-514页）中亦可以看出，而且从恩格斯晚年强调合法斗争，强调“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马恩全集第22卷第270页）的著名论断中更可以看出。
更重要的是，倘若我们着眼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百多年来演化的轨迹，我们甚至会惊异地发现：在利益机制及阶级斗争的作用下，它的日益广泛的经济平等化、政治民主化恰恰曲折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结构向社会化方向演进这一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总趋势。
在30年代的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各国都相继通过或完善了反垄断法、股份交易法、最低工资法、最高工时限制法、普及教育法、就业反歧视法和高额累进所得税法等等一系列法案。这些立法的实际效果是：限制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兼并规模，从而使社会财富所有权分散化的趋势愈演愈烈；雇佣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了相当的改善；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福利网和社会监督网，任何国民，不分阶级，从出生到坟墓，都有了最起码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一切当然是政府强力干预市场自发竞争的结果。但与此同时，政府的大量管理功能又日益下放给社会，致使各类社区、各类民间团体自治的趋势越来越强。
在国际上，各工业国之间阻碍经济飞跃的藩篱一个接一个地被迅速拆除，以弱化各民族国家政府某些传统功能的各区域经济共同体也纷纷建立。甚至在某些共同体内——如欧盟——不仅已有了共同体的议会，而且连不久前人们想都难以想象的统一货币问题，已到了沙盘操演的阶段。对此，有的西方社会学者甚至不无夸张地断言：“实现统一的全球政府的可能性……，从技术的角度讲，阻碍其实现的障碍正在迅速地被清除。”(格.伦斯基《权力与特权》浙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19页)这一切，均清楚地表明：生产力的越来越加速度的社会化发展，强劲地促使着整个生产关系、从而整个社会结构之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化潮流。
站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历史大潮面前，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在100多年前用极清晰的语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论的原理，以及根据这个原理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轨迹，即：社会化的生产力必然会社会化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化改造，我们除了叹服其理论的洞若观火的逻辑力量外，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共产”体制的衰落，是人们非难马克思主义的正、反两大依据。即使如王若水先生这样的不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者，也大体支持类似立场。他说：“时代变了，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转到资本主义，或者采取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两种制度正在靠近。”在这里，无论“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措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社会主义的措施”，均是被作为“好”、“善”、“有利”一类价值评判上的肯定性符号来表示的。这就难怪王若水先生一方面也意识到“现在所有自称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从马克思观点来看，都是不够格的”，另方面又得出：“要这些国家不用‘社会主义’的名称，也不好办”这一类令人费解的结论来。正如前所述，只要我们跳出肇始于列宁的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抽象价值符号化的怪圈，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点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当代“共产”制度的衰亡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所显示的，均是沿着历史演化的同一运行方向——封建专制特权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让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必然要向社会化的生产关系演进——而已。
人们常常讥笑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中有太浓的乌托邦色彩。譬如说消灭私有制，譬如说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等等。是的，倘若我们只是将其当作道德家的抽象价值观的说教，我们是有理由将其视为空想的；倘若我们再加上苏共、中共的实践作为证伪的参照系，我们是有理由痛斥其为伪善的。但是，倘若我们着眼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活生生的现实，以及这个现实的发展轨迹所显示的历史逻辑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恐怕我们会惊异地得出另一种结论。
譬如说消灭私有制，这是许多人最难以认同的，尤其是有了苏共、中共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封建集权的“公有制”之后。但是，看看今天发达繁荣的西方各国吧：从瑞典到瑞士，从德国到法国，从日本到澳洲，从美国到加拿大等等，哪一个国家不在实行高额所得累进税制？有的国家甚至实施到相当“苛酷”的地步。这是什么？这难道不是国家凭借国家机器这一有组织的暴力在强制进行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所谓“所有制”，不过是以财富分配为其表现形式的财产在法律上的占有权，不过是以分配为其背面的财产占有关系而已。任何财产所有制均最终必须落脚到分配上才有其实际意义，也即经分配后的实际收入，才真正体现了事实上的财产占有。从这种意义上讲，虽然我们不能说高额累进所得税制等同于“消灭私有制”，但它无可否认地也具有实际上的“剥夺”大资产的意义，无可否认地具有平衡财产的实际占有的意义，因而也无可否认地具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意义。这就难怪有人称高额累进所得税为“劫富济贫”；难怪美国一些大资本家为了逃税宁肯放弃美国国籍而到南美去当小国公民了。
尽管对累进所得税及其相应的高福利政策人们一直争论不绝且甚至有时引致社会的反弹；尽管它的发展速度、规模、深度、层次等等，均不能不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以至不时通过局部的社会动荡来求其平衡；尽管近年来由于经济的滞胀使得各国纷纷削减福利乃至导致政府更迭，但是二战后，各西方工业国能基本维持稳定的发展，避免了大的社会振荡，革命危机销声匿迹，一个个经济萧条、滞胀期均被平安渡过，并由此带来各资本主义社会的空前大繁荣，不能说与此无关。同时，它所展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进的社会化趋势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所揭示的历史方向竟简直给人以“不谋而合”之感，就更别提实行高额累进税制本身就是《共产党宣言》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确宣示的一项社会主义政策了。
