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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共造乱之初 3 】清党分共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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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共造乱之初 3 】清党分共特辑 -- HGC - (1076 Byte) 2005-2-06 周日, 上午11:32 (581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程天放：清党前後事实回忆——由鲍罗廷篡党灭华阴谋到本党清共与对俄绝交（外二种） (340 reads) 时间: 2005-2-06 周日, 下午12:11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中共造乱之初 3 】清党分共特辑

以下程天放之《我所亲历的四二事变》与《清党前後事实回忆——由鲍罗廷篡党灭华阴谋到本党清共与对俄绝交》分别原载于中华民国五十年十月十日《今日大陆》杂志第146期及《我们的敌国》下集（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十月）；《共党武汉造乱杂忆》标题则为编者所拟，全文摘自《春秋》杂志总第301期臧勺波回忆录《蒋汪与我》。

另简介程天放生平如下：

程天放（1899—1967），江西省新建县人。早年留学美国、加拿大。学成归国后，历任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江西省教育厅长、中华民国驻德大使、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宣部长等职。1967年在美国纽约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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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四二事变
程天放

民国十五年六月，我在加拿大都朗度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结束了六年的留学生活。七月就乘船返国，八月抵达上诲，转回江西扫墓和访问族人亲友。九月重到上海，在两个私立大学教课。那时国民革命已经誓师北伐，十一月初克复南昌和九江，不久江西全省底定，我应邀返省，参加实际革命工作。当时国民革命军进展异常迅速，北洋军阀节节败退。加上民心完全倾向於中国国民党，军阀部队到达一个市镇，老百姓扶老携幼躲藏起来，军阀部队想找人引路或做挑夫，也找不到，想抢劫食物也抢劫不到。国民革命军部队一到，老百姓站满街头，自动送茶水、物品劳军，自动担任挑夫和向导。由民心的向背，可以看出军阀必然失败，国民革命军必然成功。可是革命的对象已经到了末路，而革命阵营本身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颠覆阴谋。

民国十三年总理容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国民党时，李大钊等人曾经公开声明，服膺三民主义。决不在国民党内做共产党的活动。可是他们入党以後，立即违背约言，暗中做颠覆本党的工作。民国十四年总理逝世後，这种阴谋更加积极进行。那时继承总理领导国民革命的，是蒋介石先生。蒋先生认为革命第一步工作是肃清军阀，所以主张出师北伐。共党份子起初则尽量阻挠，等到中央确定北伐大计，并且请蒋先生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共党分子看见阻挠工作失败，於是乎表面上参加北伐，暗中则竭力破坏。蒋总司令驻扎南昌後，本来要请国民政府迁移南昌，可是共党和左倾分子，在中央坚决主张国府迁移武汉。结果国府到了武汉，为共党和左倾分子所把持，处处与蒋总司令为难。军阀还没有消灭，前线还在作战，而内部的危机却一天一天显著，随时可以爆发。

在北伐以前，江西本来有个秘密的临时省党部。完全为共党分子方志敏、邓鹤鸣、刘一峰、刘九峰等所把持。南昌克复後，共党分子公开活动，成立各县市党部和民众团体，主持人也是共党分子，如南昌市党部的傅某（名字我已记不起来），全省学生联合会的邹努、姜铁英等。国民党忠实同志反而被压迫得抬不起头来，直等到那年十二月中央党部丁惟汾、陈果夫先生等，到了南昌，在他们指导下才举行了全省代表大会，选举正式执行监察委员。我和熊育锡、姜伯彰、段鍚朋、周利生、洪轨、王镇寰等忠实同志都当选。里面虽则还有若干共党分子，然而他们成了少数，无法再行把持。民国十六年二月，江西省政府正式成立，主席是李协和先生，民政厅长是杨赓笙，财政厅长是周雍能，司法厅长是徐元诰，都是国民党老同志，我担任教育厅长，周利生、王镇寰担任委员。党政密切配合，共党在江西的势力逐渐削弱。自然就把我们视成眼中之钉，非拔去不可。

十六年三月，随着革命军事的进展，蒋总司令移驻安庆指挥。不久，南京、上海相继克复，但是共党分子的颠覆工作也就变本加厉。他们所把持的武汉党部、报纸和民众团体，天天诋毁蒋总司令。说他是「新军阀」。武汉的国民政府对蒋总司令行使职权也尽量掣肘。江西的共党分子，看见蒋总司令已离开南昌，也蠢蠢思动。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驻防江西，军长朱培德，是国民党老同志，可是共党分子却渗透到他部队里，最显著的就是教导团团长朱德，和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克复江西，第三军和第七军的力量居多，後来第七军开往安徽，第三军留驻江西。朱培德认为江西政权一定交给他，不料省政府成立後，主席是李协和先生，因此他就不满。他部下的师长王均，担任南昌卫戍司令，有尅扣军饷行为，以致部队在除夕闹饷，受了蒋总司令的责备，也就怨恨。朱培德、王均为这个原因，就听任朱德、朱克靖，和其他共党分子，进行反党部、反政府的工作，他们装聋做哑，不闻不问。共党分子得到实力派的支持，气焰高潮，更加肆无忌惮。所以他们把持的市党部，公然反抗省党部，不肯举行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学联会就嗾使学生到教厅请愿，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总工会所组织的工人纠察队，更任意抓人，造成恐怖局面。三月下旬我受省党部忠实同志的嘱托，到安庆去谒见蒋总司令，当面报告南昌局面的严重，建议中央决策，与共党分家，不可再容许他们潜伏党内，阴谋颠覆。总司令当时的心情也异常沉重，但还是指示，时机没有成熟，请大家暂时忍耐。我在三月杪回到南昌，将这番意思转达各同志，大家都感觉身陷危境，随时可发生变故，但鉴於责任重大，都主张坚守本身岗位、决不脱逃。果然不到一周，事变就爆发了。

