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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从“爱国贼”到“汉奸”》六、无解的死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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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从“爱国贼”到“汉奸”》六、无解的死棋   
老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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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从“爱国贼”到“汉奸”》六、无解的死棋 (592 reads)      时间: 2002-9-30 周一, 下午5:25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爱国贼”到“汉奸”



老虫



六、无解的死棋



先说明一下：



这里说的死棋无解，是指以“全民直选总统”为衡量标准的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民主化，在我的有生之年（假设我的寿命和家父一样，那么还有三十年），没有可能实现。这是我在过去几十年关注中国政治演变，读书看报逛网，加上独立思考以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把论政比作下棋，我只能算一个水平很低的观众。因此，我认为此棋无解，不意味着真的无解。如果有高人宣称此棋有解，我不会和你争论，但会认真学习你的解法。这里所说的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这方面论证，还没有能够使我心悦诚服修改这一结论的。



在这个系列的上一篇《血染的风采》结尾，我写到“六四”凌晨在长安街上的所见所闻。这篇就从那里继续往下写。



那天夜里，我在西单路口目睹了淋漓的鲜血，从此对六四事件产生了无法逆转的感性认识。当时，我是误认为女友跑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去了，才追到杀人现场去的。在那里站了半个多小时，实在无法忍受心中的愤怒和伤心，又挂念着女友的安危，我就离开了西单路口，沿着长安街向西骑，继续寻找。到了复兴门立交桥前面，一伙人在那里议论纷纷，我凑上前一看，是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给十几位市民介绍天安门广场所见。说是戒严部队在广场大开杀戒，血流成河，广场女指挥壮烈牺牲。我当时还不知道女指挥名叫柴玲，也和大伙儿一起叹息了一通。



等我一路找回女友宿舍，才发现她已经回来了。她说，那天晚上等我离开他的房间以后，她和几个同事一起走到木樨地，正好撞上戒严部队，亲眼目睹了有人被射杀在人行道上。她们躲在沿街的公寓楼后面，把头探出去看。有人气不过，高声大骂“法西斯”，立即招来一顿扫射。等部队通过以后，她们又气愤又悲伤，但也不敢跟着去天安门广场，就在三里河附近转了一会儿，才回到宿舍，当时我已经追到长安街去了。



“六四”那天是星期天。白天，我们到木樨地，在长安街两旁的拦杆上看见不少弹孔，还看到一些被烧毁的军车。据说，这些军车是当天早晨被一些军人留在那里的，让愤怒的市民放火烧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成了出兵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证据之一。



到了星期一，我去了单位。群情激愤，同事们一起大骂政府。领导在旁边听着，既不附和，也不反对。等大伙儿骂累了，领导才宣布，紧急放假几天，让大家回家休息，等局势稳定一点以后，再来上班。



我跑到女友宿舍，她们单位也是如此。还说同单位的单身青年们基本都离开北京，回外地家中逃难去了。我们刚刚从外地回来，自然不便再走。但当时北京局势紧张，各种小道消息风传，真假不辨。最令人害怕的，是说杀人的事是２７军干的，３８军反对，双方就要火并。



听了这样的消息，我们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对于军队开枪杀平民的事，愤怒之至，要是就此屈服，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老百姓手中无枪，自然只能任人宰割而无能为力，但如果有别的军人肯出头替天行道，为民申冤，乃是正义之师雪中送炭，我们衷心拥护；但另一方面，我们都明白“太平犬犹胜乱世人”的道理，如果内战爆发，北京首先就是战场，我们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没准就成了“新中国民主战争”中第一批牺牲品了，又不由得感到害怕。



有了这种切身经历，我在以后的反思中，本能地反感那种“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争民主就要付代价”的言论。如果发出这种言论的豪杰们能够像谭嗣同那样有种，“有之，请自嗣同始”，会赢得我的真心尊重和钦佩，例如王军涛被捕后在法庭上为六四运动辩护，就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这样的领袖，就算和他一起被当作代价给支付了，也算死得其所。问题在于，有的学运领袖们大概和我一样，都是深受老曹“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伟大哲学影响，说起牺牲别人的生命时，都是大手笔，自己却不肯带头当这个“代价”，就让人愤怒和不齿了。几年后，当我第一次读到“期待留血”、“但是我觉得离开与否，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之类的言论时，心中对这些“英雄”们的印象真是一落千丈。



