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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最后十年(二)--国民党“一党专政” zt

CAOGEN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5/03/12
文章: 886

经验值: 920

标题: 鲁迅的最后十年(二)--国民党“一党专政” zt (659 reads) 时间: 2005-6-28 周二, 下午4:50

作者：CAOGEN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鲁迅的最后十年(二)--国民党“一党专政” zt

摘录自：林贤治
chinatown.coolfreepage.com

五四运动过后，政党政治崛起。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实施清党。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由一人把党政军大权统揽起来。

鲁迅透过“清党”事件，揭露独裁政治灭绝人性的本质。中国的政治家有什么原则立场可言呢？无非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自然，中国的政治也就是“流氓政治”了。他指出，他们要“革命”，整天叫喊“打倒旧制度”，目的是要取得自身的地位；及至有了地位，仍然要拾起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

权势者极力使杀人合法化。因此，揭露合法化便变得十分必要而且适时。被鲁迅称为暴发户的革命新贵，在将杀人合法化的同时，必先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因此也就一定要争正统。所谓正统，对内代表已故领袖的遗训精神，代表全党，对外则代表全民。可以说，正统之争是专制社会中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特征。

君臣关系，是东方政治文化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鲁迅说，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身边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使他变成傀儡，外面的人看不见他的本相，所见只是包围者制造的幻形而已。此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刊物之类也跟着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

中国之所以永远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作者自称思索过两种“包围脱离法”：一是猛人自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要先“清道”；然而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事先便已改变了木然的情形，当然视察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泛接触，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时间一长，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是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鲁迅指出，统治者的覆灭同它的崛起一样，是寡头式统治本身所决定的，无从摆脱的。

英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在论及斯大林和他控制下的苏联时，这样指出：由于赤裸裸的权力的稳定性随着它所控制的忠实于独裁者的人数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因此，用强制力对一个大国保持控制，比控制海洋中间单独一条船上的船员要容易得多。

”问题在于历来缺乏信仰的中国，没有这样忠实的追随者，所谓“真正的党徒”；正如鲁迅所观察到的，有的只是“随风转舵”的人物，不会为他的首领拼命的。或者，这也算得是统治者的大不幸。孙中山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鲁迅是反对“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的，他指出，“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国民党清党期间，蒋介石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公称"'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国民政府必须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而党组织，则延伸和渗透到社会、产业、文化、教育各个部门和组织中去，直达基层。1931年5月，国民大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具有宪法效用的规范性文件，肯定一党统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这种以政党代替君主的独裁形式是首创的，所以叫作现代独裁。

作为一个东方政党，中国国民党与西方政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是在19世纪随着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发展、扩大而自然形成的；选举一结束，党组织基本上处于"冬眠"状态。

美国学者所罗门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以"服从与支配"的综合病症为特征的。布哈林讲笑话，说人类历史可分为这样三大阶段，即："母权制"、"父权制"和"书记制"，都属集团专制。领袖对于党员，也是优化与驯化的结合。

由于整个党被看作是先进的人物的集合体，是人民的代表，所以国民党会排斥他党的存在，孙中山会要求全国人民成为革命党，而有"训政"——"改造人民思想"——之说。孙中山的自由民主虽然源自欧美，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否定了其中与这些思想观念相联系的价值基础：个人主义。

由一党专政所确立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即通过党组织对国家以至全社会实行高度控制。在夺取政权以后，一党制的首要目标，就是在消灭异已之后，用党员占据和充实所有的行政职位，达致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其结果，必然导致普选制的废除和党政不分。

对此，托马斯•马沙利克形容说“即使是一个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两种权力源，即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表面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喧嚣的政府机器掩盖和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

一党专政，用阿伦特的说法，是以新增的一个阶级，官僚阶级，特权阶级，“将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来占有”。党组织的高层对特权的追求、迷恋和维护是无止境的。

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著名的“寡头垄断铁律”，在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蒋介石的身上有着极其充分的表现。在提出“能期望蒋介石做得更好些吗？”“他得对这个党和这个政府的弱点负责吗？”的问题时，美国学者兰比•沃拉说：“这些弱点反映了仍然束缚着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依赖权势的综合病症；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政治而非通过复杂的机构网络来接受政治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忠于宗派，利用裙带关系、腐化堕落、惯耍阴谋的政治；公家事务和私人生活不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不分的弊病。

凯尔森在其名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有一节专门谈到“政党独裁”，说在一党制国家里，领袖崇拜，个人自由的完全压制，宪法的无效性，集权经济及强制性调整，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既然法律的制订和运用均操之于统治党之手，其他各种民主制度，都无实际意义可言；“在政党独裁国家中，选举和全民公决的唯一目的就是掩饰独裁的事实。”

然而，靠清党和杀戮上台的国民党，连选举和全民公决这些形式都给废弃了。根据领袖既定的建国程序，后来也有所谓的修宪之举，试图仿效西方民主国家对权力加以限制，那结果只能是走过场。

费正清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政府是组织的垄断者。每个组织、社团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归属于政府之下，不然就被认为敌对于政府，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危险的”。

蒋介石上台后，政治宣传的首要任务，就在维护正统性和统一性。1928年开始，国民党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此时，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卷入这种讨论的报刊有《新生命》、《生路》、《现代评论》、《星期》、《时事新报》、《中央日报》，以及《新月》杂志等。

一些政治人物及御用学者从"清党"后一党独大的"现实"出发，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符合国情的；并且认为，国民党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的。如周佛海便称国民党的独裁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

时间离辛亥愈远，国民党愈加暴虐和腐败，国内自由民主的处境也随之变得愈坏。当民族问题变得十分严重的时候，终于演变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全盛局面，那是一个"顶峰"。

1927年10月，中秋刚过，鲁迅偕同助教，他的学生和爱人许广平一起来到上海。

上海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清党”过后，它已然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大院，是党国要人，官僚买办，特务流氓经常出没的所在。文人也纷纷南下，连过去的对头，现代评论派诸公也都陆续来到了这里。鲁迅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已经无法绕开。

不想重返北京，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以他目前的危险思想，显然没有资格担任教席；大学实行的是“党化教育”，哪怕专一的讲授小说史，也已经是非份之想了。恰好这时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旧人蔡元培意欲聘为“特约著述员”，并且答应受聘后仍可自由撰述，他便收受了聘书。

时局变化太快。昨日还在革命，今天便成了“反革命”；昨日还是“流寇”，今天却成了“坐寇”，而且“占山为王”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昨日还可以谈谈中国的坏话，今天成了“党天下”，“一党专政”，就不许乱说乱动了。这种变化，正如鲁迅看待中国历史，是一种恶性循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

作者：CAOGEN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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