四月一日，武汉的国民政府下令改组江西省政府，任命朱培德做主席，将一班忠实同志都免了职。这个电报在四月二日到达南昌，同时郭沬若也奉了共党命令潜来南昌，指示机宜，所以当天共党分子就实行暴动。首先是共党学生捣毁教育厅，将职员全部赶出去，将房屋封锁。我那时正在省政府，所以他们未找着我，可是我住在厅内，私人的衣服、书籍等统统损失了。下午我从省党部出来，在街上遇着共党学生、就将我抓住。先送到卫戍司令部拘押，卫戍司令部不肯接收，又送到总工会，几个共党学生把我缚在椅上，其中一个学生拿出手枪来说：「打死你这个反革命」就预备扳动枪机。另外一个学生就阻止他说：「对反革命分子不能这样随便打死他，应该由民众法庭审判後正式枪毙」，那人才将手枪收起来。於是乎他们将我松绑，关在一间办公室里，门外有人看守。那时共党分子比较幼稚。我身上有一本手册。记载得有忠实同志的姓名、住址、和屡次商谈反共的要点，他们如果得到，很可以按图索骥去拿人。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搜查我身体，所以我趁一人被关在房里时，将手册上有关各页扯下来，撕得粉碎，抛在痰盂里。我被囚禁在总工会大约一两小时後，罗时实、曾华英、巫启圣、王冠英、黄北樨、闵嗣体、许鸿，几位同志，也陆续被工人纠察队押送到总工会来，和我关在一间房里。我才知道由共党分子指挥的工人纠察队，拿了手枪木棍等，冲进省党部，将办公室捣毁，他们来不及躲避，就被抓住，有一两人还受了伤。

事变後第二天，共党分子就在小较场举行一个民众大会，庆祝他们的成功。他们将被拘禁的同志，全部押解到大会主席台上示家，双手被反绑在身後而且每个人有两个纠察队员紧紧捉住。共产分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演说：駡蒋总司令屠杀农工，駡我们是蒋的爪牙，助桀为虐。当时我已置生死於度外。就向担任大会主席市党部的傅某讲：「可不可以让我声明几句话。」傅某怒目相向说：「你是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资格向民众讲话。」并且叫纠察队押我到後面去。当时我很气愤，事後一想，傅某这种举动可能保全了我的生命，假如当时传让我讲话，我一定一方面声明国民党忠实同志的立场，另外一方面揭露共党篡夺党权破坏革命的阴谋。这样一来，我必然被共党分子嗾使暴徒当场打死。民众大会大概开了二小时才结束，我们又被押回总工会。

事变消息传到上海，蒋总司令立即致电朱培德劝他不可自毁历史，与共产党勾结，并责成他保护这批忠实同志的生命，朱培德才下令，将我们由总工会移押到南昌卫戍司令部。那时共党分子正争夺江西党政职位，根本不来注意我们。直到五月初，他们才组织所谓民众法庭，来审判我们。那一天被审的是我和罗时实、曾华英、许鸿四人。我当然是共党痛恨的人，罗、曾两同志因为对共党斗争极热心，共党也忌视，许鸿则本是共党分子，後来转而反共，所以共党也恨他。我们是一个一个被审问的，第一个问到我。担任审判员的共党分子讲：「你为什么要奉蒋△△的命令大杀农工？」我说：「你所讲的大杀工农证据在那里？」他就讲：「民众法庭是不讲证据的，也不需要口供，就可以判罪。」我说：「既然如此，你们尽管判决好了，何必要我答覆呢？」说完，他们就叫法警押我下来，另问他人了。这一幕滑稽戏表演後，我们四人都知道凶多吉少，果然不出三天，所谓民众法庭，就判决了我们死刑，而且定在第二天先游行後再枪毙。我在那天连遗嘱都写好了，不料到傍晚时候，卫戍司令王均忽然来看我们，和我们讲：「朱主席决不准他们乱来的，你们请放心。」当时我们听了一方面安心，另一方面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以後才探听出来，朱培德在九江知道这件事，立刻坐专车赶回南昌，在所谓民众法庭的判决书上，批了「时局严重，暂缓执行。」八个字，并且叫王均来安慰我们。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在南京成立，而且实行清党。朱培德表面顺从在武汉的伪政府，心里却不愿意和南京决裂，要保留和蒋总司令将来相见的余地。共党分子危害我们生命的企图，因此没有实现。