６月５日中午，女友的宿舍里电力中断，水也停了。那里是不能再呆了，我们只好去投奔东城的一个远亲。当时不敢走长安街过天安门广场，结果连公车代步行，最后还坐了一段板车，折腾了大半天，到天黑才赶到亲戚家里。



第二天，出去买菜，看见市场上的布告栏贴了一些“屠城真相”之类的大字报。有的一看就是假的，比如有一篇把戒严部队说成了当年的日本鬼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有的则呼吁“人民子弟兵”调转枪口，粉碎“邓李杨反人民集团”。当时我想，如果真有哪位类似当年汪东兴那样的人物，搞一场宫廷政变，把“邓李杨”都给抓起来，倒是件大好事。



在那位亲戚家住了一个星期，除了忙着给外地的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是成天捧着个“环球十波段”收音机，收听局势的最新变化。现在还有印象的，是海峡那边李登辉总统的声明。当时如果国民党趁机反攻大陆，我多半会暗中拍手称快。谁知老李慷慨激昂一番以后，表示要加强防守，以备大陆犯台，让我失望。



过了几天，老邓慢慢控制了局势。等到亲戚单位的班车开通，我们也一起回城上班了。回到单位，听说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失踪了，后来果然在遇难者的名单上发现了他。此人是个摄影迷，“六三”那天提着相机离开家，就再也没能回去。去年９１１以后，我在网上读到朋友老碑的历险记，看到他在目睹大楼被撞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个相机拍摄事故现场，立即想到了这个从未谋面的朋友。



对“六四”的反思，我从那天凌晨在西单路口就开始了。后来，我读了许多相关的讨论，也同意学生方面至少在策略上有值得检讨之处。但在当时，我的感觉是，六四运动把非暴力抵抗的手段用到了极点，还是失败了，从此对“和平演变”失去了信心。



人在受到暴力打击的时候，第一反应大概就是暴力还击。加之我从小所受的政治教育，就是一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史，所以在六四以后，当我对当局极度失望的时候，心里很容易就接受了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使中国改天换地的观念。这里所说的武装斗争，并不是说我自己要拿起枪来，投身中国民主革命战争。我在政治上向来是个旁观者，连任何示威游行都没有参加过，哪里会有“武力救国”的志向和胆量。只是六四事件的发生，使我觉得中国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看不到希望。而要变革这个制度，最好的当然是和平演变，但正是因为六四事件，使我觉得此路不通，剩下的就只有暴力革命了。



但是，即使在十三年前，我也觉得这个思路有问题。因为以当时的局面，以朝野双方悬殊的实力对比，我根本看不到武力推翻中共政权的任何成功可能性。而更为糟糕的是，即使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对派，在使整个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后，把江山打下来了，恐怕也无法避免“鲜血换来的政权要用枪杆子来保护”的循环。这样的历史，中共已经给我们演示过一遍了。



前不久，芦笛在本坛与人论战，高举反革命大旗。他反对暴力革命的那些主要观点，我其实在八九年的时候已经大体想到了，当时的结论也是没戏。



想来想去，我觉得只能希望出现一个华盛顿式的民族英雄，既以武力夺取了政权，又在用武力建立了民主政权后激流勇退。说到底，还是“民主恩赐论”的思路。只不过这个恩赐不是来自中共，而是来自一个比中共更先进的个人或团体。



这个思路的毛病，是在于天下不可能由一个人打下来。而那些愿意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英雄里面，固然可能不乏天下为公的真豪杰，但更多的肯定是为了坐江山而打江山的赌徒。就算真的革命成功，他们也断不能袖手旁观，坐视最高领袖“还政于民”。正如一个中共元老所说，共产党的天下是牺牲了几千万条命换来的，要想取而代之，也拿几千万条命来换。平心而论，要是我自己投身革命，也像老毛那样一家死了六口，等到我把江山打了下来，我也不肯拱手让人，多半也会不惜使用暴力，保护自己的权力。



十几年后，我在本坛看到古迷先生一句话，最为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当时的矛盾心理。他说：“像美国开国元勋那样的一批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总之，八九年夏天的时候，我考虑再三，始终看不出中国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任何希望。“死棋无解”的想法，就是那时形成的。



我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从来就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过日子，尽管也常常觉得不尽人意，但以前也没有觉得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但六四以后，这种感觉日渐强烈。最明显的例子，是次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我一直认为，那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届春节晚会。当时北京还在戒严，干群关系紧张。政府想拍老百姓马屁，特别强调“祥和”。晚会下了番工夫，形式新颖，节目好看，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不料到了节目最后，新春钟声敲响，江李一起出场，给大家拜年，顿时使我大倒胃口，兴致全无。