至于被许多人作为乌托邦倍加嘲弄的“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等等，我只需提及如下两点事实即可：
第一，许多中国人到了西方国家，享受着各国普通国民均有的一般福利，而且有的作为政治难民还特殊地领取着相应的额外补贴。可是却几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此时此刻就正在享受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先哲们当年作为理想所描述过的“按需分配”。也许有的朋友住在那根据“按需分配”提供给他的暖融融的套间里，正在信笔批判“按需分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正在尽情地奚落马克思当年在伦敦贫民窟的昏暗的油灯下憧憬着的“按需分配”是白日做梦呢。
第二，我前面已引用过的《权力与特权》的作者格.伦斯基先生在该书83年版序言中特别提到，新版需要作出的唯一的具有理论重要性的修改是，在当时的美国，“按财分配”、“按劳分配”、“按需分配”都在发挥着作用。譬如：“资本收益、股息、房地租、利润、和资本家的红利按财产的所有而分配；工资、年薪、佣金则作为对工作表现的报酬而分配；福利支出、食品券、住宅供热支出、医疗补助、以及收入中转化为社会保障和对老人的医疗照顾的部分、还有免费的公共教育、进入公园、博物馆和其它公共场所，这些都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从最近的政府资料中判断，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近20％是作为对财产所有的报酬而分配的，70％作为工作报酬，有10％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第5-6页）在此，我无须再加一个字。
（六）关于社会党与民主社会主义
二战后，苏共、中共称包括东欧、亚洲、及古巴在内的全部由“共产党”——按列宁主义模式组建的党——掌权的国家，为社会主义阵营；并将一切非该阵营的工业化国家称为“资本主义阵营”。而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在分类学的意义上也大体接受了这种划分，只是在识别符号上为了不致引起混乱而有所不同，如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律称之为“共产集权国家”，而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则称之为“工业化民主国家”，等等。西方学者之所以一直不接受东方集团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识别符号，其原因纯粹是技术上的，即避免其与他们所谓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概念内的一个亚种“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相混淆。被西方学者称作“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体是指北欧几个由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或主导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而中国的学者，包括民运中的朋友们，尽管几乎都注意到了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也许是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也许是在近来西方国家关于福利与效率的激辩中尚未理出个头绪，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几乎没有谁将这些国家的现实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也许这其中还有个“社会党是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潜意识在作祟吧。
是的，由于中共的封锁，由于苏共、中共的误导，我们所获得的有关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社会党国际的资料是少之又少。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模式被启蒙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又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的批判则来了个逆向溯源，自以为已批到暴政的老祖宗了，却未曾想到被当年启蒙的那“模式效应”一叶障目使我们甚至不知天外有天。
实际上，在本世纪初叶，在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之间，由于“十月革命”所引发的诸如“俄国是否已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否会由于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就可以被‘省略’？”，以及“当时是否已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等等分歧，而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论战。论战最后以社会党阵营的大分裂为结局。1918年3月，即“十月革命”后四个月，列宁将俄国社会党改名为共产党，不久又在莫斯科成立了号称第三国际的共产国际，以示与被他称作“叛徒”、“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大本营"的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作最后决裂。同时在俄国国内，则宣布包括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这些仍隶属于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为反革命政党，而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自此以后，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国际便分道扬镳，尽管双方都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谁也不承认对方是马克思主义。一时间，人们还真就把六耳猕猴当作孙悟空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双方在各自的道路上均已走了很远，世人现已有足够多的资料来对这桩世纪公案作出评判了。
