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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赤裸的自白：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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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西方”文明赤裸的自白：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上] (287 reads) 时间: 2002-7-16 周二, 上午8:40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上]

作者：孔多丽萨·赖斯

冷战后的状况

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发现要界定其“国家利益”变得极其困难。我们不知道如何认识美苏对抗结束后出现的局面，不断提及“冷战后时期”一语即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然而这样的转型期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战略性机遇，在此变动时期，一国可以重塑世界的未来。　

当时局势的严峻是显而易见的。苏联曾不止是一个传统的全球竞争者；它还谋求领导一个不同于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世界社会主义模式。苏联将自己和许多经常无意于此的受奴役国和被保护国同国际资本主义的活力相隔绝。最终，它成了一个处于孤立状态的经济技术庞大怪物，从而埋下了自取灭亡的种子。　

但这仅是事情的一部分。苏联的解体是与另一场重大革命同步发生的。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和知识产业的增长改变了经济发展动力的根基，加速了经济往来中已经很显著的趋势－－经济交往经常超越并忽视了国家的疆界。由于争取资本投资的竞争强化了，国家就其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问题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作为“新经济”的样板，美国的经济影响增大，外交影响也由此加强。美国已成为这些同时发生的革命的首要推动者，也是其受益者。　

若要勾画一项新的对外政策，必须首先认可：美国现在处于显要的地位。强有力的世俗趋势正在促使世界走向经济开放和发展程度不一的民主及个人自由。有些国家一只脚迈了进来，另一只脚还落在后面。有些国家仍希望找到办法使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分离。另一些国家坚守旧有的仇恨，而将注意力从亟需进行的现代化任务上转移开。但是，美国及其盟国代表着历史的正确方向。　

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的政策须有助于促进这些有利的趋势，这就要保持一种区分轻重缓急并且严明一致的对外政策。而克林顿政府极力避免施行这样的议程。相反，每一个问题都根据其特定条件－－一个危机接一个危机，一天接一天地－－加以处理。设定政策重点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样做就承认了美国对外政策不能包罗涉及所有人或曰所有利益集团的一切事务。克林顿政府采取的办法有其优势：倘若政策重点和意图不明确的话，它们就不会受到批评。但是这种办法要付出高昂代价。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多元的民主国家，缺乏明确表达的“国家利益”就会为那些希望从世界上撤退的人提供肥沃的土壤，或者会产生一个由观念狭隘的团体和暂时的压力所填充的真空。

新选择　

共和党执政时的美国对外政策应重新使美国关注国家利益以及对主要政策重点的追求。这些任务包括：　

·确保美国的军队能够慑止战争，投送力量，并在威慑一旦失败时投入战斗保护美国的利益；　

·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开放，可采取的办法是将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扩大到一切承诺信守这些原则的国家，包括西半球这一常被忽略但却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　

·复新与盟国牢固而密切的关系，这些盟国与美国持相同的价值观，因而能分摊促进和平、繁荣与自由的负担；　

·集中美国的力量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发展全面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塑造并将塑造国际政治体系的特性；　

·坚决地应对无赖国家和敌对力量的威胁，这种威胁日益表现为实施恐怖主义的潜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

利益与理想

权力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不仅指美国对权力的行使，还包括其他国家行使权力的能力。然而美国有很多人现在（且一直）对权力政治、大国和势力均衡等概念感到不适。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不适导致对国际法、国际规范概念的反射性向往，并且相信其它国家，最好是像联合国这样的机构的支持是合法使用权力所必要的。“国家利益”为“人道主义利益”或“国际共同体”的利益所替代。只有在美国代表某人或某事而行使权力时，它才是在合法地行使权力，这一信念深植于威尔逊的思想，克林顿政府对这一信念有很强的共鸣。的确，做一些对整个人类都有利的事并没有错，但这在某种意义上应居于次要地位。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将会创造条件促进自由、市场经济与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促生了一个更加繁荣、民主的世界。这样的事能够再次发生。　

所以多边协定和多边机构本身不应是最终目的。美国的利益通过建立和保持强固的联盟得到维护，并可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中以及经由精心拟就的国际协定加以促进。但是克林顿政府对找到解决问题的多边解决措施如此心急，以致于签订了一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协定。京都议定书即是一例：无论全球变暖事实如何，一项没有包括中国并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严格的标准之外，同时却惩罚美国工业的条约不可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类似地，关于美国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辩论是有启发意义的。自1992年以来，美国单方面禁止了核武器试验。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是个楷模，不过美国并没有“永远”束缚自己的手脚，如果核试验再次成为必要的话。但是，在寻求反对获取核武器的“规范”的过程中，美国签署了一项不可检证、没有处理无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威胁且危及核武库的可靠性的条约。在谈判过程中，国会对这一条约的实质表示的正当关注被忽略了。当面对一个坏的条约的失败时，克林顿政府转而攻击其反对派的动机，令人难以置信地把参议员理查德·卢格尔（Richard Lugar）和约翰·沃纳（John Warner）等长期以来的国际主义者称为孤立主义者。　