朱培德一方面救了我们的生命，另一方面又不愿得罪共党，所以并没有释放我们。他感觉将我们长期拘禁在卫戍司令部里面，不是办法，所以到五月中旬，就将我们送到南昌地方法院的看守所里面交正式法院审判。但是正式法院对我们找不出丝毫犯罪事实，也无从起诉，这个案子自然就搁下来。共党分子当然不肯罢休，於是乎另外想出置我们於死地的办法。那时，五卅惨案纪念日快到了，共党分子准备在那天群众大会上，嗾使若干党徒，做反帝国主义和反新军阀激昂慷慨的演说。等到群众情绪达到高潮以後，只要一个人讲：「新军阀的走狗程某等，现在还关在看守所里，让我们提出来打死他们。」一呼百应。立刻就可以鼓动若干暴徒，冲进看守所。看守所一共只几个法警，有什么力量可以抵御暴徒，自然他们可以将我们押到会场，在群众面前活活打死了。共党分子这种阴谋，当时我们在看守所里一点也不知道，更谈不到有什么防备。直到江西反共以後，才有接近共党的人将此项阴谋传说出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处境的危险。

共党分子决定了这个阴谋，以为这次我们决不能幸免了，不料天下事出乎他们意外，当时武汉伪国府控制两湖和江西。这三省军队的政治部，都由共党分子把持，可是带兵官长，极大多数是反共的。他们看见共党清算斗争，使得民不聊生，大家都十分厌恶。何键的部下许克祥团长首先发难，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逮捕共党分子（这就是所谓「马日事件」），人心大快。这个消息传到武汉和南昌。两地的军官都想起来响应。在这种情形下，朱培德感觉到非表示态度不可，所以就在五月廿九日早晨，将南昌主要共党分子，朱克靖、邓鹤鸣、刘一峰、刘九峰等统统邀集在一处，然後派专车送往九江，再派轮船送往武汉，同时下令取消五月卅日的五卅惨案纪念大会，这样一来，共党分子危害我们的阴谋，又成为泡影了。

朱培德表示了反共态度後，南昌形势自然一变。地方法院看守所所长陈义腾君，本来就非常同情我们，现在更给我们很多优待，因此我和巫启圣同志就在五月三十日早晨走出了看守所。启圣回他赣东原籍，我也返回离南昌百里的乡间。当时江西省政府虽然对我们还通缉，那只是虚应故事而已。我在乡间住了几天，就化装易名由水路往吴城、湖口、安庆、芜湖，而到达南京，继续参加革命。那时李协和先生、段鍚朋、洪轨各同志，都早到南京，相见有如隔世。我离南昌後不久，曾华英、罗时实、王冠英等同志，也相继脱险。所有在南昌被拘的同志都恢复了自由，没有一个人牺牲於共党。我本人四次濒於死亡边缘而依然无恙。都可算不幸中的大幸。

四二事变，在我们个人看来，只是几十年生命中的短期挫折，算不了什么，可是就整个革命历史和国家前途来讲，却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如我在前面所讲，十六年春季尽管共党分子和国民党忠实同志，暗中斗争，已经剑拔弩张，可是表面上彼此还是虚与委蛇，讲合作、讲团结。直到四二那天，共党分子才取下他们的假面具，正式和国民党决裂，因此也促成了国民党中央的决心，在四月十二日实行清党，将党里的颠覆分子统统清除出去。国民党由此才恢复了整个性，才能在蒋总司令领导下完成北伐。四二事变既然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那末我们几个同志因事变而受了两个月的拘禁，度过短时期的灾难，也就很值得，很有代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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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前後事实回忆——由鲍罗廷篡党灭华阴谋到本党清共与对俄绝交
程天放

两广统一北伐开始

两广真正统一之後，摆在本党同志前面的另一个艰巨的任务，便是北伐。十五年三月两广统一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总裁便同时向国民政府提议「早定北伐大计」；四月初又建议中央「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

他认为我们既受帝国主义及军阀重重包围，愈退缩便愈危险，只有向前冲去，方有生路。同时，他更认为北伐是总理留给我们的一大任务，无论环境如何艰苦，一定要努力完成，在他告军校同学书中说：

「北伐未成，为总理毕生之遗憾，且以此重托於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此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成为无意义之举动。」

此时适吴佩孚势力，压迫湖南，湖南省省长唐生智退守衡阳，向国民政府求救。如果吴佩孚侵湘得手，势力增大，本党必受威胁，所以，为了援助唐生智，为了本党之自救，在民国十五年六月四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刻期北伐，推蒋介石同志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七月九日在广州誓师，北伐序幕自是揭开。

湖南的民众，久受军阀压迫，盼望北伐，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北伐炮声甫响，民众立起响应，予我军以种种协助，战事进展异常迅速，各军分在萍乡、永丰、衡山、湘乡等处获胜。八月十二日，克复湖南省会长沙。八月底，汀泗桥与贺胜桥两次大战，我军猛烈攻击，冲破敌军主力，进逼武汉，终於十月十日，攻克武昌。乘胜北上，於十一月七日一鼓下南昌，吴佩孚、孙传芳之兵力，於此二大战役中，歼灭殆尽，北伐得以暂告段落。

共匪破坏北伐大业

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虽然口说参加工作，实际上却受苏俄的指使，对北伐多方破坏。当北伐尚在准备时，共产党魁陈独秀、俄国顾问鲍罗廷等，均发表文章，大肆叫嚣，反对北伐，说什麽「以宣传为主，静待民众觉悟，以後即可不战而胜」。其实，则完全由於怕本党力量增大，其推翻本党之任务不能达成。当时，蒋总司令之坚持北伐及北伐时进展之神速更引起其惶惑、嫉妒与反对，乃不惜以种种卑劣手段破坏北伐。