尽管中共现还在作垂死挣扎，但“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在前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暴力革命“省略”或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尝试，已告彻底失败。诚然，对苏共、中共的第一代革命家，我们不能贸然地否定他们确曾有过以消除人间不平为己任的崇高理想，不能轻率地贬低他们确曾有过坚韧不拔的自我牺牲意志，但如果以为仅凭这些“理想”和“意志”，就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那历史上任何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或虔诚的宗教信徒便都可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以往任何理想主义的区别恰恰在于、甚至仅仅在于：它是以承认社会的不平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从而也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进步的为前提的；它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的基础上来论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二十世纪东方的一切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只有当其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时，才谈得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相反一俟它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即抗拒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就实际上与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缘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了，因为在这些国家抗拒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只能导致封建专制复辟。这也就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不讳言当今的中国民主运动只能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原因。然而，抗拒历史必然性没有不受到历史惩罚的：那些个曾几何时愤世嫉俗壮怀激烈的共产党革命家，眨眼间便成了旷世千古万夫所指的大暴君、大独裁者；而那一批批豪情满怀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共产党人，转瞬间却沦为空悲白发、遗恨终生的封建王朝的卫道士、殉葬人，这历史悲剧的残酷逻辑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然而在另一个世界，以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为前提，由社会党国际所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的现代工人阶级运动却在持续、健康地发展着，并历经100多年结出了它初步的果实。下面我仅从《权力与特权》第十章中摘出的几段话以飨读者，尽管摘引稍长了点，但它对了解我们一直很陌生的当代社会民主党人的业绩，或许会是大有助益的：
在斯堪的那维亚民主国家中，“在权力和特权上的不平等似乎已接近最低点”；“在瑞典，代表着城市工人阶级特殊利益的社会党，自从1932年以来就一直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势力。除了在1936年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例外，其它时间中，社会党人或者单独控制政府，或者在联合政府中充当主导地位的成分。虽然这一政党的有些领导人是来自中层或上层阶级，但是所有观察者都同意，它是作为一个属于工人阶级的，由工人阶级组成的，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政党而发挥作用的，至少在那些与工人阶级利益休戚相关的事物上是如此。这一点可由上世纪末工会在政党的组成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并仍然继续扮演主导的角色这一事实看出。近年来该党交纳党费的党员中有2/3是由其工会‘集体’入会的工会成员。在瑞典议会的该党代表中有2/3到3/4的人是或曾经是工会成员。进一步讲，近年来，几乎有70％的工人阶级的选票投给了社会党，它占了该党所有选票中的3/4左右。所有情况中最重要的是，该党的政策一直是朝着提高工人阶级利益这一目标的，并且导致了福利国家的建立。在其中，几乎每一类社会不平等都极大的被降低了。”； “在较为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美国和瑞典似乎代表了政治控制的两种极端类型。大多数其它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则介乎其间。其它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都是接近瑞典模式的”，“英国在许多方面看起来都大致介乎瑞典和美国类型的中间”，“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同美国的类型更接近”，“联邦德国、瑞士、荷兰、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都是如此”。不过，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政治领域中左转的倾向。在几乎所有上述国家中，在政府控制的长期趋势中，都包含了那些最能反映普通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政党和党内的派别的力量在加强的趋势。有时候，这种趋势表现为对保守党支持的下降和对自由党与社会党的支持的上升。其它时候，它又表现为主要政党的立场逐渐地向左偏转。但经常是两种倾向都很明显，如美国就是这样。这一趋势表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典型类型最终将实质性地处于现在美国模式左侧的某一点。”（第339、 333-334、 336-338页）
有必要提及的是：首先，作者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譬如他在分类上是将列宁主义大体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的，尽管他也注意到第三世界各国在列宁主义旗帜下的革命运动“完全不是马克思在19世纪对历史趋势的分析中所预料到的”（第11页）；其次，这些话是60年代中期写的，他所依据的资料也到那个时候为止。但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工业国家发生的变化之大，几乎让人有面目全非之感。然而作者所谓的“向左转”的基本趋势，即瑞典模式的示范效应，尽管呈现起伏的曲线，但在总体上则并未逆转，以致在一些中国学者的文章中，甚至也出现了“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及“法国式社会主义”这类称谓。至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策在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蔓延之势(尽管时快时慢、时进时退)，致使即便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民运朋友也并不否认。
如果说可以把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国际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比作分头进行的两个类型的实验的话，那么后者的失败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它完全没有按老师要求给足的实验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制度的充分发展）去做。倘若它真的成功了，那反倒可证明老师所开出的实验之“必要条件”并非必要了。由此可见，“十月革命”道路的失败，不仅不能因此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且从反面的实例上证明了它的“先见之明”。至于社会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尤其是瑞典及斯堪的那维亚模式，只要看看它的福利国家模式的示范效应在整个西方工业国家中的发酵功用，便足以见其非凡的历史性的成功了。
http://chinaway.org/3/gh.htm >高寒：马克思主义辩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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