另一件让我厌烦的事，是北京各单位重新进行党员登记。我自从进大学以后，对中共就已经没啥好感，自然不会申请入党。等到工作以后，因为和同单位的其他年轻人相比，为人还算老实，在领导和同事面前相对比较守规矩，结果被党组织看上，担任支部书记的单位第一把手找我谈话，希望我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我碍于情面，就旁听了一次全体党员会议，正好赶上两位同事预备期转正，由其他党员给他们提意见，自然是褒贬不一。虽然大家还算给面子，最后都让他们通过了，但我的感觉，如果是自己坐在那里让人从头数落到脚，实在不是滋味。受此惊吓，从此我再没有靠近组织的任何行动。领导看我朽木不可雕，也就没再和我废话。



不幸的是，我找了个女朋友，她是党员。六四以后，重新登记得写思想总结，她自己不肯写，就让我代笔。我既然吃人家做的饭，穿人家洗的衣，也就没有理由推辞。按说，我上学的时候没少写这种言不由衷的东西，政治考试时更是假话连篇。但工作以后，一旦不用在政治上说谎，成了习惯，现在重新被迫胡言乱语，就格外难受。那篇东西写完，我就想，哪怕为了以后不遭这个罪，也不能再留在国内了。



其实，六四之前，我就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但当时的动机不外乎是向往资本主义腐朽的物质生活方式，想多挣点钱而已。这个动力对于我这样的懒人来说，不是很强大，加上我当时在国内有份还说得过去的职业，无论是物质收入和社会地位，都还不算很差，所以就抱了“能出去当然好，出不去也无所谓”的想法。当时我的英文很差，考托福根本没戏，所以就得先补习英语。持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自习英文的进度可想而知，学了一两年，还是觉得没法去考托福。



到了六四以后，突然觉得国内没法再呆下去了，才下了“一定要出国”的决心，从此走上了“从爱国贼到汉奸”的不归之路，直到今天。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六四，我现在很可能还在国内工作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十三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对六四事件的关注和思考，读了有关各方的叙述、分析、争论和总结，我现在觉得，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生方面，处理六四事件的策略都有值得检讨之处，但正是从这些反思以及一些国人对六四事件的态度的演变中，我越发觉得，以朝野双方之缺乏相互妥协、良性互动的政治智慧和“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国民性，和平演变没有可能成功。



当年，方励之主张“民主不能靠恩赐”，使我大以为然；最近，芦笛提出了“（在中国）民主只能靠恩赐”的观点，引起众多反对意见。在我看来，对于“芦氏定理”可以有两层理解：第一、靠其他办法（比如革命），在中国不能实现民主；第二、靠恩赐，在中国可以实现民主。如果把“只能”两字拆开，第一层说的是“只”，第二层说的是“能”。



要理清楚这个问题，需要首先定义民主。我最早接触这个概念的时候，觉得这个词的意思很明确：民主就是票决。后来读了些政论家们谈民主的大作，他们给这个词加进了五花八门的内容，让我越看越是眼花缭乱，眼看就要成为一笔糊涂帐。幸好本坛随便网友在今年５月，关于民主的辩论热火朝天时挺身而出，正本清源，搬出了大英百科全书，把英文定义抄将上来。我读了以后，得出的印象就是：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票决的老定义，里面的三种意思，不过是三种票决的形式罢了。



当年读《黄祸》，最吸引我的地方不是关于民族大崩溃的悲惨预言，而是被提到了“治国总纲”地位的《百字宪法》：逐级递选制，觉得这是全书最为新颖有趣之处。后来果然见到王力雄先生推出大作《溶解权力》，详述“逐层递选制——原理与方法”。可见，我把票决国家领导人理解为民主的基本要素，似乎是“虽不中，不远矣”。



至于如何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对于芦氏定理的第一层，我大致同意。芦笛关于“革命无法实现民主”的种种论述，与我在八九年夏天的想法不谋而合；至于第二层意思，我觉得芦笛论述得不够，至少无法使我赞同。



方氏定理和芦氏定理看上去针锋相对，其实在逻辑上可以同时为真，把双方的结论综合起来，就是“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否靠恩赐，都不能实现民主”，而这，正是“死棋无解”的意思。正是因为他们双方的说法都使我觉得有道理，我才更加坚定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这个结论很没劲，让我觉得无奈。可话又说回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多这么一桩，又有什么奇怪呢。



下集预告：我看民运



２００２年９月３０日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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