自民国十三年本党允共产党党员以私人资格加入本党，共党即利用此机会企图篡夺党权。所以当时中央委员中，跨党者甚多，政府中亦有人受共党影响，如当时之邓演达、陈公博、徐谦等均暗中与共党勾结，甚至有一时期各省市党部为共党操纵。

以江西为例，省党部委员即多为跨党份子，十五年十二月之执监委改选，由於本党忠实同志之多方努力，选出之执监委中，始能有三分之二为忠实同志，段鍚朋、王礼锡、洪轨、周利生、贺其燊、刘伯伦、王镇寰、姜伯彰及本人等分别当选为执监委。江西之党权，得归忠实同志之手，共党不能逞其所欲为，自然异常愤恨。

当时适值蒋总司令督师北上，停驻南昌，国民政府、中央党部由穗北迁亦暂停该地，天放於十五年八月底返国，十一月中旬回南昌，十二月於江西省党部全省代表大会中当选为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故有机会时与李协和、陈果夫、丁惟汾、叶楚伧等党内各先进共同研究对策。但吾人之工作愈努力，则共匪之忌愤愈深，破坏也愈狠。他们除了利用跨党份子篡夺党权以外，并谋夺军政大权，政工人员乃组织民众为共党工具，同时挑拨人民对本党及政府之恶感，甚至公开诽谤本党及蒋总司令，如在武汉双十节宣言中，即公开诋毁本党，并同时利用邓演达、徐谦等，把持武汉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控制兵工厂，断绝武器接济，阻挠北伐进展，成为国民革命军後顾之忧，心腹之患。

是时本党环境甚为险恶，但军事进展，在各地人民之拥护及全体战士戮力同心之奋斗下，仍得乘速进展，除中部克湘、鄂、赣等省外，何应钦将军之东路军由广东东口出发，横扫闽、浙，於十六年三月廿一日克上海，廿四日第六军又克南京。共党见国民革命成功在即，乃发动阴谋，促使第六军政治部主任，鼓动士兵烧毁外侨房屋，枪杀外国侨民，意在造成恐怖，使外国人出面干涉而阻挠北伐，幸蒋总司令及时赶到，当即恢愎秩序。是为共产党企图阻挠北伐暴行之一，亦即所谓「南京事变」。

十六年二月，江西省政府成立，李协和先生被推为主席，天放奉令为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民政厅是杨赓笙、财政厅是周雍能、委员周利生、王镇寰均为忠实同志，共产无人参加，愈表不满，与本党之斗争乃日趋尖锐化。当时形势：省党部在本党之手，县市党部则有许多尚未改组，仍为共党所把持，同时共党利用各种人民团体如工会、学生会、农民协会等这其外围与本党捣乱，故十六年春，本党与共党之斗争，可云在江西最为激烈。

十六年三月初，蒋总司令因军事之推进而驻节安庆，江西之共产党乃更思乘机蠢动，一般同志认为当时之局面非与共党破裂，不能进行革命工作，乃推天放代表至安庆谒蒋总司令报告同志意见，并请示方针。总司令力劝大家忍耐，勿发生事故，以渡难关，俟北伐完成後，再定办法。孰知共党变本加厉，决不让国民革命成功，乃於三月京、沪克复後，鲍罗廷勾结徐谦、邓演达、陈公博等人在武汉突然宣布党政军最高机关之改组，并免蒋先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意图使国民革命功败垂成。

本党中央毅然清党肃共

本党忠实同志，见共匪之肆无忌惮，知清党之不可再缓，遂由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先生胪列共产党破坏本党事实，於十六年四月一日呈请该会依法制裁，原文谓：

「窃总理於前年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份子，当时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李大钊亦曾声明，此等党员止以各个人之资格，服从国民党主义，并非国民党与整个共产党作。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挟制舆论，合以图大逞。按总理容纳共产党份子，有两个用意：（一）总理於学说向主自由研究，共产党若无背叛国民党行为，仅研究学说者，可与研究任何并无背叛行为之学说，一同听其研究。（二）因总理知共产必不适宜於中国，尤其是阶级斗争之共产主义，故自创三民主义，以适合中国；且允许共产党份子之有觉悟者，服从国民党主义，使之隐消其逆谋。不料自共产党份子加入国民党後，共产党积渐谋逆，迨总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阴谋，本党乃忍痛叠予以最大之庇护，且瘏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终望得遂总理销其逆谋之愿。而不知终究适予得步送步之披猖，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队谋倾本党者，皆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界之众听。北伐军兴以来，其所到之地，皆有『党军可爱，党人可杀。』之怨声。去年国庆後，本委员接得汉口寄来中国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双十节敬告同志宣言，请本委员以监察委员资格，有所注意，或加弹劾以止叛乱。本委员因诸如此类之叛逆印刷物，近年来时有发见，非密加访察其真相，不欲轻为口舌之争。盖彼辈凶狡无赖，若不到澈底解决之时期，彼辈必腾为『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动份子』、『反革命派』等之标语，极其惝恍迷离，一犬吠影，众犬吠声，函电纷纭，詈骂交哄，使成兽斗泥中之形，以丐其虎据要津之助（如俄人鲍罗廷之类），一击不中，更强其焰。近半年中本委员以中央所派江苏特务委员会委员，随钮委员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时局，乃为若辈包围，离奇逆迹，随在呈露。钮委员焦头烂额，痛苦逾常，穷於应付，迫而谢病，本委员於本年三月六日晚八时，偕同钮委员及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杨委员铨，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於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本委员亲自在陈独秀口中得到二十年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一语，乃核以去年双十节湖北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双十节本当庆贺，而无庆贺之价值。……因为内部奸贼仍未澈底铲除，那里赶得上苏俄革命纪念日，值得我们真诚的庆贺呵。同志们，无产阶级人们！……我们最近决议案，是有办法的，是有步骤的，只须放大胆量秘密进行，图我们的新生命，自有铲除奸贼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热烈的庆贺，我们的步骤就是：（一）第一步我们老实不客气的说，我们现在势力未充，应该利用别人想做新军阀的心理机会，貌合神离的帮助他，以打倒原来一般的旧军阀；（二）第二步，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督军事方案，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的人，倘若还要为难，我们就用快刀斩乱麻手段，痛痛快快的来解决他，以求最後的澈底吧。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纠正辛亥革命之不澈底，制造新国庆纪念节，打倒新旧一切军阀及资本家，铲除内部的奸贼，劳动罢工绝对自由，马克斯主义万岁，阶级斗争万岁，无产阶级人们万岁！』於是而得两结论，乃本委员所不能不举发，而本会所不能不过问者。