当然，共和党的总统也未能免俗地追求过一些价值可疑的象征性协定。根据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资料，约有52项公约、协定和条约尚待批准；其中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1949年。但克林顿政府对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性的协定的迷恋，及其对最好不过是幻觉的国际行为“规范”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时疫。这不是领导者应有的作为。同时，说美国在世界上拥有特殊角色且不应追随别国要提议的任何国际公约和协定，也并不就是孤立主义的。　

即使那些赞同“国家利益”概念的人也仍然对强调权力关系和大国政治谨小慎微。事实是，几个大国就可根本地影响国际和平、稳定与繁荣。这些国家能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它们的愤怒或者善行影响着千百万的人。由于面积、地理位置、经济潜能和军事力量等原因，它们有能力影响美国福利的好坏。此外，这种力量通常还伴随着一种要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使命感。大国不只关心它们自身的事务。　

有人担心对当今世界的这一看法忽视了价值观，特别是人权以及对民主的促进。实际上，有些人确会将权力政治与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有原则的对外政策截然分开。这种极端化的观点－－你或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或者投身于规范和价值观－－在学术辩论中也许是可取的，但对美国对外政策来说是一场灾难。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人们希望表达他们的思想，自愿地做礼拜，选举治理他们的人；当国际上的势力均衡有利于那些相信这些价值观的国家的时候，它们的成功无疑更为容易。但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一国内，要实现这种有利的势力均衡有时需费很长时间。同时，要忽视、孤立其他不赞同这些价值观的强国也是不可能的。　

冷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几乎没人会否认苏联的解体深刻地改变了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苏联的解体前所未有地促进了人权。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推行的政策是通过运用美国之音、总统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直接干预等诸种手段来促进政治自由，但却也从未忽略同苏联的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性，也从未忘记保持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以慑止一场全面军事对抗的绝对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苏联处于其力量的顶峰，而且它也十分愿意运用这种力量。鉴于苏联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它在这一时期的胜利最终证明是代价高昂的（Pyrrhic）。里根总统对苏联权力的挑战是坚决果断的，时机也掌握得非常恰当。这种挑战包括与苏联就“四项议程”（军备控制、人权、经济问题和地区冲突）所涉及的全部问题进行的广泛的实质性接触。继里根之后的布什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在中东欧击退苏联的势力。随着苏联的实力走向衰落，它再也无力保卫自己的利益了，只得和平地（谢天谢地）向西方认输。无论对于西方国家还是对于人类自由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胜利。

设定政策重点　

美国在追求其目标的过程中有许多力量来源。全球经济要求经济自由化、更大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以及必需的获得信息技术的途径。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这些措施使我们能够影响到南非、印度等各种国家，并以经济繁荣这一共同利益为基础与我们在西半球的邻国进行接触。对世界各地企业家阶层的发展应该这样理解并加以运用，即它是促进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助力。而和平是持久繁荣和自由的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条件。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是安全可靠的，因为美国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唯一保证。时下对美国武装力量的忽视威胁了美国维护和平的能力。　

1991年冷战结束的时候，当时的布什政府能够多少削减防务开支。但是克林顿政府愚蠢地加速并加大了这些削减。结果是毁灭性的：军备水准下降，训练受损，军饷比可比的平民工资下降了15％，士气低落，勤务部队拆用现有设备以使飞机能飞、舰艇能航、坦克能开。部队征召新兵或留住他们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已不是什么怪事。

克林顿政府将防务开支占GDP的比例削减到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低点，但却比过去50年任何时候都更经常地部署武装部队，平均每九周一次。有些部署是值得怀疑的，比如在海地的军事行动。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在预算持续削减的情况下使部队的任务成倍增加是极不明智的。手段与任务不相称，而且（可以预见）已经过度伸张的武装力量接近于崩溃点。当这些趋势变得如此明显如此窘迫以致再也不能忽视时，克林顿政府终于要求增加防务开支。但是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所称的“死亡螺旋”（the　“death spiral”）　－－简单地剥夺给养、研究与开发费用来维持部队的运转－－早就在进行了。克林顿政府毫无作为，仅仅坐享里根时期的军事建设成果，这就构成了对总司令所肩负的责任的严重忽视。　