（一）共产党决定铲除国民党之步骤，有以党团监督政治之言，则明明已受容纳於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预逆谋，此本党不愿亡党，在内部即应当制止者也。

（二）现在中国国民政府，已为俄煽动员鲍罗廷个人支配而有余，则将来中国果为共产党盗窃，岂能逃苏俄直接之支配，乃在变相帝国主义下，为变相之属国。揆之总理遗嘱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谬，此又应当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卖国之阴谋者也。

因此，本委员认为情事非常重大，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合共产党之各员，奉俄国共产党煽动员鲍罗廷而盘据，最近诸为怪谬之改变，乘北伐军攻坚肉搏之时，而肆其咎兵抑将之议，无非有意扰乱後方。盖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本有反对北伐之文，俄国共产党鲍罗廷在广州亦建缓取江、浙之议，即因他们老实不客气，势力未充；不欲国民党羽毛骤丰，使共产党难下摧残之手段。似此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未便尚听其行使职权，恣为颠倒，应再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或产生全国代表大会处分。但变故非常，一时不及等待，故本委员会不能不集合摘发，是以本委员特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分急迫，提呈本会，伏祈予以公决，得咨交中央委员中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可否出以非常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则国民党幸甚！中国幸甚！」

当时在武汉为共党所把持之中央党部及团民政府，仍继续容共。两湖共产党除把持党政一切大权外极力主强农工暴动，又秘密组织红军，希图建立共产政权，时适汪兆铭自俄返国，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见後，联名发表宣言，声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到底」。汪潜赴赴武汉後，发表文电，公开攻击蒋总司令，为共张目。南京之中央执监委员乃在四月十五日举行联席会议，接受了吴稚晖先生的建议，实行清党，同时在南京成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兹录四月十八日中央政治会议清党宣言如後：

「中国共产党之加害本党，固不自今日始，而其破坏本党，因而破坏国民革命，实以今日之逆谋为最急。……观其所把持之总政治部，援引共产党份子，充塞部曲；三民主义战士热血渍染之河山，几尽为共产党人掠夺特权之租界。其所宣传为反对三民主义之宣传，其所训练为阴谋操纵变诈挑拨之技术，其所工作为拆散国民革命之势力，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爪牙四播，煽扬凶德，骚扰荼毒，腾为民怨；丧失革命军人之荣誉，阻碍北伐之大计，武汉如此，到处皆然，谓非中国共产党全部反革命之策略，其谁信之？不宁维是，当我军甫定东南之际，中国共产党竟在武汉集议，进而决定推翻本党与国民政府之逆谋，假提高党权统一指挥之名，行纂窃党国中枢之实，拥甲倒乙，迎丙拒丁，破坏军制之系统，煽惑武装之同志，侵蚀各地党部之权柄，扰乱农工商学自觉之运动，逆谋既定，遂有二月以来武汉非法会议之发生，乱命四下，由来有自。……本党既以中国共产党份子自附同志，愿为国民革命驰驱，故竭诚容纳而提挈之，今者甘心附逆，阻挠北伐，谋为不轨，直接破坏国民革命之阵线，间接即为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工具，不惟自绝於党国，抑且自绝於世界。……本党於此敢竭诚告於文武将士革命同志及全国国民曰，驱除共产党份子，乃肃清革命阵地以内之反革命势力。继今以往，本党必益当努力於党权之集中，组织之精密，纪律之森严，信仰之统一。凡别有结合，别有卵冀之反革命派，固当在所必除；而操志不定，易与同腐之份子，亦当严加纠正。惟国民党为领导被压迫之先锋，惟三民主义为适合於中国之革命主义，惟国民党之主义能使革命趋於民众化，亦惟国民党之主义能使民众归於革命化。大任当前，义无反顾，务於最短期间，肃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在赣共匪拘囚本党同志

在中央尚未开始清党时，江西的共产党，利用工人纠察队及学生团体实行暴动，於四月二日捣毁省党部，将天放与罗时实，曾华英、王冠英、巫启圣、黄北樨、闵嗣礼诸同志拘捕，先囚禁在总工会，晚间朱德（当时任南昌公安局局长）亲自带了宪兵警察到总工会来，将电筒照着我们向宪警说：「这般人就是反革命，你们的枪要向他们放。」过了几天又移押於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共党组织「民众审判委员会」，谓天放等系奉蒋总司令命「大杀农工」，问其有何证据，则谓「革命者宣判反革命者罪状时，不需要证据，不需要事实。」当时由该会判本人及罗时实、曾华英同志死刑。

有人主张立即枪毙，但亦有人则认为待有大纪念日时，游街後枪毙示众更有意义，议论未定而朱培德由九江返南昌，朱当时虽与武汉勾结，因此担任了江西省主席，但是并非共产党，也不愿得罪本党，乃於判词上批示「时局严重，暂援执行」，并将我们送押於地方法院看守所。共党见志未得逞，私议於五卅纪念日，在南昌之纪念会民众大会中，煽动群众情绪，冲入看守所打杀我们。

但当时湖南已发生马日事变，何芸樵等起来反共，朱培德受其影响，於五月廿八日也将南昌之共党首领要送往武汉，表示他反共的意思。天放乃乘此机会出狱逃往乡间，又化装转往南京。不久罗时实、曾华英诸同志也相继出险。天放为共党所拘时，自问必死，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居然不死，实出於意料。自规定清党办法以後，国民政府治下之各省及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各大都市均举行严密有序之清党工作，各地人民痛恨共党之阴谋捣乱，均表拥护，武汉方面的军人亦开始反共，何芸樵的部队首先於五月廿一日寅行清除共党份子，其他军队纷纷响应，适在此时第二国际电令鲍罗廷在武汉提案，令本党将军权、政权，交与共党，连原来与共党勾结的同志也忍不住了，於是武汉亦起而反共，将鲍罗廷送回苏俄，是年九月宁、汉合作，本党重新统一，清党之後，我国与苏俄间的关系断绝，联俄工作乃告一结束。（本文系作者口述，由中央日报纪者王理璜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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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共造乱之初 3 】清党分共特辑

共党武汉造乱杂忆
臧勺波

加入唐部任参赞

当民国十五、六年之交，蒋总司令以国民革命军崛起粤东，麾戈北伐；唐生智（孟潇）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那时只有一位总司令与一位总指挥）由衡阳进军长、岳，会同第四军（其时第四军军长为李济琛，留守广州，以副军长陈可钰代理，张发奎、陈铭枢并为师长，即後来所谓之铁军）攻取武汉，蒋先生由高安进攻江西之孙传芳部。时孙氏挟五省（苏、浙、闽、皖、赣）联军总司令之势，颇有主张北伐军与之妥洽者。陈仪（公洽，时为孙部之徐州总司令，後归蒋先生）、蒋百里等实主之。予以陈之顾问随百里先生至九江，在江新轮上（孙之司令部设於江新轮）晤孙及其幕僚长杨文恺、王相庭等，知事不可为；百里先生即属于赴汉加入唐部；此为予由北而南之始，也就是归入蒋总司令麾下之始。更是後来许许多多因蒋唐关系而直接间接与蒋先生晤对接触之始。

予至汉口，两镇（汉口、汉阳）初拔，武昌犹未下也。孟潇以余至，即以秘书长、参谋处长、参赞三者任择其一委予；予以初到，未悉军情，愿就参赞一职，盖北伐之始，编制未定，乃有此特殊名号耳。其时吴佩孚部下师长刘玉春仍死守武昌，直至其旅长贺对廷迎降，督军陈嘉谟及刘玉春被俘，武汉乃大定。

克复武汉以後，最大的成就，为以革命外交手段，强力收回汉口英租界。当时外交部长陈友仁，仗北伐军之威势，高视阔步，无视英人，限其交还租界，即日退去，所谓「英国人滚回去」的标语、口号，早已发明於五十年前。当时稳健派惴惴然，有虑英人之无理反抗，甚至妨碍革命进行者；不知这一个以强权外交执世界牛耳之英国，见风驶舵，昔日之鸷鸟，一变而为眼前之驯羊，乖乖的扫地出门，甚至偶一在街头行路，亦冒充俄国人。此为自满清及北洋政府以来之奇迹，也是对欧美其他国家特出之示威。证以今日英人在大陆与中共多次的屈辱外交，不是狐狸尾巴现形了麽！陈友仁早已物故，其功不可没也。

南昌谒晤蒋先生

武汉既定，以邓演达（泽生）为武汉行营主任，陈铭枢（真如）为武汉卫戍总司令，陈公博为财政委员长，邓演存（演达之兄）为汉阳兵工厂厂长，同时将第四军一分为二，以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陈铭枢为第十一军军长，并以贺龙（按即共军元帅之贺龙）之一师编入十一军。唐部亦於第八军外，扩编刘兴（铁夫）之第三十五军，何健（芸樵）之第三十六军（後来又增编叶琪及周斓两军，共为五个军）。此当时武汉人事之大要也。