现在下一任总统将面临一项已拖延了很久的修复工作。军事准备，特别是像军饷、住房等影响部队生活条件的方面以及军事训练，将是这一工作的重心。为了使军队具有执行现今任务所需的能力，必须给它们装备新式武器。但即使就其现在的状况来说，美国军队在技术上仍然遥遥领先，从而对任何竞争者都保有战场优势。正因如此，下任总统应将五角大楼的政策重点重新放在建设21世纪的军队上，而不是继续以冷战时的结构为基础发展军力。美国的技术优势应用于建造更轻、更致命、更机动灵活并能够进行远距离准确打击的武力。为此，美国须重新配置资源，也许可以在某些方面跳过一代技术而取得飞跃式的而非渐进的军事进步。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武装力量的任务失去了中心。军队去慑止、进行和赢得战争以及保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意味着什么？首先，美国军队必须能够决定性地应对在亚太地区、中东、波斯湾和欧洲出现的任何敌对军事力量，因为在这些地区，不仅有美国的利益而且有美国的主要盟国的利益。美国军队是唯一能胜任这一威慑职能的军队，它不能扩展到或转向那些会削弱这些广泛责任的领域。当萨达姆·侯赛因威胁了波斯湾时，美国发挥了这种作用；要慑止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出现麻烦，也需要这种军事力量。在涉及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问题上，美国的目标是使得朝鲜或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它们面临的各种关系平衡中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有些小规模的冲突明显地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影响。科索沃即是一例。科索沃位于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联盟－－北约－－的后院。实际上，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拒绝与科索沃阿族共处，这就意味着该地区脆弱的民族平衡有被动摇的危险。东欧是一个少数民族混居的地区。就大部分来说，自1991年以来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甚至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找到了办法防止它们之间的分歧爆发。米洛舍维奇是个例外，因此美国在阻止他这个问题上有着压倒一切的战略利益。当然，人道主义灾难在这一地区也已显现，但如果缺乏以联盟的利益为基础的考虑，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可能会更为无力。　

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显得很不胜任，部分是因为政府的政治目标不断摇摆，部分是因为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决定性地使用军事力量。克林顿总统对米洛舍维奇的顽强感到诧异，这倒是令人惊奇的。如果历史上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无所畏惧的小国常常比大国更难对付，因为对大国来说冲突仅仅是许多问题中的一个。这一教训还在于，如果值得为之战斗，你就得为获胜做好准备。另外，我们还须有一个允许美国部队撤出的政治对策计划－－这正是美国在科索沃问题上依然欠缺的。　

但如果美国的价值观在那些可能不足以引起战略关注的地区受到攻击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由于缺乏压倒一切的战略理由，美国就应不去拯救生命吗？下一任美国总统将采取干预的立场，如果他相信并能证明美国有义务进行干预的话。“人道主义干预”不能被事先排除在考虑之外。但是在不具备战略利益的情况下决定进行干预应多加考虑以下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极少是纯粹的人道主义问题；剥夺性命或扣留食物几乎总是政治行为。如果美国不准备处理潜在的政治冲突，也不清楚自己站在哪边的立场上，那么美国军队最终可能要无限期地将战争双方隔离开；有时一方（或双方）会把美国看作敌人。因为就其性质来说，军队在这些“人道主义”危机中不能做任何有决定性的事，误判形势并最终造成极为不同的结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正是美军在索马里的行动中出现的问题。　

总统必须记住，军队是一件特殊的工具。它是且注定是致命的。它不是民用警察部队。它不是政治仲裁者。而且它当然也不是用于建立一个市民社会的。军事力量最好用于支持明确的政治目标－－不管是有限的目标，如将萨达姆从科威特赶出去，还是综合的目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要求日本和德国无条件投降。确定一个有限的政治目标并断然使用武力去达到此目标是一回事；逐步增加武力使用并期望在此过程中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处在此类情势中时，总统须搞清楚决定性武力是否可能，是否能有效，并须知道如何、在何时退出。这些标准很难达到，因此美国对这些“人道主义”危机的干预充其量应是极少的。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忽视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冲突和内乱。但是军队不能到处卷入。在很多时候，这些任务由本地区的国家执行可能会更好，在此方面澳大利亚领导下对东蒂汶的干预就是一个范例。美国也许可以给予财政、后勤和情报支持。有些时候，如果在事发之初就进行了强有力的外交工作，那么后来也就不需要动用军事力量了。把美国的武装力量用作世界应急警察将会降低实力，使士兵陷入维和任务的泥潭，并促使其他大国认为美国已决意要以人道主义为名在世界范围内强制推行“有限主权”概念。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这种过于宽泛的界定注定要伤及自身，因为其他国家将僭取同样的权威。或者，我们会指望联合国批准在这些情况下动用美国军事力量，这就意味着当涉及到美国的关键利益时我们也得这样做。此一做法同样是一个错误。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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