陈真如闻予至汉，即亲莅予寓之太平洋旅馆，邀予任其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予谓已就孟潇职，陈曰：「我向盂潇商之」，随即偕予至西园晤唐，唐谓予曰：「我与真如不分家，你可即往就职！」复谓陈曰：「这是借用的呀！」议遂定。陈氏不善词令而好演讲，又喜印小册子，好为学者风度，以故时常在汉口，部中事多由予与其副官长兼宪兵司令李勉堂（拯中）主之。未数月，江西方面孙军节节败退，蒋先生已驻节南昌，召集军事会议，真如命予代表前往，濒行往谒孟潇，问有事须代报告否？孟潇曰：「前者常德围杀袁祖铭事，蒋先生允以国府命令宣布其罪状，但至今命令未下，你可请问一声！」先是，黔军总司令袁祖铭（鼎卿）所属部队，号称十余万众，一向服从吴佩孚，主张联省自治；其总部及部份军队驻在湘西常德，足为国民革命军之害；且与当年另一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在上海一品香门外被刺有关；按唐云，当局曾授意予以消灭，然後公布其罪状；唐即命其驻常德之师长周斓计诱围杀，事後未见命令公布云云。予在南昌会议事毕，即至蒋先生处辞行，此为予谒晤蒋先生之始。时张岳军先生在座，予面陈曰：「离汉时孟潇曾嘱请示总座，袁祖铭事至今未见命令，希望补发。」蒋光生凝思有顷曰：「你回去告知盂潇兄，事情已过去了……嗯嗯……！」其意自是不再发令，予未便多言。回汉口後就这样告诉孟潇，孟潇当时坐在办公桌边，蓦地立起，愤然作色曰：「是我办的！就是我办的！甚麽坏事全是我办的！」飚风起於青萍之末，我知道政变殆将不远矣。

武汉共党太横行

原来，革命军自武汉底定後，即形成两种现象：一是共党势力，弥漫全境，种种暴行，不可向迩，罢工、游行，纠察队随意捉人，土豪劣绅高帽游街，拦截行人，剪断袍褂【HGC：此行为之意味，可参阅本系列《马日铲共特辑》收录许克祥文之注释。】，并由徐谦主持在武昌南湖公审战犯陈嘉谟、刘玉春，达到共党行动的高潮。俄顾问鲍罗廷及中共各老牌领袖，多半麋集汉皋，一股居民，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当时共党假容共之名，反客夺主，在武汉肆意横行。就予亲身所经历各事，在此补述几件，以供读者诸君之想像：

（一）随时随地发令罢工，命所有行人，在原地停止，不得行动。某次，我坐车在汉口往唐生智之西园总部接洽要公，中途遇到纠察队多人，说罢工一小时，限令人车在原地停止，我只得坐在车上静候；迨时间已到，司机是上海人，年轻性躁，当然开车，不意来了纠察队多人，呼啸喝打，原来时间虽到，要等他们再行发令，才能行动；我想当时乱糟糟，就是车子打烂了，人打伤了，也没有去处算账；我就高声责駡司机说：「你是工友怎么不服从纠察队！连我也要服从！」他们听了，甚为开心，随即放令开车，我想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参谋长，军服煌煌，坐在车上，连行动都没有自由了，还能警备甚麽呢！这时，你再向左右前後一望，那些车呀、人呀，参差鹄立；如矮树林，如腊像馆，如候车站，又如百货公司之模特儿；若在黑夜，不几如鬼影憧憧耶！请问各位，你们见过马路上原地罢工吗？

（二）我们部队里，有一个士兵为了两个铜板，与黄包车夫发生争执，车夫人多，将兵士打了，倒过来总工会小题大做，来函要严办兵士，并赔偿车夫损失；我就派一位参谋，到总工会告诉他实在的经过；会长向忠发高坐在上，对这位参谋，也不让坐，就劈口大骂：「你们不知革命原理，不识革命途径。」简直不由分说，不可理喻。从前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变了「军人遇工会，有理也退避」了。

（三）工人开会，按户抽人。共党时常开会游行，动辄整天喧闹。他们要我家每次派出两人；那时我尚无儿女，人口简单，就没有派，这可犯了法了，常常派人来责问，说你家的地位，至少要派出一个厨子，一个佣人，就这样强迫。试想我忝为现任职官，尚且如此，其他住家，又将如何呢？

（四）我因政局有变，就把家眷搬到汉口，那晓得汉阳门码头搬夫，就要每件行李家具，工资三元，如果自家搬运，他们就来制止，说「各人自家搬，工人吃甚麽呢？」没有法应付他们，只得将许多可省的件头及家具弃置不要，免得花钱呕气。

（五）还有几次关於佣工的事，也叫人受不了。有一天，我到汉口去看一位失意的同期同学拜伟，他是刘玉春部下的团长，已被解散，住在汉口营救刘氏的；我到他那里休息，一时饿了，他就叫厨子炒蛋炒饭，那知道那位厨司竟不理他，他就责骂几句，这事情就搞大了；厨子报告总工会，工会派人将拜团长抓了去，当罪犯讯问，结果付出半年工资，还要补偿侮辱工友罚款，才算了事。（这位拜兄是回教，实大声宏，善唱黑头，後来我介绍给甘肃主席朱绍良，做了副官长及省会警察厅长，很为得力。）又有一位北军代表，因为包车夫宴客时车饭的问题，也受到同等处罚。

（六）那一次人民公审，我是初开眼界。原来被俘的湖北督军陈嘉谟，是在唐总指挥部看管，而守城的师长刘玉春，则在卫戍司令部看管，在军人习惯上，战局既定，对於俘虏，向来优待的，革命军守此公法，亦不例外。尤其对於死守不降的刘玉春，更多同情钦敬之感。卫戍司令部设在清之藩司衙门，刘即关在大堂右翼耳房，我每天到公，必先进去安慰他一番，他总是非常愤激，要求我们电呈蒋总司令。他说：「我如有罪，就赶快枪毙，如无罪就应释放，这样老关着算甚么呢？」他是气概如虹，不愧军人本色，大家没有难为他的心理。但是共党方面以徐谦、向忠发为首，主张在武昌南湖举行人民公审，大大的侮辱他们一番。这一向所未见的新鲜花样，被审的，又是前任威严赫赫的督军师长，一经宣传，远近闻风，不期而至者，数达十余万人（在那时候，谨慎的人，多半不敢参加，否则，还要多）。等这两位俘虏解到，先审陈嘉谟，陈素有嗜好，意志薄弱，见了这样排场，先已胆怯，徐问他：「你为甚麽反抗革命，要守武昌？」他指着刘说：「我不要守，是他要守的呀。」一个方面大员，虽然失败，这样没有种，直引得大家冷笑，也就不再多问了；照样再问刘，他昂然而答曰：「我是奉吴大帅（指吴佩孚）的命令，他叫我守城，我就守城！」又问他：「你为甚麽反抗革命军？」他答道：「我要是革命军，我自然服从革命，但我是吴大帅的军队呀，我只有服从吴大帅。」再问他：「你懂得三民主义吗？」他说：「我以前不懂，现在你们给我看了，我才懂得一点。」他这种傲然不屈之气，大家都为之感动不已！以与陈嘉谟相比，真是相隔天渊【HGC：刘玉春被释北归后，著有回忆录《百战归田录》传世，有条件的读者可一并参阅。】。这一次公审，就如此闹轰轰的收场了。其实共党方面，不过藉此示示威，出出风头，将他们侮辱一番，本来就无此必要呀。後来唐孟潇就把他两人释放了。并委刘为华北招抚司令，送给他一点钱，尊其人格也。这以上各节，皆是我亲自领教的事，其他种种，写不胜写，就此打住。

突然起了大变化

话说回来，当时武汉第一个现象，就是共党猖獗的世界。而第二个酝酿，即是反蒋空气，逐渐增高。已由微妙时期，进而公开集会，宣诸演讲。此时蒋先生已占领南京，成立反共之中央政府，而武汉之反蒋容共政府，亦成分庭抗礼之局。

反蒋之明显而最力者，为邓演达。邓之演讲，颇具煽动性，每以人民痛苦为口头禅。自某一次南昌归来，即不满意於蒋先生之信任某公，因而联合共党，独树一帜。唐生智自进军武汉後，对於蒋先生之觖望，亦有数端：一即前之袁祖铭问题。次为唐於第八军外扩编之卅五、卅六两个军，蒋先生未予承认。其三，则以武汉之行政、卫戍、财政、兵工各方面，唐皆无权与闻。以此不无快怏。重以邓演达之煽惑，与唐之轻率惊奇，索性利用共党，联合反蒋；至此而轩然大波，於以爆发。

当发难之始，进行两个步骤：一即逼走蒋系之陈铭枢，而以其新编之十一军归还第四军；同时将武汉卫戍总司令分裂为二，以叶挺任武昌卫戍司令，以我任汉口卫戍司令并兼第八军参谋长（时第八军军长由唐兼任，李品仙为副军长）。唐并对我讲：「现在真如已走了，你本是他借用去的人，不用走！可将真如的手尾弄弄清。我们就要北伐去了，希望你接任新职，帮我的忙！」我对这样的突然变化，真是茫无所知。我想，真如常在汉口，高谈阔论，一定是懵懵懂懂的被人赶走了。我当时对唐只有唯唯，先将真如所部人员的手续，安排东下，搞个清楚，我自己只有待机再说了。

真如的队伍，被他们改编了，但是还有蔡廷锴的一团，驻在武昌下游青山，他灵机一动，迅速的开拔到南京，蒋先生深为嘉许，把他陆续予以扩充，这就是後来一二八之役扬名沪上，以及福建人民政府一幕戏剧收场的十九路军呢！我在这一出戏里，还背了些不白之冤。据戴孝悃（名戟、十九路军四领袖之一，曾任上海警备司令）事後告知我，该军中人甚至陈真如自己，颇多疑我知情不告，出卖真如。其实孟潇他们玩这一套把戏，又何曾事先告知我。但是我受此嫌疑，在一般人看来，亦属合情合理。日久见人心，我又何必辨白呢！闲话休提，再说邓演达、唐孟潇他们第二步骤，就是由京汉路北伐去打张学良在郑州的残余部队，这一动作，意在宣传南京方面顿兵不进，忘了北伐的重要任务，其实也是反蒋的一种手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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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共造乱之初 3 】清党分共特辑其他内容还有：

黄旭初：广西李白黄与清党之役
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571349&Parent=571345
邓文仪：广州清党反共闻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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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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